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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大宋盛世的背后成因，聚焦繁华表像下的艰难民生

这本书能为你

开阔视野，增加文化资本。
从社会经济，王朝统治政策等角度，解密两宋盛世诞生的背后推力。
揭露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还原一副真实全面的宋代社会图景。

适合谁听

中国古代史爱好者；
社会学，经济学爱好者；
希望给家人、朋友、同事开阔视野。

书籍信息

书名：《大宋繁华》

副标题：造极之世的表与里

作者：谌旭彬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之江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页数：360

定价：88.00元

装帧：精装

丛书：经纬度丛书

ISBN：9787213115202

内容简介

关于宋史，近年的潮流是聚焦于其物质与文化的兴盛。写作者与阅读者摒弃传统的“弱宋”印象，重新被《东京梦华录》里的宝马香车、雕梁画栋、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吸引，重新肯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繁华，成了两宋的新标签。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宋朝与当前大众想象的“造极之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本书从双向视角出发，解读两宋三百年间留下的各类史料，重新梳理秦制在所谓宽松时代的汲取机制，探索这时期处于压力之下底层群体的反汲取生存策略，呈现了一个除了繁华的社会表象之外，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的宋朝另一面。

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剖析宋朝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原因；第二部分讲述不同时期的宋朝政府汲取的方式，以及百姓如何辗转腾挪求生存；第三部分则是解释了两宋增加的财富没能转化成再生产资本的原因。

谌旭彬的写作打破了当前大多数宋史著作自上而下的正统史观，聚焦无法在历史中出声的底层群体，呈现他们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状态，揭露了两宋“以九千万贫弱者，供养一千万食税群体”的“繁华”本质，颠覆了其所谓古典中国黄金时代的形象，对全面理解两宋的王朝体制富有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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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谌旭彬，今天要为你解读的，是我今年创作出版的新书《大宋繁华》，它有一个副标题，叫“造极之世的表与里”。

宋朝，是一个历来评价两极分化的时代，一方面，它在军事外交方面软弱无力，但同时，如果从内部观察，它在经济上繁荣兴旺，还是中国传统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与艺术造诣的朝代之一。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更深一层，去继续追问一些问题，比如：这繁华从何而来？谁是这繁华的缔造者？谁是这繁华的受益者？谁做了这繁华的代价？宋代的普通老百姓，是否也能在这繁华中过上安逸富裕的生活？

由于在古代传统史学典籍中，执笔的往往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官僚士大夫，而他们的记录往往戴着自己的“滤镜”，所以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往往被“屏蔽”在这种记录之外。然而，在宋代，在一些正统历史记载的缝隙角落里，我们能够看到的，却是一幅与传统认知中“盛世”截然相反的景象。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写过一篇散文，叫《原弊》，在他笔下，北宋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农民一年耕种打下的粮食，才刚刚够交付官府的税收，而农民自己的剩下的口粮，才够几个月食用。甚至于，为了糊口，农民只能把糠麸或散落在田中、未成熟的稻谷和杂草作为食物，或者采摘橡树的种子、挖掘菜根，这样才能勉强度过冬春时光。如果不幸遇到水灾旱灾，农民就更只能纷纷逃荒，最后成为沟渠中的尸体。

这样凄惨的记录，我们即使在1000年后的今天重温，也不免感到辛酸与哀痛。我撰写这本《大宋繁华》的目的，就是试图探讨两宋时代表面繁荣背后的真相。

这本书一共九章。前五章的重点，是解释两宋繁华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繁华发生在两宋而不是此前的其他时代。在我看来，赵宋王朝的繁华，是权力制造的一种畸形现象，而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两宋政权对老百姓的财政汲取，规模远超前朝，养活的食税群体规模也远超前朝，百姓生产出来的财富，以税赋的方式被大量集中到朝廷手中，再通过军饷、俸禄、赏赐等方式，转移到食税者群体身上。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特别明显的现象：哪里的食税者越多，哪里就越繁华；哪里没有了食税者，哪里就要陷入凋敝。北宋的开封城能成为拥有百万之众的繁华大都市，核心原因便是开封城内居住的皇室、官僚权贵与禁军及其家属，至少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某些时段甚至占到半数以上。这些食税群体的收入很高，消费力也旺盛，吸引了许多人来到开封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些食税群体在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的消费需求，共同撑起了开封城的繁华。而像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江南的吴县、上杭县这样的三线城市，因为食税群体稀少，繁华程度普遍很低。

那么，赵宋王朝为什么能够获得远远超过前朝水平的财政收入，进而养活规模远超前朝的庞大食税群体？我认为核心原因是两大红利。第一项红利是人口，宋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北宋末年的人口总量已突破一亿大关。第二项红利是无为，也就是北宋朝廷与官僚体系放松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制，从而激发了民间经济生产与商业交换的活力。

本书后四章的重点，是介绍两宋普通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历史进入宋代后，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在本书中，我尝试从乡村和城市两个维度，分别详细介绍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还原两宋普通人与官府之间的来回博弈，从而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在秦制时代，百姓要想减轻来自官府权力的伤害，最常用的手段是主动伤害自己，比如自残肢体、分裂家族、忍痛杀害新生儿，来逃避官府对自身的汲取和压榨。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发生在宋代，而不是之前的其他朝代？为什么说宋代的进步更多取决于朝廷的不作为？为什么宋朝百姓创造了远超前朝的财富，自己却仍然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这是《大宋繁华》这本书，提出的最意味深长的三个问题。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问题切入，来详细解读这本书。相信朋友们听完之后，会对赵宋王朝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会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运作逻辑，有更真切的认知。

人口盛世

从人口方面说，两宋确实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盛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组人口数据：西汉的人口最高峰，出现在汉平帝时期。按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年的数据，人口总数接近六千万。

东汉的人口最高峰，出现在汉桓帝时期。按永寿二年，也就是公元156年的数据，也很接近六千万。

而唐朝的人口最高峰，则出现在唐玄宗时期。按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的数据，总人口约为7000万。

也就是说，从秦汉到隋唐，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口高峰数据始终很稳定，没什么大的变化。秦汉时代的人口峰值是六千万，隋唐时代的人口峰值是七千万。近千年的时间里，人口峰值只增长了一千万。

可是，到了宋徽宗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8年，北宋的总人口却突破了一个亿。若再加上北方的辽国、西边的夏，还有南边的大理，总人口将达到1.4亿。这相当于同等疆域下，宋代的人口峰值是唐代的两倍。从7000万到1.4个亿，中间只经过了短短三百多年。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

读到这里，相信许多人心中就萌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秦汉到隋唐的一千年里，人口高峰数据的增长慢如蜗牛，而自唐入宋，短短三百多年里，人口高峰数据就出现了翻倍式的增长？为什么人口大爆炸发生在宋代而不是之前？

我在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本书中尝试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唐代施行的两税法，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两税法的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分夏、秋两季向百姓征税。但在中国赋税史上，两税法是划时代的巨变，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在两税法之前，中国的赋税体系以人丁税为主。就是朝廷向百姓摊派各种负担的时候，重点盯着百姓家里有几口人，百姓的主要负担是一种人头税。两税法之后，中国的赋税体系转向以税地税产为主。税地税产的意思，就是朝廷向百姓摊派各种负担的时候，重点盯着百姓名下有几亩地，有多少资产，百姓的主要负担，变成了田亩税和资产税。

中国历代朝廷制定的税赋制度，极大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在生孩子养孩子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当朝廷摊派税赋，主要盯着百姓家里有几口人的时候，养育孩子的成本绝不只是多一张嘴吃饭，百姓必须考虑养育孩子会给家庭带来多少税赋方面的负担，必须考虑家庭能不能承受这些新的负担。在汉代，广义上的人头税，包括针对儿童征收的口钱，针对成年人征收的算赋，针对成年男丁征发的兵役，针对所有成年丁口征发的徭役等等，这些占到了百姓总负担的九成以上，给朝廷缴纳的田租只占到了总负担的不足一成。唐朝前半期的情况也是如此，按人头摊派的负担占到了总负担的七成，按田亩和资产摊派的负担只占到了不足三成。所以，在宋代之前，人头税自然而然地成了压制百姓生孩子养孩子意愿的限制器，从而导致中国古代人口高峰数据始终没能出现实质性增长。

这种限制效应，在朝代前期往往不太显著。因为经过残酷的争霸战争后，人口稀少，荒地极多。朝廷按人头给百姓授田，新增人口虽然意味着新增人头税，但也意味着新增耕地。新增耕地带来的收益往往要大于新增的人头税。这个时期百姓通常还是愿意生孩子养孩子的。到了朝代的中晚期，朝廷手里的荒地已经很少，新增人口已很难从官府分到足额的耕地，可新增人口该承受的人头税负担却一分不能少，这个时候，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效应，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限制效应最激烈的表达方式，在历史上有个专门的词汇，叫做“生子不举”，意思就是生了孩子之后选择不养育，将新生儿抛弃或者直接溺死。翻开《汉书》，《后汉书》等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子不举”这种残忍的社会现象，在各个朝代的统治中后期反复发生。其根源，便是沉重的人头税负担将底层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再养育孩子。这是中国古代人口史上一条极为黑暗的脉络，以前很少得到关注。但只有洞察到这条黑暗脉络的存在，才能理解为什么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人口高峰数据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而到了北宋，我们会发现这条黑暗脉络的色调明显变淡。西汉中后期的“生子不举”现象，是许多底层百姓根本不要孩子。而到了宋代，虽然 “生子不举”的现象在中后期依旧发生，但无论是规模和程度，都大大轻于前朝。例如，根据苏轼在黄州做地方官时的观察，黄州的百姓大多数会要三个孩子，被弃养的往往是第四个、第五个孩子。

说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过的唐代两税法，它开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其实是个意外，并不是唐朝统治者主观设计的结果。两税法出现在唐朝中后期，是唐德宗和他的宰相杨炎搞出来的。唐德宗和杨炎搞两税法，是因为以人头税为主体的旧征税模式已经崩溃了。唐朝建国后实施均田制，宣布土地国有，由国家按人头向百姓授田，且禁止土地自由买卖。这套制度实施了半个世纪后，朝廷拿不出足额的土地授予新增人口了，但新增人口要承担的人头税一点都不能少。于是在武则天时代、唐玄宗时代，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现象，有至少1500万人选择脱离原籍逃亡他乡，成为朝廷户口统计簿册外的黑户。安史之乱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战乱波及整个北方和中原地区，百姓流离失所。中央和地方政府原有的户口簿册要么被毁坏了，要么已经无用，按簿册根本找不到征税对象。唐德宗和杨炎被逼无奈，只好改变征税思路，从盯着老百姓的人头征税，改为重新统计没法逃跑的耕地、盯着田亩数量去征税。他们搞两税法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拔掉了长期压制中国古代人口峰值的限制器。

这个限制器被拔掉后，效应要到北宋建国后才有显著体现。原因是中晚唐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境，五代十国军阀混战，又导致人口总量锐减，北宋建国初期朝廷簿册里掌握的人口只有三千多万。好在北宋政权没有再搞什么制度创新，而是将两税法继承了下来。于是，在短短百余年间，北宋的人口总量就从三千多万激增至过亿的规模。过亿人口，对北宋政权来说，是巨大的人口红利。这也是北宋繁华最重要的原因。

无为红利

说完了人口红利，让我们再来看看造就大宋繁华的另一个推动力：“无为红利”。

无为红利的实质就是，宋代的朝廷不干什么，比它干了什么更重要，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能给社会带来活力。也就是说，宋代朝廷通过取消了一部分前朝原有的管制，激发了民间社会经济生产交易的自发活力。可以说，在造就两宋繁华的诸多因素中，无为红利的重要性仅次于人口红利。

在宋代，最能体现“无为红利”的标志性事件，是不立田制。

田制，就是土地制度。按照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要想让老百姓都有饭吃，土地必须国有，必须牢牢掌控在朝廷手里，由朝廷来管控土地使用权的变更，不能允许老百姓自由买卖土地。从秦汉时代开始，这套田制延续了上千年。到了宋代，朝廷虽然还认为所有的土地属于朝廷，但已不再强行介入土地的分配，不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多儒家读书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觉得赵宋王朝在田制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没有尽到让老百姓都有饭吃的责任。

这种遗憾，很明显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意识不到土地的相对集中可以提升土地的利用率，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在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的时代，朝廷会给普通百姓定下拥有土地亩数的上限。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四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的小农家庭，资产有限，很难独力置办耕牛，也很难独力置办包括锄头、镰刀、犁、耙在内的整套铁制农具。人力也很有限，没有办法独力修筑水利设施，这会严重限制土地的利用效率。宋代不立田制，允许土地的使用权自由交易，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土地相对集中，成规模的田庄盛行，从而推动耕牛、铁制农具的普及，还造成了一股民间兴修水利设施的热潮。这是朝廷有为、大搞田制的时代里，难以见到的现象。

不立田制，极大地改变了宋代的社会结构。土地使用权自由买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宋朝政府统计人口时，把有土地的老百姓称作“主户”，把没土地的老百姓称作“客户”，也就是佃户。在一个相对自由、没有官府之手横加干预的环境里，宋代的佃户已不再是主户的附庸，而是享有相同的人身自由。主户会挑选佃户，佃户也会挑选主户。若佃户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态度不好，主户会弃用他们。若主户给出的待遇不行，耕作技术出众的佃户也往往会另择出路。主户得想方设法提升待遇来吸引优质佃户，佃户也得努力提升耕作技术来增强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让主户与佃户摆脱了传统的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宋代没有严重的流民问题，也没有大规模抛荒现象，可以说，都与不立田制有直接关系。北宋有30%—40%的人口名下没有耕地，只能转徙不定四处谋生，这些人没有变成流民，没有引发暴动，正是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田庄，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以北宋徽宗年间人口峰值超过1亿来计算，那么，占总人口30%—40%的没有土地的百姓，其实就是多达三四千万之众的打工人。如果北宋政府立了田制，用官府之手将土地流转给管控起来，民间就不会出现大量田庄，就不会有巨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就吸纳不了这些打工人，就会让他们变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那些拥有特权的达官显贵，还有一些民间的富人，坐拥了大量的耕地，但北宋并没有出现传统儒家担忧的那种土地高度集中，直接导致普通老百姓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其中的原因就是，宋代官僚们的特权很难代代传承，且富人往往会生育很多子嗣。那些看似巨量的耕地，常常会在两至三代的期限内，因为分家析产而再度零散化。宋朝人自己经常用“千年田，八百主”这样的说法，来形容当时土地使用权自由买卖、不断易主的状况。

可以说，不立田制不但让土地的利用率变得更高，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弹性。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无为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样，不立田制这桩巨大的“政策红利”，也不是赵宋王朝的统治者主动设计的成果，它同样是个意外。赵宋王朝之所以懒得去搞所谓的田制，是因为它的征税模式主要盯着老百姓的资产，至于这些资产在谁名下，朝廷并不在意。只有以人头税为主体的征税模式，才必须保证每个人头下面都拥有固定标准的土地数量，否则人头税的征收就会发生困难。赵宋王朝进入了资产税时代，立不立所谓的田制，根本不影响它的财政蛋糕规模，所以也就懒得再去折腾这些事情了。在宋朝儒家读书人的眼里，这是懒政，是不负责任。但恰好是他们认为的这种“不负责任”，无意间激活了市场的力量，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跃。

百姓疾苦

好了，说完了两宋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繁华兴盛的两个主要原因，我想进而为你介绍下，在这场如同烈火烹油的盛世繁华之下，底层普通民众到底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宋代的繁华，是一场典型的食税阶层的繁华。很多人读过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书里面那个繁荣富裕的首都东京汴梁，也就是开封，非常地向往。甚至有很多人将宋朝的开封，视为穿越的首选目的地。这样想，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错误的代入感。要知道，《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出身官宦之家的二代子弟。他家境富足，可以让他在开封城“烂赏叠游”二十年而毫无经济压力。他吃的、喝的、玩的，都不是宋朝普通人能够消费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错把开封的繁华景象，误当做整个宋朝的繁华景象。事实上，在宋代，首都开封是一个巨大的特例。常居开封城的一百二十万人里，有超过五十万是食税阶层和他们的家人。这当中包括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禁军将士，以及朝廷供养的僧人道士等。这些人享受丰厚的待遇，拥有极为强大的消费能力。反过来看，开封城内剩下的六七十万人，普通老百姓，全都是靠着给这五十万食税群体提供服务，来谋取生存的机会。北宋朝廷实际上是在举全国之力，来供养开封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北宋只有一个开封，南宋只有一个临安，原因便在这里。当时整个国家的财力，只够造就一座开封城，或者一座临安城。

那么，北宋到底有多少食税阶层呢？《大宋繁华》里做了一个简单估算：首先，北宋有超过100万职业兵，包括中央的禁军和地方上的厢军。按五口之家算，便是500万人。其次，宋徽宗宣和元年，有文武官员51000余人，按十口之家算，便是超过50万人；同期的食税胥吏至少超过90万，按五口之家算，便是超过450万人。此外，皇室、王公贵族与他们蓄养的僧道之流，大略也有20万上下的规模。这几项粗略相加，食税阶层及其家属，便超过了1000万人口。这个体量，已是唐王朝的数倍。

因为人口红利和无为红利，赵宋王朝治下的百姓创造出了远比前朝更庞大的社会财富，从而导致赵宋王朝能够汲取的财政收入，也迅速膨胀：早在宋真宗天禧年间，朝廷的粮食等食物收入，就超越了唐代最鼎盛的天宝时期。朝廷的金钱收入，到宋神宗时代已是唐王朝的七八倍。这巨量的财政收入，基本上都消耗在了这些食税群体身上，几乎不会花在民生上面。用北宋财政官员蔡襄的话说，就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剩下的一份养官吏。用南宋官员姚愈的话来总结，就是“官俸占了十分之一，吏禄占了十分之二，养军队占了十分之七。”

据此可以说，北宋繁华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型繁华，也就是食税者的繁华。两宋百姓生产出来的财富，通过财政的形式被大量集中到政府手中，再通过军饷、俸禄、赏赐等方式，转移到总体量远超前代的食税者群体身上。这个庞大的食税群体是两宋最具消费力之人，构成了两宋繁华的主体。哪里的食税群体越多，哪里的物质与文化就越繁华。哪里没有了食税者，哪里就要陷入凋敝。北宋开封、南宋临安，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百万之众的繁华大都市，核心原因便是这里的食税群体规模非常大。至少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某些时段甚至可占到半数以上，而在开封与杭州之外，二三线城市的繁华程度往往悬崖式下跌。北宋京西北路的政治中心郑州，是个二线城市，当时之人写诗形容：“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北宋苏州的吴江县，是个三线城市，时人记载城内只有“民屋数百间”。北宋河东路的凌川县，也是个三线城市，当时之人记载称，城里只有一家卖胡饼的饮食铺子。到了南宋，情况也一样，汀州上杭县这样的江南三线城市，城内也只有“百余户人家”。这些凋敝的二三线城市，与繁华的开封、临安，简直是两个世界。

那么，宋朝的普通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南宋人朱熹对此有过总结。他说，宋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坏时代，从秦汉到隋唐，统治者发明的种种剥削老百姓的手段，赵宋王朝都继承了下来，而且有所创新。那么，这个坏时代，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究竟有多坏呢？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的户口管理制度。宋朝政府先把所有人分成官户和民户，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官户享有种种特权，民户要承担种种摊派压榨。然后又把被统治者，也就是民户，分成主户和客户。主户指那些在乡村有耕地或者在城里有铺面资产之人，客户没有田产也没有店铺，要靠出卖劳动力给人打工来谋生。最后，宋朝政府在主户当中，实施了一套户等制度。户等，就是家庭的资产等级，官府会定期派人到百姓家里，统计他们的资产数量，然后给他们定出等级来。这当中，乡村百姓通常会被划分为五等，第一等到第三等一般被视为富人，第四等、第五等被视为穷人。城市居民通常会被划为十等。前五等一般被视为富人，后五等一般被视为穷人。当然也不绝对，各地可以有各地的特殊性。

宋代的乡村百姓，有一项人人闻之色变的负担，叫做差役。宋代的城市居民，也有一项人人闻之色变的负担，叫做行役。这两项负担，都是建立在户等制度的基础上的，主要由户等靠前的富人承担。宋代百姓要承担的盘剥非常多，远不止这两项。但通过分析这两项负担，也足够让我们管窥到宋朝政府最底层的统治逻辑。那就是通过户等制度，找出被统治者中的富人，再通过与之配套的税赋制度，将这些富人控制起来替朝廷做事，目的是消耗掉他们的财富，防止被统治者中间出现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势力。

我们先简单说说差役。差役又叫做衙前差役。顾名思义，指的是衙门有很多工作，需要摊派给治下的乡村富户来办。这些工作包括粮草运输、盗贼抓捕、河堤维护、仓库管理等等。内容非常多，涉及地方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衙门会按百姓的户等高低，将轻重程度不同的差役摊派下去。越富有，被摊派的差役就越沉重。承担这些差役，不会有报酬，也不会给报销，所有的人力、物力成本都要由富户自己承担，受了损失，比如运输粮食去开封，粮食淋了雨发霉，或者被开封的官吏做手脚说数量不足，都需要富户自己拿出家产来赔偿补足。简而言之吧，对宋朝百姓来说，被摊派上一次衙前差役，就相当于一次财富的重大缩水。如果遇上官吏们从中做手脚敲诈勒索，很可能就要破产。

所以，宋代百姓普遍将差役视为大祸事。为了逃避差役，宋代百姓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分家——兄弟两人算一户，资产有可能被衙门定成富户，分了家变成两户，各自的资产只剩一半，就有可能降低户等，甚至变成不用承担差役的四等户、五等户。再比如搬家：在三线小地方，稍有点资产就可能被衙门定成富户，搬家到开封周边这些一线地区，也可以降低户等，甚至于变成穷人。不过，朝廷官府当然也有应对的办法。比如法律规定，父母或者祖父母还在世，便不允许百姓分家，否则便有违孝道，要遭到严惩。再比如宋仁宗先后多次下诏，严禁百姓从二三线地区迁居一线地区，除非迁居者愿意将自己的户等留在原籍。朝廷的政策两头堵，百姓们被逼无奈，只好通过主动伤害自己来躲避官权力，比如儿子逼着寡居的老母亲改嫁，六七十岁的老母亲出嫁了，兄弟两就可以名正言顺分家。比如老父亲受不了儿子们长年累月的白眼，干脆选择自杀，好让儿子们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分家，再比如有些农户干脆把田地卖了，化身佃户去给人打工……这些都是北宋百姓应对衙前差役时，极常见的生存策略。

百姓与朝廷如此这般斗智斗勇，最后的结局是，除了那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食税者阶层，普通老百姓只能安于共同贫穷。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过这样一段话：臣我行走于乡间村落之中，见到百姓们家徒四壁，赖以经营谋生的东西都很少，又都闲着无所事事，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努力致富。百姓们都说不敢。在现在这种制度下，多种一棵桑树，多置办一头耕牛，多储蓄两年的粮食，多收藏十匹布帛，就会被邻居举报到衙门里，说自己的资产更高，应该承担更重的差役。可承担了差役就要大出血，就有可能破产，所以百姓们宁愿躺平，也不愿勤劳致富。

说完了差役，再来看看宋代城市居民要承担的“行役”，它本质上和乡村居民要承担的差役差不多。

所谓行役，简单来说就是官府通过行会，来向城市居民，主要是商人，实施各种摊派。官府会向城市居民勒索征收各种商品与劳役服务。为方便勒索征收，官府就强制要求商人成立行会。无论经营的是什么，卖商品也好，提供技术与劳力服务也好，只要官府用得上，就得成立行会。有了行会，官府采购商品或者征发劳役，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摊派对象。需要大米，可以找米行；需要螃蟹，可以找蟹行；需要造衙门，可以找木匠行、石匠行，甚至连医生与算命者，也都必须成立行会，以方便官府征收榨取。总而言之，官府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成立什么样的行会。

所以，宋代行会发达的本质，不是商业很发达，而是朝廷衙门对商业领域的盘剥很发达。商人们一旦被摊派上了行役，就很容易破产。所以宋神宗的时候，就曾发生开封米行商人自杀的悲剧。这位米行商人叫做曹赟，按照行役制度，轮到他来承担官府的摊派。当时开封的衙门，摊派给曹赟五百石糯米的采购任务。曹赟没有能力承担这笔摊派，于是上吊自杀，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死亡来保住家产，以及家人生活的延续。

结语

好了，这本《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这本书的主题是解读大宋繁华。也就是分析两宋繁华的成因，并站在被统治者的视角，还原两宋普通百姓在那个所谓的繁华时代，过着怎样的生活。书中揭示的历史运作逻辑、给出的许多结论，与当下流行的说法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我们最后在这里，姑且做两点简明扼要的总结。

第一，赵宋王朝确实繁华。这场繁华的核心源头有二。一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同等疆域下，北宋的人口峰值是唐朝人口峰值的两倍。劳动力激增又带来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亩产的提升。二是两宋不立田制，不再粗暴干涉土地的自由买卖，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激活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带来了巨大的无为红利。但是，这两项红利，都是意料之外的产物，不是宋朝廷的主观意愿。

第二，赵宋王朝的繁华，是一种畸形繁华。无论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只是食税者的繁华，普通底层百姓仍过着相当困苦的生活。他们的食物不充足，居住环境也仍以黄泥茅草屋为绝对主体。在统治术上，赵宋王朝仍将民间富人视为严防死守的对象，不惜通过户等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差役、行役等手段，来制度化地消灭被统治者中的富人。这种统治术，与秦汉以来皇权始终打击民间豪强的传统一脉相承；只不过相比秦始皇、汉武帝那些血淋淋的手段，赵宋王朝的办法更隐蔽，更具欺骗性，也更制度化。

撰稿：谌旭彬

讲述：徐惟杰

脑图：刘艳脑图工坊

每日听书 | 《大宋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