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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如何塑造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

这本书能为你

展现技术发展的历史视角：路易斯·芒福德通过将技术发展划分为始生代、古生代和新生代三个阶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理解技术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并影响文明的进程。
带来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芒福德提出“巨机器”概念，揭示了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异化、权力集中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对如何建立更加人性化和生态化的技术体系提出展望：芒福德的观点启发读者思考如何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为构建一个更加可持续和人性化的技术社会提供思路。

适合谁听

历史和社会学爱好者可从本书中获知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学分析，以便理解技术如何塑造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程。
工程师、城市规划师等技术专业人士可以从书中获得对技术影响的深刻见解，在设计和决策时考虑到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促进更加人性化的技术发展。
对于那些对现代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现代性问题有批判性思考的读者，芒福德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他们理解技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和社会结构。

书籍信息

书名：《技术与文明》

原作名：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作者：[美] 刘易斯·芒福德

译者：陈允明 / 王克仁 / 李华山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2009-08

页数：465

定价：48.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刘易斯·芒福德经典著作系列

ISBN：9787112107469

内容简介

《技术与文明》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巨著之一，它讲述了机器的历史，并对机器对于文明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他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解释机器的起源并追踪其社会影响，涉及艺术、自然科学、哲学、习俗和礼貌各个层面。本书既讲历史又做评论，还带有很多插图，是英语文献中部一部涉猎广泛、描绘近千年来机器发展史的巨著。

作者简介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是《日晷》杂志的副总编辑，社会学评论(伦敦)的代理主编以及美国文学年报的几位主编之一。他于1935年至1937年担任纽约市高等教育董事会董事，1938年至1944年担任美国教育理事会理事。芒福德先生还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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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王小伟。

今天我们来读《技术与文明》，它的作者是路易斯·芒福德。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以及文化评论家。他以对技术、城市化、建筑和文化的深入研究而闻名，尤其关注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是他于1934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这本书在出版后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中文等版本。

芒福德生于1895年，在20世纪初的美国成长，那时正值现代化进程加速、工业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芒福德对这些社会变革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芒福德在这一背景下写成了《技术与文明》，试图通过历史分析揭示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如今的清华大学科技史系里，还挂着一幅很大的芒福德的画像，可见他在技术史和技术哲学中的地位。

在《技术与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并没有一开始就讨论技术本身，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开始切入。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讨论技术与文明，难道不应该从技术开始吗？但芒福德选择从文化入手。他认为，机器不是装置，它是一种习惯、思想和生活模式的集合，它是一个文化系统。

芒福德指出，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大量的技术积累。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但并不一定有“机器系统”的概念。在历史上，西欧人率先将物理科学和精密工艺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其他文化未曾达到的高度，从而使整个生活方式与机器的步调和能力相适应，产生了一种机器文明。为了阐述这个观点，芒福德将技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始生代（Eotechnic）、古生代（Paleotechnic）和新生代（Neotechnic）。

始生代大概发生在公元1000—1750年，又称“黎明”时期，这个阶段的技术是以使用天然材料和人力为特征的。这个时代的技术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如风车和水车的使用、机械钟的发展，以及在玻璃和木工方面的进步等。芒福德强调，始生代的技术创新旨在改善日常生活，不在于最大化生产效能和扩大权力。

古生代技术大约发生在公元1700—1900年，和始生代有50年左右重合。古生代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以煤炭、铁和蒸汽动力的崛起为标志。这个时期引入了大规模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商品，城市化进程加剧，国家逐渐转变为工业强国。芒福德描述这一时期为“野蛮的突起”，技术重点转向开采自然资源和最大化经济产出，这种突起往往以牺牲人类福祉和环境健康为代价。古生代劳动开始出现人的异化，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生活条件变得十分恶劣，工资也很微薄。

新生代的技术大概从1900年开始，其特点是电力的发明、先进科学研究和轻质多功能材料如铝的大规模使用。这一时期，工业机械从庞大的蛮力转向更精细和高效的技术。新生代的特点是生产的分散化、小规模和专业化制造的兴起，以及对创新和科学发现的重视。芒福德认为，这一阶段允许更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技术发展，重点在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减少环境影响。

作为一名科技哲学学者，我基本上认同芒福德对机器阶段的划分，你可能也觉得没什么不合理的。但重点不是历史分段，我们更想问的是，究竟为什么人会发明机器呢？这就是一个哲学提问了。最一般性的见解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发明机器。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回答，但通过对技术历史的分段，芒福德给出的答案却完全不一样。

钟表的诞生

芒福德认为，机器的本质是一种文明，发端于对秩序的追求。他指出，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还是西西里和科尔多瓦，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社会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在这种动荡过程中，人们特别渴望控制和秩序，希望生活能回归稳定状态。对稳态的追求首先不是表现在君主的统治中，而是表现在西方的寺院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芒福德看来，在寺院的大墙之外，社会里充满了战争、疾病和饥荒，但在寺院的大墙之内，僧侣通过精神活动抵抗无常，构建一种非常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的历史上，寺院是第一个需要钟表的地方。这是因为与世俗生活的反复无常和漂浮不定相反，寺庙里有一些非常规律性的、像铁一般的规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圣徒本尼迪克特，他在每天的祈祷中加入了一种节律性。圣徒本尼迪克特（Saint Benedict of Nursia）是西方基督教修道生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于公元6世纪撰写了《本笃会规》，成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基石。本尼迪克特特别强调一种节律性的祈祷生活。他参考了《圣经·诗篇》中的教导，特别是《诗篇》中提到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这段经文启发了本尼迪克特将“7”这个数字融入每日祈祷的节奏中，一天的祷告分为夜半祷、晨祷、第一时辰祷、第三时辰祷、第六时辰祷、第九时辰祷和晚祷，总共七次。

到公元七世纪，教皇萨比尼亚纳斯要求寺院的时钟在一天之内要敲七次。按照这个节律进行祈祷和生活，人们进入了一种非常严格的节奏化生活当中。每天的生活都要尽量排除不确定性，抵御无常。到了公元十三世纪，世俗城市也逐渐开始了按照机械时钟安排的生活，人们对秩序的追求反映在钟表的广泛使用之中。

钟表在带来秩序的同时，还重新发明了时间。时钟并不是只用来计时，它实际上还生产了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谈到计时时，我们通常会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一天分为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钟表的作用只是指示这种均匀流逝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想象一下，有没有可能时间并不是均匀流逝的，单向度的，刻度化的。有没有可能是恰恰因为有了钟表，我们才开始以这种方式感知时间？

时间本来可能是非常具体的，它不是数字化的、抽象的时间。比方说，汉朝广泛使用的12时辰制度，一天分为12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然而，古代的时间划分方式不像我们今天固定的24小时制，而是采用“昼夜平分”原则，即白天和夜晚各分成6个时辰。由于昼夜长度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古代中国的时辰长度是要根据日出日落的时间变化动态调整的，并非像现代的小时制那样每个时间段长度固定。直到有了时钟，均匀的时钟时间才取代了太阳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芒福德说时钟并非简单地表示时间，而是发明了时间。

有了时钟，春天的一秒和冬天的一秒就是一样的，一秒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脱离具体事物的数字符号。芒福德指出，时钟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最终造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们认为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数学意义上的可度量世界，这就大大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世界也变得更加符合秩序。大约从1345年开始，西方人逐渐普遍接受了一个小时划成60分钟，一分钟划成60秒这种习惯。按照芒福德的说法，从那个时候开始，机器文明就逐渐拉开序幕了。

秩序渴望

芒福德的洞见在于提示我们，我们渴望机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带来一种秩序感。时钟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实际上是机器文明的先导。时钟的引入使我们逐渐将世界划分为24个均匀的时间段，变成可计量的对象，时钟也逐渐从修道院的生活中走入工厂，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生活和组织形式得以确立，机器得以大规模地铺开。所以芒福德非常笃定地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时钟在其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仅是机器的杰出代表，也成了机器文明的一个典型符号。”

芒福德的洞见在今天其实是有回应的。前段时间影视剧《我的阿勒泰》大火，原著的作者李娟讲了一个观点，说自己在工厂打螺丝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种生活里她能够获得一种稳定感，她说那时候她和妈妈四处流动，也找不到工作，就想找个工厂打螺丝，这个活不需要动脑，只要动手，干活能放空，每天有固定的活干，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她因此感到很幸福。

这个说法令很多人感到不解。不少朋友觉得，每天打螺丝这种工作很折磨人，只是简单地重复，缺乏创造性，单调而无聊。可是李娟在讲这句话时，她的语境是原来她食不果腹，每天和母亲到处漂泊，过着类似吉卜赛人的生活。在这种无秩序的生活中，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人的心灵处于一种持续的应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最大的渴望是获得一种秩序感，来对抗无常的生活。在这个语境下，工厂里的机器生活，能带给她安宁。这正是芒福德所说的，人因为渴望秩序而拥抱机器。

“巨机器”与机器压迫

前面我们说了，机械钟使得时间可以精确地划分，从而带来了一种可预测和可管理的生活节奏，它是最为完美的机器原型，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稳定感。可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进入芒福德所说的古生代（Paleotechnic）和新生代（Neotechnic），机器似乎不仅没有解除人们的焦虑，反而带来了新形式的奴役。工业化和大规模机器生产导致了人类劳动环境的恶化，劳动的异化。工人们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在流水线上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难以获得意义感。现代机器体系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压缩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针对这种情况，芒福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巨机器”。

什么是“巨机器”（megamachine）呢？芒福德在《机器的神话》这本书里，说巨机器不是具体的机械装置，而是一种社会官僚机制。我们通常将“机器”理解为由钢铁和齿轮组成的物理装置，芒福德则独具只眼，他说当埃及人开始建造像金字塔这样宏大的工程时，巨机器就已经出现了。

建造金字塔，需要一个高度复杂的官僚系统，包括监工、劳工、后勤人员、工程师和验收人员等。这种系统要求明确的责任分工，确保每个人都承担特定的任务，像齿轮一样紧密配合。金字塔不仅是一个建筑奇迹，它还象征了权力和官僚体制的安排模式。芒福德用“巨机器”这一概念来形容这种系统，强调它如何将人类个体纳入庞大的集体中，把人变成宏大结构中的小零件。

所以说，机器不但带来特定的功能，它还带来了一种“中性”的秩序，既能带来生产力和效率的提升及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可能导致人的异化、权力的集中和社会不平等。芒福德开始叩问：“我们在能源方面，在生产出来的产品方面，成果累累，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生活形式变得单调，生命变得枯萎……”

芒福德指出巨机器体系造成了一种“无目的物质至上主义”，整个社会都面临过剩的动力。机器体系不断推动生产，把生产特定的物质产品视为一种强迫性的需求。这种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就是为了生产，生产本身成了目的，这就叫“无目的物质至上主义”。照芒福德的说法，在巨机器主导的社会里，不管商品是否需要就直接生产，不管发明是否有用就直接应用，不管动力是否有效就直接利用。

在机器社会里，普通人的精神是什么状态呢？?们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日常的快乐，只追逐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认为生活的幸福与拥有的汽车、浴缸和其他机械制品的数量是正相关的。人们不再追求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是无限拥有奢侈品。芒福德观察说，机器体系带来的这种想法不再局限于某?阶层，它实际上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个阶层之中。

无目的物质至上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在芒福德看来，无目的物质至上主义带来了显著的风险。无目的物质至上主义导致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琐碎的物质产品。有带摄像头的挖耳勺、有拍视频的眼镜、有照亮手机屏幕的灯，在美国，甚至有个品牌推出了有空气净化功能的耳机——耳机里集成了滤芯，戴上之后，可以通过连接鼻子的风管过滤空气，让你在听音乐的同时呼吸到“新鲜空气”，标价1000美元。

更为尴尬的是，很多人认为只要是经过现代机器包装的产品，就显得更高级。芒福德举了一个挺有代表性的例子，说1930年代的美国农民本来可以直接享受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但有些人却觉得这不够“高级”，宁愿去超市买罐头食品，尽管罐头既不新鲜，口感也差。从超市购买这些经过机器加工的产品，在当时被认为代表更富足，更美好的生活。

芒福德调侃说，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身体不舒服需要拐杖，这很正常。但如果认为一个需要拐杖的社会比一个健康社会更好，那就是匪夷所思的。类似的，原先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太低，我们需要机器来帮我们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这时候用机器当然是一件正当的事。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深度科技化，我们掌握了大量的复杂高效的动力技术，可以浪费大量能源去生产无关紧要的产品，这时就出现了一种有问题的趋势，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时都变得更加偏执，机器带来的不再是便利和福祉，而是浪费和负担。

结语

在《技术与文明》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中，刘易斯·芒福德讨论了机器体系的消亡，他认为现代机器体系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导致其自身的崩溃。一方面，机器体系依赖于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结构，这种结构尽管提高了生产力和效率，但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机器体系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也是不可持续的。另外，机器体系以效率和生产力为核心价值，这与人性的丰富与多样有根本的冲突。芒福德指出，单纯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忽视了人类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价值，如社区、家庭、艺术和精神生活，最终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文化的大衰退。

当然，机器体系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完全废弃技术，而是要对现有机器体系开展深刻的反思，不能盲目地崇拜机器，受其奴役而不自知。只有在充分了解机器系统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种更加人性化和生态化的技术体系，真正保障并充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在这本书里，芒福德也回顾了人类历史上对抗机器体系的一些尝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或许能获得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个思路是追忆传统，回归自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西方世界其实已经对机器系统的强势增长有了一些初步回应。一是开始出现了对过去的崇拜，不少知识分子试图复兴古典的生活方式。例如，在艺术和生活方式上大量出现了古典的回归，哥特文化在短时间内也复活了，人们开始抢救自己的地方文化遗产。

机器体系倾向于集中权力和标准化生产，这种模式削弱了地方文化和个性表达。而哥特文化特别强调繁复的手艺和地方特色，这就与机器体系形成了对抗之势。回望传统可以为审视当下生活提供一种另外的向度，也可以提供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安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器文明的单调乏味。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对抗机器的征服，那就是回归大自然。乡村环境在十八世纪成了一种能够逃离机器、逃离工厂的主要手段。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特别宣扬农民的智慧和农村生活的治愈特征，鼓励人们走出城市，走向乡村，感受乡下生活，让生命和土地直接连接在一起。

这里我多说一句。卢梭大家都不陌生，他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忏悔录》。其实他的成名作叫《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道德的影响》。卢梭在1750年发表了这篇文章，时年38岁。这篇文章为他赢得了法国第戎学院征文比赛的一等奖，卢梭从此声名鹊起。在这篇小文中，卢梭提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甚至可能导致道德的退化。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使人们更加追求舒适、奢华和虚荣的生活，反而忽视了对德性的培养。此外，科学的发展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因为知识的积累必然被少数人垄断，从而使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外。卢梭在当年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技术大发展可能会引发一种物质至上主义，从而导致德行的堕落。两百七十多年过去了，卢梭的洞见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卢梭是个聪明而广博的思想家，并且极端坦率。他的思想细腻而锋利，能看到那些特别隐微的兆头，并且做深度的阐发。

不过，尽管像卢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对抗都不算成功。但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抵抗本身自有其人文价值。人文知识分子倡导回归自然、回归土地，他们的尝试为技术的突进提供了必要的阻力，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就像开车时踩刹车的目的并不是阻止前行，而是提供必要的阻力，以确保安全到达终点。人文主义者并不守旧，他们只是更习惯从更久的过去和更远的未来审视当下生活，因此显得有点慢吞吞的。

芒福德在全书的最后走入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试图通过对社会系统的再设计来规范技术的发展。这一部分，在我看来，或许并不比回望传统，回归自然的策略更加可行。最近，《技术与文明》又在中信出版社出了新版本，我为这个新版本写了新的推荐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读，你或许会有自己的判断。

撰稿、讲述：王小伟

脑图：刘艳思维导图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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