社会
情感、责任与体验：当代育龄女性生育意义探析
作者：宓淑贤，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农村社会学。
摘要：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生育意义”文本的研究可知，情感成为当代育龄青年女性生育意义的关键词，并作为一种社会性情感的责任和一种个体性情感的体验皆成为生育意义的注解。传统生育观与生育政策调整过程共同形塑着新时期的理想生育结构。爱、自主、满足等情感体验重构着当代育龄女性的生育意义。生育意义正处于建立之中，代际间生育意义的多重差异展演着一种时代转型，生育既是社会性压力促成后的任务完成，也从义务强化转变为责任强化。代际关联观念引发代际责任变化，作用于生育目的且通过生育形式的选择影响着生育行动。变迁中的生育意义仍受制于社会结构，为社会所建构，是社会规训的结果。
关键词：当代育龄女性；生育意义；情感体验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选择
2024 年2 月29 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了2023 年的人口数据。2023年我国人口数量较上年末减少20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8‰［1］。这一数据让社会大众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愈低的出生率。2021年5 月11 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21 年7 月，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国家层面调整生育政策，“三孩政策”成为新的生育政策。《决定》指出，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2］。《决定》发布之后，国家卫健委对人们“不敢生”的结构性原因进行了剖析，倡导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重振生育水平不仅需要诸如生育支持系统等外在的推动力，内生的生育需求更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这是育龄青年选择生育的观念动力和动机。同时，转型时期的生育观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本研究旨在探索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新一代青年女性建构出怎样的生育观念与生育意义。意义是一种感性层面的主观感受，具有文化的内涵［3］。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理解需要考虑行动者的心理状态、情感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些心理状态和情感与文化类别联系起来，从而指导他们的行为，研究生育意义的价值在于我们需要理解行动者对自己行动意义的阐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的行动［4］8。
本研究的文本结合了线上和线下两类。线上文本选取2024年7月“小红书”、“知乎”、“抖音”短视频、“微博”上关于“生育意义”话题的文本、视频。其中，“小红书”的文本基本为发表者自己的感受，而“知乎”、“微博”上多为讨论式的文本。一些相关话题的评论文本中，部分具有负面认知。关于生育问题的相关讨论中，负面、虚无的感受偏多，但是，对意义的构建往往是一个正向的话题。因此，本研究将网络文本中的负面文本作为对比材料，未纳入生育意义文本的编码框架之内。
线上文本以小红书APP、知乎问答、微博、抖音评论区文本阐释生育意义。研究发现，发言者基本为青年育龄女性。2024 年7 月25 日在“小红书”APP 上搜索“生育意义”等关键词，获得21827条信息，共计118万字的原始文本资料。这些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发布者的个人感受，这些感受部分来源于发布者，也有一些文本是对相关名人观点的进一步解读。相关度强的文本中，提问者和回答者主要是已育女性。因此，对“生育意义”这一话题的叙述多是女性生育之后的感受。
线下文本是笔者在2023 年10 月到2024 年6月对十位青年育龄女性的深度访谈资料，其中，六位已生育一名子女，三位已生育两名子女，一位已生育三名子女，如表1所示。
表1 被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这两类文本进行处理，其中，网络文本的编码依据用户名加发表时间的双重定位方式。结合个案访谈资料，对所有文本资料的具体编码包括三个过程：第一，将所收集到的文本中涵盖生育意义的内容进行概括；第二，对概括后的内容进行分类；第三，根据已掌握的文献，对这些概括和分类进行再次整理。通过勾勒人们谈论与讨论的文本，描述出当代青年女性建构的生育意义。
二、文献回顾
人类学民族志中，对生育意义的探讨多关注孩子的缘起，阐释了孩子与灵魂、自我、祖先、社群等之间的关联。宋明医学类作品中，承认了在繁衍后代方面，男人、女人、婴儿的身体有着一定关系。生育与宗教仪式、药物学皆有联系，还有很多关于宇宙的推测，分娩被看作宇宙发生的再现［5］90。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婚姻和生育是一个完整事件的相倚部分，生育不仅关乎个体，更加关乎家族的“前世今生”。个人只是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当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节。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而生育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生育需求在于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与生存性需求［6］。费孝通先生认为，生育是一种制度，是指向养老反馈模式中的重要一环［7］，是传宗接代和向祖先表示孝敬，连接祖先与后辈的中间环节［8］171。在家族层面上，生育这件事对祖先、对父亲和母亲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种生命意义本身就是生活的动力。在传统社会，生育即为“传宗接代”［9］44，是一种终极意义的价值需求［10］。比如传统婴孩降生仪式与起名方式，都在提示孩子与整个家族的联系［11］122。
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制度与文化便成为影响女性生育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12］。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和改变了很多家庭的生育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了中国社会生育观念的变迁［13］211-234，［14］。传统生育观念对生育行动的影响实际是通过社会成员互相学习、模仿和认同进行的。制度以话语的形式影响和形塑着人们对生育观念的认知，生育政策的调整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选择，生育数量的可选择性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育观念。这一时期，新的生育观念经过行政动员和宣传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进而成为被追求的进步价值观，新生育文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被重构。
目前的研究多关注生育观的影响因素，如地域性的宗族观念、“丁”崇拜、受教育水平、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15］。但我们也无法单纯用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来阐释生育行为，因为父母为孩子（尤其是儿子）在生育、养育、教育和娶妻的物质投入远远多于子女对父母养老方面的反馈，即从经济理性看，生孩子怎么说都是不划算的。可见，文化惯习仍然对人的行为形成持续的影响，但现代性的生活、追求个体化的欲望却在“劝退”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那么，对作为生育直接承担者的当代青年女性而言，她们的生育意义又是怎样的？
生育意义受到早期社会化、重要他人等的影响，逐渐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结构，但又不是坚不可摧的，在社会流动加快、信息传播愈加迅速的时代，生育意义往往是一个不断生产的过程，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碰撞，个体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互相建构。学术和流行话语是一种“社交伟哥”，都试图重振家庭规范。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一个民族国家在移民和老龄化背景下努力实现和维持现代化的政治格局［16］。生育意愿受到生育意义的深刻影响，进而影响到生育行动。传统生育意义的探讨往往从男性视角出发，关注生育对家族、社会发展的功能，作为生育承担者的女性，她们的声音被忽视。在现代社会，女性地位逐步提升、社会反思性加强，当代育龄女性建构出怎样的生育意义显得愈发重要。
三、情感：生育意义的关键词
（一）生育意义的界定
“意义”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概念，它涉及个体和集体如何理解、解释和赋予行为、事件或现象以特定的含义。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舒茨是现代社会学中特别关注“意义”的学者。韦伯通过其对“动机理解”的研究，强调了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即如何通过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来解释社会现象［4］4。而舒茨则从三个视角探讨了“意义”：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我们对“意义”的一般理解；“意义”在我们意识中产生的过程［17］22。生育意义是一个跨越个体主观体验、社会互动过程、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复杂概念，它既包括个体对行为背后动机的主观理解，也涉及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我们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想更好地理解建构之中的生育意义，对生育承担者在生育行动背后的动机和主观理解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生育观是指个人对生育的态度、认知与看法及其对生育事件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生育决策和控制生育的行为［18］，生育意义是生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人们行动的动力，而这种力量驱使人们实现某种目标和价值，指向生育行动。
生育意义的建构行为通常在生育行为之后，养育孩子的过程可能会驱使生育者思考并建构生育意义。同时，通过对获取资料的分析可知，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意义和生育二孩、三孩的意义是不同的。第一个孩子的生产往往“并没有多想”、“结婚了，自然而然要生的”。对于生育意义的思考往往在生育之后才出现，尤其是养育第一个孩子之后。
（二）生育意义文本的三级编码
如图1所示，对“小红书”、“微博”、“知乎”、“抖音”四个网络平台进行“生育意义”文本收集，根据大量原始数据绘制出词云图。可以看出，“体验”、“陪伴”、“成长”、“情感”、“喜欢”、“需要”、“妈妈”等是生育意义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结合既有的文本对相关资料进行扎根理论的三层编码处理，如图2所示。
图1 生育意义词云图
图2 生育意义文本三级编码图
从文化视角看，对于中国人，生育是生命哲学的一部分，因而生育意义文本中才会出现生育和生命意义之间勾连的文本。通过分析所爬取文本的具体含义，梳理文本材料中重点要素出现的频次，结合深度访谈所获取的文本资料，进行“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在所爬取文本资料中，“本能”出现152 次，“基因”出现256 次，“延续生命”、“延续人生”等类似的说法出现397次，“激素”出现60 次，“血脉”出现39 次，合计出现904 次，可编码为“本能延续”，典型文本有“本能的强烈的繁殖欲望”、“生孩子便是血脉的延续”、“人活着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了永恒，而达到永恒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时间停止，一个是生孩子延续生命”。
“催”出现236 次，“催生”出现84 次，“婆婆”出现91 次，“公婆”出现44 次，“没人养老”出现5 次，“养老送终”出现30 次，“压力”出现320 次，合计出现810次，可编码为“父辈压力”，典型文本是“父母公婆天天催生”、“各种催生，就连公公都说不生孩子对不起他们家，不生孩子结婚干吗？要断子绝孙”。
“爱情”出现207 次，“爱情的结晶”出现39 次，“结晶”出现70次，“老公”出现451次，“感情”出现165 次，合计出现932 次，可编码为“夫妻爱情”，典型文本是“因为老公好所以愿意生”、“我生孩子是因为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治愈”出现239 次，“和解”出现14 次，“成长”出现573 次，“自我成长”出现31 次，合计出现857次，可以编码为“自我成长”，典型文本是“看着孩子一天天地长大，我才真正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孩子在治愈我”、“能有勇气有能力去理解自己的孩子，这是种爱，也是同自己和解”。
“体验”出现511 次，“人生体验”出现38 次，“感受”出现404 次，“责任心”出现33 次，合计出现986次，可以编码为“人生体验”，典型文本是“就是想体验做父母的感觉”、“活着就是体验”、“我要孩子，确实是我想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孩子教会我什么是无条件付出爱，教会我什么是责任心”。
“幸福”出现1091 次，“满足”出现150 次，“成就”出现98 次，“强大”出现94 次，“精神”出现264次，“慰藉”出现16次，“寄托”出现107次，“精神寄托”出现28 次，合计出现1848 次，可编码为“生活满足感”，典型文本是“孩子会唤醒你感知幸福的能力”、“孩子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孩子更适合当精神寄托”、“看到娃笑，心里就产生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生命”出现1273 次，“动力”出现175 次，“生命意义”出现14 次，“人生意义”出现37 次，“活着的意义”出现33 次，“活着的目的”出现2 次，合计为1534 次，可编码为“生命意义”，典型文本是“婚姻和生育是赋予生命意义感的最普遍和朴素的方式”、“传宗接代也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
综上，本能、情感、终极价值成为生育意义的选择编码，三者逐级递进，将生物血脉、个体价值与情感杂糅，呈现当代育龄青年女性的生育意义。其中，本能和终极价值皆可以包含在情感这个词中。因此，情感成为当代育龄女性生育意义中的关键词。在父职、母职的阐述中，作为一种被道德化和个体化的情感——“爱”成为一种关键因素。养育孩子的过程能够感受到孩子“无条件的爱”，即使是配偶，爱也是有一定条件的。情感被塑造为亲子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份爱被解构为“为子女负责”，孩子带来的直白与“纯粹”的回应成为生育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育意义的关键词指向“情感”一词。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情感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19］。从认知角度看，情感是对自我及其环境中客体有意识的感受。从文化观点看，情感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生理唤醒状态的命名与词汇标签［20］2。生育意义文本中，情感以情感资源、情感能量、情绪价值等形式出现。其中，“情绪价值”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资源，经由养育子女的过程而浸透到对夫妻关系的期待之中。
生育意义文本中最受欢迎的文案是“为了付出与欣赏，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让父母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对生育意义的解读出现过154次，最高点赞数达2.1万，收藏数3.2 万。这段话的核心在于强调孩子的“自我”，生育孩子并不是为了面子或养老等私欲，而是个体责任的表现，关照的是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成长的过程，因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互相陪伴”。
（三）情感：生育意义中的关键性呈现
情感不是简单的愤怒或者愉悦，而是一个网络、一种关系。生育意义原本是一种私密情绪，现在逐步向社会折射和渗透。福柯认为个体依靠社会规训［21］193，而吉登斯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里是非常自由的，可以习得亲密性，形成自我反思的能力［22］152。私密的情感必须建立在教育与财富的基础之上，必须在家庭内部受到初步培育［22］134-143。生育意义中的情感空间在于代际合作所形成的居住空间，夫妻关系嵌于亲子关系之中。
情感是青年一代生育意义中的关键词，但是在传统一代的生育意义中，情感的意涵却被湮没。传统生育意义中的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关注的是家庭关系之间的功能关联，指向祖先和生育孩子的父母，往往不关注生育承担者作为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在当代育龄女性的生育反思中，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对情感意义的反思，即“我们活着是为了开垦真情。人就是为那点真情活着的”，这份真情指向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络，生发于生与育的整个过程。
四、责任：社会性情感的载体
（一）代际生育意义的多重差异
代际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责任维度，代际相似点主要体现在权力维度。生育意义体现在对父辈养育责任的一种理解，孩子链接了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新父母不断反思自己父母的艰辛，期待更好地对待自己的下一代。典型文本为“女人生孩子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女人”、“结婚了不养育孩子，不知道人生的艰辛，不知道父母的艰辛。生了孩子才知道原来我的成长有父母的汗水和泪水的，会激发女人好好生活的勇气”。
如表2 所示，结合既有文本，对传统与现代的生育意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包括代际关联形式、代际责任划分、生育动力和生育形式，最终指向生育行动，即代际关联→代际责任→生育目的→生育形式→生育行动。
表2 传统与现代不同时期生育意义对比
在阎云翔的研究中，他认为青年一代更加看重物质化的生活，而生育孩子对其物质生活的深入影响是他们生育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13］225。当决策是否生育二孩或者三孩的时候，生育新的孩子对前面那个（些）孩子的负面影响会被考虑进去，所以这一代父母认为，孩子的成长与父母之间具有强烈关联。老一辈的父母倾向于认为个体成长具有偶然性和自身特殊性。新一代父母强调作为父母的责任，父母的付出不再成为他们要求子女予以回报的理由，因为这份付出已经得到了精神性的回报，所以“反馈模式”［8］很难成为青年一代父母的生育目的。
传统社会中，生育体现的是一种亲子关系，尤其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中国人崇尚“子福”，妇女只有在生育之后才被认为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而生育一个男孩意味着女性以母亲的身份在男方家庭中拥有自己的位置［23］。同时，从个体生命意义上说，生育也是一件使人有成就感的事情［24］。理想的母亲通常被描述为享受其子女亲近孝道的家长，而不是哺育幼儿的年轻母亲。成为母亲的法定妻子能够获得家族传承人的地位，到她们年老的时候保障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社会声望［5］45，即养儿防老。
如今，生育的代际意义由母子一体变化为各自独立。“无需感恩，不计代价，他们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是快乐的源泉。”此文本点赞数2.3 万次，收藏数7867次。育龄青年女性强调的是孩子给她们带来的精神愉悦，是其生活的动力。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与子女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父母将社会准则传给孩子，孩子也改变着照料者的一些信仰和价值观［25］。
青年一代强调的是“我”即母亲与孩子作为不同个体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母子一体、一荣俱荣，所以母亲并不是依靠孩子来获得某种家庭地位，因为“女人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对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母亲角色不再过度强化，而是更强调女性的社会性。中国人的生存意向是身体化导向的，也就是男女之间的生殖原理［26］209。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中，个人被当作一个身体来看待，中国人将人生的目标定为安身，而生育子女过的是自己的日子还是孩子的日子，这是经由个体化包装后的产物。对育龄青年女性而言，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作为母亲、妻子的角色与作为个体的职业角色之间的排序问题才是其“安其身”的关键问题。养育孩子成为侵袭其生活质量的一种体验。
育龄青年女性开始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自身的个体去看待，这与上一代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有所不同。父母是以权威式父权的方式还是感同身受、以己度人的方式对待子女，也是两代人之间的重要差异，不同的方式也作用于人们的生育意愿。
由于性别偏好、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对待子女方式等因素，生育以及子女出生次序均成为一件带有情感和情绪色彩的事件，因而才有“老大疼老三娇中间加个受气包”等相关民间说法。在一些生育意义文本中，育龄青年女性在其童年时期经历的父母养育态度影响着她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意义。父母的“重男轻女”、“无法一碗水端平”都成为青年女性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只生育一个女儿不要二孩的关键缘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救赎，反思自己成长之路”，可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和自己和解”。这些观念共同影响着代际生育的动力，由“养儿防老”转变为“自我治愈”与“互相陪伴”。
新时期青年人的生育目的开始由“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向“为社会尽义务”“充实家庭生活”［27］、“幸福价值导向”［28］等转变。另外，父母需要充分的爱才能更好地养育孩子，这种观念的群体性内化也会导致孩子数量的减少。生儿育女并以此为乐，其背后是人们对本体性价值和意义永恒不灭的追求，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头。
（二）完成任务：社会性压力的促成
第一场生育革命形成的“只生一个孩子”的社会生育文化，不会很容易、更不会很快地随着生育政策的改变而改变，依然在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一代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9］。生育也就从私人化的家庭内部行动转变为供大众探讨的社会性行动。“只生一个”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这样的行为惯性并不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迅速发生变动，也就成为一种生育的可能性，被一些育龄青年所内化。“生一个”便开始意味着“完成生育任务”的表现。
1.顺其自然的第一个
在生育意义文本中，生育尤其是生育第一个孩子往往是“顺理成章的”，访谈对象小爱、月月、玲玲都提到这一点，“没有啥规划，反正结婚了嘛，有了就生”。按照翟学伟教授的观点，儒家宣扬的价值观的载体就是家庭生活。所谓顺其自然，“顺”是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渗透［30］362。生育是“结婚后的下一步，就是顺其自然”、“为了完成任务”，这种所谓“自然而然”就是一种受到传统生育观形塑过的行动规范，是作为“父母”这一家庭角色必然具备的规范情感，这种规范不仅通过内化影响生育者本人，也会受到文化环境的“胁迫”，所谓“周围人的压力”。访谈对象玲玲提到，“当时我们结婚后想多玩几年，结果第二年我婆婆就一直问我们怎么还没动静，怀疑我们生育能力有问题，一直唠唠叨叨。后面吧，主要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反正总归是要生，算是对家长对自己都有个交代吧，第三年就生了”。
“生一个意思意思得了”等类似文本出现频率较高，这里的“意思”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妥协。访谈对象中的平平、盼盼、阿爽、艳艳和甜甜，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言辞中都认为只生育一个子女就是“意思意思得了”。平平和盼盼多次提到，“以前也想过生两个的，但后来我全职带孩子，经济压力太大了”。对阿爽来说，“其实我一个也不想生，但家里所有人都在说我，总归要生一个的吧”、“就是对现实妥协”。对艳艳和甜甜来说，“以前也想一儿一女的，但生了以后，太消耗精力了。婆家、老公都不给力，就我自己带”、“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生一个就交差了”。
2.理想的生育结构：儿女双全
国家生育政策和宣传话语共同作用于生育话语，“儿女双全”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多子多福”成为理想子女结构，“儿女双全”成为生育二孩或多孩的重要原因。月月在大女儿8岁时，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我身体一直不好，调理了很久，就想再生一个。肯定最好是男孩，凑个好字，人生也算圆满了”。
理想子女结构的建构是对“必须生育一个男孩”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一种改造，前者体现的是“（生育是）必须完成一个传续的任务”，后者是对新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可，是青年一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的平衡。
3.完成任务：传统生育观的改造
没有情感，民众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遵从是不可能的［31］。既有的价值观形成的是一种稳定的行动导向和行动期待，引导不同行动者有序行动，传统生育观念以家庭系统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体现于人们对生育意义的构建，落脚于人们的行动系统。按照帕森斯［32］78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行动系统的讨论，生育意义作为一种价值，也是人格系统的内化，其形成也是经由社会系统的制度化过程建构出来的。同时，人们的行动驱动力和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呈现于社会化过程之中，父辈所内化的价值系统会传递给子辈一代。因此，子辈内化的生育观念，就成为社会性道德施压可以施行的关键因素。
“完成任务”是对传统生育观的一种改造性认可。对于当代育龄女性而言，这个任务从对父母、对家族的负责扩大到对自己、对社会负责。孩子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等说法将生育意义与国家建设关联，这些理念均进入新生一代的生育意义之中。此种改变体现着生育政策对生育行动的观念渗透。
20 世纪90 年代，李银河等学者作出论断，认为计划生育是不合农民生活逻辑的，因为在传统社会，对正常的夫妻来说，怀孕是不需要干涉的事件。生育被“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土社会依欲望行事的传统，自此欲望被个人意志所控制，成为行为者所自觉之事［33］，使生儿育女成为一种自治的关怀［22］225。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已经无法成为当代青年女性生育的缘由，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独生子女政策对生育数量可操作化的影响。家族兴旺、人多热闹等观念已经无法动摇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父辈们转变思路，以一孩需要陪伴、手足情深、多兄弟姐妹之间可共同商议家庭事务等理由期待青年一代再次生育。
当代女性对生育意义的建构与对“母亲”这一性别角色的解读有一定关系，而性别化进程是获得和体认一系列性别规范的过程，囿于家庭内部的母亲角色与整体社会对女性的认知进行了关联，也便出现了“社会性压力”，即“中国式催生”的形式［34］。访谈对象小青提到，“我生老二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我妈，每次打电话都在催生，总说一个孩子太少了，你一个当妈的不能这么自私。还举我们村其他人的例子。要么就说自己夜里难受，胸口疼了，就是大家说的道德绑架吧，但没办法，谁让她是我妈呢。反正打电话的所有内容都在让我生。最后（我就）生了，（她）终于消停了。其实我老公也想要一个，但是他不怎么带孩子，也不敢催我。不管怎么说，生了也算是遂了他的心愿”。当代青年育龄女性受到父辈道德压力的捆绑，生育成为“对父母辈完成的任务”，也内化成“自己的任务”，生育成为“做儿女的对父母的一种责任”，成全的是父辈内化的社会认知。
（三）由义务到责任：生育指向的逆转
西方的认知是从“理性”开始的，康德论证父母未经儿女准允而生育是对子女产生“欠”，而儒家“孝”伦理强调的是孩子对父母的回报，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是从“亲情”开始的，“报”父母之恩便成为一种角色化的程式要求，人们如此行动并非完全基于内心情感，行为规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时个人情感已经转化为角色中的规范情感［35］。
传统生育文化中，“反馈”是关键，传统的生育观强调孩子能够为父母带来的如养老期待。论及何时生育以及是否生育，当代青年育龄女性强调的则是父母能为子女带来什么，同时，她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之后的责任，生之前的责任也是决定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几个的重要因素。这个责任的内涵在于把孩子当作一个需要参与社会竞争的个体来看待，而父母是其参与社会竞争的“梯子”，所以生育者需要提供经济助力与情绪价值等。因为“生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需要夫妻认真反思和交流”。“我是不会生的，我还在被社会毒打，更不可能生个小孩让他从小被社会毒打，没必要。”
是否能够有责任、能够承担责任就成为判断是否成为一个合格父母的依据。因此，两代人对生育的不同态度之一便是强化义务还是责任。强调责任的最终结论是：成功者才配成为父母。经济能力、家庭照顾能力、爱的能力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参照。“当你有能力去爱和照顾一个小孩的时候，你再去生。”这些观念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生育焦虑。
五、体验：个体性情感的具身化
（一）权力：子宫自由与奉献忽视
1.生育自由：我的身体我作主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的个人靠欲望来行事，现代社会主要依靠计划来行事，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欲望是一种文化事实，是人造出来教人这样想的［9］81。当生育由欲望变成需要，谁来定义需要的时机和谁来作出决策就变得十分重要。从相关生育文本中确实可以看到，作为生育承担者的女性在生育的选择中逐渐拥有更大话语权，但她们的选择仍然受制于社会性建构。其中所涉及的社会性力量便是变动中的生育文化本身，受到传统生育观与现代性的共同作用。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生育遭到个人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性别平等、婚姻和家庭观念转变的共同影响［36］。“想生就生、谁也不能强迫”、“女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只有她自己想生了才可以”成为生育意义文本中“女性生育自由”的典型表达。萌萌谈道：“当时婆婆一直让我顺产，说是对孩子好，哼，怎么不想着对我好啊。我就没听她的，我家孩子8 斤多，肯定剖（腹产）啊”、“当时还没出月子，我婆婆又在那里叽叽咕咕说应该生两个孩子，搭个伴。我当时就和她大吵一架，反正我不想生谁也拦不住我”。在生育意义文本中，能否自我决定是否生育行动是女性自主性的一种表达，“我的子宫我作主”、“我的身体我决定”、“不需要什么意义，这是你身为一个女性的权利，你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
2.社会性自我与奉献图式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20》第四期数据显示，不赞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0.9%、58.3%，比2010年分别提高14和14.7个百分点。尽管近十年来夫妻家庭地位更加平等，但是也应看到女性家庭照料负担重、公共服务支持不足。在有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有“托幼服务”需求的比例为35.1%，但3 岁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的仅占2.7%，由母亲照料的占63.7%［37］。
恩格斯说，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生理分工的概念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对待。即使在家庭生活和生育抉择上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育龄女性仍然面临着“作为妈妈，找工作不受待见”、“很多工作就不面向妈妈”的困境，让职业女性陷入工作与母职的双重压力［38］302。有学者通过建构“奉献图式”的概念来分析职业女性所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奉献图式包括献身工作图式与献身家庭图式，二者会从原先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互补关系转为竞争关系，形成所谓的“工作—家庭”冲突。女性能够在育儿经验中收获情感回馈与人生的意义感。即使是家庭取向的女性，她们也同样存在质疑这一奉献图式的人，但她们往往只能通过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生理性别的自然安排，来消解自己放弃事业的不甘与完全回归家庭的痛苦［39］51-54。新生代女性群体在生育与女性自我价值评价上存在矛盾心理，生育观与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模式相辅相成，女性对于自身生育职能有着不自觉的内在认同［40］。生育意义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价值感从何而来，源于家庭角色还是社会角色。青年育龄女性所谓的“自我”并不是与社会脱离的、对立的自我，而是一种社会性自我，即在个体与社会中形成的自我［41］2。
变迁的结果是在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以个体意识的崛起和家庭价值的稳固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它区别于以前一味强调家庭高于个人、个人要为家庭利益无条件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家庭主义”，也区别于西方式“个人主义”［42］。生育文本中所呈现的矛盾心理包括：愿意为孩子付出，又不愿第二次付出，这样的心理暗含着在“为自己而活”和生育子女之间找一个平衡。对自我的关注并不是受到西方文化重塑后现代中国人突然生出的特征，而是生发在传统中国人的个性之中，儒家思想中对自我修养的关照是中国人关注自我的源头、期望、规范和伦理。人格是在一个关系过程中通过创造、维持社会关系以及培养社会接受度行为中产生。因此，对于生育的妇女来说，与孩子的关系与关联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生育意义文本中提到的“丧偶式育儿”，部分现实情况是，很多愿意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男性无法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而在工作环境中，男性被默认不需要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儿童照顾“去家庭化”的路径中，国家是“公共化”，市场是“市场化”，社会是“社会化”，国家要意识到儿童非正规照顾的重要性，认可儿童非正规照顾的价值［43］。
3.个体化的激增：家庭意义的个人化
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之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传统中国文化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25］202。“伟大母亲”、“为爱付出”已经不能在当代社会产生真正的效应。在生育意义文本的述说中，人的社会性和家庭性被割裂，甚至被对立起来，这与个体主义的论调不谋而合。
在文本和访谈资料中，生养孩子与“自我”实现是矛盾的，当代青年认为，选择生育是对自我的背叛，如“不生孩子我能肯定我过得很自由，因为我不用为了养孩子而把自己这一生都贡献出去”。此外，将养育孩子建构成自我的成就也与“自我”有关。不得已的妥协或者自然而然的生育则是一个人对深层文化结构的一种回应，因为他总是要面对周围的环境，即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自我［25］202。
人类学家将家庭与外界完全区分开的现象称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间区隔会推动性别阶层化，因为公共活动比家务更能带来社会威望［44］。女性因摆脱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而获得一次“个体化的激增”。个体化为女性开启了行动和作决定的新领域，女性接受教育不是为了使她们成为妻子和母亲，而是使女性能够代表她们自己，并积极应对她们所面临的状况。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使年轻女性需要制订自己的计划和行动，确定自己的想法和未来，也几乎得不到传统和现成模范的支持。有偿工作在女性的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收入给人自信，并得到他人的承认，而没有外出工作的女性有从生活中被剥离的感觉，她们并没有完全整合进工作领域。婚姻逐渐摆脱了客观目的，适合于主观期待，从个体能为家庭做些什么变成家庭能为个体做些什么［45］62-64。
“孩子是一种生活的动力”这一理念被两代人所共享，但体现在生育意义文本中的矛盾在于，人生的意义——成就感到底从何而来？是从培养好孩子中来？还是个人成就更好从而被社会认可、达到更高社会阶层上来？这两种成就感的来源之所以对立是因为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家庭中的自我与社会中的自我是对立的，受到网络话语体系影响之下的育龄青年女性认为，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就是对自己成长的一种削弱，便是对自我的不公。对家庭的付出具有极高的风险，无法产生及时的收益，归根到底，社会舆论并没有形成对家庭贡献的可视化、具体化的推崇。
（二）满足：充实个体与母子剥离
启蒙运动以来，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凸显，“走出家”就是现代性，“走不出家”就是传统主义［46］。这样的观念经过包装后进入当代育龄女青年对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想象中，“走不出家”即成为妻子或母亲是一种传统的、丧失自我的选择，而“走出家”则是现代女性展演自我的一种呈现。
孩子的出生对家庭经济、生活质量有一定冲击［47］，也会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而生育行动的抉择和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都有正向关系［48］。研究发现，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对促进青年生育安排都有明显作用［49］，夫妻双方在家庭事务的分配、生育承担者的出生时间会影响其生育观［28］，总体而言，生育选择是“生育成本约束”到“幸福价值导向”的转变，即对经济条件的衡量逐渐被对情感的感受所取代。生育是否让女性与社会脱节，生育文本中，“自由”、“牵挂”、“捆绑”成为常见词，育龄青年女性多认为，孩子给予她们的情感回馈是类似的，而经济回馈的多少、精神回馈的感受与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尤其是丈夫的回馈是一个着力点和平衡点，影响到她们的生育意义和生育动力。
以往强调奋斗和成就，如今则追求快乐和自我表现［50］331。传统的“传宗接代”作为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被主流价值所抛弃，提倡所有人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中产阶层生活的梦想［51］。人们对个体意识的省思和推崇，并不意味着他们偏好孤立于他者而存在，相反，无论是个体性的萌发还是对个体性的称扬，往往离不开个体与他者建立关联、构筑家庭直至形成社会，这样才能使个体有所参照地发掘和塑造其独特的个人身份，同时衬托出个体性自带的行动力。
（三）爱：治愈自我与可估量的爱
1.代际之爱：压抑到生发
人类学家简·柯利（Jane Collier）认为，婚姻、家庭、亲密关系等私生活的理想越来越被建构成基于个体欲望和“纯粹的爱”的组合［52］75。涂尔干指出，婚姻和家庭中的爱都是历史的产物。所有道德呈现给我们的总是一个行为规范系统［53］20-26。相关文献对传统家庭观的研究中经常将密切的代际关系默认为一种“爱”的体现。实际上，传统社会中，在代际的密切关系之后，利益的、家族关联的表征意义也非常关键，而作为一种情感体验的“爱”是被压抑的、未被意识到的，或者说，情感本身不能成为生育的意义所在。
按照边沁的概念，功利主义关注幸福和效益，人们行动的道德质量乃是根据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行动所涉及的人或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和最大量的效益而定。综合看，生育给育龄青年女性带来的重要意义是功利的，生育意义文本中多次出现的是生育给女性带来了生命的幸福感、生活动力以及责任感，同时，情感是育龄女性建构生育意义的关键内核，“爱”是最常用的字眼。
2.不等质的爱：两性关系的反思
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与信息获取的便捷，生育知识的普及使人们不仅关注生育的文化意义，其身体风险更是被突出出来。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损伤成为生育的一种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在生育意义文本中，冒着损伤身体风险而选择生产，最直接与根本的原因是“爱”，而这份爱指向孩子或者配偶。对孩子的爱虽然有天然的血缘之因，但更多的往往是生育后、养育孩子过程中累积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同时，对配偶的爱往往在生育行为之前产生，因为获得了配偶的爱而希望为他生一个孩子，是传统生育意义内化于女性认识中的结果。生育意义中包含着已育女性对婚姻、家庭和配偶的观念，从恋爱到婚姻，期望状态从“实现”转变为“无法实现”，这一期望状态的变换唤醒了高强度的消极情感［54］。“让我生孩子要满足三个点。第一，这个男人我很爱他到我愿意为他生孩子；第二，我有足够的钱财和时间支撑给我孩子最好的；第三，我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足够稳定来抚养这个孩子”。生育动力之中，情感因素有两个对象，一个针对丈夫，另一个指向生育者的情绪。物质动力指向生育者，典型文本如“如果生孩子让我的生活质量下降，我会选择不生”。男女两性在育儿的时间投入、精力分配、育儿责任上均有差异［55］，这也使得育龄青年女性重新思量夫妻之间的感情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
柯林斯认为人类的基本情感都有其生理基础，或者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或者是大脑的认知与情感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56］。在生育意义文本中，有很多类似的观念，最主要的关键词是“自然的”、“天然的”。在生育意义文本中，可以看到女性对家庭关系中不同的爱是有比较的，夫妻之爱（男女之爱）是有条件的、求回馈的、会变化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是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不求回报的。“（孩子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这和男女之爱是不同的”、“只有孩子才会毫无保留无条件的爱妈妈”、“只有我这宝宝才能让我这样不求回报的爱”、“生完之后觉得很奇妙，有一个完全无条件爱你和依赖你的人”，诸多类似的叙述中包含着对血缘形成的天然之爱的体验，也暗含着对波动的、未达到相应期待的夫妻情感的“无法依赖”。在育儿过程中，“孩子是用来考验夫妻感情的”。同时，育儿过程中的“天然的爱”弥合着部分青年女性的幼年缺憾，“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和自己和解，重新体会人生”、“重新过一遍已经没有记忆的小时候”。
六、结语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生育意义文本反映了生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和“生”之前的婚恋观、家庭观、婚姻家庭的形态等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生育也与生之后的“育”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对生育这件事不仅需要关注“生”的承担者，也要关注“育”本身，生育观不仅仅是生完就结束，养育甚至后续的教育都是题中之义。生育意义的形成往往是在日后的养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准备就绪者在养育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未可知者，逐步建构自己的生育感触。养育孩子的过程给日渐空虚与无意义感的青年女性带来生育的幸福感、满足感，同时也带来空虚与不快乐。生命意义从传统的为家庭贮备考虑，开始渗透个人的种种情感体验，并且出现扩大的趋势。而这种个体的情感快乐体验却不是完全属于个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系统制造出来的一种快乐、一种体验感。
在生育意义文本中，生育是“只有想生的时候，生育才被赋予意义”。所以，生育意义的赋予往往是生育之后的事情，但是这个意义本身的建构却影响着生育者与即将面临生育的更年轻一代。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生育意义不断影响着育龄一代的生育行动，逃避婚育追求独立的女性被传统生育观的社会教条所规训。而所谓的独立女性认为“女性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而不是靠婚育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一种新的规训。向往婚育并从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女性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规训。“劳动最光荣”、“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国家话语建设在推动女性走出家庭领域，与此同时，女性的社会性功能被放大，家庭贡献的重要性被忽略，此为影响生育价值和生育行动的根源之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