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居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所提交会议论文
成吉思汗假道夏宋灭金史源及其生年新探
摘 要：《圣武亲征录》、今本《蒙古秘史》均为《脱卜赤颜》节译本，《亲征录》原文为汉文。汉文《太祖实录》主要史源为《亲征录》，汉文《太祖实录》翻译为金字蒙古文《太祖实录》，即《金册》成吉思汗纪。《亲征录》、《蒙古秘史》属《脱卜赤颜》系统；《史集》、《元史·太祖本纪》属《实录》系统。自史源角度来看，《史集·成吉思汗纪》、《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未载太祖假道灭金遗诏，十分合情合理。厘清《圣武亲征录》《金册》《蒙古秘史》文本生成过程后，可知《说郛》本所收录《圣武亲征录》最早版本所载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矣”为有关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说最早之原始权威记载，且与杨维桢、《史集》所载成吉思汗生于猪儿年完全吻合。学者邵循正、周清澍对伯希
关键词：《亲征录》；《金册》；《实录》；《脱卜赤颜》；成吉思汗
笔者检诸史料，发现与《元史·太祖本纪》假道灭金遗诏史源同流的相关记载；而欲厘清假道灭金史源，需要先梳理辨析《实录》与《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史集》关系。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初步就《蒙古秘史》（《脱卜赤颜》）、《亲征录》、《实录》（《元史》本纪）、《金册》（《史集》）文本生成过程或史源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探讨；并在考证《亲征录》文本生成过程后，附带论及成吉思汗灭夏之役时年龄与生年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前人相关观点述评
1、伯希和、韩百诗先生言《亲征录》为《金册》汉文节译本，《史集》为《金册》波斯文全译本。[①]
2、王国维先生《圣武亲征录校注》曰：“疑（《亲征录》）太祖朝事出脱卜赤颜，与《开天记》同源；太宗朝事则别取《平金始末》等书以益之”。[②]
3、亦邻真先生言《金册》是以《亲征录》为史源，《史集》以《金册》为史源。[③]
4、学者艾鹜德言：《蒙古秘史》1252年成书；吉田丰教授等人已注意到《史集·成吉思汗纪二》、《元史·太祖本纪》、《亲征录》成吉思汗纪（约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之间的相似度，远超他们与《秘史》的相似度，其以为相似原因乃这三种史料关于成吉思汗记载，均源自1287年汉文《太祖实录》；其以为《亲征录》与《史集·成吉思汗纪》都应源于一种仅有的蒙古语原文，并夹注曰：其必须反对亦邻真教授、刘迎胜教授（笔名皮路思）观点，他们以为《亲征录》最初是由汉文写成，而后才翻译为蒙古文；其以为现存《亲征录》文本乃《太祖实录》《太宗实录》节略后合并在一起的关于蒙古帝国兴起史的连续性叙述。[④]
5、姚大力先生言拉施都丁所言《金册》即金字书写的《实录》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⑤]
6、近来温海清温刊文对伯希和、韩百诗、艾鹜德、亦邻真、刘迎胜、姚大力诸学者有关《秘史》、《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等史源或相互关系一系列观点，或不求甚解，或严重曲解，而提出一系列新的错误观点。
其一，曲解“
其二，既美其名曰“美国学者艾骛德对《亲征录》的全面重校和刘迎胜对《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内容的再检讨为代表，我们对于早期蒙古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已取得重大进展，蒙古早期历史的知识也正不断得到更新”，而赞同艾鹜德《亲征录》原文应该是蒙古文，反对亦邻真、
其三，既引据亦邻真《金册》是以《亲征录》为史源、《史集》以《金册》为史源，而反对伯希和、韩百诗所言《亲征录》为《金册》汉文节译本；又赞同姚大力“《金册》原文不是蒙古文”，“而是对《实录》的节译”；从而未发现亦邻真、姚大力之说自相矛盾，且亦邻真 《金册》是以《亲征录》为史源（或《金册》为《亲征录》蒙古文译文）之说有误。
总体上，温海清刊文对有关《脱卜赤颜》《亲征录》《金册》《秘史》关系的梳理或论述，缺乏学术创新，机械堆砌前人观点，却不明诸说是非正误。艾鹜德《蒙古秘史》成书于1252年；《亲征录》原文为蒙古文；《史集·成吉思汗纪二》、《元史·太祖本纪》、《亲征录》成吉思汗纪均源自1287年汉文《太祖实录》；《亲征录》乃《太祖实录》《太宗实录》节略本，等一系列观点，不得不说乃均属令读者发指之幼稚至极错误，其对早期蒙古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二、《亲征录》《金册》《蒙古秘史》文本生成过程
1、今《蒙古秘史》：《脱卜赤颜》节译（原文为蒙古文）
“昔长史馆，与修功臣传”许有壬所撰镇海神道碑，载“丞相奋庸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闻”、“秘史纪名，永终不坠”， [⑥]“秘史”当即《脱卜赤颜》。至顺三年（1332）五月甲戌，“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⑦]因此，可知《脱卜赤颜》应包括自铁木真时代镇海迄于燕铁木儿事迹。今四部丛刊三编本（影元椠旧钞本）《元朝秘史》实际为洪武刻本，[⑧]今本《元朝秘史》并无镇海、燕铁木儿事迹。洪武刻本《秘史》显然为《蒙古脱卜赤颜》节译本，或选译本。
今本《秘史》直接译自《脱卜赤颜》，故《脱卜赤颜》并非温海清刊文所言《秘史》史源。前人多以为《秘史》第1-246节以及全书跋尾成书于1228年，但甚少论及《脱卜赤颜》史源。笔者以为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发明畏兀儿体蒙古文不久，成吉思汗时代已有类似起居注之类宫廷档案，可谓《脱卜赤颜》雏形或重要史源之一。因为《脱卜赤颜》1228年撰修成书时，如果没有现成的历史档案可资参考，根本不可能如实记载成吉思汗征伐四方一系列战事。
2、《金册》：汉文六朝《实录》畏吾字译本与节译本（原文为蒙古文）
学者姚大力所言《金册》即金字书写的《实录》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之说，准确可从，但需要指出的是，其说仅为主观推断，缺乏详细论证或逻辑分析过程，未厘清元代《实录》分蒙文、汉文两个文本系统，且两个系统内容大同小异，而并非完全相同。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⑨]此可谓元廷将“太祖累朝实录”译为畏兀儿蒙古文之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⑩]引文太宗、睿宗、定宗、宪宗“祖宗实录”当均为“畏吾字”。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壬戌，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太宗实录》”；[11]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纪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炮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12]“兀都带”即“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乃至《太宗实录》当均为“畏吾字”。
大德七年十月“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13]大德八年二月“甲辰，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14]“汉字《实录》八十册”当指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六朝汉字《实录》，并非仅仅指汉字《世祖实录》；“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一可狭义指“畏吾字”五朝《实录》，二可指“金书”“畏吾字”与墨书“汉字”两个版本，前者可能性更大，因为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汉字《实录》与汉字《实录》八十册大德八年二月始一并进呈。退一步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大德八年二月时，元廷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六朝实录分两个版本，一为“金书”“畏吾字”，一为汉字；“金书”“畏吾字”《世祖实录》为节译本，而“金书”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实录》为全译本。
因此，《金册》大致即“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金书”“畏吾字”译本与“金书《世祖实录》节文”。
明军进克大都后所获《十三朝实录》，当为汉字墨书《实录》，并非“金书”“畏吾字”《实录》或《金册》。明军进克大都前，《蒙古脱卜赤颜》与金书国字《金册》，很可能均被蒙古统治者携带北撤漠北，因而后来蒙古桑丹津《黄金史》保留大量《蒙古脱卜赤颜》内容。
3、《亲征录》太祖朝史事：《脱卜赤颜》节译
亦邻真先生以为《亲征录》莫那察Muruča，Muruča之ru音节不按汉语音写习惯作nu nü，而作lu lü，乃因汉语方言N l辅音相混淆；《亲征录》莫那察，《史集》作Mwnca（=Mwnwca，读作Munca=Munuca）十分奇怪，蒙古文写就《金册》如何会出现汉语读音；自《亲征录》Muruča被写成《史集》Mwnca（=Mwnwca），可窥《金册》成书过程轨迹，《金册》为汉文编写成书后又译为蒙古文；伯希和、韩百诗以为《史集》为《金册》全译本、《亲征录》为《金册》节译本，其颠倒了史籍传承过程，《亲征录》并非《金册》汉译本，相反，《金册》为《亲征录》蒙古文译文；以《元朝秘史》为主要史料的《亲征录》是用汉文编写的，《史集》引用的正是《亲征录》蒙古文译本。[15]
伯希和、
《亲征录》原文为汉文，兹例举两条证据。
其一，关于也速该助克烈部王汗击溃菊儿罕一事。
《圣武亲征录》载在泰赤兀部兀都儿吾难、八哈只出兵相助下，也速该率军偕王汗经哈剌不花山谷、阿不札不花哥兀山、秃烈坛秃零古、盏速坛盏零古、阙群隘至曲笑儿泽，迫使菊律可汗退避塔剌速野，最后遁走河西。[17]
《史集·成吉思汗纪》载泰亦赤兀惕兀都儿-忽难、巴只合引领也速该、王汗（自合剌温-合卜察勒？）经哈剌不花山谷、秃烈坛秃零古惕、秃烈坛秃零古惕﹝盏速坛盏零古﹞、合卜察勒、曲笑儿泽（《史集》中译本误译作“古泄兀儿海子”，最后在忽儿班帖列速惕击溃王汗叔父古儿汗，古儿汗逃往河西。[18]
《蒙古秘史》第177节载在泰亦赤兀部忽难、巴合只引领下，也速该（自合剌温-合卜察勒）率军在忽儿班帖列速惕将王汗叔父古儿罕赶入合申地面，救回王汗百姓，其后王汗与也速该于秃浯剌河合剌屯做了安答。[19]
《元史·太祖本纪》载“初，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既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剌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儿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儿，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
由上可见，关于也速该助克烈部王汗击溃菊儿罕之事，《亲征录》记载最为详细，《元史·太祖本纪》最为简略，而盖因《太祖实录》所归纳铁木真父子于王汗五大功劳过于简洁。《亲征录》“塔剌速”即《史集》《蒙古秘史》“忽儿班帖列速惕”，《史集》漏载“阿不札不花哥兀山”、“盏速坛盏零古”两山。
其二，关于铁木真出征主儿勤一事。
《圣武亲征录》载“时我众居哈连徒泽间，为乃蛮部人所掠。上遣人求助于月儿斤，月儿斤杀十人，褫五十人衣而归之。上怒曰：‘曩者，别里古台为彼所伤，我舍衅议和而不听，今何乃乘敌势凌我？’因发兵于大川，至朵栾盘陀山，大掠月儿斤部，惟薛彻、大丑仅以妻孥数人脱走。”[21]
《史集·成吉思汗纪》载铁木真（1196）出征塔塔儿部后欲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禹儿勤部，禹儿勤部联合叛敌杀铁木真麾下两﹝十﹞名士兵，褫五十人衣，夺五十人之马，铁木真遂逾沙碛（desert）出征主儿勤部薛彻别吉于朵罗安孛勒答合。[22]
《蒙古秘史》第136节载铁木真哈澧氻秃纳浯（总译为“哈澧氻海子”）阿兀鲁黑（阿兀鲁兀惕，总译为“老小营”）被主儿勤部褫五十人衣、杀十人，铁木真遂出征主儿勤部营地——客鲁洌河阔朵额阿剌之朵罗安孛勒荅兀惕。[23]
《元史·太祖本纪》载“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儿，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24]
关于铁木真出征主儿勤一事， 《亲征录》、《秘史》载哈连徒泽（哈澧氻秃纳浯），且《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均载乃蛮掠铁木真（哈连徒泽）部众，可知《亲征录》记载最为详细，且“因发兵于大川”之“川”为蒙古语沙碛之意，亦证《亲征录》据蒙古文史书（《脱卜赤颜》）翻译而来。仅《秘史》载哈澧氻秃纳浯为铁木真阿兀鲁黑，且载朵罗安孛勒荅兀惕位于客鲁洌河阔朵额阿剌。《亲征录》“朵栾盘陀山”之简称，反映其对地名进行了简译。
综上所述，《亲征录》、《秘史》太祖朝史事史源基本相同，而均节译自《脱卜赤颜》，《亲征录》原文并非蒙古文；《史集·成吉思汗纪》源自《金册》，或“金书”“畏吾字”太祖《实录》；《太祖本纪》主要史源为汉字太祖《实录》。《实录》参照了《亲征录》，有线索可寻。例如，《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均载有“萨里河”，当为“萨里川”之误，而《史集·成吉思汗纪》作撒阿里客额儿。可以推知：《亲征录》据《脱卜赤颜》将撒阿里客额儿译作萨里川后，又错误润色为“萨里河”，汉文《太祖实录》沿袭了《亲征录》“萨里河”之误；但汉文《太祖实录》译为蒙古文《太祖实录》或《金册》时，又准确还原为“撒阿里客额儿”，因而《史集·成吉思汗纪》作撒阿里客额儿。因此，《实录》主要史源为《亲征录》。
三、关于成吉思汗灭夏之役时年龄与生年
关于成吉思汗出生地、葬地、四大斡耳朵，国内外主流观点均有待修订，而其生年国内学界长期直接引据学者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一文1162年之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以下称周文），甚至多以为定论。笔者多年前阅读
1、关于杨维桢所言太祖生年：丁亥1167年
伯希
周文以为杨维桢之言抄自《宋季三朝政要》：“宋太祖生于丁亥（927），以庚申（960）岁建国，命曹彬平江南，王师系甲戍岁（974）渡江，以乙亥（975）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开宝九年。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命伯颜平江南，大军亦系甲戌岁（1274）渡江，以乙亥（1275）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国之时，有䜟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团圆十六缺。至㓜君恰十六传，亦非偶然。国之兴亡，系乎天数，而亦闗于人才之盛衰。”周文以为《宋季三朝政要》作者误将世祖作太祖，“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之“乙亥”为忽必烈生年1215年，庚申为1260年。
需要指出的是，周文关注到杨维桢之言与《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共同之处，值得肯定，但以为杨维桢之言直接抄自《宋季三朝政要》过于武断。
首先，“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之“乙亥”明显为“丁亥”之误，《宋季三朝政要》与杨维桢原文文意均为“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即成吉思汗生年、建国之年与宋太祖生年、建国之年相同。周文连“亦生于乙亥”之类最简单文本错误校勘不出，避而不谈“亦”字，而误以为“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为世祖皇帝。
其次，《宋季三朝政要》大致为忽必烈时期抄摭他书而成，根本无法确定杨维桢之言史源为《宋季三朝政要》。《宋季三朝政要》成书时，大致尚在位，怎么可能有世祖庙号问世？且“太祖圣武皇帝”显然为成吉思汗称号。忽必烈1260年建国，亦不符合史实。
由上可见，伯希
2、关于《亲征录》两条成吉思汗生年记载：丁亥1167年
《亲征录》载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五”，伯希
表面上貌似周文对伯希和之说的批驳完美无瑕，然而，笔者在批驳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一文立论，分析伯希和与韩百诗、艾鹜德、亦邻真、刘迎胜、姚大力诸学者有关《秘史》、《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等史源关系时，对《亲征录》《史集》《秘史》《太祖本纪》关系有了全新认识，进而发现周文对伯希
其一，周文偷换概念，或关系倒置。避而不谈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记载十分唐突，伯希
其二，《亲征录》最早版本“时上年六十五”作“时上年六十矣”，“时上年六十五”却一语气词“矣”。《亲征录》莫名其妙载“时上年六十矣”，明显乃感慨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最后一次骑马征夏之役时已六十高龄矣！周文浑然不顾“时上年六十矣”语境，而在《亲征录》版本上引据了“时上年六十五”之记载。
再次，周文“《亲征录》即蒙文《金册》汉译本”，明显有误。学者姚大力已考《金册》为汉文《实录》的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
由上可见，伯希和先生《亲征录》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为后人篡补，《亲征录》最早版本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五”作“时上年六十矣”，准确可从。“时上年六十矣”，与杨维桢所言太祖生于丁亥1167年记载相符。
3、成吉思汗享年两种不通记载：六十六与六十一
周文据《太祖本纪》丁亥年卒，寿六十六，推断成吉思汗生年为壬午1162马年，并以十七世纪时期成书之《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为辅助补充证据。《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有关成吉思汗生年记载史源明显为《太祖本纪》，可谓毫无参考价值。《亲征录》为忽必烈时代蒙古文《脱卜赤颜》节译本，当主要服务于编纂《实录》，显然《亲征录》记载较《太祖本纪》记载更权威可靠，因为忽必烈时代《亲征录》部分内容已不同于《脱卜赤颜》，忽必烈时代史官刻意在篡改若干历史记载。
此外，李治安先生言其虽然补证了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说，但其疑惑《亲征录》、《红史》等史籍载成吉思汗“寿年六十一”，而成书时间稍晚《元史》、《雅隆觉沃教史》作“六十六”，是否与实录纂修过程中史实篡改、审定有某种关联。这些疑问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成吉思汗生年1162、1167两说的分歧焦点（《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笔者按：《亲征录》似未载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一，成吉思汗生年1162、1167两说的分歧焦点不但在于成吉思汗寿年，尚有成吉思汗生年、卒年生肖。伯希
综上所述，周文对伯希
《马可波罗注》为伯希
学无止境，治学方法或考订史实，不能拘泥于文言文史料，而应有文本批判精神。如果径直引据史料，诸如《蒙古秘书》成书于鼠儿年七月曲雕阿兰之朵栾盘陀山、当年蒙古汗廷于曲先恼儿举行也可忽邻勒台，而不考虑《秘史》成书体例、全书内容，很容易犯学者余大钧、艾骛德等《秘史》成书于1252年之类明显经不起推敲之低级错误。北大
结语
综上所述，《亲征录》、今本《蒙古秘史》实际均为《脱卜赤颜》节译本，《亲征录》原文为汉文。汉文《太祖实录》主要史源为《亲征录》，《太祖本纪》主要史源为汉文《太祖实录》。汉文墨书《太祖实录》翻译为金字蒙古文《太祖实录》，即《金册》成吉思汗纪，为《史集·成吉思汗纪》主要史源，《金册》并非汉文实录直译，《金册》原文为蒙古文。《亲征录》、《秘史》属《脱卜赤颜》系统；《史集》、《元史太祖本纪》属《实录》（《金册》）系统。
厘清上述史籍关系后，太祖假道灭金遗诏问题迎刃而解。
其一，《脱卜赤颜》成书时间当早于《大金国志》所引“大行遗诏”原始史源，《圣武亲征录》、今本《秘史》为《脱卜赤颜》节译本，《圣武亲征录》、今本《蒙古秘史》不可能载有假道灭金遗诏。
其二，即使汉文《太祖实录》载有假道灭金遗诏，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等人向忽必烈奏读汉文《太祖实录》后，太祖假道灭金遗诏内容被删，金书畏吾字《太祖实录》或《金册》无假道灭金遗诏记载，故而《史集》未载太祖假道灭金遗诏十分合情合理。
其三，《太祖实录》无论是否载假道灭金遗诏，《太祖本纪》都可以收录此遗诏，因为《太祖实录》并非《太祖本纪》唯一史源，明初史臣可自《平金录》、《太宗平金始末》等史籍将假道灭金遗诏载入《太祖本纪》。
因此，《史集·成吉思汗纪》、《圣武亲征录》、《秘史》未载太祖假道灭金遗诏，从史源角度来看，十分合情合理。温海清刊文对此遗诏质疑，纯属民科欲推翻相对论式自扰，其文最大硬伤，则在于完全不明《大金国志》所载“大行遗诏”最原始史源。
厘清《圣武亲征录》《金册》《蒙古秘史》文本生成过程后，可知《说郛》本所收录《圣武亲征录》最早版本所载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矣”为有关成吉思汗生年最早之原始权威记载，既较《元史·太祖本纪》更权威可靠，又与杨维桢、《史集》所载成吉思汗生于猪儿年完全吻合。在此，自史源或文本生成过程角度，对成吉思汗生年1167说进行补充论证，仅为厘清《圣武亲征录》成书过程后的一个意外的副产品。需要承认的是，《脱卜赤颜》纪年当为生肖，而节译为《亲征录》时改用干支；即使成吉思汗本人亦十分可能不详其生年，但必然牢记其生肖，故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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