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蒙古与宋金夏战史与史源一窍不通之温海清，新刊《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一文，罗列堆砌（甚至误引曲解）伯希和与韩百诗、艾鹜德、亦邻真、刘迎胜、姚大力诸学者有关《秘史》、《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等史源关系一系列自相矛盾观点，而拟自史源角度推翻《元史·太祖本纪》假道灭金遗诏记载。然而，观题目，便可闻知熟悉的配方与熟悉的味道——民科套路、军迷不如水准，一篇三万余字立论不成立垃圾稿。笔者检诸史料，发现与《元史·太祖本纪》假道灭金遗诏史源同流的相关记载，进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实录》史源或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亲征录》《史集》《秘史》《太祖本纪》关系
1、前人观点梳理
温文生搬硬套了伯希和与韩百诗、艾鹜德、亦邻真、刘迎胜、姚大力诸学者有关《秘史》、《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等史源或相互关系一系列自相矛盾观点，但其对相关观点均不求甚解，甚至存在严重曲解、误解（甚至不排除涉嫌论据造假），未充分理解吸收前人准确观点，又提出一系列错误观点。
其一，伯希和、
其二，亦邻真先生言《金册》是以《亲征录》为史源，《史集》以《金册》为史源。[2]
其三，温文言：学者艾鹜德以为《亲征录》、《史集·成吉思汗纪》与《太祖本纪》之间相似度，远超它们与《秘史》之间相似度；且《亲征录》与《史集·成吉思汗纪》都应源于一种仅有的蒙古语原文，且前者最初并非由汉文写成，而后才翻译为蒙古文的。[3]
艾鹜德一文原文为：
温文言“《亲征录》原文应是蒙古文”，从而支持艾鹜德之说，反对亦邻真、
其四，温文言：王国维以为《亲征录》乃据《脱卜赤颜》译编。
然而，
其五，姚大力言拉施都丁所言《金册》即金字书写的《实录》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5]
温文引据其说后，随即言“《金册》原文不是蒙古文”，“而是对《实录》的节译”，阳奉阴违艾鹜德《亲征录》为蒙古文之说后，再一次阳奉阴违姚大力《金册》蒙古文之说，侮辱读者智商至极，根本不明《金册》成书过程。《金册》为根据汉文《实录》所译，《金册》原文为蒙古文！《亲征录》据《脱卜赤颜》所译，《亲征录》原文为汉文！
综合前人观点之后，温文以为： 《脱卜赤颜》为最原始资料，《亲征录》是对《脱卜赤颜》的节译，或为供纂修《实录》用；《金册》是对《实录》的重新蒙文译写，它与《亲征录》的内容有高度重合。《秘史》则直接脱胎于《脱卜赤颜》，与前述三种文献不同。
显而易见，温文先狂赞猛夸了一番艾鹜德，言“美国学者艾骛德对《亲征录》的全面重校和刘迎胜对《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内容的再检讨为代表，我们对于早期蒙古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已取得重大进展，蒙古早期历史的知识也正不断得到更新”，即赞同艾鹜德《亲征录》原文应该是蒙古文、反对亦邻真、
亦邻真先生言《金册》是以《亲征录》为史源，《史集》以《金册》为史源，温文既引据此说，而反对伯希和、
温文对《脱卜赤颜》《亲征录》《金册》《秘史》关系，没有任何学术创新，机械堆砌前人观点，而不明诸说是非正误。艾鹜德《亲征录》原文为蒙古文之说并不成立，《脱卜赤颜》《亲征录》《金册》《秘史》关系如下：
1、今《秘史》：《脱卜赤颜》节译，原文为蒙古文
“昔长史馆，与修功臣传”许有壬所撰镇海神道碑，载“丞相奋庸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闻”、“秘史纪名，永终不坠”， [6]“秘史”当即《脱卜赤颜》。至顺三年（1332）五月甲戌，“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7]因此，可知《脱卜赤颜》应包括自铁木真时代镇海迄于燕铁木儿事迹。今四部丛刊三编本（影元椠旧钞本）《元朝秘史》实际为洪武刻本，[8]今本《元朝秘史》并无镇海、燕铁木儿事迹。洪武刻本《秘史》显然为《蒙古脱卜赤颜》删节译本，或选译本。
今本《秘史》直接译自《脱卜赤颜》，故《脱卜赤颜》并非温文所言《秘史》史源。艾鹜德《秘史》成书于1252年之说显然有误。前人多以为《秘史》第1-246节以及全书跋尾成书于1228年，但甚少论及《脱卜赤颜》史源。笔者以为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发明畏兀儿体蒙古文不久，成吉思汗时代已有类似起居注之类宫廷档案，可谓《脱卜赤颜》雏形或重要史源之一。因为《脱卜赤颜》1228年撰修成书时，如果没有现成的历史档案可资参考，根本不可能如实记载成吉思汗征伐四方一系列战事。
2、《金册》：汉文六朝《实录》畏吾字译本与节译本，原文为蒙古文
学者姚大力所言《金册》即金字书写的《实录》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之说，准确可从，但其说仅为主观推测，缺乏详细论证或逻辑分析过程，未厘清元代《实录》分蒙、汉文两个系统。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9]此可谓元廷将“太祖累朝实录”译为畏兀儿蒙古文之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10]引文太宗、睿宗、定宗、宪宗“祖宗实录”当均为“畏吾字”。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壬戌，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太宗实录》”；[11]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纪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炮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12]“兀都带”即“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乃至《太宗实录》当均为“畏吾字”。
大德七年十月“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13]大德八年二月“甲辰，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14]“汉字《实录》八十册”当指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六朝汉字《实录》，并非仅仅指汉字《世祖实录》；“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一可狭义指“畏吾字”五朝《实录》，二可指“金书”“畏吾字”与墨书“汉字”两个版本，前者可能性更大，因为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汉字《实录》与汉字《实录》八十册大德八年二月始一并进呈。退一步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大德八年二月时，元廷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六朝实录分两个版本，一为“金书”“畏吾字”，一为汉字；“金书”“畏吾字”《世祖实录》为节译本，而“金书”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实录》为全译本。
因此，《金册》大致即“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金书”“畏吾字”译本与“金书《世祖实录》节文”。
明军进克大都后所获《十三朝实录》，当为汉字墨书《实录》，并非“金书”“畏吾字”《实录》或《金册》。明军进克大都前，《蒙古脱卜赤颜》与金书国字《金册》，很可能均被蒙古统治者携走北撤，因而后来蒙古桑丹津《黄金史》保留大量《蒙古脱卜赤颜》内容。
3、《亲征录》太祖朝史事：《脱卜赤颜》节译
关于《圣武亲征录》成书由来，
亦邻真先生以为《亲征录》莫那察Muruča，Muruča之ru音节不按汉语音写习惯作nu nü，而作lu lü，乃因汉语方言N l辅音相混淆；《亲征录》莫那察，《史集》作Mwnca（=Mwnwca，读作Munca=Munuca）十分奇怪，蒙古文写就《金册》如何会出现汉语读音；自《亲征录》Muruča被写成《史集》Mwnca（=Mwnwca），可窥《金册》成书过程轨迹，《金册》为汉文编写成书后又译为蒙古文；伯希和、韩百诗以为《史集》为《金册》全译本、《亲征录》为《金册》节译本，其颠倒了史籍传承过程，《亲征录》并非《金册》汉译本，相反，《金册》为《亲征录》蒙古文译文；以《元朝秘史》为主要史料的《亲征录》是用汉文编写的，《史集》引用的正是《亲征录》蒙古文译本。[16]
伯希和、
《亲征录》原文为汉文，兹例举两条证据。
其一，关于也速该助克烈部王汗击溃菊儿罕一事。
《圣武亲征录》载在泰赤兀部兀都儿吾难、八哈只出兵相助下，也速该率军偕王汗经哈剌不花山谷、阿不札不花哥兀山、秃烈坛秃零古、盏速坛盏零古、阙群隘至曲笑儿泽，迫使菊律可汗退避塔剌速野，最后遁走河西。[18]
《史集·成吉思汗纪》载泰亦赤兀惕兀都儿-忽难、巴只合引领也速该、王汗（自合剌温-合卜察勒？）经哈剌不花山谷、秃烈坛秃零古惕、秃烈坛秃零古惕﹝盏速坛盏零古﹞、合卜察勒、曲笑儿泽（《史集》中译本误译作“古泄兀儿海子”，最后在忽儿班帖列速惕击溃王汗叔父古儿汗，古儿汗逃往河西。[19]
《蒙古秘史》第177节载在泰亦赤兀部忽难、巴合只引领下，也速该（自合剌温-合卜察勒）率军在忽儿班帖列速惕将王汗叔父古儿罕赶入合申地面，救回王汗百姓，其后王汗与也速该于秃浯剌河合剌屯做了安答。[20]
《元史·太祖本纪》载“初，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既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剌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儿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儿，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
由上可见，关于也速该助克烈部王汗击溃菊儿罕之事，《亲征录》记载最为详细，《元史·太祖本纪》最为简略，而盖因《太祖实录》所归纳铁木真父子于王汗五大功劳过于简洁。《亲征录》“塔剌速”即《史集》《蒙古秘史》“忽儿班帖列速惕”，《史集》漏载“阿不札不花哥兀山”、“盏速坛盏零古”两山。
其二，关于铁木真出征主儿勤一事。
《圣武亲征录》载“时我众居哈连徒泽间，为乃蛮部人所掠。上遣人求助于月儿斤，月儿斤杀十人，褫五十人衣而归之。上怒曰：‘曩者，别里古台为彼所伤，我舍衅议和而不听，今何乃乘敌势凌我？’因发兵于大川，至朵栾盘陀山，大掠月儿斤部，惟薛彻、大丑仅以妻孥数人脱走。”[22]
《史集·成吉思汗纪》载铁木真（1196）出征塔塔儿部后欲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禹儿勤部，禹儿勤部联合叛敌杀铁木真麾下两﹝十﹞名士兵，褫五十人衣，夺五十人之马，铁木真遂逾沙碛（desert）出征主儿勤部薛彻别吉于朵罗安孛勒答合。[23]
《蒙古秘史》第136节载铁木真哈澧氻秃纳浯（总译为“哈澧氻海子”）阿兀鲁黑（阿兀鲁兀惕，总译为“老小营”）被主儿勤部褫五十人衣、杀十人，铁木真遂出征主儿勤部营地——客鲁洌河阔朵额阿剌之朵罗安孛勒荅兀惕。[24]
《元史·太祖本纪》载“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儿，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25]
关于铁木真出征主儿勤一事， 《亲征录》、《秘史》载哈连徒泽（哈澧氻秃纳浯），且《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均载乃蛮掠铁木真（哈连徒泽）部众，可知《亲征录》记载最为详细，且“因发兵于大川”之“川”为蒙古语沙碛之意，亦证《亲征录》据蒙古文史书（《脱卜赤颜》）翻译而来。仅《秘史》载哈澧氻秃纳浯为铁木真阿兀鲁黑，且载朵罗安孛勒荅兀惕位于客鲁洌河阔朵额阿剌。《亲征录》“朵栾盘陀山”之简称，反映其对地名进行了简译。
4、太祖累朝《实录》与《亲征录》、《金册》关系
《亲征录》、《秘史》太祖朝史事史源相同，而均节译自《脱卜赤颜》，《亲征录》原文并非蒙古文；《史集·成吉思汗纪》源自《金册》，或“金书”“畏吾字”太祖《实录》；《太祖本纪》主要史源为汉字太祖《实录》。《实录》参照了《亲征录》，有线索可寻。《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均载有“萨里河”，当为“萨里川”之误，而《史集·成吉思汗纪》作撒阿里客额儿。可以推知：《亲征录》据《脱卜赤颜》将撒阿里客额儿译作萨里川后，又错误润色为“萨里河”，汉文《太祖实录》沿袭了《亲征录》“萨里河”之误；但汉文《太祖实录》译为蒙古文《太祖实录》或《金册》时，又准确还原为“撒阿里客额儿”，因而《史集·成吉思汗纪》作撒阿里客额儿。因此，《实录》主要史源为《亲征录》。
综上所述，《亲征录》、今本《秘史》实际均为《脱卜赤颜》节译本，《亲征录》原文为汉文。汉文《太祖实录》主要史源为《亲征录》，《太祖本纪》主要史源为汉文《太祖实录》。汉文墨书《太祖实录》翻译为金字蒙古文《太祖实录》，即《金册》成吉思汗纪，为《史集·成吉思汗纪》主要史源，《金册》并非汉文实录直译，《金册》原文为蒙古文。《亲征录》、《秘史》属《脱卜赤颜》系统；《史集》、《元史太祖本纪》属《实录》（《金册》）系统。
厘清上述史籍关系后，太祖假道灭金遗诏问题迎刃而解。
其一，《脱卜赤颜》成书时间当早于《大金国志》所引“大行遗诏”原始史源，《亲征录》、今本《秘史》不可能载有假道灭金遗诏；《亲征录》、今本《秘史》为《脱卜赤颜》节译本，即使《脱卜赤颜》续修后载有假道灭金遗诏，《亲征录》、今本《秘史》未收入亦合情合理。
其二，《太祖实录》无论是否载假道灭金遗诏，《太祖本纪》都可以载有此遗诏，因为《太祖实录》并非《太祖本纪》唯一史源，明初史臣可自《平宋录》《平金录》《太宗平金始末》将假道灭金遗诏载入《太祖本纪》。
其三，即使汉文《太祖实录》载有假道灭金遗诏，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等人向忽必烈奏读汉文《太祖实录》后，太祖假道灭金遗诏内容被删，金书畏吾字《太祖实录》或《金册》无假道灭金遗诏记载，故而《史集》亦未载太祖假道灭金遗诏。
因此，《史集·成吉思汗纪》、《亲征录》、《秘史》未载太祖假道灭金遗诏，从史源角度来看，合情合理。温文对遗诏质疑，纯属民科欲推翻相对论式自扰。温文最大硬伤，在于完全不明《大金国志》所载“大行遗诏”最原始史源。
总之，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一文通篇立论均不成立，学人研治蒙古与夏金宋军史，切勿引据其文谬说。与拙文选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