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旦温海清忽必烈由征宋到转攻大理以取军粮之说及学术规范之质疑
徐世隆墓碑“壬子（1252年）岁，自汉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忽必烈）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一条史料可证《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一文立论不成立，本文对该文所倡忽必烈1252年由征宋到主动请缨转攻大理以取军粮之说及若干学术规范提出质疑，而以为忽必烈1252年奉命远征大理，以实施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形成的“假道云南，图我（南宋）南鄙”之“斡腹之谋”。
一、引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温海清老师《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一文，初步提交于2015年11月14至15日复旦大学西北史地研究青年创新团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学者会议，后正式刊发于《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以下简称温文）。温文全文三万五千余字，对于不熟悉宋元战史者而言，俨然可谓近年权威核心期刊所刊发唯一有关宋元战史最权威之鸿篇巨制或巅峰之作。然而，编辑部主管编辑承认温文并未外审，学界人士想必亦应知悉温文作者并非专攻宋元战史，未见其他有关宋元战史研究专文。因此，刊发温文期刊虽为权威核心，但并不能证明温文研究成果属于权威。
温文主题为宋元战史，全文立论或主旨是否定本人四川大学博士论文《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或在此基础上所发表宋元战史系列论文立论，即本人根据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所上奏年代所考成吉思汗时期或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之前蒙古军已有“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之“斡腹之谋”。温文作者主攻元代历史地理，如果搞军事地理可谓易如反掌，温文在其学校率先开创宋元战史研究之新领域，若能推动宋元战史研究，诚可喜可贺，且以一篇会议论文商榷别人博士论文立论的学术勇气亦令人敬佩。但没想到本人宋史博士宋元军史博士论文立论会被元史博士温文作者商榷。严格而言，如果温文立论成立，本人博士论文便立论不成立。如果立论果真不成立，怕只能回炉重造、复读重写，或投笔退隐了。
粗略翻阅温文之后，发现虽然某值班编辑老师盛赞“富有理论深度（此为此编辑老师唯一所言用稿标准）”，但实际上对宋元战史领域并不十分熟悉，未充分引用前人成果（诸如海峡两岸大部分学者所公认宋元战史研究权威专家李先生、元代漠北史地研究权威专家陈先生）；多处所言前人学术观点未注明出处（详参下文，如何定性，笔者不敢妄断）；对若干记载存在错误的史料或“太过笃信”或“多度阐释”，考证结论多有失误，主观推论多失之武断；文中多处观点或文字表述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自相抵牾现象；全文从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或明或暗对宋元双方上层人士军事智慧或“斡腹之谋”评价有点过低或误判，甚至诸如夹有主观感情色彩用语“臆测”、“臆说”、“阿谀”、“夸饰”、“颂扬”“充斥”正文第三节中。最为关键的是，宋元学界前辈学者屡屡引据之日月山一则史料（详参下文），便可宣告温文全文立论或主旨不予成立，熟悉前四汗时期宋元战史者或漠北史地者基本能一眼看出来温文立论不能成立。因此，不得不遗憾地说，总体而言，温文基本上没有多大学术创新和学术价值，对宋元战史研究没有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更有甚者，温文既直接言及本人博士论文首倡最主要立论观点——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端平三年（1236年，此观点为本人率先考证，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于2012年元史会上）而不标注出处或列出考证过程，又否定本人博士论文立论——即在《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奏时间基础上所考成吉思汗时期或蒙哥之前蒙古已有假道大理进攻南宋的战略计划。如果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按常理，温文既然立论不成立，宋元战史研究重镇出身的宋史博士没必要与并无宋元战史深厚研究基础的温文作者比较战史成果，胜之亦不武。在此，附带说一句，本人博士论文若干观点在温文之前已经被某（两位？）审稿专家不认可。好多年前杭州某南宋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者W委托本人某师兄拟将本人博士论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宋史研究丛书》，博士论文电子版发送过去近半年没有收到信息，后来重发论文电子版，一周左右就收到W回信，大意是审稿专家不认可若干观点。博士论文除了最后一章余论，其他都是考述性文字，估计宋元战史之“北胜南”结局与心存对蒙古入主中原、征服南宋的耿耿于怀的南宋遗民情结相逢，基本可肯定审稿专家系浙沪地区的。无独有偶，今年一篇探讨宋元襄樊战役的硕士学位论文被评阅专家要求修改后答辩，主要理由其实亦即“北胜南”立场，结果导致该论文作者延期毕业。审稿专家有权出具审稿意见；论文立论若有问题，任何人商榷也很正常，不过审稿专家与商榷者似乎皆为浙沪学者，不免令人疑惑或感慨本人博士论文立论成立却通不过审稿，温文立论实际不成立却得以在权威核心免于外审而刊发。此审稿用稿疑惑可谓本文最大写作缘由。为捍卫博士论文立论与学术观点，以正视听，暂就温文立论与学术规范问题试论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温文全篇立论或主旨不能成立
《元史·宪宗纪》载宪宗二年( 1252) ：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 丘) 〔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
《元史·世祖纪一》亦载宪宗二年：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祃牙西行。
上述两条最为基本的史料出于“本纪”，应当是官方的正式记录，其权威性自无需赘言。那么，“本纪”之外其他相关史料又是如何记述的呢?
据《元史·兀良合台传》载：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
王恽所撰《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亦载：岁壬子( 1252) ，时世祖皇帝在潜，奉诏征西南诸夷，命公总督大营军马，自旦当岭入云南境。
另，据《元史·董文用传》载：癸丑( 1253) ，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文用与弟文忠从军，督粮械，赞军务。
《元史·董文忠传》亦称：岁壬子，入侍世祖潜邸……癸丑，从征南诏。
再，据《元史·贺仁杰传》载壬子年( 1252)：时世祖以皇太弟受诏征云南，驻军六盘山。
上述五则史料中所涉及的三位传主，均为伴随忽必烈出征大理国时重要人物。兀良合台是此番进军大理国的前锋统帅，其地位仅次于忽必烈; 董文忠、贺仁杰两人则是忽必烈的怯薛宿卫士，随侍于忽必烈左右。
梳理以上“本纪”、“列传”、“先庙碑”等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非常明确的基本信息: 忽必烈进军大理国，实乃尊奉宪宗蒙哥汗之成命，此项战略谋画应是蒙古大汗及其宗王们所共同议决的;1252 年，忽必烈本人还在漠北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这个既定的出征任务。长久以来，人们在谈论忽必烈负有“斡腹”之远谋而受命进征大理国时，应该说都源于上述记载。
然而，倘若我们再细加审读上述史料，又会发现其中存有些许疑问。《元史·董文用传》称：“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这则记载与其他数则史料的记载存在所指时间与地点上的差异。所谓“癸丑”年受命，与其他史料所记载“壬子”年，有一年的差异。这种年份不一致的记载，其所指涉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因此，时间记载差异的问题，或可得其解。
另一方面，若从地点的差异上去加以索解的话，疑问便凸显了出来。我们可否怀疑忽必烈其实是在“河西”接到出征大理国的命令，而非在“漠北”地区呢?
据姚燧撰《贺仁杰神道碑》载: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此处所谓“于秦受诏征云南”，非常明确地透露出，忽必烈是在“秦”地( 指今陕西地区) 接到蒙哥命其出征大理的诏旨，而并非前述诸种史料所称是在“漠北”地区。《元史·董文用传》中所称“河西”之地，与《贺仁杰神道碑》中所谓“秦”地，指地域并无太大区别。1253 年，忽必烈已在南方，正“驻军六盘山”。六盘山位于今宁夏、陕西交界处，元代常称原西夏所属区域为“河西”，蒙古人又音讹称之为“合申”，源于其地曾属唐代“河西节度使”辖制。因此，这似乎印证了我们的怀疑，即忽必烈并不是在漠北领受进军大理国命令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汉文史料记载中出现的这种抵牾情形呢? 汉语文献中所出现的这种无法协和一致的记载，究竟是一种无意为之的“疏漏”，还是别有“隐情”? 通过比对西方世界的另一部“元史”，即伊朗史家拉施特《史集》的记载，我们或可找到些许答案。
《史集·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载：在大忽里勒台召开后的第二年……圣虑开始移注于征服世界上东、西方的远方各城。首先，由于有许多人要求对邪教徒的不义行为加以审判，提出自己的控告听从圣裁，蒙哥合罕便于牛年［1253 年］，派遣他已经看出脸上有王霸之征和帝王福份的兄弟旭烈兀汗，前往大食地区讨伐邪教徒。虎年［1254年］，他又派遣仲弟忽必烈合罕去征服和防守东方诸城，并派出札剌亦儿部落的木华黎国王同他一起去。这些事将详细记述于他们各人的纪传中，因为他们［旭烈兀和忽必烈］都是君主。忽必烈合罕出发后，他从途中派遣急使［奏告说］，沿途没有食物，进军极为困难: “若蒙颁降圣旨，我们就到哈剌章地区去。”圣旨准许后，忽必烈合罕就去攻打以罕答合儿之名著称的地区，洗劫了那里以后，他回到了蒙哥合罕处。
又，《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载:当英君蒙哥合罕即位时，他的京城在斡难-怯绿连地区的哈剌和林境内，安排了国事后，他派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合罕前往东方诸城和乞台诸地，而幼弟旭烈兀则被他派往西方和大食地区，有如其本纪中所述。他降旨，命令全部八十万蒙古和札忽惕军队同他［忽必烈合罕］一起前往乞台［汉地］，要他们留在该处并征服与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区。忽必烈［合罕］出发了，但他并未取道直趋南家思，因为该处的君主已经把途中各地的［一切］食物弄得精光，向那方面进军很困难，他便向蒙哥合罕派去急使奏告情况，请求允许先征服哈剌章和察罕章地区，为军队取得粮食，然后再向南家思前进。那两个地区，在汉语中称作“大理”，意即“大国”，忻都语作“犍陀罗”，我国［伊朗］则称作“罕答合儿”。……［蒙哥］合罕认可了他的奏告。
《史集》的上述两处记载告诉我们: 蒙哥起初是命令忽必烈去“征服和防守东方诸城和乞台诸地”，“留在该处并征服与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区”，“该处”指中原汉地，而“南家思”即南宋，后者是忽必烈的主要进取目标。若将《史集》与汉文史料记载加以比对，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当时真实情状，并解决前文所指出的抵牾问题：1252 年，忽必烈从蒙哥汗处领受的任务是进取南宋，当年秋天，他便离开漠北南下。1253年，忽必烈在南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南方情形已比较熟悉; 他发现直接攻宋难度太大，于是临时遣急使赴漠北蒙哥处要求更改原计划，请求先行往攻哈剌章，即大理国，抄略该国以获取粮食、马匹等物资后，再行伐宋。忽必烈的这一请求最终获得蒙哥允准。
于此可见，《元史》的记载显然有其隐晦不明之处，忽必烈进征大理国的缘由问题应当重新予以检讨。职是之故，重新讨论忽必烈进军云南的深层缘由问题，成为本文的一大主题。
……
通过对西方文献《史集》与东方文献《元史》等记载差异的比较，我们已可明确一项基本事实: 蒙哥最初委派给忽必烈的任务应是出征南宋而非大理国，所谓蒙古人早已存有先取大理国而后再“斡腹”攻宋的战略远谋问题，实际并不成立。
倘若重新检讨这一基本事实所呈现的细节，它又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 忽必烈临阵改变攻宋计划往征大理国，其背后有无更深层次的缘由? 或有论者以为，出征大理国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灭南宋，其间并不矛盾，那么这种貌似合乎情理的逻辑背后又究竟隐藏什么问题? 为何汉文史籍不愿直接叙述蒙哥最初下达给忽必烈的任务是进攻南宋而非大理国呢? 回答这些疑问，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史集》有关此历史事件记载的可靠性问题，而且对于我们究明蒙哥与忽必烈兄弟两人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治斗争的具体情状，以及由此而影响及于当时整个蒙元政局与战局的走向问题，都显得尤为紧要。本文围绕蒙哥灭南宋的既定战略规画与忽必烈临时往征大理国而回避攻宋的策略之间所凸显出的差异问题进行探讨，以揭示兄弟两人由此而引发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以上均引据温文，《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辑P265-270、P273，注释从略）
笔者按：上文为温文全文立论或“一大主题”，即忽必烈进征大理国的缘由问题，该文以为1252年漠北曲先脑儿忽里勒台上忽必烈乃受命远征南宋，此后在“河西”或“秦”地受诏而转攻大理，以获取军粮，原因是进军南宋给养难以供给，而忽必烈主动请示蒙哥，由出征南宋而转攻大理。在此，笔者首先指出的是，忽必烈1252-1253年并没有进军南宋或路经南宋任何地区，温文对上述若干史料存在较大误解乃至曲解。
首先，《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所谓“癸丑”年受命，与其他史料所记载“壬子”年的差异问题，这种年份不一致的记载并非壬子年受命、癸丑年正式出征。因为《元史·世祖本纪》明载（忽必烈麾下之先锋某部）1252年“七月丙午（二十四日），祃牙西行”。《平云南碑》明载1252年九月，忽必烈率主力启程远征大理，十二月，渡黄河；次年春，经夏州、盐州；四月，出萧关，至六盘山。因此，显而易见忽必烈正式出征的年代为“壬子”，并非“癸丑”。《元史·董文用传》之“癸丑”作为“受命”时间必然有误，当然此“癸丑”亦可以牵强解释为当年忽必烈路经“河西”或进征至大理城下。温文探讨忽必烈正式出征年代，不直接引据《平云南碑》或《元史·世祖本纪》，而引据方龄贵先生所考忽必烈1253年冬进征至大理城下之记载，此基本上没有多大说服力。此外，上文温文中已言“1252年，忽必烈从蒙哥汗处领受的任务是进取南宋，当年秋天，他便离开漠北南下”，即温文承认1252年忽必烈已经启程南下，此与其所考癸丑年（1253年）正式出征前后自相矛盾。
其次，《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之“河西”，与《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之“秦”，两者所指地域并非“无太大区别”，忽必烈所经之夏州、盐州、萧关属于“河西”原西夏地域，而“略畔之山（即六盘山）”当属“秦”原金朝地域。“河西”与“秦”两者所指地区截然有别，并不能直接勘同或混为一谈。温文为了证明忽必烈1253年（六盘山）始接受蒙哥诏令转攻大理之推论，貌似有将“河西”释为“秦”地六盘山之意味，未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以适己说。
《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1252年），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之记载，实际亦并不准确，史籍明载忽必烈癸丑（1253年）夏始抵达“略畔之山”或六盘山，因而忽必烈不可能“壬子”“于秦受诏征云南”。此外，根据姚燧《牧庵集》卷10《延厘寺碑》、《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忽必烈1253年夏祃牙六盘山，而《元史·世祖本纪》载（忽必烈麾下之先锋某部）1252年七月已经（盖于漠北曲先脑儿）祃牙一次。不难发现，“自河西征云南大理”、“于秦受诏征云南”两条史料所涉及忽必烈出征时间、受诏地点、出发地点都记载有误。笔者以为《元史·董文用传》“癸丑，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贺仁杰神道碑》“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祃牙略畔之山”，准确文意似乎可理解为：1252年忽必烈（于曲先脑儿）受命出征大理，1253年路经“河西”、“秦”、六盘山出征大理，且1252年、1253年于漠北曲先脑儿、漠南六盘山分别祃牙一次（1252年七月祃牙西行者并非忽必烈本人，当为先锋）。忽必烈于1252年六月克鲁伦河南岸之曲先脑儿受命出征大理，但其此后先随蒙哥至斡难河源日月山祭天祭祖，九月始正式率主力启程南征（其九月出兵之地未详为曲先脑儿或附近之曲雕阿兰，抑或漠南至金莲川，容日后再行探讨）。
再次，温文亦承认《元史·宪宗本纪》1252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元史·世祖本纪》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为官方正式记录，权威无需赘言，温文据《元史·董文用传》、《贺仁杰神道碑》自“河西”或“秦”受命出征大理，以及《史集》关于忽必烈请缨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而否定《元史·宪宗本纪》、《元史·世祖本纪》。上文已言《元史·董文用传》、《贺仁杰神道碑》之记载存在错误，而实际上不足为据或需要考证相关史实后再谨慎引据，则《史集》关于忽必烈主动请缨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实际仅为孤证。对于前四汗时期史事，《史集》基本上较《蒙古秘史》、《亲征录》、《元史本纪》，错误最多，引用需要谨慎又谨慎。温文忽视了《史集》对拖雷假道南宋灭金之役时蒙古军没有粮食，吃人、动物尸体与干草之荒谬记载，史籍明确记载拖雷部蒙古军“蚕食烧毁”南宋境内几十座粮仓，进入金境后又四处抄掠，切断了金军沿途供应，蒙古军不缺酒肉，且拖雷麾下三万大军辎重占三分之一，何来《史集》所言假道灭金时缺粮之说。拖雷假道灭金、忽必烈远征大理时，蒙古军后勤供应按理大体一致，且有别于忽必烈朝时期。以此类推，忽必烈远征大理时怎么会缺粮，如何证明《史集》所谓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是准确可信的。因此，蒙古假道灭宋远征大理时，未必缺乏军粮，《史集》所谓忽必烈请命至大理抄掠军粮之记载未必可信。下文有关日月山记载，至少可证忽必烈1252年曲先脑儿最初奉命出征对象为大理，而并非南宋，则《史集》所谓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不攻自破。
此外，对于《史集》所载成吉思汗欲征服哈剌章之军事计划，温文以为此记载谬误迭现，不能采信（为什么《史集》所载忽必烈请求蒙哥由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记载就可信了呢，此不免给人以“选择性失明”之嫌），而以为1252年之前大理国尚未进入蒙古帝国征服战略计划之内（温文P287、P291）。但温文又自相矛盾言“在整个1240年代，随着蒙古与大理之间战事频发，南宋西南边鄙将帅已深刻预感到，蒙古攻下大理之后必将由此而‘斡腹两广’，甚至危及福建地区（温文P300）”。然而，史籍仅载1240年代蒙古军仅仅进军至大理九和一次，何来“战事频发”？既然“战事频发”，军事行动已经付诸实施，何来1252年曲先脑儿忽里勒台之前蒙古并无远征大理军事计划。
此外，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载其“臣十年前闻敌人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笔者已考此奏疏上于端平三年（1236年），“十年前”为蒙古军首次抄掠四川之1227年。可见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确实已有借路云南、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汉文史籍明载前四汗时期成吉思汗或蒙古军有远征吐蕃、大理、安南、金朝、南宋等地的战略计划，且这些计划后来都付诸实施），此计划南宋时人称之“斡腹”，而且蒙古军1244年已经借路吐蕃腹地首次深入至大理西北丽江九和地区。蒙古军1244年已用兵大理境内，温文亦言及此事，但又倡言1252年之前大理国尚未进入蒙古帝国征服战略计划之内之说；甚至温文以为迟至蒙古平定大理之后，才有人将“斡腹”战略“阿谀”“夸饰”为蒙古军之战略远谋，最典型者为郝经，殊不知“斡腹”一词词源为南宋时人至迟1236年时所发明，郝经1259年《东师议》仅仅是借用了宋人“斡腹”一词罢了。元人郝经对前四汗时期蒙古军灭金征宋战略战术非常熟悉，而且留下很多非常宝贵的记载，很遗憾温文没有充分引据，甚至对郝经评价明显有失公允，不符合史实。
最后，温文作者虽然主攻元代历史地理，但既将“河西”与“秦”牵强勘同，又没有深入探讨1252年忽必烈受命出征之曲先脑儿地理位置，以及忽必烈曲先脑儿至六盘山之间行程，甚至其直接采用《元史·宪宗本纪》1252年“八月，忽必烈次临洮”之错误记载，试问忽必烈1252年六月受命出征、九月正式启程，当年八月如何能自漠北抵达几千里之外临洮。前人早已考证此条史料系年有误，且1252年八月忽必烈实际在漠北日月山随同蒙哥祭天。
姚枢神道碑载：“（忽必烈）壬子（1252年）夏，入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脑而，夜宴群下。公为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无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明日早行，上（忽必烈）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公马上贺曰：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福也。明年（1252年）夏，祃牙六盘，大张教条，俾公以王府尚书。”
结合《元史·世祖本纪》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可知忽必烈1252年夏“曲先脑而”入觐蒙哥后，已“受命征大理”，且次年夏“祃牙六盘”，而“曲先脑而”、“六盘”可谓忽必烈麾下蒙古军远征大理两度祃牙之地。
《元朝名臣识略》卷12《太常徐公》引《墓碑》载：壬子（1252年）岁，自汉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忽必烈）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公对曰：“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上曰：“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
另外，据《元史·礼乐志》载：（1252年）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由上可见，姚枢、徐世隆1252年八月初均随同忽必烈至日月山“行宫”或“帐殿”。学者马晓林已经考述1252年蒙哥日月山祭天经过、意义、日月山地望，并详细梳理忽必烈1252年行程，且以为日月山祭天乃祈求长生天保佑（《元代国家祭祀研究》2012年南开博士学位论文，P36-71）。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证日月山“行宫”或“帐殿”当位于斡难河源今肯特山东部；曲先脑儿当位于克鲁伦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附近，即民国《百万分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克鲁伦河南岸之“哈喇湖”；且蒙哥日月山祭天兼以祭祖。据忽必烈1252年六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大理（姚枢在场）、1252年八月初在日月山“方治兵征云南”，向徐世隆“问此行如何”之事，可以肯定忽必烈1252年六月在曲先脑儿受命出征目标是大理（而并非南宋），因而当年八月其在“日月山方治兵征云南”。《太常徐公》徐世隆墓碑之一条记载，可证温文所谓忽必烈在曲先脑儿受命进攻南宋，进军途中主动向蒙哥请示转攻大理、掠取军粮，在“河西”或“秦”始受命征大理的立论并不成立，因而《史集》所载忽必烈由南宋转攻大理抄掠军粮的记载实际有误，不足为据。此外，1252年蒙古军用兵大理，根本并非出自忽必烈建言献策，1244年蒙古军已经兵锋南至大理九和，蒙哥1252年委派忽必烈出征大理，仅仅是实施成吉思汗时期早已形成的进攻大理的军事计划而已。
温文之所以因日月山一条史料而出现立论不成立之硬伤，直接原因可能是不了解蒙哥、忽必烈其时行程或祭天祭祖目的，且对前人有关忽必烈征大理之前行程的研究成果未予充分参考，温文虽引据陈先生《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一文，但竟然忽视了该文所考曲先脑儿、日月山地望，所引《元朝名臣识略》卷12《太常徐公》“壬子岁，自汉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之帐殿。上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以及《平云南碑》所载忽必烈出征大理往返途程时间、地点（《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在此不得不指出，温文第一部分忽视了忽必烈曲先脑儿、日月山这一段关键行程，没有好好梳理、充分利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却似乎主要立足于在第二、第三部分追求新创己见或学术创新。
进而言之，元代官私文献大部分史料均记载忽必烈1252年受命出征大理，南宋大臣许多奏章亦载1252年之前蒙古欲远征吐蕃、大理、安南之军事计划，但温文不予引据或采信，而仅仅据上述《元史·董文用传》、《贺仁杰神道碑》、《史集》几则皆存在错误的史料，得出蒙哥时期蒙古军由进攻南宋转攻大理以抢夺军粮的立论，此不免有点轻看了蒙古军、南宋谋臣军事智慧。此亦容易令军迷联想起局座一则典故，美军攻打伊拉克是为了抢石油。以此类推，蒙哥时期旭烈兀攻打巴格达是为了抢石油，忽必烈攻打大理是为了抢粮食大米（云南至今主产为大米）？历史真相应该是，旭烈兀西征是为了平定木剌夷等地，蒙古远征大理，以及吐蕃腹地（或吐蕃诸部）、安南、罗殿、罗鬼、自杞、特磨道等西南诸蕃，实际均为武力借路，以开辟向南宋后方广西地区的进军路线，而根本并非为了抢军粮。温文亦忽视了兀良合台进取安南都城后妇女无所取之记载。温文关于忽必烈远征大理以抄掠军粮之立论，似乎反映在最基本军事常识方面尚有欠缺：军粮供应需讲求运输、消耗成本，往返青藏高原即使和平时期至大理运输军粮得不偿失（唐代时期汉军因高原反应根本无法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借粮于敌亦不会远赴万里之外或出动诸如《史集》所载之十万铁骑之庞大兵力抄掠军粮，否则军队往返沿途消耗军粮数量想必高于抄掠所得（可以按照宋军每人每天两斤大米的军粮消耗，估算一下每名士兵往返需要消耗多少军粮，军粮又需要几匹军马拖运）。忽必烈大军从漠北克鲁伦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附近之曲先脑儿不远近万里至大理，结果是牺牲近四十万匹战马，也没见史载抢到一粒粮食，这成本实际尚不如直接杀马而食。此外，关于蒙古与大理战争性质，忽必烈远征大理服务于征服南宋，即使不美其名曰为正义之师或师出有名，至少为统一天下的高尚之举，而抄掠军粮之出征目的未免有点丑化或不高尚之感，亦不符合史实。
需要承认，温文之前已有学者据《史集》所载忽必烈主动请示蒙哥由南宋转攻大理，以抄掠军粮的记载而倡言忽必烈远征大理目的是获取军粮，但《史集》此记载存在明显漏洞和错误（蒙古军出征之前需要忽里勒台公议，基本不可能进军途中改变用兵对象，抄掠军粮亦不可能远赴距蒙古本部近万里之大理），而南宋大臣“斡腹之议”的奏章显然更具说服力而值得称引。关于忽必烈南征大理战略目的，前人基本上多以为乃为实施“斡腹之谋”，笔者在前人基础上率先谈及蒙古用兵吐蕃腹地、大理、安南、罗殿、罗鬼、自杞、特磨道等西南诸蕃战略目的皆为实施“斡腹之谋”，且前四汗时期蒙古平定夏、金、宋的战略均可称之“斡腹”。成吉思汗之用兵战略与其陵寝所在一样，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昭昭日月，朗朗乾坤，忽必烈征大理之前（自曲先脑儿）随蒙哥一同赴日月山祭天祭祖（可能隐含祈求先祖护佑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南征凯旋而归之意），以及忽必烈在日月山咨询儒生徐世隆用兵大理征途前景之记载，一则史料直接宣告温文立论不成立。日月山为蒙古龙兴圣地、成吉思汗与拖雷系元帝陵寝所在之禁地，相信蒙哥其时祭祀之成吉思汗、拖雷在天有灵。很遗憾，对成吉思汗、蒙哥战略兵法、军事才能，温文并未深入探讨或给予客观评价；而温文既不明成吉思汗或前四汗时期征服夏金宋战略皆为“斡腹”，亦不明窝阔台时期假道南宋灭金战略与蒙哥时期假道大理灭宋战略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而均出自成吉思汗时期，实际亦为立论不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弄清日月山位置与历史地位后，结合《元史》本纪，回顾蒙哥1252年日月山祭天经过：五月，蒙哥诏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六月，蒙哥于克鲁伦河南岸曲先脑儿大会诸王；七月，忽里勒台上正式议定忽必烈征大理、旭烈兀征西域、撒里征身毒，忽必烈麾下先锋军祃牙启程南征大理；八月，蒙哥接见学士乐人于日月山“行宫”，亲以冕服祭天于日月山，合祭昊天后土，以成吉思汗、拖雷配享，忽必烈则以皇弟身份“助祭”；忽必烈其时“方治兵征云南”，并在日月山帐殿召见儒士徐世隆，询问此番征程如何。可见蒙哥1252年祭天背景与动机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附近曲先脑儿忽里勒台议定出征大理、西域、身毒后赴昔日成吉思汗营地、陵地之斡难河源日月山祭天祭祖，以祈苍天与先祖护佑出师得胜。而忽必烈1252年六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大理、此后着手“治兵征云南”、八月召见徐世隆于日月山帐殿、“助祭”日月山后九月始正式启程南征大理之行程，足证温文所推断忽必烈曲先脑儿受命远征南宋、忽必烈南下途中发现攻宋难度太大而临时遣使赴漠北请求蒙哥转攻大理以获取军粮、忽必烈于“河西”或“秦中”始受诏征大理、前四汗时期蒙古并无借路大理迂回攻宋“斡腹之谋”之说，皆不能成立。温文对曲先脑儿地望避而不谈，亦未引据学者马晓林业已梳理忽必烈1252年六月至曲先脑儿、八月于日月山帐殿召见徐世隆并参加日月山祭天之行程，以致忽略了1252年八月日月山召见徐世隆时“方治兵征云南”之最为关键记载，故其文主旨并不成立。有鉴于此，厘清日月山地望及相关史事，亦有助于深入了解蒙古对大理乃至南宋征战史，且可窥蒙哥1252年欲征服天下之雄心壮志。
二、温文若干学术规范问题之疑惑
温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立论或一大主题；第二部分，在此基础上对蒙哥与忽必烈争斗提出所谓“新解”；第三部分，梳理“斡腹之谋”源来，温文以为来自南宋西南将帅对蒙古军举动之“臆说”。上文日月山一条史料已经证明其立论或全文主旨不能成立，因而其建立在全文第一部分基础上的第二部分“新解”亦并不成立，则其全文第一、第二部分实际上基本没有学术价值或创新。关于温文第三部分，将近二十一页，将近一半篇幅内容或引文本人已经论及或引据过（甚至个别引文注释温文会议论文与本人已引据版本相同，但正式刊发时又换一个版本），“斡腹之谋”的来龙去脉，本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经全面系统梳理过，温文第三部分主要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或没有多大价值的史料（复旦大学古籍数据库在大陆首屈一指，不过遗憾的是，因温文立论不成立，故温文第三部分对“斡腹之谋”的论述基本没有多少可采之处），对蒙古（尤其是蒙哥汗）用兵战略，南宋时人对西、南二边防务之未雨绸缪之分析或对蒙古用兵所向之预测，并未客观地从纯学术角度予以评价，而对宋元时人“斡腹”之论或军事智慧的评价有点过低或误判，甚至将蒙古军“斡腹”战略追溯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之战略，未免过于穿凿附会。
既然本人已经考证温文第一、第二部分立论不能成立，故温文第三部分对本人宋元战史系列论文或博士论文立论的质疑亦不成立，而且温文第三部分主要为主观评论，因错误较多，在此笔者不一一指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温文既否定蒙古假道大理以灭南宋“斡腹之谋”的存在，又自相矛盾引据笔者已经引据《宋史全文》关于1255年二月左丞相谢方叔始上奏宋理宗“广西之传”不虚，蒙古军果真有“斡腹之谋”之记载（温文P301）；且温文亦承认1244年蒙古用兵大理九和镇，“它印证了此前南宋边鄙守军对吗，蒙古欲下大理而后斡腹攻宋的推测（温文P297）”。而事实上南宋时人早在1245年获知蒙军1244年攻入大理境内一事后已经确认“斡腹之传”不虚，并开始将“斡腹”视为一种战术，宋廷1245年调兵三千增戍桂林，次年又主动遣使出使大理，此均为宋廷1245年确认“斡腹之传”不虚的举措。既然蒙古用兵大理之军事计划1244年已正式付诸行动，1245年宋廷已经确认蒙古军果有“斡腹之谋”，温文却否定忽必烈进征大理之前蒙古已经存在远征大理之军事计划，此明显存在逻辑不通。总之，温文乃据1252年蒙哥最初委派给忽必烈的任务应是出征南宋而非大理之错误推论，进而否定此前蒙古军早已存有先取大理国而后再“斡腹”攻宋的战略远谋，但其前提推论有误，且据1252年蒙古汗廷军事计划或行动而否定此前已经存在“斡腹之谋”在逻辑上亦讲不通，因为早在1244年蒙古军已经兵锋直达大理九和镇。
上文已经指出温文不明曲先脑儿、日月山地望，甚至将“河西”与“秦”混为一谈，温文除了在若干地点位置上疏于考证之外，第三部分在所谓梳理“斡腹之谋”源来过程中，对许多原始史料或奏章的年代问题，亦未详加考证，令人怀疑多处直接言及前人研究观点却不标注出处。众所周知，欲弄清“斡腹之谋”或“斡腹”来龙去脉，应首先弄清其词源或最早出现的年代；而欲弄清“斡腹之谋”在南宋流传经过，应首先弄清相关史料的年代问题，按时间顺序将相关史料排列叙事。南宋时人许多“斡腹之议”奏章并未直接标注年代，考证奏章所上年代极耗费时间，因为考证过程十分繁琐。考证有关“斡腹之谋”相关奏章年代可谓本人博士论文中最为费时、难度最大环节。在此，笔者主要谈一下对温文第三部分学术规范的疑惑，至于如何定性，敬请读者自判。
1、温文P291，第二段第1、2行：“该记载显示的时间是1216年”，“1216年”此年代结论在其引文中无法直接看出来，此结论此前学者曾现江文中曾经提及（《蒙古与大理国早期关系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6-147页；《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1-33页）。然而，本人并不认可1216年之说，而首倡1218年之说。此条例子很可能表明，温文并未深入了解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而直接套用了学者曾现江观点。
2、P293第二段第7行：他在端平三年(1236) 时曾说：“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端平三年(1236)此年代结论，在奏疏中根本看不出来，且此与温文第294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所言“吴昌裔于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间所上的一份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本人博士论文首先考证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端平三年底十二月，且曾以会议论文提交于2012年元史研讨会。虽然此前本人所公开发表宋元战史系列论文没有详谈《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奏时间的考证过程，而直接言此奏疏上于端平三年底，但此奏疏并未明载上奏年代，且本人率先首倡端平三年( 1236)说。
3、P293第二段结尾：“斡腹”入蜀，P296第一段第3行“斡腹”入蜀，第二段第三行“斡腹攻广”，此三词语乃本人率先发明，温文初稿会议论文第21页注释8已经标注，但正式刊发时，没有标注。在中国知网上，选择全文检索，搜索“斡腹”入蜀、斡腹攻广，可以看到显示的论文只有本人与温文。
4、P294第一段第6、7行，“其时”魏了翁、吴昌裔二人奏疏所上时间1236年的结论，奏疏所上年代，本无明确记载。
5、P295注释2，“1245年”，此奏疏所上年代，本无明确记载。
6、P296 第二段第三行，“1240年”，第6行“同年秋”，此两处奏疏所上时间，本无明确记载。
7、P297第一段第5行，“同年”，阳枋此奏疏上于1244年结论，奏疏本无明确记载。
8、P299第二段第1行，“淳祐九年（1249）”，此奏疏所上时间结论，此前郭正忠先生曾经提及（《耻堂奏札与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项岁收年代的考辨》，《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56页）。而温文第294页第一段倒数第三行所言“吴昌裔于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间所上的一份奏疏”却标注文献出处为郭正忠一文，可证温文并未考证《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奏时间，而既直接引据了端平三年( 1236) 底至嘉熙元年( 1237) 初之说，又与本人此前所倡端平三年( 1236) 底之说雷同。
总体而言，温文P291、P299涉及到曾老师、郭老师两处暂且不谈，其他P293一处、P294两处、P295一处、P296两处、P297一处奏疏所上年代结论，都没有列出考证过程，但本人博士论文正文或注释中均已有详细考证，而且这些年代本人在已刊发宋元战史系列论文中明确提及，本人承认刊发时没有列出考证过程（因为版面或注释格式限制，无法一一列出）。不过即使公开刊发时没有列出考证过程，但本人博士论文附带详细考证，而且学术圈内人士应该知道本人发表的系列论文均出自博士论文。而且，如果温文在引用以上奏疏原文时，明明可以直接发现奏疏年代不详，需要另行考证。按照正常写作程序，温文应该核实前人所言奏疏年代是否可靠，而且温文论文第三部分其他若干奏疏的年代与本人所言观点并不相同。尤其是第2条例子，1236年这个年代本人率先有过考证，且与温文所引用郭正忠先生1236 底至1237 初之说前后自相矛盾，此为很明显的漏洞。也很容易令读者以为是温文首先提出来的观点，而有别于郭正忠先生旧说。然而，温文既然直接引据了郭正忠先生之说，显然可以推知其对《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年代没有另行考证，但温文又提及1236年之说，而与本人所已考年代雷同，此正表明温文疏于考证，而很可能涉嫌直接套用了本人1236年说。因此，仅仅就上文所列温文正式刊发时第2、3条问题，已是不容回避的学术规范问题。《全宋文》收有吴昌裔33篇奏疏，笔者曾一一考证所上奏年代。
附带说一句，温文作者师出“作为目前国内专职人员最多、门类最全、总体水平最高、实力最强的中国历史地理专门研究机构”，而同一导师指导的一位博士蒙古与西夏战史研究成果似乎存在套用他人观点（诸如汪古部世居黑水之阳之“黑水”为塔布河，需要指出的是，此观点实际错误，当为艾不盖河）而未标注出处，甚至直接套用接近一整段新忽热古城介绍之网文（仅改动原网文一句话），想必大家都以为直接引据网文在学术规范上是存在问题的。此不免给人以无独有偶之感。当然，笔者声明在此仅提出疑惑而已，并非定性。客观而言，不排除温文对P293一处、P294两处、P295一处、P296两处、P297一处奏疏所上年代私下亦有考证，欢迎期待温文作者公布上述P293一处、P294两处、P295一处、P296两处、P297一处奏疏上奏时间的详细考证过程，继续深入探讨宋元军史，以飨学界。
三、关于温文标题、摘要、关键词
上文已言温文第一第二部分立论不能成立，第三部分若干学术规范令人生疑。笔者以为温文全文内容值得商榷之处较多，为节约篇幅，下面仅再谈一下其标题、摘要、关键词。
1、温文标题：
《再论蒙古进征大理国之缘起及蒙哥与忽必烈间的争斗问题——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温文P263）
关于蒙古用兵大理之缘起或战略目的，《史集》明确记载成吉思汗有远征哈剌章（即大理）的军事计划；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载其“臣十年前闻敌人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此奏疏笔者已考上于端平三年（1236年），“十年前”为蒙古军首次抄掠四川之1227年。可见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已有借路云南、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耶律楚材神道碑亦载“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曾出使南宋的蒙古使者王檝亦言耶律楚材曾上“平南（即南宋）之策” ，蒙古灭金平宋皆酝酿已久，相关记载甚多。狭义的“斡腹之谋”，即指“借路云南，图我南鄙”。“斡腹”可谓南宋对蒙古欲假道大理平定南宋的战略称谓，此战略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初步形成，1244年蒙古军首次攻入大理西北今丽江九和地区，至迟1246年时蒙古军已明确“声言袭我广右”，其时蒙古军如何或从哪里奔袭广西，显然假道当时南宋大臣频频所言之吐蕃诸部、大理、安南。温文却以为1252年曲先脑儿忽里勒台议定出征大理前蒙古不存在以大理“斡腹”而捣袭南宋的深远图谋，未免有点搞虚无主义、否认历史事实。“斡腹之谋”是客观存在的，温文亦承认宋廷曾确认蒙古军果真有“斡腹之谋”，但温文副标题取名“以所谓“斡腹”之谋为主线”，以“所谓”之语气似乎欲表明“斡腹之谋”是南宋边臣凭空臆造的“臆说”，主观色彩未免过于浓厚。
2、温文提要：
忽必烈进征大理国向来被描绘成是蒙古对南宋所实施的“斡腹”之谋。然而，依据东、西方史料记载差异可知，蒙古人起初并无以大理“斡腹”而捣袭南宋的深远图谋。忽必烈之所以往攻大理，是因面对南宋川蜀地区强固防守力量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举。忽必烈长时间未对南宋展开正面进攻，应是引发蒙哥对他猜忌和不满的主要缘由。蒙哥御驾亲征，以川蜀作为突破口，而此正是蒙古灭宋所长期奉行的固有战略; 忽必烈实早已意识到此战略之弊，其被彻底扭转则要迟至刘整降蒙以后。“斡腹”说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边鄙帅臣出于对蒙军军事行动的本能警觉的反应，其渊源有自（温文P263）。
笔者以为温文摘要每句话都存在史实错误，而值得商榷。“忽必烈进征大理国向来被描绘成是蒙古对南宋所实施的‘斡腹’之谋”，南宋的许多奏疏都是很客观的史料记载，怎么叫“被描绘”。忽必烈进征大理国的战略目的是实施前四汗时期酝酿已久“借路云南，图我南鄙”之“斡腹之谋”。根据《史集》、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东、西方史料记载，可知成吉思汗时期已形成借路大理（需先假道吐蕃）、“斡腹”攻宋之战略计划。忽必烈之所以进征大理，仅是奉蒙哥汗之命实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以来酝酿已久之“斡腹之谋”，此为蒙古灭宋长久之计或既定国策，绝非权宜之举。忽必烈在汉地势力的膨胀，才是引发蒙哥不满与猜忌的主要缘由，与忽必烈不正面攻宋并无关系。蒙哥率军四万“扼吭”进攻四川，忽必烈率主力铁骑十万“捣背”进攻鄂州，兀良合台率军三万“斡腹”进攻广西，突破口在广西，蒙哥、兀良合台主要战略任务当为吸引宋军增援，配合忽必烈主力突破长江中部防线。前四汗时期蒙古灭宋的固有战略是“斡腹”，李先生已考蒙古军在1245年、1246年入侵四川均以失败告终，1247年至1251年期间，蒙古军便再没有攻掠四川（《宋元战史》（上），食货出版社，1988年，第473、480、506、600页），因而所谓蒙哥灭宋突破口为四川或灭宋战略主攻方向为四川之说，难以成立。前四汗时期，南宋时人对蒙古攻宋战略最为担心、最严加防范者，乃“斡腹”，而并非“扼吭”。温文蹈袭前人所倡蒙哥率主力主攻巴蜀，以巴蜀为灭宋突破口之旧说，但笔者未发现一条直接或间接史料可证蒙哥率主力主攻巴蜀，以巴蜀为灭宋突破口，前人早已考证蒙古军多年不攻巴蜀、蒙哥灭宋的主力是忽必烈麾下十万铁骑，笔者亦已考巴蜀并非蒙哥攻宋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是南方大理交界之广西，蒙哥时期灭宋战略计划与窝阔台时期灭金战略如出一辙，突破口都在南宋或金朝的南边防线。
备受古人称道的刘整攻取襄樊之策并非刘整首倡，不过是蒙哥汗最初灭宋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而已，1256年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中已曾计划塔察儿率军进攻襄樊。1257年冬，蒙哥汗命忽必烈代替塔察儿转攻鄂州、塔察儿改攻荆山以掩护忽必烈左翼，非常英名，因为襄樊易守难攻，且距长江较远，而鄂州位于长江边上，在此更容易突破南宋长江中部防线。1236年春襄阳经北军兵变而毁为焦土后，襄阳数十年对宋蒙战局毫无影响，以忽必烈取襄樊进而平宋之历史事实或结局而评判蒙哥、忽必烈灭宋战略优劣，并没有意义，且蒙哥战略实际上明显优于忽必烈战略。忽必烈之军事才能被拔高，蒙哥军事才能被看低，这是不了解蒙哥雄才大略所致，要评价蒙哥灭宋战略得失，应先弄清蒙哥灭宋战略或“斡腹之谋”的来龙去脉。蒙哥“斡腹”灭宋战略与窝阔台“斡腹”灭金战略如出一辙，不过都是成吉思汗时期假道灭金、假道灭宋战略的继承与实施罢了，太祖圣武，其军事才能无需赘言。
“‘斡腹’说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边鄙帅臣出于对蒙军军事行动的本能警觉的反应”，此实际仅为温文作者之“臆测”与“联想”，而并非南宋边臣之“臆测”与“联想”，南宋大臣关于“斡腹之谋”奏疏多为可信度很高之军事谍报。诸如温文对“充斥”南宋边臣奏疏中“斡腹之谋”之评价过低，对宋元时人“臆测”、“阿谀”、“夸饰”，乃至“臆说”之评语，实际有失公允。而温文对“斡腹之谋”源自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以图南越国的战略之说，仅为主观推测，没有任何史料证据。而且宋元明汉族士人均明确记载“斡腹”为蒙古军兵法或战略战术，大朝铁骑“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蒙元时代蒙古汗廷根本不翻译《孙子兵法》之类汉家兵书，恰恰是对温文将蒙古军战略战术“斡腹”曲解为汉家谋略之绝佳回应。
3、温文关键词：
斡腹之谋 大理国 西南边鄙 臆说（温文P263）
宋蒙战场，主要为西、北、东三边，蒙哥时期增加一南边“广西”，蒙哥时期宋蒙战场西、南边鄙是两个不同战场。南宋大臣关于“斡腹之谋”奏疏多为蒙古军进兵动向之谍报，谍报不一定完全属实，但亦不能称之“臆说”，相反，温文新创己见或主观推论多为主观“臆测”或“臆说”，多失之武断，而不能成立。
四、余论
遑论温文创作缘由是否为“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青年学者会议的应景之作，笔者简略翻阅温文之后，总体上以为该文未充分引据宋元学界已有的宋元战史或元代漠北史地研究成果；对诸如南宋边臣守帅、蒙哥、郝经等宋元时人军事智慧或相关“斡腹”之论的评价过低或较多使用了一些富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全文主观猜测成分较大，且疏于考证，对史料解读存在较多误解，或“太过笃信”，没有发现《史集》所载忽必烈主动请示蒙哥由南宋转攻大理，以抄掠军粮的记载实际有误，以致存在全文立论不能成立的致命硬伤。上文姚枢神道碑、徐世隆墓碑两则记载既可证1252年曲先脑儿忽里勒台忽必烈受命出征目标是大理，并非南宋，《元史》宪宗与世祖本纪所载忽必烈1252年出征对象为大理准确无误；又可证《史集》所载忽必烈出征南宋途中临时请命转攻大理以掠取军粮的记载并不准确。关于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战略目的，宋史学界前人论著基本已有定论，即实施“斡腹之谋”，毋庸赘述。仔细研读南宋边臣有关蒙古军进军动向奏章后，便会发现此说可谓不刊之论。而欲研治前四汗时期宋元战史，必须熟悉南宋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否则是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风闻温文作者只在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不过权威核心发表的论文未必是权威研究成果或巅峰力作。虽然温文似乎经过多位同事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编辑部并未组织两位同行专家匿名审稿，估计编辑老师做梦亦未想到三万五千字鸿篇巨制竟然立论不成立。
当然，需要承认每个人的论文都可能存在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但严守学术规范，是每一个纯学术学者应该遵守的学术原则，而学术论文立论是否成立则属于次要因素。上文权当笔者针对不熟悉宋元战史的某编辑或专家出具的“审稿意见”，撰写缘由仅为捍卫博士论文立论。宋儒或蜀人富有民族气节，大陆地区成都宋元战史成果最为丰富。陈先生、胡先生与台湾李先生诸宋元战史研究大家长坐冷板凳爬梳史料、论从史出的治学风格，永远值得研治宋元战史后辈效法。宋元战史研究追求的不应是“理论深度”，而应在乾嘉学派精于考据、扎实严谨学风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客观反映宋元交战史。欢迎感兴趣师友从纯学术角度关注“蒙古世纪”军事上最值得称道之蒙古铁骑征战史。
底图为谭图第七册元明时期“岭北行省”一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P12）。
1252年忽必烈觐见蒙哥、受命出征大理之“曲先脑儿”位置，即该图所标注之《圣武亲征录》“哈连徒泽”位置。“曲先脑儿”当即民国《百万之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今克鲁伦河南岸之“哈喇湖”。
《圣武亲征录》之“哈连徒泽”准确位置，当为该图成吉思汗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位置。“哈连徒泽”即《蒙古秘史》之“哈澧氻秃纳浯”、《皇舆全览图》之“噶老台泊”、民国《百万之一中国舆图》“乌得”一图“格罗台湖”。
1252年八月蒙哥与忽必烈自日月山“行宫”或“帐殿”赴日月山祭天祭祖之“日月山”，即不儿罕哈勒敦或不儿罕山，具体位置当位于斡难河源今肯特山东部一带。
1252年忽必烈自曲先脑儿至日月山祭天，当依次路经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溯乞沐儿河进至斡难河源一带（大致路线，参上图蓝色箭头所标简单示意图）。根据相关记载，可知1252年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脑儿受命出征大理，夜宴姚枢等群下；1252年八月，忽必烈正着手集结军队准备南征大理，并在日月山“行宫”咨询徐世隆征途前景如何。姚枢、徐世隆均随忽必烈参与日月山祭天，忽必烈日月山祭天祭祖完毕，始率主力南征大理。因此，可以肯定忽必烈1252年在曲先脑儿受命出征目标是大理，不是南宋，此后其一直着手整军准备出征大理；而忽必烈其时出征大理的战略目的，当即南宋时人所言之“斡腹之谋”，而并非抄掠军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