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或毁灭》错误百出细节例举（二）
第二节P207温文：這種欲統治世界的“天命觀”應源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這種觀念又受更早的突厥人群的影響。
按：温文此语未标注注释。按照温文逻辑，此语可校正为：成吉思汗欲统治世界的“天命观”应源于温文作者，温文作者的这种观念（应或很可能）又受更早的温文作者导师姚某影响。因为温文未例举任何文献记载直接给成吉思汗贴了一个（欲统治或征服世界）标签或帽子，成吉思汗欲统治世界的“天命观”应源于温文作者（正如上篇推文笔者所言温文作者制定了蒙古《大札撒》第一条第一款“对外永不妥协”国策），因为只有一直公然挑战学界公论、自我感觉准确（良好）、“世界”围绕其本人转心态者——连续制造四篇通篇立论不成立稿温文作者才会有类似统治学界观念；温文作者此观念（应或很可能）受其导师姚某某欲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类似吐蕃“帝师”影响，因为只有“帝师”心态者会有统治世界野心。
温文作者自16年之文以来一直在矮化成吉思汗军事才能与智慧，并将蒙古与周边任何政权战争（民族政权之间内部）定性为“（中外之间）征服（侵略）”，进而给成吉思汗贴了一个欲统治（或征服）世界的标签。此说可能受国外学者“内亚”“内陆欧亚”等伪地理概念影响，不免涉嫌人为将成吉思汗平定（统一、征服）“天下”雄心壮志（计划与行动）抹黑为“欲统治（或征服）世界”。“世界”是什么概念，“天下（或中国）”是什么概念，蒙古周边政权能代表“世界”？
笔者一直以来个人观点：成吉思汗1227年驾崩前已平定（统一、征服）“天下（中国）”雄心壮志（计划与行动），即笔者所考蜀人吴昌裔端平三年（1236年）十二月初一后当月所上《论湖北蜀西具备疏》“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之“斡腹之谋”，读者可参（拙文《成吉思汗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考》）。
笔者博士论文已言：“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蒙军围攻西夏中兴府，亲自率军渡黄河攻拔金朝积石州、临洮府、洮州、河州、西宁州、隆德、德顺州等地，攻巩昌不下。蒙军在尚未彻底平定西夏之前便渡黄河上游进攻金朝，显然是在获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后开始实施假道西夏西境而绕过开封北部黄河中游地区以攻金的“斡腹”战略。成吉思汗在渡黄河攻金的同时，曾遣使携金牌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坝，要求南宋“投拜”。此后一支蒙军自洮州攻入南宋四川西北境内，蒙军经岷州、宕州越摩云岭后兵分两路：一路东进西和州，但久攻西和州不下；一路南下阶州，攻破阶州后，蒙军五十余骑南下攻文州石靴关，大部蒙军则东攻阶州将利县，并在将利县兰皋镇大败宋军。”
上述“投拜”事即“往者宝庆丁亥（1227年），鞑尝遣两金牌至蜀，大书伪号于牌之上，自谓为天所赐，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狂僭异常，悖嫚无礼，大概只欲吾投拜，否则厮杀耳。彼所谓投拜即吾之所谓和也，吾以讲好为和，彼则以投拜为和”。研究宋蒙战史宋史专家皆知此则史料，此类蒙古军“军前遣使”向南宋所投要求南宋“投拜”的“嫚书”不胜枚举。按温文逻辑，“自谓为天所赐”可穿凿附会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成吉思汗这种欲统治“世界”“天命观”受更早的匈奴人群的影响。“长生天的气力里，蒙古合罕的大福荫里”之“天”，按温文作者逻辑，也是成吉思汗欲统治“世界”“天命观”。
然而，科班出身元史与北方民族史师生，均知“自谓为天所赐” “长生天的气力里”之“天”，实际为萨满意义上的“天（神）”。与“天命观”有何关系关联？“天”词义为“世界”吗？此语文意能穿凿附会成吉思汗欲统治世界吗？
因此，温文作者连续四篇通篇立论不成立稿共性：假（缺乏史料，狂编乱造史料，凭空杜撰历史事实，错误；连篇累牍）、大（生拉硬扯，穿凿附会）、空（缺乏实证内容，只有一个宏大议论的新元史空壳）。
P206-207：温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欲圖征服全世界的那種假設其實也是值得警惕的，他們的最初目標並非如此（3）。愛爾森在引述安部健夫的研究時指出，成吉思汗對花剌子模和西夏的真實態度並非要將對方毁滅，而是希望能如畏兀兒一樣，臣服於蒙古人（4）。巴菲爾德亦認爲：“蒙古人並不想真正征服西夏，他們對提供供奉及軍隊的協議心滿意足……不管是畏兀兒還是西夏統治者都没有被迫宣布放棄主權。”（1）蒙古人對羅斯公國的統治實際上没有大規模地加以改變，保加利亞則選擇臣服蒙古人，塞諾對此就曾不無深意地寫道：“蒙古人留下的世界觀具有比歐洲人更偉大的種族寬容性。”
按：“蒙古人欲圖征服全世界”；“毁滅”“臣服”“征服西夏”“放棄主權”，读者可见温文作者受愛爾森、巴菲爾德等外国学者思想影响，有点走火入魔，于是《臣服或毁灭：对外》标题应然而生。试问，温文标题“对外”之“外”乃直接套用外国学者思想观念，而一概指“外国”吗？“畏兀兒還是西夏統治者”“主权”，是温文作者赋予或赞同认可的吗？蒙古与西夏战争是中国（中国史）之外两个外国之间战争与“世界史”吗？“太祖命金紫与扎剌可抹哥那颜，屑金和酒以为盟，约为兄弟。抹哥贵族重臣，饮金，国之重盟也”，汉文史料1209年蒙古与西夏所缔结“兄弟之国”之约记载避而不引，1210年成吉思汗对金开战前，蒙古与西夏，以及南宋均为向金朝纳贡属国性质，亦未论及。
此外，“蒙古人對羅斯公國的統治”为温文作者之语，试问“羅斯公國的統治”者钦察汗国难道不是大蒙古国（至元七年建元大元后，蒙文国号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藩属，按照蒙元时期蒙古汗廷与诸汗国上层官方看法与《元史》纂修体例，钦察汗国（及所统辖羅斯），难道并非属于大蒙古国版图、疆域？
温文在愛爾森（引安部健夫）“臣服於蒙古人”、巴菲爾德“蒙古人並不想真正征服西夏”两则引文之后，言及“蒙古人對羅斯公國的統治”“保加利亞則選擇臣服蒙古人”“蒙古人对金和南宋的态度又如何”？温文作者此三处“蒙古人”均代指其时大蒙古国或蒙古汗廷，试问愛爾森（引安部健夫）、巴菲爾德笔下“蒙古人”具体指代对象与具体年代？与温文此三处“蒙古人”是统一概念吗？成吉思汗对金开战前1206-1210年期间大蒙古国（1209年西夏归附蒙古，同时西夏与蒙古均对金称臣。畏兀儿1211年主动归附蒙古）。前四汗时期，大蒙古国与“羅斯公國”“保加利亞”“金和南宋”关系，是否能相提并论，或者有可比性吗？以及“羅斯公國”“保加利亞”“金和南宋”政权性质相同吗？
不辨析观点正误，直接七拼八凑堆砌国外学者观点或注释，没少挖坑给编辑，温文一大特色，读者慎辨之。按照温文逻辑，大蒙古国与“羅斯公國”“保加利亞”，属“内亚”，“大理”属东南亚，“金和南宋”不详。
温文标注：復旦大學“西北中國疆域化的歷史進程”課題、上海市浦江人才項目（16PJC015）階段性成果。政权性质、政权之间战争性质，外交与主权概念滥用之外；金朝、大蒙古国乃至中古时期中国有无被温文作者“分裂”“割裂”，而“疆域”变少？读者自品。以类似新清史的新元史文风，向读者兜售“蒙古人欲圖征服全世界”“不管是畏兀兒還是西夏統治者都没有被迫宣布放棄主權”之类明显错误观点，想必与有关部门同意设立“西北中國疆域化”项目研究初衷背道而驰。
梳理完温文第一节第二节，笔者作为一名读者，实在体会不到温文存在客观评价历史知名人物（成吉思汗）、正确认识中国境内民族政权之间战争性质与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研究初衷与主旨。相信任何北方民族史或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史专家阅后亦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