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朔县“贺兰山”与白土故城
《元和郡县志》载“宁朔县，中下。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合今127.4华里）。本汉朔方县地，周于此置宁朔县，属化政郡。隋罢郡，以县属夏州。皇朝因之。贺兰山，在东北三十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标注夏州宁朔县于龙眼城址，误。因龙眼城址未发现隋唐遗物，其城位于夏州统万城东南约一百华里，与宁朔县“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记载不符。关于宁朔县东北三十里“贺兰山”，若记载准确，则其山指今陕西横山某山，得名于山体为白色。宁朔县当属汉白土县地，汉上郡白土县“贺兰山”、汉陇西郡白石县“皋兰山门”两处地名，可正匈奴语“皋兰（贺兰）”最初词义为“驳白”，并非“驳马”。
最初以为龙眼城址可能为汉白土县遗址，但据《正义》引《括地志》“白土故城：在盐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约合今414.2华里），又云近延州、绥州、银州”，今榆林市榆阳区古城界城址为汉代城址，其城位于盐州白池（北大池）东南约415华里，上郡白土县可比定为今古城界城址。
二、秦汉上郡阳周县故城
《水经注》载“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唯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其水东流，昔段颎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闻羌在奢延泽，即此处也。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注奢延水”。
王北辰最先比定桥山、走马水、桥门分别为白于山、芦河、芦河谷口，但学界主流观点误以为走马水为绥宁河，有的历史地理学者不认可王北辰准确观点，或未意识到其说准确可从。艾冲《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位置新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首倡走马水为大理河，阳周县故城为卧牛城，并论及桥山、桥门位置，其说（桥山、走马水、桥门、黄帝冢、奢延泽位置）均误，通篇立论不成立，读者慎引。其文主要重复或重申其学生孟洋洋《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中央民大学报》2018年第2期）错误观点，孟洋洋一文所论段颎经桥门、走马水进军奢延泽路线，亦误，读者慎引。
张泊《上郡阳周县初考》（《文博》2006年第1期）首倡龙眼城址（杨桥畔汉代城址）为阳周县故城。笔者核对一日，发现其说准确可从。
艾冲一文云：
杨桥畔古城并非秦西汉时期阳周县城遗址，主要原因是: 杨桥畔古城与桥山、桥门、走马水的相对空间位置根本不符合 《水经注》等古代文献的记叙，那些被视为主要证据的文物无可靠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等关键要素，该古城出土的文物仅可表明其存续年代，而无法起到定性作用。
( 一) 所谓文物证据的出土地点不明
作为阳周故城即今杨桥畔古城的主要支撑证据，是指所谓刻有“阳周塞司马”五字铭文的陶罐、“阳周侯”三字印章、“奢延左尉”四字印章、“阳周宫”三字铭文瓦当等实物证据。这些似乎就证实了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带有铭文的文物来源不明，毫无证据作用。
1.刻着“阳周塞司马”文字的陶罐没有出土地点
收藏于靖边县文物保管所的阴刻隶书 “阳周塞司马”的陶罐，属于征集的文物。因此，其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皆不清楚。换言之，它究竟出土于今靖边县何地? 迄今尚不明确。既然如此，人们也可怀疑它是否属于伪造的赝品。因此，由于其出土地点不明、出土时间不清、真假不明，无法成为杨桥畔古城即秦西汉阳周故城的直接物证。
2.刻有“阳周侯”“奢延左尉”的印章也无具体的出土地点
“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的信息虽然被告知相关人士，但是未见公开展示其实物( 据说被个人收藏)。这就存在几个疑问:其一，“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出土地点何在? 无人知晓。其二，两枚印章出土于何时? 也无人清楚。其三，由于前两项要素不清楚，就有理由怀疑两枚印章的真伪，尤其是 “阳周侯”印章可能是赝品。至于“奢延左尉”印章，迄今并未探明其使用时段，究竟是哪个时期的官方印章，尚待考证。因此，“阳周侯”印章、“奢延左尉”印章同样存在出土地点不明、出土时间不清、真假待辨的问题，也就不具备证据效力。换言之，它们无法证明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
3.“阳周宫”铭文瓦当的出土地点也不清楚
所谓“阳周宫”铭文瓦当，迄今未见实物。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土? 什么时间出土?哪个遗址出土? 都是目前待解的疑团。惟有澄清了这些疑问，才能判断此枚瓦当有无证据效力。在当下，既然它来源不明，对于所谓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阳周故城遗址之说，并无任何证据作用。
( 二) 所谓杨桥畔古城位置符合《水经注》记载，显属曲解
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曲解 《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出于个人特定的愿景，意欲认定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他们的曲解表现在几个方面，即今芦河就是秦汉时期的 “走马水”、今白于山就是“桥山”、今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
笔者按：令读者啼笑皆非的是，艾文上述论断，充满对“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研究专文的偏见（乃至妖魔化）之词，艾文通篇立论不成立，毫无学术价值，文献功底与考证水平尚不如“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
其一，张泊《上郡阳周县初考》一文明言“阳周塞司马”五字铭文的陶罐为靖边县文物部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自杨桥畔（村）征集，即龙眼城址所在地征集，艾冲一文作者作为非考古出身科班工作者，歪曲此陶罐“其出土地点、出土时间皆不清楚”，不免涉嫌公然作伪。试问，靖边县文物部门要作伪，亦应作伪“阳周县（城）司马”，不会用“塞”字。百度一下，“2021年又有重大发现,当地村民在遗址（笔者按：龙眼城址，又称杨桥畔汉代城址，俗称瓦渣梁）中捡到两件刻有“阳周”二字的青铜器残件”。试问，哪个造假者会智力或智识低下到伪造“阳周塞”“阳周侯”“阳周宫”一系列赝品，以论证龙眼城址为阳周故城。艾文学术价值，尚不如网上一系列有关秦汉阳周县贴文、博文。辛德勇、吕卓民等一系列史地考证名家，均赞成龙眼城址即阳周县故城，为此，辛德勇今年春专门写了一篇黄帝陵最初位置的贴文。
（上图引自网上，据说现藏靖边县博物馆。）
其二，艾文核心错误之处。
1，桥门作为“长城门”即桥山地区秦长城或秦直道隘口，左右或附近有秦长城或秦直道，艾文所言桥门，位于秦长城之内或南部甚远。
2，走马水“其水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注奢延水”，即走马水流经秦长城，之后又东北汇入奢延水（无定河），今大理河不流经秦长城，与秦长城风牛马不相及。艾文作者莫非是看不懂“其水东北流，入长城”文意，还是“曲解《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出于个人特定的愿景，意欲认定杨桥畔古城﹝卧牛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
3，“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此语一般读者看不懂文意，“即是城也”反映阳周县故城为一秦长城沿线。靖边县卧牛城位于秦长城之内或之南直线距离约五十里。试问，卧牛城怎么可能称“阳周塞”，而为抵御匈奴、屏卫关中要塞！杨桥畔古城为榆林地区城址规模最大秦汉城址，蒙恬被赐死于阳周县，正因为其城为秦长城沿线军事要塞，胡亥不可能令蒙恬或者渡过秦长城最后或最主要一道要塞南下关中。
桥山、走马水、桥门、阳周县故城位置，前人皆已论及，除桥门之外，桥山、走马水、阳周县故城位置均无疑问。
三、“黄帝冢”
元封元年冬十月，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黄帝衣冠冢位于走马水源头桥山，桥山即白于山。自朔方经白于山南还甘泉宫，唐宋元明清以来主要通道有三：长城岭、芦关岭（或乌延川）、鸦巷山，芦关岭（或乌延川）为唐宋元明清最主要通道。因此，“黄帝冢”最可能位于东芦河流域芦关岭。
小结
龙眼城址（杨桥畔古城）被识别为秦汉阳周故城，可谓近年榆林地区最重大考古发现。如此重要学术发现，对考古素无研究艾文作者，竟不以为然，将张泊《上郡阳周县初考》准确立论曲解或定性为错误。笔者核对后发现，艾文所云“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曲解《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出于个人特定的愿景，意欲认定杨桥畔古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可修订为“个别地方文史研究者曲解《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出于个人特定的愿景，意欲认定卧牛城就是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遗址”。张泊没有曲解《水经注》相关记载，恰恰是艾文作者在曲解或误解《水经注》有关桥山、走马水、桥门、阳周县故城有关记载。靖边县文物部门与考古工作者对龙眼城址（杨桥畔古城）城名识别，准确可从。
1、艾冲《秦西汉时期阳周故城位置新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2、孟洋洋《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中央民大学报》2018年第2期）
上述艾文通篇立论不成立，孟文有关桥山、走马水、桥门至奢延泽路线均误，读者慎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