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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宋元之变，盘点王朝更替与文明兴衰中的底层逻辑

这本书能为你

开阔视野，增加文化资本。
复盘蒙宋战争全过程，点评关键历史人物。
摆脱单向度视角，重新解析宋元更替中，双方的战略决策与制度变迁。

适合谁听

中国古代史爱好者；
军事历史爱好者；
希望给家人、朋友、同事开阔视野。

书籍信息

书名：《崖山》

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中信·万物 / 火与风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页数：360

定价：69.00

装帧：精装

ISBN：9787521766394

书籍简介

崖山海战，是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1279年，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在广东新会崖山海面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最终南宋军队落败，陆秀夫负末帝赵昺投海殉国。

本书以历史中的十二个地名（蔡州、钓鱼城、鄂州、上都、益都、泸州、襄阳、大都、丁家洲、临安、崖山和零丁洋）为线索，自1234年“端平入洛”开始，一直写到1279年南宋灭亡，时间跨越了近五十年。书中分两条主线，一条线探讨南宋何以灭亡，另一条线探讨元朝何以崛起，同时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多元视角，生动地描写了从蒙宋灭金到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襄阳鏖战、临安出降、南宋灭亡，以及最后的文天祥之死，描写得恢弘而悲壮。作者用缜密、细腻的文笔描写了忽必烈、蒙哥、王文统、阿合马、吕文焕、贾似道、刘整、文天祥等诸多历史人物的命运和选择，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情境。

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中国。

作者简介

张明扬，作家，历史写作者。阅读、研究和写作历史近二十年，著有《弃长安》《入关》《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非常之人》《纸上谈兵》等历史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各大书榜推荐。《入关》入选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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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历史作家张明扬，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我的新书《崖山》。

在传统中国史学界眼中，南宋的灭亡，是一段令人悲悼不已，刻骨铭心的“痛史”，毕竟这是一个被视为正统华夏文明继承者的中原王朝，被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终结。同时，两宋时代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以及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更加大了这种灭亡所带有的悲剧色彩。

然而，我们谈论历史，更多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的教训。在今天的通俗历史读物里，关于宋元之变的作品虽然多，但我自己却认为其中许多其实缺乏新意，具体表现在这样两点：

首先，长久以来，我们在谈及南宋亡国这段历史时，往往陷入了南宋中心主义叙事，过于偏重地聚焦于南宋视角，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南宋衰亡史的另一面，是蒙元帝国的崛起史。

在很多人看来，元朝在这段历史中，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武力值爆表的蒙古骑兵，至于元朝的典章制度、社会组织，乃至蒙古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战略，都不重要。然而，不对蒙古帝国与元朝的扩张战略、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进行研究，是无法全面认识这段历史的。

其次，在检讨南宋政权本身的决策失误与灭亡之间关系时，我们往往还是局限于传统史学的道德观，把所谓的“奸臣”，比如贾似道等人，揪出来批判一番，给他们扣上一个直接责任人的帽子，而南宋制度设计中的诸多致命弊病，反而被轻飘飘地忽视了。

正是出于这些考量，我于是决定动笔，希望写出一本尽量全面，有新意，关于南宋灭亡回顾与检讨的历史著作，于是，就有了这本《崖山》。

虽然书名是《崖山》，但是它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宋元战争简史，从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一直写到1279年，作为双方最后一战，宣告南宋灭亡的崖山海战。

接下来，我将分三部分，为你解读《崖山》这本书，解读宋亡元兴的双线历史进程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我想谈谈宋元战争的缘起。双方是如何开始通过外交接触结盟，联合灭金的，而后这种结盟关系又是如何随着共同敌人，金朝的灭亡而破裂。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最高决策者对局势做出了哪些判断？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接下来，我想谈谈蒙宋战争为何如此漫长。在明显不利的战略态势下，南宋为何可以坚持四十余年？

最后，在第三部分中，我想以贾似道的生平为切口，来探讨下，这位奸臣的所作所为，与南宋王朝本身制度与弊病之间的关系，看看作为个人的历史人物，究竟能对历史大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联蒙灭金到端平入洛

一切历史剧变的起源，也许都是一些当时看来琐屑细微的事件：公元1200年，也就是南宋庆元六年夏天，适逢金章宗完颜璟生日，于是南宋照例派遣了一位官员前往贺寿。这位名叫赵善义的官员，在归途中，因为一些外交礼仪上的琐事，和随行的金国官员发生了争执，在口角之中，赵善义口不择言，居然威胁对方说，如今局势今非昔比了！小心南宋联合新近崛起的蒙古，灭了你们！

当然，在回国之后，赵善义因为口不择言，被南宋朝廷罢官，但这种看似冲动的言论背后，反映的却是南宋朝野被压抑已久，针对金朝的复仇情绪：毕竟，双方虽然处于和平状态，但靖康之变所带来的耻辱与挫败感，依旧深深地镌刻在南宋朝野上下的心中。更糟糕的是，在1163年，急于兴兵雪耻的宋孝宗发动了隆兴北伐，但仅仅打了十八天，北伐宋军就在符离集惨败，被迫撤军，再度求和；可谓是旧恨未雪，又添新仇。在这种形势下，南宋急于兴兵复仇的狂热情绪，与自身孱弱的军事实力之间的矛盾，自然会产生一种以非常规手段解决问题的共识，而现实中可能最大的选择，就是赵善义所说的“联蒙灭金”。

在金国以北的草原上，崛起了另一个彪悍善战，并且与金国不共戴天的骑马民族，叫蒙古。这个情报其实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南宋国内，让南宋朝廷上下的主战派，欣喜若狂。

1211年，蒙金战争爆发；九月，在张家口附近的野狐岭，金蒙两军在这里展开了双方第一场大规模遭遇战，机动性和战斗意志都占据上风的蒙古大军，利用前后夹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金军主力，导致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金朝都凑不出一支足够大的野战军和蒙古人交手。由元朝人编纂的《金史》甚至直白地说，金朝的灭亡，在这一战已经被注定。

就在这一年，南宋使节余嵘恰好在金国境内，亲眼看见了从前线溃退下来，惊慌失措的金朝残兵败将，对蒙古武士的战斗力，有了一些直观上的认识。十月，余嵘就回到南宋首都临安，把自己掌握的蒙金战争情报，向宋宁宗做了当面汇报，并建议朝廷立刻整顿边防军事，以待其变。此刻，朝廷上的文武百官，又分成了两派，一派借口“唇亡齿寒”，要求立刻援金抗蒙，而另一派则主张对金强硬，中止合约，收复失地。

不过，这种分歧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金国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从1217年到1219年，金宣宗三次出兵攻击南宋，试图通过掠夺南宋的土地和人民，来弥补蒙古入侵造成的损失。此时，由于蒙古大军的攻势，金朝已经不得不把首都迁到了昔日北宋的首都汴梁，疆域也只剩下河南陕西两省；幸亏成吉思汗决定暂时放过金朝，转而西征中亚强国花剌子模，这才给了金朝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蒙古灭金，自然就成了南宋朝廷顺理成章的选择。

1221年，南宋使节苟梦玉远赴西域，见到了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任何实质协议，但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的默契；但金朝由于国力衰微，在1224年选择暂停对南宋用兵，又让蒙古南宋双方的外交沟通陷于低潮。同时，有些南宋官员向皇帝建言，说千万不要忘记，一百年前“海上之盟”的惨痛教训：当时，北宋的老对手辽国日益衰微，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于是宋金结盟，共同灭辽。结果，由于燕云十六州归属等一系列纠纷，最终导致金兵大举南下，北宋灭亡；所以说，有如此惨痛的教训在先，不可不加以警惕。话虽然说得恳切，但南宋朝廷上下却没有做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在权相史弥远的操纵下，南宋一方面对蒙古方面的结盟需求置之不理，同时在军事、内政方面毫无筹划。这种懈怠与粗疏，为日后的悲剧打下了最初的伏笔。

此时的金国，以潼关和黄河为依托，在金蒙边境集结了三十万重兵，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于是，向南宋“借道”，使得蒙古大军可以绕过防线，出其不意攻击金国腹地，就成了蒙古最为迫切的诉求。1230年，继任为蒙古大汗的窝阔台曾经派出使节前往南宋，要求“借道”，但又惨遭闭门羹。

既然文借不成，蒙古人索性就“武借”了。1231年3月，蒙古人兵分三路，直指开封。由于在骑兵方面兵力绝对占优，加上空前绝后的机动能力，所以窝阔台制定了一个堪称天才的三路围攻战略：东路军进攻开封以东；弟弟拖雷率领西路军，从陕西境内渡过渭河南下，迂回到金朝潼关黄河防线的后方；中路军则由自己率领，从北面直指洛阳，再到开封。次年正月，在今天荥阳西南的三峰山，金军主力和拖雷率领的蒙古西路军展开了正面对决，由于缺乏骑兵，天气寒冷，金军最终大败，仅存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距离灭亡仅仅一步之遥。

顺便说一句，这次蒙古大军的“借道”，近乎不宣而战，沿途的南宋驻守部队毫无战斗力，可以说一触即溃，从而导致蒙古军队过境之处，生灵涂炭。更糟糕的是，这次借道，让蒙古人不仅对南宋境内的山川地势、气候风物有了了解，更直接见识到了南宋军事实力的孱弱，为日后的破盟宣战，提供了重要的动机。

三峰山一战后，金朝即将灭亡的现实，已经是无可争议，所以南宋外交的重点，自然就过渡到如何与咄咄逼人的蒙古搞好关系。所以，当1233年6月，蒙古使节再次来到南宋时，受到的待遇和之前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双方迅速达成了盟约。

1233年9月，蒙古再次出动大军，包围了金朝的最后据点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阳县；同时南宋也应约出兵，派出大将孟拱率军两万参与围城，并供应蒙古大军粮食十余万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正月十日拂晓，小小的蔡州城，终于在蒙古与南宋两国大军的攻击下沦陷，不想背上亡国之君名号的金哀宗，宣布将皇位传给大将完颜承麟，随后悬梁自尽，金朝由此宣告灭亡。

蔡州一役，也是蒙古与南宋两国外交关系的巅峰时刻。但双方之间的外交蜜月期，仅仅维持了几个月。

表面上看，和平似乎会延续很久，蒙古南宋两军在蔡州城下把酒言欢之后，各自向南北两个方向回撤。根据协议，金朝残存的领土被双方瓜分，实际领土以蔡州至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汝阳至周口这条线为分界。南宋在联蒙灭金中收获的宿州、海州等地，也正式划归为南宋的领土。

然而，对于这样的成就，新近登基的宋理宗并不满足，他想要的更多。

具体来说，宋理宗的梦想，在于“收复三京”，也就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以及西京河南府，分别是今天的开封、商丘以及洛阳。如果达成这个目标，那么直接就能把黄河，变成南宋与蒙古的国境线：既收复了沦陷已久，属于北宋的大片国土，更能巩固国防，利用黄河天险阻挡蒙古可能的进攻。

自从扫除权相史弥远，亲自执政后，宋理宗就进入了一个事必躬亲，高度勤政的状态，力图给自己树立一个有为明君的人设。在几个月内，他就三次派遣使臣前往洛阳附近的北宋皇陵，名为祭拜，其实上也有进行军事侦察的意图。另外，从1234年农历四月开始，宋理宗还在朝堂上让群臣开始讨论所谓的“和战攻守”问题，官员中那些机灵乖巧的，已经察觉到，皇帝已经在策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

1234年6月，尽管有许多文武大臣表示反对，宋理宗一手推动的北伐行动终于展开。由于当时宋理宗的年号是端平，而洛阳是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然而，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撕毁盟约的北伐非常仓促，投入的兵力仅有六万，几乎全是步兵。本来，宋军计划三路出兵，三大边防战区四川、荆襄、江淮全部参战；但荆襄、四川战区的统兵大将史嵩之和赵彦呐，在战场上见识过蒙古铁骑的彪悍实力，于是索性按兵不动，就只有江淮战区的部队，发动攻击。

对于宋军的攻击，蒙古军队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起始阶段，宋军居然在开战之后40多天内接连收复开封、商丘、汴梁与洛阳；但随着战线的推进，宋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到了七八月，以逸待劳的蒙古军队开始了迅猛的反击，虽然出动的仅仅是由北方金朝境内汉人组成的辅助，二流部队，但宋军依旧无法抵挡。最终，后撤变成了溃败，这场虎头蛇尾的“端平入洛”，最终以宋军伤亡过半，仓皇逃回进攻出发点而告终。

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场轻佻的“端平入洛”，单方面撕毁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和平协议，直接引发了宋元战争，是直接导致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表面上看，“端平入洛”，确实是南宋的决策失误，终结了蒙古与南宋之间脆弱的和平，但即使“端平入洛”没有发生，也只不过是给了南宋一段有限的缓冲期。毕竟，在1234年7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在部落大会上，提出了日后灭亡南宋的构想。正如研究蒙古历史的资深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分析的那样，蒙古人，作为崇尚武力的草原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和政权，是没有平等意识的。后者要么选择臣服，成为附庸，要么变成敌人，接受被消灭的命运。

在这种实力对比悬殊的大形势下，军事实力占据绝对劣势，缺乏博弈资本的南宋，决策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然而更不幸的是，“端平入洛”代表了一条最糟糕的道路。

必败之局

对于蒙古人来说，宋理宗仓促而轻率的“端平入洛”，简直是天上送来的开战借口。于是，在“端平入洛”的第二年，也就是1235年，蒙古就同期启动了声势浩大的西征和南征；其中西征是重点，目标是今天的俄罗斯至东欧；而南征的目标，就是偏安江南的南宋。

如果你不熟悉这段历史，肯定会认为，既然在“端平入洛”中，南宋军队表现得不堪一击，那么只要蒙古军大举南下，南宋亡国就在顷刻之间。但是，从1234年“端平入洛”，到1279年在崖山的最后一战，宋元战争断断续续，其实打了四十余年，时间长度几乎是蒙古灭金战争的一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给南宋续命的，是两个优势，一是地利：南宋的防线从川陕绵延至长江中下游，这里山地丘陵遍布，河道湖泊纵横交叉，更加上浩瀚的天堑长江，让习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纵横驰骋的蒙古军队，很不适应，骑兵优势难以发挥；第二，是兵种上的不对称优势：虽然宋军在陆战中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但在水面上，南宋还有一支强大的战船水师；如果蒙古军队贸然来袭，南宋水师既可以在水面战斗中碾压对手，也能随时用战船截断对方后撤的退路，缺乏水战经验的蒙古军队，对此十分忌惮。

另外，此时的蒙古帝国，由于各王公山头林立，所以内争不断，从而对灭亡南宋的军事行动，形成了持续的牵扯与阻碍。

为了攻灭南宋，蒙古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南征，分别由三位蒙古大汗发动：窝阔台、蒙哥、忽必烈，而前两次之所以戛然而止，都是因为大汗的去世，引发了继承人之间的内斗，甚至内战。

先看第一次：1235年，蒙军分三路南侵，分别指向南宋三大边防战区：四川、荆襄、两淮。这次南征一直打了六年多，然而却因为大汗窝阔台的猝死而中断，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蒙古内部陷入内乱十年之久，对外扩张陷入停滞。直到1258年，第四任大汗蒙哥才再次发动第二次南征，蒙哥率蒙古军主力亲征四川战场，而弟弟忽必烈则被派往荆襄战场。这是因为，蒙元与宋开战后，前期沿袭金朝的老战略，以川陕防区为突破口，这个建议，来自南宋降将杨大渊，他的建议就是“取吴必先取蜀”。

然而，到了1259年农历七月，蒙哥本人在围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时，被南宋守军的投石机击中，伤重不治，于是，急于继承大汗宝座的忽必烈，急忙从荆襄前线撤军，然后与弟弟阿里不哥开始了一场为期四年的内战。这场内战一直打到1264年，方才以忽必烈的胜利而终结，从而再给了南宋另一段宝贵的喘息时间。

实际上，宋元战争的真正转折点，是忽必烈的登基。为了扭转南征长期进展不大的局面，忽必烈进行了三项重大战略调整。

首先，是采用汉制，也就是华夏传统王朝的政治管理体制，来治理领土，加强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从而支持长期大规模战争。同时，忽必烈聘用擅长商业管理的中亚色目人来主持财政，并积极招揽投降的南宋官员将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第二，是改变战略，攻略重点从川陕地区，转移到荆襄战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襄阳与樊城，从而直接打击南宋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从1267年开始，元军开始围困襄阳，南宋守军在主帅吕文焕的带领下，苦守六年，最终于1273年，因粮尽援绝，开城投降。从此，元军顺长江而下，攻势如同摧枯拉朽。

第三，就是补齐短板，大力训练战船水师，抵消南宋在水面战场上的优势，努力做到在进攻中水陆并进，互相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蒙古训练水师出力最多的，却是从南宋投奔而来的降将刘整。刘整原本为金国将领，善战勇敢，但因为北方金国降人的身份，为南宋权相贾似道和其他出身南方的将领猜忌排挤。1270年，刘整奉命为忽必烈制造战船五千艘，并训练水军七万人。元朝正是有了这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才挫败了贾似道先后出兵援救襄阳的十三次攻势，进而能够迫使南宋朝廷流亡海上。

一眨眼，时间来到了1279年3月，流亡中的南宋小朝廷，以及军民20余万，船只上千艘，被困于崖山岛，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江门市的崖门镇。这里是珠江的入海口，地势易守难攻。原本宋军还想通过攻占雷州半岛，走琼州海峡，前往越南。但陆战失利，海路也被元军水师控制，于是宋军统帅张世杰决心在崖山决一死战。

3月19日，最终的决战开始，由于宋军已经被断绝水源和供给，所以虽然是背水一战，但体力不支，从中午开始，宋军逐渐落入下风，并在傍晚全军崩溃。丞相陆秀夫不愿因亡国被俘受辱，毅然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追随他们投海从死的南宋军民不计其数。从崖山突围的张世杰余部，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月，再次不幸遭遇飓风，张世杰本人在风暴中溺水身亡。在一些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里，为了褒奖这位孤忠的名将，就说张世杰是因为听到皇帝殉难的消息，悲痛至极，主动蹈海自杀，选择与覆灭的南宋王朝共命运。

走出忠奸叙事：如何评价贾似道？

好了，历史大事讲完了，那么复盘追责，也就顺理成章，大家爱看历史，不仅是爱听故事，也是爱听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追究所谓的责任人。谈到宋元战争与南宋灭亡，贾似道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中国传统历史学家，与宋代之后的士大夫读书人，每每谈到贾似道，无不切齿痛恨，称他为南宋灭亡的第一罪魁祸首。

不仅如此，传统史学家在检讨南宋一朝的政治得失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南宋盛产奸相，从一开始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以及后来的韩侂胄、史弥远、丁大全，一直到贾似道。这些坐在宰相位置上的奸佞小人，可以说层出不穷。于是，让他们出头充当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似乎显得非常合适。

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观察历史的眼界，就会发现，具体历史人物的影响力和行动自由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同理，反派人物、奸雄也是所谓“时势”的产物。具体来说，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在成立之初，就“先天不足”，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困难。这些，让南宋小朝廷制度的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缺陷，而贾似道等奸相的诞生，从根本上说，就是南宋本身危机与体制缺陷的产物。所以，要想真正厘清南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就要从南宋朝廷运转的底层逻辑说起。

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寺地遵，写过一本《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他说在靖康之变中，仓促成立的南宋小朝廷，一开始就是内外交困，面临着那么几个问题。

首先南宋偏安东南，领土面积与人口比起北宋大大缩减，导致朝廷收入入不敷出，所以继续一场财政改革，目的在于给朝廷增收。

其次，靖康之变中，北宋原有军队溃散殆尽，继续建立一支全新、有战斗力，而且听皇帝指挥的军队，来应对金国的入侵，同时维系小朝廷的有效统治。

以上两个尖锐问题，都需要南宋朝廷迅速建立一个相对高效的政治体系，来进行统治，同时贯彻财政与军事改革。最终，在1142年，随着统兵大将岳飞的冤死，这个被称为“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南宋政治制度，正式建成。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寺地遵就总结出了那么几点，首先是重申了北宋初年“重文轻武”的精神，军队将领要受到皇帝和文官的严格管控和节制。第二，是推行一系列财政管制措施，用增强税收、朝廷专卖等措施，来汲取民间财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宰相变成了传达和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人，权力急剧膨胀。所以说，南宋之所以连续出现像秦桧，贾似道这样大权独揽，专权擅断的“奸相”，其根源就在这个“绍兴十二年体制”。

在很多历史通俗著作里，南宋是一个物质技术与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朝代，人民生活富裕，但实际上，到了南宋中后期，整个朝廷与社会，都面临着重重矛盾与危机。

第一个弊病，是从北宋时代传下来的老毛病，冗官冗兵，光是支付庞大的军饷和官员俸禄行政开支，就吃掉了南宋朝廷收入的一大半。另外，由于和金朝与蒙古持续作战，导致南宋的军费开支进一步螺旋上升：比如1217年，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南宋财政窘迫，军费不足，急得宋宁宗只能用卖官鬻爵，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等手段筹措资金。

另外，由于偏安在相对繁荣富饶的东南沿海地区，南宋宫廷与官员的日常生活日渐奢靡浪费，加剧了总体财政上的危机。

第二个弊病，是南宋朝廷征收的田赋，实行的食盐、酒、茶叶专卖制度，以及对于海外贸易的垄断，持续升级，最终损害了民间的生产与交易积极性，造成了百业凋敝，朝廷财政收入持续下跌的恶果。

第三个弊病，就是南宋“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造成了军队战斗力持续低迷；同时，各战区统兵大将，又不得不攀附朝堂上的各个文臣集团，作为自己生存壮大的保证。于是，朝廷上文官之间的争斗，又外延扩大到了军队。这种倾向，又加剧了南宋军队内部的派系化与矛盾。

于是，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贾似道登上了南宋末年的历史舞台。

从历史资料记载看，贾似道一出场，身上就拉满了各类奸臣的属性buff：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贾涉在宁宗时代做过淮东制置副使，也就是江苏至安徽地区的军事长官。从小，贾似道就有浪荡、轻佻的名声。1231年，由于姐姐被选入宫，成为宋理宗的宠妃，贾似道也时来运转，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贾似道在官场上的得意，并不仅仅是依靠姐姐的裙带关系和吹牛拍马。首先，他在1238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上了太府少卿，前往湖广地区管理财政，尤其是要解决朝廷纸币超量发行的问题。结果，贾似道完成得非常出色，朝廷对他的评价是“器资拔俗，机警过人”。随后，贾似道又历任沿江制置副使，两淮宣抚大使等职位，这些都是各边境重要地区的军事长官，负责调度军饷，建筑要塞，选拔将领等事务，而贾似道在各个方面都颇有建树。被后人誉为南宋末代军神的名将孟拱，都对贾似道赞誉有加，甚至在临终前特地给皇帝写了个奏章，希望贾似道接任自己的职位。你看，前面咱们说过，南宋中后期，朝廷有几个头疼的大问题，分别是军事防务，还有财政收入，而贾似道的履历堪称完美，又能理财，又能治军；在这样的乱世，从皇帝到朝廷上的百官，一开始都对贾似道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来力挽狂澜。

贾似道最终在朝堂上一飞冲天，靠的是一份战场上的军功。1259年，忽必烈指挥蒙古大军渡过长江，围攻南宋边防重镇鄂州，宋理宗紧急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指挥作战。由于蒙古军队不断攻破城墙，贾似道就指挥将士在城墙内紧急修建木栅栏，作为第二道防御工事，让蒙古军队无计可施。此时忽必烈得知自己的兄长，大汗蒙哥去世，再加上南宋各路援军不断抵达鄂州，于是决定撤兵回归，去争夺大汗宝座。于是，贾似道就顺理成章变成了鄂州之战的第一功臣，这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胜利，也就变成了贾似道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接下来，贾似道又通过揣摩上意，笼络朝廷太学生，分化瓦解等手段，逐渐剪除了自己在朝廷上的政敌，独揽大权。

由于此时，宋元战争已经逐渐升级，所以，管理边防军务，布置对元朝的防御作战也成了宰相的重要职责。所以，确立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掌握，也变成了贾似道的当务之急。

办好公务和达成一己私欲，在贾似道心里，完全是一回事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贾似道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首先是提拔重用和自己关系好，拥有重兵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堂兄弟），以及李庭芝等将领，随后又推出“打算法”，也就是针对各军区将领进行军费审计结算，来清除异己，直接导致一批不肯依附贾似道的将领被打压贬斥。其中，就包括和吕氏兄弟有矛盾的名将向士璧、坚守四川钓鱼城的王坚，以及来自金国的投降名将刘整。尤其是刘整，最后被迫渡过长江投奔元朝，成为忽必烈灭宋战争中倚重的主要顾问。反过来，被贾似道一向包庇和支持的吕氏集团，几乎总揽了长江防务，一手遮天，几次失败后为了逃避责问，索性集体投降蒙古，导致了南宋防线的土崩瓦解。

另外，贾似道为了稳固自己对于军队的掌控，不停地在各大战区领军将领之间人为制造分裂，自己居中调停制衡；这种权术带来的副作用是，在宋元战争后期，各路将领之间不能通力协作，反而互相观望拆台，最终导致战局恶化，不可收拾。

就这样，工于心计的贾似道，逐步把南宋朝廷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但他忽略了两点，首先，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朝野上下会把朝廷的决策，看作贾似道个人意志的体现，任何一点失误都会招来针对他个人的攻击和批评；其次，南宋整体制度积弊太深，再加上蒙古大军压境，作为个人的贾似道，完全没有时间和资本，来改弦更张，只能将错就错，头疼医头；由于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贾似道于1263年开始推行的“公田法”，这也是贾似道财政改革的重点，说白了就是朝廷强制性地从官员和富人手里购买超出限额的田地，变成公田，交给佃户耕作，以田租来充当军费。为了顺利推行政策，贾似道以身作则，首先献出自己在浙江拥有的一万亩田地，充当公田，随后一批南宋的皇室宗亲和高官也纷纷效法，献出自己手中的超额田地，给予朝廷。

但是，“公田法”迅速变了味儿：毕竟，大官僚和地主可以通过贿赂和手中的特权，瞒报土地，于是，负担很快被转嫁到了小地主和普通农户头上，被官府强制要求出售田地。本来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他们，顿时面临着食不果腹，沦为流民的后果。

更糟糕的是，由于“公田法”制定的目标是购买1000万亩，而南宋朝廷压根没有那么多预算来支付田价，所以贾似道只能用缺乏准备金，不断贬值的纸币和空白的“官诰”，也就是官员委任状来凑数：原本价格一千贯一亩的良田，官府的强制收购价仅仅是四十贯，而且支付手段一半是不断贬值的纸币，一半是近乎废纸的官诰。这项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南宋朝廷的财政压力，但也搞得民怨沸腾，直接导致了日后贾似道的倒台。

第二个案例，就是1275年2月爆发的丁家洲之战。这场战役，也可以被看作是决定南宋覆灭命运的决定性一战。在此之前，元朝宰相伯颜已经率领大军，攻克了南宋长江防线上的重镇鄂州以及阳逻堡。在朝廷的严命下，贾似道只得孤注一掷，亲自上阵，临出行之前还给皇帝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出师表”，随后率领13万宋军，2500艘战船抵达丁家洲，也就是安徽铜陵附近。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南宋最后的精锐之师，这一战，也是贾似道挽救自己名声的最后机会。

然而，想象中的大决战，只进行了一天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兵力还占据优势的宋军，居然一触即溃。这次失败的外因，是元朝已经建立了一支能够媲美南宋的水师战船部队，还动用了中亚工匠制造的大威力配重抛石机，水陆两个战场齐头并进，互相掩护；而内因则在于，贾似道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将领们各有各的小算盘。岸上的陆军统帅孙虎臣，才能平庸，是贾似道一手提拔的新人。而水师的统帅夏贵，虽然久经沙场，还是贾似道的亲信，但他一方面嫉妒新得宠的孙虎臣，一方面则担心如果宋军得胜，那么自己之前丢掉重镇阳逻堡的责任，就要被朝廷追究；所以，与其让贾似道领功，自己倒霉，不如消极迎战，大家一起背锅；反正除了自己的部队，南宋已经没有其他可倚靠的水师兵力。于是，夏贵索性在开战后不久，借口态势不利，直接撤军。

当然，说到底，战败最终的责任人，除了贾似道，还有对他寄予厚望的南宋朝廷：在大战即将开打之际，忽必烈依旧没有关上和谈的大门，还在与南宋沟通，这也让贾似道感觉自己还有希望，可以不战而胜，所以对军事方面的布置，自然没那么上心。而南宋朝廷呢，在危急关头，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北宋开国之初的“文臣管武将”政策，那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一点，宋代军事历史学家曾瑞龙曾经有过深刻的分析与检讨：两宋时代，朝廷上下，都有一种执念，就是让文臣执掌兵权。这样做，首先能保证军队的忠诚度；而第二重好处，据说是：比起性格急躁、暴烈的武将，文官一般比较老成持重，不会轻易出兵和敌人进行野外决战，而是坚守城池要塞，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文臣还善用智谋，能够在战前有效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正好可以扬长避短，掩盖宋军不善于机动野战的缺陷。当然，宋代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证明，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军事方面，贾似道可能是个出色的后勤与行政管理专家，但毕竟不是能运筹帷幄，决胜战场的指挥官，无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制造奇迹。

丁家洲之战后，无论是整个南宋政权，还是贾似道本人，都迎来了命运的急转直下：在元军随后的东进中，从江东到淮西地区，各个南宋防线据点与重要城市，纷纷不战而降。而贾似道，则在满朝文武官员的痛骂中，被剥夺了原有的官职和头衔，降为高州团练副使，事实上就是变相的流放；7个月后，落魄的贾似道在漳州，被负责护送的官员郑虎臣杀死，时年六十三岁。

结语

好了，到这里，这本《崖山》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我之所以想动笔写这本书，其实一部分原因，在于我自己也是一个“宋粉”；两宋被公认为一个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高峰，所以探究它的衰落灭亡过程，就需要适度排除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一些传统研究上的视角偏颇。

具体来说，所谓“视角偏颇”，基本有两个，一种是以南宋为绝对中心的“单一叙事”，一种是传统历史研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中常见的“忠奸道德评判”。这两种偏颇掺和在一起，我们就会简单地把蒙古的兴起与南宋的灭亡理解为：由于奸臣当道、迫害忠良，以至大局糜烂，让绵延了152年的南宋王朝，被来自草原、野蛮落后的元朝取代。当然，这种解释比较简单直接，理解门槛低，还能有效激发我们的道德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然而，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心中的所谓“定见”和“常识”寻找支撑和论证。日本著名蒙古史研究专家杉山正明说，商业文化上高度发达的南宋，其灭亡固然令人哀伤，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把传统的中华帝国融入了一个横跨欧亚，更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囊括了欧亚大陆上的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甚至海洋世界，三个世界的文明成果与经济生产，被链接在了一起，而元朝带来的生活习俗与政治管理体系，也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崖山的悲剧固然令后人哀伤，深思，但崖山之外，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和一个更丰富的中国。

撰稿：张明扬

讲述：徐惟杰

脑图：刘艳脑图工坊

每日听书 | 《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