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或毁灭》一文学术规范与学术公德质疑

    P212温文：成吉思汗曾派主卜罕使宋，爲金所阻撓 ；後又遣郝和尚拔都使宋，“往返數四，以辯稱”（3）。此時宋蒙間有金爲緩衝，雙方未發生嚴重衝突。逮至窩闊台登極後，蒙古滅金已提上議事日程，蒙宋間的接觸和對抗隨之加劇。

（3）《元朝秘史（校勘本）》第 251 節，第 346 頁上欄；《元史》卷一五○《郝和尚拔都傳》，第 3553 頁。楊德華認爲，漢文史料提及 1213 年使宋渡淮三人，包括主卜罕、郝和尚拔都在内。參楊德華《蒙古與南宋的外交》，《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3 期，第 25—34 頁。

    笔者按：此处存在以下几处问题。

    其一，篡改史料，凭空杜撰主卜罕使宋“爲金所阻撓”。

    《蒙古秘史》现存最好版本《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第251节载狗儿年（1214年）使宋无果之“主卜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亦明载“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鼓，濠州锺离县北岸吴团铺有三骑渡淮而南，水陆巡检梁实问所由，三人者出文书一囊、绢画地图一册，云是鞑靼王子成吉思遣来纳地请兵。翌日，守臣知之，遣效用统领李兴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谕遣之。又翌日，遇庙堽，即以筏送之而去”。因此，读者可见，主卜罕嘉定七年甲戌狗儿年出使南宋濠州锺离县，“纳地请兵”——献纳金朝境内北宋故土、约宋出兵夹攻金朝；南宋濠州守臣以“不奉朝旨不敢受”而遣返蒙古使臣三人。因此，主卜罕狗儿年（1214年）使宋无果，原因乃南宋濠州守臣“不奉朝旨不敢受”，并非“爲金所阻撓”，温文作者此处篡改史料一处，明显作伪虚构史实。

    其二，曲解、篡改《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观点。

   温文既未明确论及，亦完全不明主卜罕、郝和尚拔都使宋年代均为嘉定七年甲戌狗儿年（1214）。笔者硕导杨德华先生《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已考主卜罕、郝和尚拔都、张三深嘉定七年甲戌狗儿年（1214）使宋。温文作者注释（3）云“楊德華認爲，漢文史料提及 1213 年使宋渡淮三人，包括主卜罕、郝和尚拔都在内”， “1213年”乃温文作者篡改自《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嘉定七年（1214）。

    之前推文笔者已言温文曲解误解党宝海老师《外交使节所述蒙金战争》所引《納昔兒史話》Ja’far札法儿引导蒙古军突破金军居庸关防线之役（1213年成吉思汗第三次攻金之战)，为蒙古1211年“攻金缘起”首战。温文曲解并篡改前人观点，服务于削足适履，以论证温文错误立论。

   其三，凭空杜撰主卜罕、郝和尚拔都使宋年代顺序。

    郝和尚拔都《元史》本传，未载其首次使宋年代，温文“成吉思汗曾派主卜罕使宋，爲金所阻撓；後又遣郝和尚拔都使宋”，既言及《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嘉定七年（1214）主卜罕、郝和尚拔都同时使宋之说；又篡改曲解史料或凭空杜撰郝和尚拔都使宋年代位于嘉定七年（1214）主卜罕之后，从而将主卜罕、郝和尚拔都1214年同一次使宋，篡改曲解为两人两次不同年代使宋。总之，温文凭空杜撰或作伪主卜罕、郝和尚拔都两人使宋年代顺序；并篡改《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所言主卜罕、郝和尚拔都两人使宋年代。

    其四，篡改、回避史料，回避前人研究成果，否认成吉思汗时期1227年“丁亥之变”。

    温文云“此時宋蒙間有金爲緩衝，雙方未發生嚴重衝突。逮至窩闊台登極後，蒙古滅金已提上議事日程”，从而以为“此时（成吉思汗在位时期）”蒙宋“雙方未發生嚴重衝突”。“辛卯（1231年）之变”前，宋人明载1227年“丁亥之变”，宋史学界胡昭曦、李天鸣先生宋蒙战史、宋蒙关系史论著，以及笔者博士论文，均有论及。1227年蒙古灭夏征金同时，遣军首次正式进攻南宋四川境内。可见温文作者史观为历史虚无主义、反智主义。

    其五，篡改、回避史料，回避前人研究成果，否认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滅金”“議事日程”。温文云“此時宋蒙間有金爲緩衝，雙方未發生嚴重衝突。逮至窩闊台登極後，蒙古滅金已提上議事日程”，否定成吉思汗灭金战略计划与行动，否定假道灭金遗诏记载。《蒙古与南宋的外交》一文已引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嘉定七年（1214年）“鞑靼王子成吉思遣来纳地请兵”，温文作者选择性失明，甚至不明“纳地请兵”文言文文意——献纳金朝境内北宋故土归南宋、约南宋出兵夹攻金朝。拙文《蒙古假道灭金战略新考》（《历史教学》2010年第8期）《成吉思汗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考》（《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七辑，2015年）早已系统梳理了成吉思汗在位时期假道西夏灭金、假道南宋灭金、假道吐蕃与大理灭宋“斡腹”战略计划与军事行动，直接可宣告温文通篇立论不成立。但温文作者在回避，不回避无法投稿，过不了编辑与审稿专家评审关。

    温文上述五处问题，只能糊弄编辑与元史学界不熟悉南宋史料师生，宋蒙关系史、宋蒙战史专家皆能发现问题所在。

   理工科论文要求结论可以重复验证；文科史学类论文应该做到论从史出，论而有据，然而，温文上述P212不足百字三语，温文回避宋史学界胡昭曦、李天鸣两个研究团体以及笔者一系列研究成果，与原始史料记载，一系列史料篡改、造假作伪与歪曲前人观点，试问符合学术规范与学术公德吗？

    兹再举一例。P213  温文：在戰事不斷的情形下，蒙古再次派出使臣議和。與太宗初年遣速哥使金事相類似，太宗末年辛丑歲（1241），遣月里麻思“使宋議和”，“以通國好”。……（9）《元史》卷一二三《月里麻思傳》，第 3036—3037 頁。耶律鑄稱：“後戊戌年（1238）七月，哩密什等百人使宋，竟拘留不遣。”哩密什即月里麻思，疑年代誤。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二《述實録四十韻》，第 399 頁下欄。

   笔者按：“哩密什即月里麻思”“疑年代誤”均乃前人首倡。温文“哩密什即月里麻思，疑年代誤”，辛丑歲（1241）月里麻思使宋，与前人观点重叠雷同，在此不谈涉嫌抄袭，至少属学术失范、不端——涉嫌重复考证前人观点，系列论文均通篇缺乏最基本学术史梳理，完全不尊重前人已有准确成果。拙文《〈双溪醉隐集〉吴长元钞本所批校人名地名考释》（《西北民族论丛》第13辑，2016年）已言：据吴长元钞本，“哩密什”原作“里篾思”。前人多以为蒙古使臣里篾思（哩密什）当即使宋议和之“月里麻思”、[1]“月吕篾思”，[2]并以为哩密什出使时间戊戌年（1238年）当为淳祐辛丑（1241年）之误，[3]此说应当可从。

    《双溪醉隐集》最好版本为陈晓伟教授所发现吴长元钞本，温文作者作为元史博士，引据了四库本；《蒙古秘史》版本引据乌兰校勘本，并非四部丛刊三编本，版本学知识欠缺不谈。读者可见温文月里麻思1241年使宋结论，与《宋蒙（元）关系史》观点重叠，拙文16年已经引据《宋蒙（元）关系史》之说，且例举《双溪醉隐集》吴长元钞本“里篾思”与“月里麻思”“月吕篾思”，据“里篾思”勘同“月吕篾思”，进而勘同为“月里麻思”，从而认可《宋蒙（元）关系史》哩密什出使年代为1241年。试问温文不参阅“月吕篾思”“里篾思”，如何能据“哩密什”一种译写形式，而直接勘同为“月里麻思”，得出结论“哩密什即月里麻思”。此处以及温文上述P212不足百字三语，直接回避乃至草菅前人准确成果（月里麻思1241年使宋，以及笔者假道灭金灭宋系列成果），乃至篡改史料、凭空杜撰史料（包括之前推文所言捏造《大札撒》对外不妥协、成吉思汗欲统治世界天命观）、捏造事实，粗制滥造使臣出使年代与蒙古、西夏、金、南宋、大理和战过程为寥寥数语，公然作伪造假，请问符合学术规范与学术公德吗？哪个学校硕博生开题报告能通过开题？哪个编辑部与审稿专家能通过评审此文？请问这是哪高校哪师门哪圈子哪学界的学风？

    如果说温文作者16年之文篡改断句与史料、曲解史料文意、《史集》错误记载基础上凭空虚构主观推论、颠倒是非而妖魔化前人准确观点，涉嫌多处直接抄袭剽窃笔者所考奏疏年代；而《臣服或毁灭》一文没有篡改断句，没有类似《史集》错误记载为基础，直接多处凭空杜撰史料、篡改文意、曲解前人观点或回避前人观点。读者慎辨之。

[1]《元史》卷一二三《月里麻思传》，第3036页。

[2]（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八《题赵考成遗事后》，四部丛刊初编本；（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3]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