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四出发——你有没有不安分的灵魂？丨助教之声

年初收到万老师的邀请，回到讲坛带领读书小组，起初有些紧张和不安，因为我或许是讲坛的助教中唯一一位既不是大学生也从事着和教育不相关的职业。但等看到书名，不安的感觉消失了一大半，一是《一九八四》的内容我比较熟悉，第二点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讨论的是一种对于社会的假设，这种假设的产生即离不开20世纪的历史环境，更离不开从17世纪开始发展的唯心主义哲学，而这两点正好都是我最近在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我在课堂之外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更多元的视角。

《1984》

一九八四的定义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即我们明明生活在号召人人平等的世界里，却处处在做着和它相反的事。为什么，这是读完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要解释这个概念首先要说明什么是乌托邦？乍看这个概念很抽象，但纵观20世纪的历史，对于这个理想人类有很多尝试，其中一个是西班牙内战。

发生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被普遍认为是二战的前奏，但很多人或许没听过它，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凡是涉及到历史总是少不了是非判断，而对于这场战争的善与恶，原本清晰的立场在今天却是充满争议、含混不清。

19世纪，西班牙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问题，即土地、资源的分配，普通人的权利和宗教的自由和正统，在欧洲17、18世纪从事工商业赚得盆满钵满的实干家把新教、霍布斯、洛克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要求社会变革，而在20世纪的选项里，西班牙的变革派带有共产主义色彩。1931年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左翼政党执政，他们主张8小时工作制、裁军、赎买土地分给农民，但转型社会避免不了争执和左右摇摆，到1936年，西班牙经历了二十几轮政府轮替，原本的主张被收回，4月，左派政党再次执政。这时出现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某种失衡，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只偏向一边，社会提供的范式是零和游戏，那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情况的出现，就是既得利益者出于恐惧，改良者出于愤怒，放弃温和路线，走向意识形态的极端化。

西班牙内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矛盾双方获得两种意识形态的支持并极端化发展，教会、军官代表既得利益者的那一方，选择的是法西斯主义。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政府，以“不要让一支意识形态的十字军出现在欧洲大路上”为由拒绝支援西班牙，取而代之的是来自5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国际纵队为西班牙参战，其中包括加缪、毕加索和乔治奥威尔，国际纵队不久后被解散，其中的一部分人又以加入西班牙国籍的方式继续参战，为什么有人愿意在没有现实利害的情况下仅仅出于对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一个理念的认同付出这样的代价？而结果又是什么？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结束，9月德国入侵波兰，军官弗朗西斯科在西班牙开始长达30多年的统治，加缪写了《鼠疫》，奥威尔写了《一九八四》。

国际纵队

为什么理想的初衷会走向相反的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一点出发，就是这个理想是从哪来的？打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最著名的代理人是马克思，要了解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成长环境。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那时日耳曼精英的主流信仰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理念，分别是康德、黑格尔、尼采所创造的主观信仰，这个信仰相信每个人都有和自己合二为一、属于自己的最高主宰，康德称之为“本体”，黑格尔称之为“主观意志”，尼采称为“权利意志”。所谓意志即是人孜孜不倦行动的源动力，换言之，自己是行动的主宰。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承认人在追求外在的力量的同时，还在追求自己所不知道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的特点，按照康德的本体观念，它是一种人内心深处无止尽的追求自由、完美、不朽的驱动力，迫使人发挥无止尽的意志力和活力。再换言之，人拥有不安分的灵魂。

黑格尔

再进一步，这个抽象的驱动力在现实中有几个标的，根据黑格尔的理论，一是身体，意志发挥作用的起点，身体健康，无病无灾；二是自己的生存空间，即自力更生，不依赖，在这基础上，人就要向外扩展，先是伴侣，然后是社会，再到国家。我们把驱动力称为欲念，也叫做“爱”。换言之，人都有爱自己、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的本能，而追求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目标，目标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财产，确立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又叫主权。然后，扩展到伴侣，将对方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一起打拼天下，让双方都有好的身体、丰富的财产和相当的成就。再将范围扩大，就是为社会、国家一生悬命，被尊为领袖。

人们渴望被尊敬，是深入DNA里的基因设定，然后孜孜不倦地经营人生，最后成为主宰、获得快乐，产生suffer-struggle-superior的人生循环，一生勤勉、至死不渝，这是尼采所说的“超人”。这个理论核心在于让灵魂摆脱对上帝的依赖，教人正视自己的内心，然后合理地开发自身的潜能，为了快乐必须要付出代价，就像一枚硬币的反面，想要得到的快乐有多大，付出的代价就有多重，成为主宰是通过交换来的，领袖万人拥护的原因在于人们尊重他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马克思

马克思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是青年黑格尔的研究者，而他的理论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简单说，马克思将“主观意志”改造为“工人的意志”，将标的目标的实现阶段用辩证唯物观解释，即我们永远处于矛盾之中，矛盾的克服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阶段又是曲折的，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19世纪，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工商贸易的机遇和挑战不再，产业走向稳定，出现了必然的层级分化，世代资本的积累帮助创立了工厂，商人仍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谈论利润，势必要谈论成本，其中包含了劳动力，若是劳动力仅仅与利润挂钩，那劳动力的载体——人就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附件，换言之，人是一颗螺丝钉，日常工作的循环与生命力的发挥没有任何关系，英文称为alienated man，生命力没有得到表现的挫折感体现为恨，为了让恨有发泄口，劳工往往会选择对规则的不服从，比如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以及对社会规范的不合作，比如说脏话，这些事只是人蓬勃的主观意志在没有着力点的情况下的横冲乱撞。看到这种情况，自愿担任劳工的老师，引导他们的愤怒，希望为他们痛苦解套的人是马克思。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名大学毕业，自然可以在同样一个体面的大学当一个教授了度终身，他为什么不惜扭曲黑格尔的理论来换给自己一生奔波？别忘了他所接受的教育是让人为做正确的事情不惜一切代价，他同情工人，让他们具有较量的资本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让我们来回答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走向初衷的反面？答案很简单，因为形式上的平等并不等于实质的平等，平等是通过争取和理解得来，历史一次又一次表明，平等是出于双方的较量和妥协，才确保了每个人的生存空间。而如果我们仅仅将消除片刻的饥饿感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当饥饿感消除的时候就是走向终点的开始。在《一九八四》的阅读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描写温斯顿与裘莉娅的爱情段落中，为什么作者说“我们的爱是一种意志行为”？从这里看答案或许清晰了一些，爱只能是属于一个人的主权。

《一九八四》引发的思考有两点，一是我们面对“乌托邦”讨论应该具有的“不要为事实生气”的平和态度，理解人会因为得不到而愤怒，肯定这样普遍的情感而不是当作异类，在共同尊重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对历史有更公正的评断。第二点更重要，便是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让主观意志在自己的人生里找到标的？我一直深信，接受人文教育的人可以走向各个领域，不分文理，不分行业，卡尔宾士深受19世纪“超人”文化的熏陶，出生平凡，但一生勤勉，以“超人”的意志经营自己的产业，创造闻名天下的奔驰车。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不讳言奔驰车象征社会地位，但努力追求的人又是否知道奔驰车在广告里说过“献给不安分的灵魂”。

在电影《恶魔岛》里，主人公江湖浪子有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座白茫茫的小山丘下坐了个人说“你罪大恶极，我判你死刑”，主人公疑惑说我没有杀人为什么会被判死刑，那人说“我判你死刑不是因为你杀了人，而是因为你浪费了生命.”主人公听完低头便说“GUILTY,GUILTY, GUILTY”，江户浪子就在噩梦里走向人生的终点。别人或许不用知道，但每个人心中人都有自己的良心法庭，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自己良心法官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