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邵循正、周清澍对伯希和《马可波罗注》成吉思汗条所言成吉思汗生于1167年说批驳均依据不足，且史料解读有误。有关成吉思汗寿年，有六十一、六十六两个史源系统。自史源学角度，根据杨维桢之言、《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当生于猪儿年1167年丁亥，享年六十一。《太祖本纪》成吉思汗“寿六十六”很可能当为《实录》编纂时所篡改。成吉思汗同时代人关于其生于猪儿年、卒于猪儿年传说值得关注。
关于成吉思汗出生地、葬地、四大斡耳朵，国内外主流观点均有待修订，而其生年国内学界长期直接引据学者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一文1162年之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以下称周文，不再标注出处），甚至多以为定论。笔者多年前阅读黄振华先生所译伯希和先生《马可波罗注》成吉思汗条（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3辑，1982年8月）时，便发现成吉思汗生年实际上一直迄无定论，伯希和先生独辟蹊径、阐幽发微的考订令人叹为观止，而周文所谓的1162年说确切证据实际不足为据，且对1167年说两条史料记载均解读严重失误，浑然不顾版本学与史源学基本常识。本月初于微信群内偶然浏览到周文标题，遂书架上取下《马可波罗注》成吉思汗条译本复读一遍伯希和先生之说，并知网上检索了一下成吉思汗生年研究成果，下载浏览了李治安先生《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津图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之后一两刻钟，便在三人诸说与史料基础上发现成吉思汗生年值得重新探讨。中秋假期暂将有关成吉思汗生年问题整理成文，以期抛砖引玉，学界早日确定成吉思汗生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杨维桢所言太祖生年：丁亥1167年
伯希和先生据《南村辍耕录》杨维桢“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以为成吉思汗生于丁亥当为1167年、建国庚申年当为1200年。
周文以为杨维桢之言抄自《宋季三朝政要》：“宋太祖生于丁亥（927），以庚申（960）岁建国，命曹彬平江南，王师系甲戍岁（974）渡江，以乙亥（975）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开宝九年。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命伯颜平江南，大军亦系甲戌岁（1274）渡江，以乙亥（1275）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国之时，有䜟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团圆十六缺。至㓜君恰十六传，亦非偶然。国之兴亡，系乎天数，而亦闗于人才之盛衰。”周文以为《宋季三朝政要》作者误将世祖作太祖，“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之“乙亥”为忽必烈生年1215年，庚申为1260年。
需要指出的是，周文关注到杨维桢之言与《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共同之处，值得肯定，但以为杨维桢之言直接抄自《宋季三朝政要》过于武断。
首先，“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之“乙亥”明显为“丁亥”之误，《宋季三朝政要》与杨维桢原文文意均为“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即成吉思汗生年、建国之年与宋太祖生年、建国之年相同。周文连“亦生于乙亥”之类最简单文本错误校勘不出，避而不谈“亦”字，而误以为“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为世祖皇帝。
其次，《宋季三朝政要》大致为忽必烈时期抄摭他书而成，根本无法确定杨维桢之言史源为《宋季三朝政要》。《宋季三朝政要》成书时，大致尚在位，怎么可能有世祖庙号问世？且“太祖圣武皇帝”显然为成吉思汗称号。忽必烈1260年建国，亦不符合史实。
由上可见，伯希和先生所言杨维桢所言太祖生年丁亥当为1167年。周文对杨维桢之言原始史料的解读存在明显失误。
二、《亲征录》成吉思汗生年记载：丁亥1167年
《亲征录》载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五”，伯希和先生已言“上春秋四十二”为后人篡补，《亲征录》最早版本“时上年六十五”作“时上年六十矣”。周文误以为“《亲征录》即蒙文《金册》汉译本”，采纳何秋涛、王国维、那珂通世“矣”为“五”之误一说，且以为按照伯希和先生丙戌“时上年六十五”之说，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时”之“四十有二”当为“三十七”之误。
表面上貌似周文对伯希和之说的批驳完美无瑕，然而，笔者在批驳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一文立论，分析伯希和与韩百诗、艾鹜德、亦邻真、刘迎胜、姚大力诸学者有关《秘史》、《亲征录》、《史集》、《金册》、《脱卜赤颜》等史源关系时，对《亲征录》《史集》《秘史》《太祖本纪》关系有了全新认识，进而发现周文对伯希和先生之说的批驳均不成立。
其一，周文偷换概念，或关系倒置。避而不谈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记载十分唐突，伯希和先生已率先指出“上春秋四十二”为《亲征录》成书之后后人所篡补。因此，不能据丙戌“时上年六十矣”，去推断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时”之“四十有二”当为“三十七”之误。
其二，《亲征录》最早版本“时上年六十五”作“时上年六十矣”，“时上年六十五”却一语气词“矣”。《亲征录》莫名其妙载“时上年六十矣”，明显乃感慨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最后一次骑马征夏之役时已六十高龄矣！周文浑然不顾“时上年六十矣”语境，而在《亲征录》版本上引据了“时上年六十五”之记载。
其三，周文“《亲征录》即蒙文《金册》汉译本”，明显有误。学者姚大力已考《金册》为汉文《实录》的蒙译本与蒙文节译本（《“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笔者已言《亲征录》当为忽必烈时代蒙古文《脱卜赤颜》的选译本或节译本。
由上可见，伯希和先生《亲征录》癸亥（1203）年“上春秋四十二”为后人篡补，《亲征录》最早版本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五”作“时上年六十矣”，准确可从。“时上年六十矣”，与杨维桢所言太祖生于丁亥1167年记载相符。
三、成吉思汗享年两种不通记载：六十六与六十一
周文据《太祖本纪》丁亥年卒，寿六十六，推断成吉思汗生年为壬午1162马年，并以十七世纪时期成书之《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为辅助补充证据。《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有关成吉思汗生年记载史源明显为《太祖本纪》，可谓毫无参考价值。《亲征录》为忽必烈时代蒙古文《脱卜赤颜》节译本，当主要服务于编纂《实录》，显然《亲征录》记载较《太祖本纪》记载更权威可靠，因为忽必烈时代《亲征录》部分内容已不同于《脱卜赤颜》，忽必烈时代史官刻意在篡改若干历史记载。
李治安先生言：其在译注藏文《雅隆觉沃教史》蒙古部分的基础上，翻阅了《红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等五、六种元明时期的藏文史料，对其中有关成吉思汗生年的记载做了爬梳、整理和考证，撰成《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一文，公开发表于1996年1期的《历史研究》上。拙文谈到，以上六种藏文史料关于成吉思汗生年的记载有阳水虎年、阳木马年、阳水马年三种。《红史》、《青史》、《新红史》的阳水虎年说和《汉藏史集》的阳木马年说，都不能成立。1376年成书的《雅隆觉沃教史》的记载最有价值。该书云：“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儿子也速该把秃儿，他和王妃诃额仑二人生子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诞生于阳水马年（chu－pho－rta）……执掌国家统治权二十三年。阴火猪年（me－mo－phag）七月十二日逝世，享年六十六岁”。阳水马年即夏历壬午年，公元1162年。阴火猪年即夏历丁亥年，公元1227年。生年和卒年核算，恰恰66岁。此记载本身生年、卒年、寿年三个数字彼此契合，没有丝毫差误。还能和汉文《元史》、《辍耕录》及蒙文《蒙古源流》等有关记载互相印证。故足以充当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说的又一件确凿证据（《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
此外，李治安先生言其虽然补证了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说，但其疑惑《亲征录》、《红史》等史籍载成吉思汗“寿年六十一”，而成书时间稍晚《元史》、《雅隆觉沃教史》作“六十六”，是否与实录纂修过程中史实篡改、审定有某种关联。这些疑问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成吉思汗生年1162、1167两说的分歧焦点（《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笔者按：《亲征录》似未载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一，成吉思汗生年1162、1167两说的分歧焦点不但在于成吉思汗寿年，尚有成吉思汗生年、卒年生肖。伯希和先生已言成吉思汗同时代时人均言其生于猪年，卒于猪年，《史集》以为此猪年为1155，但实际上当为1167年；且《佛祖通载》亦载灭夏时（丁亥）“上年六十矣”，且《佛祖通载》编纂者见过《亲征录》抄本。笔者以为《佛祖通载》所载“上年六十矣”实际为丙戌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时年龄，《佛祖通载》编纂者所见《亲征录》抄本，并引据《亲征录》抄本所载“时上年六十矣”。成吉思汗享年当为六十一，生于猪儿年1167。《亲征录》丙戌（1226）年“时上年六十矣”，但《实录》编修时，成吉思汗寿年出于某种原因盖被篡改为“六十六”。
结 语
周文对伯希和先生之说批驳的两条主要史料，杨维桢条，邵循正先生《成吉思汗生年问题》基本上已言。邵文以为“上春秋四十二”乃大书特书灭克烈部之事，并非后人羼入增补，若系羼入，为何不改窜卷末“六十矣”。然而，灭克烈部之事虽然值得大书特书，但《亲征录》载“上既灭汪可汗，是冬，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旅归龙庭。上春秋四十二。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谋于王孤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为何不载其1206年龙庭称汗建国时春秋几何？建国称汗更值得大书特书；即使伯希和将“上春秋四十二。时”理解为“时上春秋四十二”，读者亦可发现“上春秋四十二”在前后文中过于唐突，而当为后人羼入。此外，邵文未解释《亲征录》“时上年六十矣”见载缘故。“上春秋四十二”，盖《亲征录》成书后某好事者据《亲征录》“时上年六十五”这一抄本羼入增补。
《马可波罗注》为伯希和先生代表作，成吉思汗条洋洋洒洒，为其书经典一条，虽然其言《亲征录》暗示成吉思汗生年为1167年，杨维桢亦为此说，但其言其并不相信1167年说，因早期文献（笔者按：《蒙鞑备录》）原文载为1155年，但1167年说与成吉思汗后期历史更协调，而值得后世历史学家注意。伯希和《马可波罗注》所言成吉思汗生于1167、葬于斡难河源不儿罕哈勒敦，实际上均准确可从，从现有史料而言。而国内学者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对其文成吉思汗生年、葬地的批驳商榷，实际均不成立。《蒙鞑备录》、《史集》暗示成吉思汗生年为1155年（乙亥），当因干支记年年干换算错误。
学无止境，治学方法或考订史实，不能拘泥于文言文史料，而应有文本批判精神。如果径直引据史料，诸如《蒙古秘书》成书于鼠儿年七月曲雕阿兰之朵栾盘陀山、当年蒙古汗廷于曲先恼儿举行也可忽邻勒台，而不考虑《秘史》成书体例、全书内容，很容易犯学者余大钧等《秘史》成书于1252年之类明显经不起推敲之低级错误。北大刘浦江先生及其门下陈晓伟、苗润博等得意门生所发扬光大之文献文本考订与史源追溯研究范式，十分值得元史学界借鉴。《亲征录》、《史集》、《秘史》、《太祖本纪》、《金册》、《实录》关系，期待进一步深入发掘探讨。（会议论文草稿，未正式刊前请勿引据，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