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Redian | 千鹤静思 | 每日听书 | 《我的骨头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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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面对来自家庭的伤害？

这本书能为你

讲述作者斯蒂芬妮·胡的人生故事，透析东亚家庭内部的爱与伤害；
认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探讨走出创伤、重塑自我的观念与方法。

适合谁听

对心理学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想要了解家庭和童年创伤相关知识的朋友。

书籍信息

书名：《我的骨头没有忘记》

原作名：What My Bones Know

作者：[美] 斯蒂芬妮·胡

译者：高语冰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果麦文化

译者：高语冰

出版年：2024-9

页数：296

定价：59.8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45493313

内容简介

这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女性身上的真实经历，这个关于自我拯救的故事令人动容。斯蒂芬妮·胡的家庭看似正常，但房门背后，暴力和语言伤害日复一日。父母把自己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伪装和自我麻痹。长大后的斯蒂芬妮脱离家庭独立生活，靠着才华和努力，年纪轻轻便事业有成。她以为自己早就跟过去的创伤经历一刀两断，却不断在生活中遭遇问题，遇到所爱的人时也无力回应，有时甚至宛如利剑伤人。她重新审视自己，看到那些曾经的伤害已经刻在骨头上，不可能装作一切都过去了。追寻内心平静和真正的幸福，本就是一段艰难旅程。没有人比斯蒂芬妮更努力，在无比困难的时刻，她回想过去每个时点的自己，宛如摊开一叠扑克牌，每张牌上都是某个版本的她：十二岁的她、大学时代的她、二十多岁的她……翻阅这些斯蒂芬妮的同时，她不断对自己重复这句话：“你很痛苦，但也正在竭尽所能地疗愈自己。”

作者简介

斯蒂芬妮· 胡（Stephanie Foo），美籍华裔作家、广播制作人，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15 年获得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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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我的骨头没有忘记》。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女孩多年的自我救赎之路。斯蒂芬妮·胡，也就是本书作者，出生在马来西亚，两岁半随父母移民美国，是一名出色的广播节目制作人，曾在2015年获得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出色的职业成就常让人忽视她所经受的创伤。李松蔚老师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他形容斯蒂芬妮·胡的创伤是一种在东亚家庭常见的创伤，在这种家庭文化里，“父母之爱是一种高概念的存在，打是亲，骂是爱，痛苦委屈都可以放置在爱的框架下，不容置疑”，这样的一种爱，在一些时候是一种加害，它将永远烙印在孩子的人生之上。就斯蒂芬妮而言，成长环境让她天然觉得我是不够好的，为了变好，不快乐是正常的，痛苦是我必须忍受的，幸福和爱是有条件的，是离我很远的，她在这套观念中越陷越深，以致崩溃。

2019年，斯蒂芬妮·胡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跟单纯的创伤应激有所不同，复杂性创伤是指病人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遇伤害，尤其来自亲人的伤害，构成了某种‘日常’，以至于成为病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很多病人甚至不认为自己得了一种“病”，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而这也意味着，想要走出这种创伤将更加艰难。

斯蒂芬妮花了四年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创伤，并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她将她切身的经验和感受一一记录下来，最终汇成了这本书，她希望能以此帮助和启发任何携带创伤的人，或是任何正艰难思索要如何建立更好的关系、更好的生活的人。

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斯蒂芬妮·胡的故事。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她的成长岁月，了解一个家庭内部的爱与伤害；第二部分，我们来看斯蒂芬妮的疗愈之路，她如何理解和走出创伤，如何拒绝创伤定义我们的人生。

家庭内部的爱与伤害

斯蒂芬妮两岁半随父母来到美国加州定居，那是1990年。

她的父亲生于马来西亚的锡矿小镇怡保，靠勤奋学习脱离了贫困，来到美国上大学，毕业后因公出差走遍了全世界，最后又回到马来西亚定居。他26岁那年遇到了斯蒂芬妮的母亲，当时她在一个银行做出纳，两人谈了两个月恋爱后结婚，很快怀孕，有了斯蒂芬妮。正因为孩子的出生，父亲坚定了移民美国的想法。

父母从小对斯蒂芬妮要求很高，母亲甚至会批改斯蒂芬妮的日记，她会在斯蒂芬妮日志上方写下一个大大的“C”。除此之外，挨打也是常事，斯蒂芬妮写到，讲话时不好好看着她会挨打，愤怒地盯着她也会挨打，母亲客气的时候，用的是手、筷子或玩具这类东西，不客气的时候则会用上塑料尺或竹藤往死里打，一直抽到尺子或藤条断了，再归咎斯蒂芬妮说：“都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因为你就是这么蠢。”

但这些还不是最绝望的，斯蒂芬妮的母亲在来到美国后有过几次自杀，她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只大绿瓶，里面装着止痛片，母亲激动起来便会说她要把整瓶药吞下去。为此斯蒂芬妮常常会在母亲小睡的时候，蹑手蹑脚来到她房间，站在床头密切观察，确保她的眼珠还在转，呼吸还正常。有一次母亲当真吞下了整瓶药，但没有丢掉命，只留下了胃溃疡的毛病，之后她每次胃痛都会说是斯蒂芬妮的错。斯蒂芬妮说，在童年的很多夜晚，她会跪下来，反复祈祷，希望老天爷让她成为一个好女孩，成为一个能让爸爸妈妈满意的好女孩。

父亲在这个家庭仿佛是隐身的。他每天工作八小时后会跑到高尔夫球场打球，回家后就在电视机前呆坐，直到必须要履行某个家庭职责了，才会起身。斯蒂芬妮说父亲的冲劲在这些年的闯荡中被磨平了，但若要问父亲本人，他会说他是被母亲消耗的，他和母亲常常为了搬来美国争吵，激动起来甚至会砸东西。夹在中间的斯蒂芬妮想尽办法缓和他们之间的冲突，她会把父亲扔在地上的衣服捡起来，避免母亲发现后骂他。母亲无缘无故生气的时候，她会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请父亲理解，还建议父亲买些礼物安慰母亲。

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斯蒂芬妮唯一的出口是互联网。父母睡下后，她会偷偷打开家里的电脑，看大量的网络小说，在聊天室里和朋友聊天，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有一次母亲因为她做错事，不允许她再上网，斯蒂芬妮第一次决绝地对母亲说了“不”。这彻底激怒了母亲，她狠狠踢向斯蒂芬妮，之后父亲也加入进来，他抡起高尔夫球发球杆，抽打斯蒂芬妮。崩溃的斯蒂芬妮最后只好把电脑密码交了出去，当晚她偷偷将一把刀放在了枕头下面，她想如果父母再进她房间，她会杀了他们。

十三岁那年，斯蒂芬妮的父母离婚了，斯蒂芬妮选择了跟父亲。父亲在离婚后更加消沉了，他常常眼泪汪汪地跟斯蒂芬妮说：“我浪费了生命。”斯蒂芬妮只能不断安慰父亲：“你没有，你白手起家，你来到了美国，你获得了成功，你还有我。”

两人过了几年乱糟糟的日子，斯蒂芬妮在书中写道：“这种乱糟糟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而是一种解脱。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有人一丝不苟地计划我们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活动，并像老鹰一样盯着我们不准偷懒，或是训斥我们举止不雅。我们就像两个不负责任的大学生，一旦获得新的自由，就彻底放纵。”

失意的父亲对万事万物都有一股恨意，用仇恨来消解悲伤。斯蒂芬妮也学上了这一套，她说：“仇恨是悲伤的解药，是唯一可以安抚情绪的东西。它不脆弱，不拖泥带水，不卑躬屈膝。它就是力量，是不会让你在学校哭泣的力量。”于是，哪个同学在走廊撞了她，她会使劲撞回去；哪个同学说她坏话了，她就敢一巴掌打过去，她甚至有一次往一个女孩身上泼过一整桶油漆。很快，同学们都害怕她，不敢与她来往，斯蒂芬妮说，因为这种放不下的恨意，她和父亲逐渐被世界孤立了，最终只能将心中积聚的仇恨指向对方。

父亲常威胁斯蒂芬妮，动不动放话说“我要自杀，然后我也把你们都杀了”。斯蒂芬妮曾手拿一把斧子跟父亲对峙，她告诉父亲：“以后不许再威胁我的人身安全，你不许抓着我不放，不许再碰我，不许再超速驾驶，不许玩命开车来惩罚我，听懂了吗！”父亲答应了，斯蒂芬妮摔门而去，回房间抱着斧子睡着了。

斯蒂芬妮不是没想过自杀，但有三个原因，让她没有自杀。一是她胆小，担心死不成。二是她有两个好朋友，他们的生活处境都很艰难，他们向彼此承诺过，绝对不用自杀解决问题。第三是新闻的力量。高二那年，斯蒂芬妮加入了校报编辑部，高三时成为主编，她负责两个专栏，撰写了多篇报道。斯蒂芬妮说：“就这样，我发现了新闻的力量。它不仅能纠正错误、改变世界，还将我备受煎熬的大脑转变成有用的机器。唯有在做新闻时，我才能得到认可。它给我探究世界的勇气，让我像在丛林中采集标本的探险家一样工作。”正是凭借这些新闻作品，斯蒂芬妮在绩点只有2.9的情况下依然被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录取，还登上了高中毕业典礼的颁奖台。毕业典礼那天，斯蒂芬妮的父母并未到场，斯蒂芬妮写说：“父母是否为我感到骄傲已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做到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换取到了这一切。”

可家庭的伤害并不会因此就一笔勾销了，它潜藏在斯蒂芬妮的性格里，时时刻刻动摇着她的生活。升入大学后，斯蒂芬妮很快成为校刊最受欢迎的写手，但她同时因为粗鄙的行径、愤世嫉俗的个性，以及对他人刻薄的态度，而声名狼藉。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善待他人，她不断被朋友抛弃，不断树敌，以至于敌人永远比朋友多。斯蒂芬妮应对这点的方法是，吃大量的安眠药，以及给自己安排更多的工作，确保自己永远很忙，因为只要停下来，她就会自我厌恶，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更令她担忧和无法接受的是，她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是她的父母，她写道：“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个浑球。”

毕业之后，凭借拼命式的工作，斯蒂芬妮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她主持了一档收听人数超过五十万的播客，她也由此跻身旧金山社会名流圈，她受邀观看最精彩的表演，参加顶级的艺术节活动，成了山顶豪宅和歌剧院的贵宾。但她却总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她没办法安然享受自己的成就，她总担心自己出错，她会因为自己的一丁点错误，而焦虑一整个晚上。

不仅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就，她也无法维持正常的亲密关系。每段恋情刚持续几个月，她便会对未来忧心忡忡，为了平复这种焦虑，她会不断争取对方的肯定，不断用各种离谱的要求考验对方。一些时候她又害怕因为自己太过黏人而感到不安，所以故意冷落对方，一连好几天都杳无音信。最终的结果显然是关系破裂，当察觉到对方在退缩的时候，斯蒂芬妮会先发制人提出分手，可真要分手时，她又会苦苦挽留，最终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

斯蒂芬妮不断地说服自己，她还不够好，她得努力变得更好，也许现阶段的不快乐、痛苦、焦虑是有益的，也许爱和幸福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是难以获取的，是自己不该渴求的。她用这些观念层层包裹自己，越来越紧绷，表面上她很努力地在进取，可实际上她的内心不停地在坍塌。最终，她彻底崩溃了。

2018年初，斯蒂芬妮开始频繁惊恐发作，并且时不时难以自控地哭泣。她无法再继续工作，辞了职，她不能再陷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中了。她跟她的老板说：“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疗伤。”

一个女孩的自我疗愈之路

在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后，斯蒂芬妮第一次听到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名词，由精神病专家朱迪思·赫尔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一般的创伤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PTSD，它是对特定威胁性事物的创伤，换一句话说，它的诱因是很明确的，比如对某件事、某个地点、某个人的创伤。而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诱因，它是由于患者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受创伤，最终诱因将无限壮大并难以再确定。斯蒂芬妮在书中阐释道：“如果你因为数百种错误挨打，那么每个错误都会变得危险，如果有几十个人背弃你，那么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可靠，整个世界都对你形成威胁。”这就让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变得极其困难，你无从辨别你哪段经历是健康正常的，哪段是不健康、不正常的，你也无从辨别你此刻的行为哪些是病态的，哪些不是病态。这似乎意味着你必须再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用斯蒂芬妮的话说，“重新学习做人”。

因为媒体行业的从业经历，斯蒂芬妮有机会接触一些行业顶尖人员，她给神经科学家和精神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打去电话。巴瑞特给她的建议很简单，几乎是一个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那就是要好好了解自己的身体。巴瑞特说，其实大多数人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亏空程度，游戏中的人物能自动显示血条，缺了什么一目了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不清楚，人在脱水时未必会觉得干渴，只是会感到疲惫不堪，肚子痛的时候也未必清楚到底是胃痛，还是有便意，甚至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肚子痛。还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可能并非是由于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只是因为新陈代谢入不敷出，所以明明是需要给身体补充食物了，我们却迁怒给了他人。创伤中的人会加剧身体系统的失衡，身体反应会被放大，你会更难知悉你身体的实际感受和反应。巴瑞特让斯蒂芬妮确保充足的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几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但身体的反应是立竿见影的，斯蒂芬妮在保证每晚睡足八小时、并尝试了各种运动课程后，明显感觉自己精力变好了，而体能的提升也会让她更有勇气去探究更深层创伤的源头。

斯蒂芬妮接触了很多心理医生，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带领她重新梳理童年的那些创伤。一位叫做埃莉诺的医生曾让斯蒂芬妮给她童年经受的那些恶性事件打分。斯蒂芬妮起初不是很理解，父母对她做的那些事情，这中间的复杂感受，怎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说清楚呢。可当她真的回忆起那些事情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很麻木，没什么感觉，所以当埃莉诺要求她根据这件事带给自己的不安程度打分的时候，满分十分，她给的都是一两分。埃莉诺很惊讶，斯蒂芬妮解释说：“大概因为我总想起那件事，已经把它消化掉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不难过了，没什么大不了。”埃莉诺这时看着斯蒂芬妮说，这很有意思，你在述说这些施加于你的恶行时候，像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埃莉诺指出的是，斯蒂芬妮会习惯性解离，“解释”的“解”，“离开”的“离”，也就是刻意将自己与自己的痛苦感受分离开来，它在一些时候是好事，可以让你免于痛苦、继续前行，可长期下来，它让你离你真实的感受越来越远，以至于你难以再认清自己。

埃莉诺试图带领斯蒂芬妮重新唤起这些痛苦感受。在又一次治疗中，斯蒂芬妮回忆起母亲用钢丝衣架抽打她，母亲尖叫着喊道：“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挂起来，为什么不能爱惜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你花钱。”六岁的斯蒂芬妮哭着苦苦乞求母亲，一遍又一遍保证自己会改。埃莉诺这时让斯蒂芬妮想象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斯蒂芬妮于是让她的男友乔伊出现在了自己的回忆中，乔伊试图将六岁的斯蒂芬妮从母亲身边拉开，可斯蒂芬妮怎么也不走，她不愿意离开这个一直伤害她的妈妈。埃莉诺这时又指引说，还有谁能帮小斯蒂芬妮呢？最终成年的斯蒂芬妮出现在了回忆中，她走向六岁的斯蒂芬妮，告诉她：“听着，我明白你想要留下，因为你并未见识过其他形式的爱。但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而且你会遇见其他人，他们会给你父母无法给你的爱。”

结束治疗时，斯蒂芬妮泪流满面，她在书中写道：那天我领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首先伤口不再伤痛并不代表它已经痊愈；其次，我明白了父母并不爱我，这些年来我为他们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但这一次我不能再回避这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从没爱过我，也没能力爱我，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我的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很残酷、悲哀的真相，可斯蒂芬妮说承认这一点，反倒让她难得地放松和平静了下来。

当痛苦的记忆和感受被释放，斯蒂芬妮还必须学习应对它们方式，除了刻意的压抑和解离，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斯蒂芬妮先后尝试了冥想、正念和瑜伽，这几种方法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缓解焦虑、修复身心的方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聚焦当下的身体感受，关闭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避免自己陷入有害的执念和自我怀疑之中。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比如有人可能通过往嘴里塞一块冰就能将注意力转移到感官上，还有人会觉得拍打自己的脸和手非常有用。斯蒂芬妮偏好的一个方法是数颜色，当感觉自己马上要陷入可怕的状态的时候，她会马上跟自己说，数一数房间里所有红色的物体吧，她借此切断自己已成为习惯的恶性的思维和感受方式。

斯蒂芬妮还在书中记述了她在瑜伽课上的切身感受，瑜伽涉及很多伸展运动，它会迫使你高度集中注意力，感受肌肉被拉伸的疼痛，一系列伸展运动后是修复缓解，教练会让你以各种舒服的姿势躺着，加盖上毛毯。斯蒂芬妮在那一节课上哭了，她写道：“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感到了一丝悲伤：我怎么到现在才体会到呼吸的快乐？才明白风吹过手掌的感觉可以让人倍感宽慰？我因为太过小心翼翼而错过了多少快乐？毯子带来的包裹感让人觉得安全舒适，仿佛有人在照顾我，给予我无限的体贴、慷慨和爱，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但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是暂时的缓解，斯蒂芬妮将此形容为是一种“姑息治疗”，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治疗。要想真正从这些创伤中走出来，除了找到勇气面对它，你还必须建立对这些痛苦的理解，如此才能知道要如何与这些痛苦相处。

斯蒂芬妮写道：“我认定，要了解真相，唯有回到犯罪现场。”她于是租了一辆车，重新回到了她自己长大的地方——加州圣何塞，她回访当地的移民社区，和那些跟自己有同样成长背景的人聊天。越是深入，她越发地意识到自己的苦痛不是一种个体的苦痛，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群体性的苦痛。一代又一代的移民远离故土，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这个过程有时是振奋人心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了焦虑、委屈，以及无数难言的苦痛的，而所有的这些的苦痛又不可避免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很少有人会说起这些苦痛，甚至会有意遗忘这些苦痛，圣何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杜贤德告诉斯蒂芬妮：在美国，（移民）面临种种压力，为了融入社会，你必须突出你的成功，掩盖你所承受的创伤和面对的困难。但越是掩盖，苦痛只会越来越深入你的骨髓。

斯蒂芬妮也试图去研究自己的家庭历史，她知道了父亲的家庭曾经历战争，也知道了母亲曾被她的家庭所抛弃，斯蒂芬妮写道：“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承载着祖祖辈辈的创伤、死亡、出生、迁移……以及我尚未了解的家族史。”知悉这一点，让斯蒂芬妮感到宽慰，因为这让她觉得自己不是怪物，一切都有迹可循，但与此同时这一点也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了。如果父母也满是伤痕，他们的行为也许也是某种创伤的产物，那我们要原谅他们吗？

斯蒂芬妮曾想过与父母彻底断绝关系，她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远离创伤的方式。她采访了华盛顿传媒系副教授克里斯蒂娜·夏普，她是少数对亲子关系断绝有研究的学者。夏普曾访谈过四五十个主动与父母断绝关系的人，问他们在断绝关系后是否感觉更快乐、更自由。答案是否定的，这并不会带来想象中的快乐与自由。断绝关系可能是一种保护，但它无法治愈创伤，真正困难的是下一步，你用什么来取代父母的存在。

有一些心理疗法认为走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前提条件是得到亲切、宽厚、父母般的呵护，如若亲生父母无法给予这种爱，就必须找个新的“家长”履行职责。有的治疗方式是找人彼此扮演父母，这个临时的父母会代表你的亲生父母向你道歉，并给予你作为孩子应该得到的慷慨赞美，这被认为是一种能给患者带来适当解脱与信念的疗法。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自我养育”的心理疗法，它主张调动成熟的自我去保护和养育幼年受伤的自我，它的关键在于重新建立一套健康的自我对话——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要知道如何安慰和鼓励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又如何及时地肯定自己。斯蒂芬妮说，每每在学习自我养育的时候，即使成果喜人，也难免悲从中来，仿佛是在哀悼你本应拥有的幸福童年。她在书中写道：“那种失去的悲伤与清算的悲伤不同。清算的悲伤发自肺腑，带着愤怒甚至还有一丝暴力倾向，似乎可以用报复或正义治愈。失去的悲伤更像渴求，仿佛是空洞的、无法满足的饥饿。”

这些年“自我养育”这类的说法被提得很多了，但斯蒂芬妮在书中说，我虽然总是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父母，可那种想要被他人照顾和爱护的原始渴望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你仍需要寻找你可以依存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你需要学会对它产生归属感，学会依赖它，并为之付出。

斯蒂芬妮曾接受了美国西奈山童年创伤和复原中心主任雅克布·汉姆的治疗，汉姆告诉她，从根本上来说，复杂性创伤是人际关系创伤，也就是说它是由与他人之间的糟糕关系造成的，这些人原本应该给予你关爱、让你产生信赖感，结果却伤害了你。这就让经历复杂性创伤的人未来更难以与他人建立关系，因为脑回路被改变，总觉得他人不可信赖。而要想从人际关系创伤中走出来，就必须走出去，有意识地练习如何与他人维持关系。汉姆说，你可以把人际关系也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去操练，去形成肌肉记忆。基于这样的一套理念，汉姆有一套独特的心理疗法，他会在心理咨询结束后，把咨询室里的对话整理成文本，然后邀请患者从头阅读这个对话，并且共同讨论和分析这场对话中存在的不合拍、冲突、误解等问题，由此来学习如何更好地聆听、说话、提出要求等。

在和汉姆的几次咨询结束后，斯蒂芬妮发现自己确实有一些改善，而且掌握了一些实用技巧，比如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提到自己的同事很恼人，却欲言又止，以往自己的反应肯定是立马聊点别的，但现在她知道自己应该鼓励她讲下去，以及也不要急于用类似于自己也遇到过糟糕的同事来安慰她，而是给对方机会和空间，让她袒露她的脆弱和恐惧。斯蒂芬妮说：“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因为一段对话而产生成就感，并感觉自己是个好人，或许这招管用。”

汉姆还提醒斯蒂芬妮，复杂性创伤患者常常会在关系中讨伐自己，因为觉得自己不懂如何与人相处，所以每当关系出了问题，就总把矛头指向自己，不停责备自己，甚至从关系中逃离。但其实自我责备毫无用处，它可能会让你讨得对方的一份表面上的原谅，但它让你更加听不到对方的诉求，无从满足对方，也无从弥补过失，最终只能走向疏远。汉姆说，我们要学会解除情绪上的武装，拨开恐惧和愤怒的迷雾，实事求是地、清楚地看待事物，看到他人的需求。

斯蒂芬妮说她感觉汉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家长，汉姆唠叨不停，不时严厉，但总能给出充足的理解与鼓励。汉姆教会了她很多，尤其是在她不停地研究复杂性创伤，探索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后，汉姆提醒她，不要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贴上创伤的标签，将一切事物都病理化，你的焦虑、痛苦、愤怒等负面情绪在一些时候可能只是人之常情，你要接受它，并相信它会好转。汉姆说：“健康的心脏不会保持完全一致的心率。如果心跳的速度不变，那心脏实际上很不健康。最健康的心脏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适应得越快就越好。开始跑步时，心率最好能迅速提升；休息时，心率应该很快减缓。你的情绪也是如此。”

截止到本书完成的2022年2月，斯蒂芬妮确诊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已有四年，她在书的最后说她说不上得到治愈，她仍会时不时地掉进这个黑洞。但在这四年漫长又曲折的探索中，她了解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学习了很多应对创伤的观念、策略和疗法。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头伤痛的野兽还会归来，可我已经知道如何让它安静下来，并滚回它的老巢。在书的最后，她写道：“疗愈永远是进行时，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如今，我全盘接受这终生的斗争及其局限性。虽然我必须永远背负悲伤的包袱，但我已经变得坚强，双腿和肩膀的肌肉狭长而坚实。包袱已不那么沉重，我不再需要畏缩着匍匐而行。现在，我能提起背囊行走。就在等待野兽再次到来的间隙，我自由舞蹈。”

结语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我的骨头没有忘记》是斯蒂芬妮·胡对自己多年自我救赎之路的深刻记录。她通过四年的探索，深入了解了自己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并尝试了多种方法来应对这种由长期伤害构成的创伤。她的经历揭示了东亚家庭中常见的创伤，以及这种创伤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一个人的生活。

斯蒂芬妮尝试了很多种治疗方法，从关注身体机能开始，到重新唤起痛苦感受，再到各种各样的应对痛苦和焦虑情绪的方法。她逐步承认和接受父母没有能力提供给她健康的爱，并学习靠自己来养育和爱护自己。但正如李松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斯蒂芬妮的经验不一定能完全复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她所尝试的这些方法，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治愈之路，并且保持希望，坚定走下去。

撰稿、撰稿：杨以赛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