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西北招讨司设立时间与驻地变迁管窥
一、设立时间与背景
《金史》“（天会）十年，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以镇高丽。后又置统军司于大名府。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九月，罢大名统军司，而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三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正隆末，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引文“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文意与所隐含时间，前人多不得要领。“凡三”指三招讨司，三招讨司沿革大致为：“（天会）十年，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以镇高丽。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因此，“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并不反映西北路招讨司设于大定五年之后不久。
《金史·耶律怀义传》载“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天会三年，1125）从宗翰伐宋，降马邑，破雁门，屯兵，进攻太原，以所部别降清源县徐沟镇，遂与诸将列屯汾州之境。时河东、陕西路兵来救太原，刘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怀义捕得生口，尽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袭败之。明年（天会四年，1126），再伐宋，从娄室取汾州及其属邑，遂过平阳，出泽、潞以趋河阳，所至皆降。及大军围汴，怀义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击尽之。从攻郑、邓州及讨平郑州叛者，攻下濮州及雷泽县，从破大名、东平府、徐、兖等州，皆有功。（天会）七年（1129），还镇。十年（1132），加尚书左仆射，改西北路招讨使。怀义在西陲几十年，抚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恋，数日不得发。天眷初（1138），为太原尹，治有能声”。
前人已言耶律怀义为首任西南路招讨使，笔者以为其很可能亦为首任西北路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设立时间很可能为天会十年。西南路、西北路招讨司最初设立目的为“抚御”境内契丹部族。耶律怀义之所以由西南路招讨使（驻天德军丰州）改任西北路招讨使，很可能与当年耶律大石西辽建国之事有关。
二、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变迁：抚州-旧桓州-新桓州-抚州（？）
1、驻地由抚州迁至旧桓州原因
前人屡加引据下列两则记载均不能直接证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最初驻抚州。
其一，《金史·食货志》榷场条“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引文仅反映“燕子城、北羊城”位于西北招讨司辖境。
其二，《金史·曹望之传》“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引文仅反映其时燕子城为平定撒八重要军镇。
《金史·移剌子敬传》“大定八年（1168）世宗将如凉陉，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此则引文前人均未准确解读，“曷里浒”具体位置以及语属词义，乃笔者率先考订，在此略而不谈。“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之“行宫”狭义上可代指金莲川景明宫，引文暗示“燕子城”处于“内地”，位置过于偏南而距“界上”南部“行宫”过远，因而西北招讨使斜里虎由燕子城徙“界上”“治蕃部事”，而都监撒八依旧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治蕃部事”亦证西北招讨司设立之初主掌“抚御”境内契丹部族。贞元元年（1153）闰十二月癸卯，“命西京路统军挞懒、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司招讨斜野等北巡”，此时西北路招讨司始主要负责经略北边鞑靼诸部。
在此，西北招讨司治所大定八年后不久由抚州燕子城东北迁至“界上”主要原因表面上为“屏蔽环卫”，而拱卫凉陉地区景明宫。然而，《燕京创建玉清观碑》载“初，金国大定、明昌中，经理北边，桓州开大元帅府”，西北招讨司所迁治桓州原因亦包含“经理北边”鞑靼诸部。《金史·移剌子敬传》“界上”为边界地区之意，大定八年后不久西北招讨司驻地当即《大金国志》桓州，但此桓州笔者以为当指旧桓州。
结合泰和八年夏四月“甲寅，以北边无事，敕尚书省，命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大定八年后不久西北招讨司治所虽然迁至“界上”桓州，但燕子城可谓其分司。
2、旧桓州修筑时间与西北招讨司迁治新桓州（？）
《金史·地理志》“昌州，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泺复置，隶抚州，后来属（西京路）”，诸如翟飞博士误以为桓州城天辅七年时已经存在。笔者以为引文准确文意为：金代昌州前身建昌县最初（或者曾经）隶桓州，明昌七年改隶抚州，后隶西京路（当因盛产盐而设有盐司）。此外，丰利县、昌州行政建置以及狗泊（狗泺、盖里泊）行政隶属十分复杂，《金史·地理志》将狗泺、盖里泊一分为二，未审二者为同一湖泊，故《金史·地理志》实际乃将昌州、丰利县乃至狗泺盐司沿革杂糅或混为一谈。
昌州即《亡辽录》建昌州，可确定建昌州、燕子城辽代已存在，但桓州建城时间不详，暂假定旧桓州城建于大定八年前后。大定八年后不久西北招讨司迁至旧桓州。
《移剌按答传》“熙宗初，充护卫，除安州刺史，累官东京副留守。（世宗时期）参知政事完颜守道经略北方（大定二十一年四月“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摄咸平路屯军都统。入为兵部侍郎，徒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仍与泰州、临潢边堡相接。除武定军节度使，以招徕边部功迁东北路招讨使，改临潢尹，卒”，金世宗时期完颜守道“经略北方”而“徒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迫近内地者于极边安置”，（乃至“初，金国大定、明昌中，经理北边，桓州开大元帅府”），可谓西北招讨司由旧桓州北迁六十里新桓州时代背景。
西北招讨司由抚州燕子城东北迁至“界上”主要诱因为屏蔽金莲川景明宫，且其时西北招讨司治桓州同时实际分司燕子城，故其时旧桓州治所城址狭小，城址小于其后新桓州。世宗后期“桓州开大元帅府”而经略北边之时，西北招讨司由旧桓州北迁新桓州时，新筑新桓州城址规模明显大于旧桓州。
前人，尤其是翟飞一文，将大定八年后不久西北招讨司治所比定为新桓州，逻辑上明显不通，且未发现“初，金国大定、明昌中，经理北边，桓州开大元帅府”这一关键记载。
3、西北招讨司由新桓州南迁抚州燕子城原因
明昌六年完颜襄、夹谷清臣北征漠北之塔塔儿部，次年于九峰石壁勒石纪功。其时西北路招讨使完颜安国亦从征此役，前人均以为此役后西北路招讨司治所由新桓州迁至抚州燕子城。但对治所迁移原因，均不得要领。
《宋会要辑稿》载“（庆元）二年（1196）月十三日，后殿奏事，余端礼言：‘近日闻北边为鞑靼侵扰，已焚了凉亭、金莲川等处，去燕山才六七百里。昨日贺正人使回，言与所闻亦略同。万一鞑靼得志，直犯中原，或虏酋逃遁，逼近边界，或恐中原有豪杰，皆当为备，但不可张皇……’”。《金史》卷94《完颜襄传》载明昌六年“十月，阻䪁复叛”，而南下犯塞。《金史·章宗本纪二》载当年十一月“甲辰，报败敌于望云”，可推知庆元二年前一年庆元元年（明昌六年）冬北部阻䪁南下犯塞，焚烧桓州金莲川凉亭，甚至兵锋南下至奉圣州望云县。因明昌六年十月或十一月景明宫被焚，其后金朝诸帝再无巡幸金莲川凉陉记载。
笔者以为明昌七年（承安元年，1196）西北路招讨司治所由新桓州迁至抚州燕子城原因当为明昌六年冬鞑靼焚烧桓州金莲川凉亭同时，新桓州城亦遭兵火；且明昌七年金军北征漠北班师之后，西北招讨司遭遇兵食不足或军储运输困难问题，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只能南迁至燕子城。
三、翟飞一文雷人之处鉴赏
翟飞博士《金代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考论》一文，基本没有任何新的准确考证，西北路招讨司设立时间、驻地变迁（燕子城-新桓州-燕子城）均系沿袭或拼凑糅合前人旧说，且细节性错误比比皆是。
其一，“羊城泺，即今沽源县北部库伦淖尔、公鸡淖尔、水泉淖尔所在的湖泊群”。
按：羊城泺位置误，羊城泺即囫囵淖，得名于湖边有囫囵（城墙），辽金元学界公论。翟飞博士出自唐史门下，辽金元史没通读过，自然不熟悉陈得芝、贾敬颜、党宝海等前人研究成果。
其二，“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将北去凉陉（今河北省沽源县北部滦河上游闪电河河谷）”。
按：凉陉位置误。凉陉一词源于唐代冷陉，翟文作者估计不知“陉”为“山”之意。凉陉辽代指滦河之源双山或炭山，金代泛指金莲川，元代亦泛指金莲川，或狭义指今骆驼山，笔者金莲川一文已考。
其三，“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五院司］，辽主［向西京］遁去”。“金军自羊城泺倍道兼行，一宿而至五院司。从羊城泺到鸳鸯泺实际路程近300里，恰为骑兵急速奔驰一宿所达到的最大行程”。
按：首先，翟文在此篡改或曲解史料，“宗翰倍道兼行，（自狗泺？）一宿而至（五院司驻地草泺），辽主遁去（白水泊）”。《燕云奉使录》载：“先是大金国主阿骨打已亲领兵甲数万，初欲趋中京，道中闻契丹主聚兵于五﹝王﹞国崖，急领兵袭之。（宣和四年）
其四，翟文穿凿附会五院司位于鸳鸯泺，但翟文作者对辽金史料可谓一无所知，竟然未引据辽帝西遁白水泊前所驻跸“草泺”。草泺以及辽帝驻地五院司位置乃笔者率先考订，辽帝驻地五院司即草泺，并非鸳鸯泺，羊城泺至辽帝五院司驻地草泺（需路经大水泺、狗泊数个湖泊，道路十分曲折）实际全程实际近四百华里，翟飞军事常识可谓负数，竟然不知任何战马即使蒙古战马一般去势、豁鼻，亦不可能一夜奔驰三百里。
其五，“西北路招讨司应距五院司节度使驻地不远”。
按：翟文将辽代五院司与金代五院司节度使驻地等同，笔者未关注过辽代五院司性质、辽金五院司异同，仅考证辽帝所驻跸五院司即草泺。辽代五院司草泺地区，元代始建中都，辽金时期并无古城遗址。五院司节度使驻地与西北路招讨司治所，不存在必然关系。
其六，“金朝西北路招讨司管内在辽代主要为群牧牧场及皇帝避暑、游猎之地，除燕子城、羊城外，并未建置府州县等行政单位”。
按：翟文作者对辽金史料一无所知，《金史》明载抚州丰利县，翟文穿凿附会“（金朝西北路招讨司管内）并未建置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与此同时，“除燕子城、羊城外”之“羊城”以及翟文所引“北羊城”，翟文对羊城、北羊城关系以及二者位置、具体“行政单位”避而不谈，穿凿附会金代于辽代羊城有府州县行政建置。羊城、北羊城关系以及二者位置，笔者早已论及，金代仅于其地设有榷场，根本没有州县建置。金朝西北路招讨司管内有桓州、抚州、昌州、丰利县，以及一二十或二三十处古城遗址，很多古城见于明代史料，翟文作者作为唐史博士，自然一无所知。
其七，“《金史·地理志》昌州条保留一条记载：“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可知，早在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旧桓州建制已存在”。
按：翟文作者未阅读过《亡辽录》《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不知金代西北招讨司境内辽代时期见诸记载州县或城址仅有燕子城、建昌州。史料功底亦差差差，不明昌州、狗泺、丰利县隶属桓州、抚州记载被混为一谈。翟文利用“史源学角度”重复考证了一遍内蒙考古学界新旧桓州位置定论，却回避引据“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有关西北招讨司设立时间记载。
其八，“因天气突变，阻卜部众“冻死者十［之］八九”，金军遂“降其部长”，并于九峰石壁（今蒙古国肯特省境内的九峰山）勒石纪功。但在同年七月乙酉，金章宗突然下诏“命有司收瘗西北路阵亡骸骨”。金章宗此举显然与西北路招讨司军队参加的斡里札河之战有密切关联。如上所论，在斡里札河之战中，极端天气骤然而至，阻卜部众因此冻死者十之八九，金章宗正是基于此而下发该道诏令，说明西北路招讨司军队是役伤亡惨重”。
按：重复一次，翟文作者军事常识不愧为负数。翟文未引据白石典之斡里札河之战一文，白石典之一位外国学者都能发现此战对金军有利，塔塔儿部“冻死者十八九”。塔塔儿部“冻死者十八九”，金军大获全胜，翟文作者先穿凿附会“西北路招讨司军队是役伤亡惨重”，后穿凿附会“斡里札河之战，使西北路招讨司主要兵力遭到严重削弱，其原有军事格局及行政建制也受到一定冲击”。
原来西北招讨司由新桓州迁回燕子城最主要原因为天降暴雨塔塔儿部“冻死者十八九”而金军大获全胜、勒铭九峰山。
其九，“金代西北路招讨司自金太宗天会三年正式建置，延至金卫绍王崇庆元年，前后存续88年之久。在此期间，两迁其址，三更驻地名称——燕子城、新桓州、抚州，存在两座招讨司治城——燕子城即后之抚州（今张北县老城）、新桓州（今正蓝旗上都镇四郎城古城）”。
按：翟文沿袭前人观点，西北招讨司由燕子城（抚州）迁新桓州，又回迁燕子城（抚州）。翟文作者别出心裁发明“三更驻地名称——燕子城、新桓州、抚州”，浑然不知燕子城、抚州、柔远（县）在《金史》是通称或混称，燕子城一直为俗称，根本不存在变更燕子城名称为抚州或柔远。翟文作者行政建置常识，不免令读者瞠目结舌。
小结
翟文关于金代西北招讨司设立时间（天会三年）误，驻地由抚州迁新桓州，亦误。读者慎引。关于金代西北招讨司设立时间、驻地变迁，翟文主要参照了孙文政《金长城管理机构设置沿革考(Ⅱ):金西北路与西南路》（《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金代卷等前人成果，三节框架立论均沿袭前人旧说。通篇粗制滥造，乏善可陈，笔者未发现一处重大学术创新。对辽金元山后草地相关史料与历史基本一无所知。凉陉、羊城泺位置学界公论，竟然不知；重复论及今学界定论——新旧桓州位置，不尊重前人准确成果。不知何为史源学，回避“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有关西北招讨司设立时间记载，回避或浑然不知“草泺”有关辽帝所驻跸五院司位置。
翟文两大创新——骑兵一宿三百里（探讨五院司位置以补证西北招讨司驻地为抚州）、塔塔儿部“冻死者十八九”，金军大获全胜而西北路招讨司军队是役伤亡惨重（补证西北招讨司由新桓州回迁抚州原因），此等历史地理、军事常识雷人至极，不愧为唐史博士跨界辽金史选题失败典型事例。以上仅为个人管窥之见，未必准确，暂抛砖引玉，期待高人。尤其是旧桓州筑城时间、西北招讨司或三招讨司设立具体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