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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如何洞见生活与自己？

这本书能为你

回溯作者胡安焉的成长史，讲述童年和家庭经历对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影响；
梳理胡安焉的阅读和写作历程，探讨普通人如何找寻和打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适合谁听

对社会纪实、非虚构题材感兴趣的朋友；
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朋友。

书籍信息

书名：《生活在低处》

作者：胡安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2024-8

页数：280

定价：56.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胡安焉作品系列

ISBN：9787572619830

内容简介

继《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后，胡安焉把视角转向工作以外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他讲述童年和原生家庭对自己性格形成的影响，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生命中途，选择以笔代口，从境遇、观念、心性、文本等多个层面，细致、生动、具体地梳理一路走来的坎坷颠簸。随之逐渐落成的，是一处丰富、自足、平和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看，支撑他在生活低落处继续前行，并一步步走上写作之路的，正是“生活的另外部分”，是那些“为普通的事物感到惊讶的时刻”。

作者简介

胡安焉，1979年生于广州，2009年开始写作。曾先后在广州、南宁、大理、上海、北京等城市打工或经营个体生意。2021年移居成都。现从事个人写作。著有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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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生活在低处》。

2023年，一本叫作《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书入选各大图书榜单，成为年度佳作，作者是一位图书界的新人，叫做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后，胡安焉没有停止写作，他相继又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比世界晚熟》，一本则是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生活在低处》。

在这本《生活在低处》中，胡安焉讲述了他的童年和原生家庭，他在自序中讲道：“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要比学校教育更具决定性……这些与我后来的社会经历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除此之外，胡安焉还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系统性地回顾了自己长达14年的写作经历。他坦言，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写作几乎不为人知，也没有带来什么经济回报，后来的一切也并非出于规划或争取，只是机缘和运气使然。但这些不为人所知的阅读和写作有其意义和力量，这本书一定程度便来源于此。

胡安焉说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四十岁之前，做过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他书写的也同样是一些普通的事物。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他的书能收获如此巨量关注的一大缘由，我们一方面对他所写的内容感到熟悉，另一方面对一个普通人对自我和生活的深刻洞见感到惊叹。就今天的这本书而言，胡安焉在其中更直接地谈论到了他的生活、自我和写作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在这样的关系中也找寻到一些洞见自己生活的力量和启示。

好，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回述胡安焉的成长岁月，看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又如何走上了写作的道路。第二部分，我们回述他的写作历程，他在这条写作之路上遇到了什么，又有何思考。

成长岁月

先来看第一部分。胡安焉1979年出生在广州细岗，1984年搬到不远处的中山大学对面，他和外公外婆、父母、姐姐，一家六口住在一套56平方米的单位宿舍。房子紧贴马路，他和父母姐姐四人睡一个房间，他写说：“我从小就习惯在车声中入睡，长大后我仍然可以在嘈杂的环境里睡着。”

他读的小学叫新港路小学，他可以说是全校住得离学校最近的学生之一，校门就在他家楼下。小时候他基本围绕学校附近活动，学校西面是广东省荣誉军人学校，说是学校，实际是接收对越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的疗养院，胡安焉当时喜欢和朋友在这里捉迷藏，他记得这里面长年弥漫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学校东面是旧凤凰村，虽然是在广州，但那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都还是完完全全的农村，胡安焉就和朋友在那里捉草蜢、捞蝌蚪、打水漂，围看水牛犁地。当然，胡安焉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家对面的中大，他形容说当时中大就像一个家旁边的公园，他可以在里面玩耍、运动、散步，还可以看电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他常和同楼的几个邻居朋友去中大晨跑，不到五点就出发，天还是黑的，可正是这种漆黑和宁静带给人美好的感受。胡安焉坦言这种感受如今不常有了，他写说：“今天只有在去到一个陌生的，通常是一个不太发达也缺少发展前景的，人少、安静甚至还有点破落的地方，我才能重温这种美好的感受。”

再具体说到家人，胡安焉的母亲出生在上海，6岁随养父母，也就是胡安焉的外公外婆，迁至广州。在广州，他们没有任何亲戚，胡安焉记得母亲曾多次说，她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回上海探亲。作为一个外省移民，自然在各种方面与本地人有所区别，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彼此间一点点差异都可能引来嘲笑或排挤。胡安焉说，母亲身上的谨小慎微、克制压抑，以及讨好型人格，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不过这不是母亲最大的危机，胡安焉在书中讲到，“文革”时期，外公被批斗，母亲和外婆两人相依为命。胡安焉分析母亲当时的心理，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又处在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里，为了避免崩溃，她只好从抵抗这一困境，变成认同这一困境，所以母亲后来反倒是积极投身了这场运动。她高中毕业后，和同学一起被下乡到了位于今天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粤垦农场，大部分人一心盼着回城，但母亲却更情愿留在那里，比起回城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她更信奉这样一种靠劳动改造自身、靠劳动争取地位的日子。

胡安焉的父亲是客家人，出生在广东省陆河县，这个县是广东省最穷的三个县之一。父亲是家里幺子，16岁离家参军，他在随所在的炮兵部队驻守昌江的时候，认识了胡安焉母亲。两人在当地成亲，之后1973年，胡安焉姐姐出生，母亲将姐姐送回广州，由外公外婆代为抚养。1976年，母亲被调回广州，1978年，父亲复员到广州，再往后一年，胡安焉出生了。父母在这一年后加入广州海上救助打捞局，母亲经培训后成为一名会计，父亲一开始负责食堂采购，后来调到办公室，负责党政工作。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企业改制，父亲面临下岗风险，但因为一场病提早病退了，算是逃过了下岗的窘况，可这场病影响了父亲的整个后半生。

胡安焉父亲天生食道肌瘤，是良性的，可八十年代社会整体认知水平落后，信息渠道不发达，父亲道听途说这个食道肌瘤会转化为恶性肿瘤，因此极力要做切除手术。当时还没有应用内镜手术，切除食道肌瘤是要开胸的，手术风险极大，当时两个主任医生会诊，一个激烈反对这台手术，另一个却主张要做。结果是手术失败了，切开的食道壁无法愈合，医院为此不得不换主刀医生又接连做了两次开胸手术，这导致胡安焉父亲住了大半年院。好在第三次手术把父亲救了下来，可自此他体质一落千丈，每逢天气转变，就浑身骨痛，夜不能寐。胡安焉父亲在2022年，以79岁之龄辞世，他在回顾父亲的后半生时说，就他的眼光看来，父亲在广州过得并不幸福，“他的生活观念和习惯都来自农村，和城市并不相融，所以他始终感到孤独、自卑和彷徨。”父亲的后半生是失意的，以他的条件和能力完全无法在市场经济中获利，所以他常暗暗地仇视富人，他打从心里认为富裕和不道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在胡安焉看来，这其实是他对他自己人生的一种怨念。

父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被病痛折磨得很苦，他曾写下一张纸条贴在床边的墙上，只有一句话：不要给我进行抢救。他说这就是他的遗嘱。但胡安焉和姐姐没能遵从这一点，在父亲最后的抢救关头，两人不敢轻言放弃，所以仍签字给父亲上了呼吸机，还插了四条管，事后证明这一切努力只是让父亲备受折磨。胡安焉在书中写到，在这件事上，他忤逆了父母的意志，他这辈子都将无法释怀。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担子轻了。她在2016年查出卵巢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一直靠靶向药物控制病情。胡安焉说，尽管母亲每天都活在倒计时中，但她的心态很好，很坦然，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压抑。胡安焉在书中写道：“母亲一辈子都在压抑自己：不敢流露个人的喜恶，认为那是一种偏颇；不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认为那不全面和客观；不敢面对自己的欲望，哪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欲望，（她都可能认为）是一种带有道德风险的私心。”在对待子女时，她也是如此，胡安焉提到，母亲从不在外人面前袒护他，也不会为他撑腰，哪怕他是占理的一方，相反母亲更愿意在外人面前批评和贬低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公正和无私。母亲回到家会说这是对你的激励，是希望让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在童年的胡安焉看来，这并不是激励，而是一种伤害与背叛，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不像是母亲的亲生孩子。

胡安焉中专毕业后，读了夜校，学广告设计，第一份工作是1999年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做服务生，之后他断断续续干过很多份工作，但都并无什么积累。2009年，他30岁，失业在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时他已经开始了写作。父母自然担忧他，也有焦虑，但很少直接向他表达出来，尽管希望他能去找份工作，但从不反对他写作。胡安焉说，父母并不是文化人，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对文化的尊重要远甚于对财富的尊重，而且他们对文化的尊重不是出于通过掌握文化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功利目的，尤其对母亲来说，她确实信奉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知识大于财富”的观念。另一方面，胡安焉觉得，父母也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方方面面都无力给出建议或施以援手，所以相应也就不太好对他提出要求了。

之后的十几年，他走南闯北，做过很多份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过的都是普通不过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他自觉他没有成长为父母眼中的“有用”的人。在讲述父母的时候，胡安焉极为克制和冷静，甚至在有些地方他几乎是不留情面的，力图对父母的生活和情感逻辑做出一番自己的推测和理解。可他也坦言，生活中有些地方，是你再如何努力理解，都理解不到的，又或者是你理解到了，但很难去求证的。

他在书中讲起几年前的一天，他在母亲的抽屉里找东西，翻出来一本影评杂志的创刊号，这本杂志的发行日期是在2005年。那一年，胡安焉在一家图书公司上班，春节期间，他老板的一个朋友创办了一本刊物，打算春节后立即发行首期，可他甚至还没有组建起一支编辑队伍。出于帮忙的性质，胡安焉去干了四五天，做了一些排版的活，他的名字因此被印在了这本杂志的版权页上。母亲抽屉里的正是这一本杂志，胡安焉说他在翻出这本杂志时，“心像被针刺了一般的痛，感觉非常难过”，大概因为他并不认为这本杂志是自己的作品，他甚至觉得这本杂志“像一只用过的一次性快餐盒，沾满了油污和泥垢”，没有任何存在下来的价值，可母亲却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藏了十几年，仅仅因为这上面印了他的名字。胡安焉在书中写道：“她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也没有被人强迫，她自己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要生我。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因为那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她希望我成为的‘有用的人’。”

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以横空出世的姿态，登顶各大图书榜单，可实际上自2009年开始写作，他已经写了有近14年。他这十几年的写作之路是怎样的呢？他何以走上这条路，又何以坚持到现在？以及，如果写作“有用”，那对胡安焉来说，它“有用”在哪儿？

写作历程

胡安焉坦言自己的写作从最初就怀有一种逃避的动机。2009年以前，他去过北京，宣称是为了创作漫画，但做失败了，之后他又去南宁开了一家女装店，同样做失败了。比失败更难受的是，他知道做成功也并不会让他开心，因为这本就不是他想追求的生活。

他在书中讲到他在南宁开店时，有一个女人在商场很出名，背地里大家叫她“疯女人”，她的“疯”主要体现在胡乱搭配的衣着、奇怪多变的表情，以及走路时不自然的姿势，每次她来商场，周围的店主都在她身后打眼色、捂着嘴窃笑。有一次，女人走进了胡安焉的店铺，想要试穿一条牛仔短裤，胡安焉给她取来裤子，女人没有走进试衣间，而是直接往腿上套。如果这还算正常的话，接下来女人又向胡安焉要来一条裤子，她又直接将它套在了第一条短裤的外面。在她试图套上第三条裤子的时候，胡安焉伸手摁住了她，告诉她别这样。女人抬起头看向胡安焉，眼里是惊恐和委屈，胡安焉形容说她像一个被自己信任的人伤害了的孩子。而与此同时，胡安焉的眼眶立刻湿了，他在书中写道：“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自己，她就是另一个我——惊慌，恐惧，孤独，委屈，被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了出来……假如我脱掉自己的面具，我的表情不会比她的‘正常’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发生没多久后，胡安焉离开了南宁，他无法再欺骗自己、假装正常地过一种他觉得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呢？他说，他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或许写作会是一个选择。

写作不需要花钱，胡安焉说这也是写作对他的一大吸引力，但他低估了一件事，写作需要大量地阅读，阅读就要买书，书是要花钱的。他在书中讲到，他先是买了两个一米宽、两米高的书柜，之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他终于把这两个书柜填满了，一共几百本，几乎都是文学类的，包括大量的小说和少量文学评论和理论书籍。除此之外，他还下载电子书，打印装订好后阅读。胡安焉坦言，当时他对自己的阅读量非常焦虑，尤其是在网上和别的写作者交流时，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我和他们一起跳伞，可跳出机舱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背上降落伞包”。

买来的这些书，他几乎全读完了，有些读得很痛苦，他不得不承认说，哪怕是一本好书，也不会对所有人有启发，因为不同的作者间差异太大。当时最能打动他的是美国二十世纪的一批偏写实的作家，比如海明威、塞林格、卡波特、耶茨等。胡安焉觉得这些人的作品都在描写自身的失落和失望，或者说一种幻灭般的生命感受。比如海明威幻灭的是人做不到一如既往的强壮、勇敢、率性和正直；塞林格幻灭则是一种纯真，他发现孩童的那些敏感又易碎的特质根本无法在成人主宰的世界存活；而耶茨幻灭的是一种有尊严且高雅的精神生活，他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不可阻挡地转向了平庸和粗俗。胡安焉由此想自己会对什么失落呢，那时他时常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失落，可很难说出根由，起初他觉得这来自自己年纪不小却仍一事无成，又或者来自他孤僻内向又容易放弃的性格，还或者是来自在这些年走南闯北过程中受到的敌意和中伤，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再往深追溯，他觉得他的失落感来自这个世界并不像童年时父母试图让他认知的世界。在父母想象中的那个世界里，每个人恪守本分、自觉自律、尊重彼此，没人会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人会带着偏见、势利和歧视对待他人，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如今人人都会说这种想象本就是一种理想，是不现实的，可胡安焉在书中写道：“好的就是好的，无论它现不现实都是好的；对的也始终是对的，哪怕它是从一个坏人的口中说出来，那也仍然是对的。”

写作可能就在于消化这种失落，用胡安焉的话说，“一些经历在发生的时候，我是像囫囵吞枣一样咽下去的，然后它们就一直硌在我的胃肠里、卡在我的喉咙里，我要反刍这些经历，就得先把它们吐出来”，进而才有可能达到释怀。他模仿塞林格和卡佛的写作，写那些生活中最最常见的事情，有时他写的就是自己生活中真实的事，有时他会想象自己身上的一些经历假如发生在别人身上会怎么样，或者反过来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样，还有时他会想象如果自己在曾经的一些经历中做了不同的反应和选择，事情会怎么演变和发展，生活会有哪些另外的可能。在胡安焉看来，可能虚构的意义正在于此，他写道：“现实只是真实的一次偶然成像，为了最大程度地触及包含了无数种现实可能性的真实，小说就不能完全遵从、附就于现实。”

在写了一两年后，胡安焉认识到，把写作完全当成消化和逃避生活的工具，这种心理其实不太健康。他说他一度把写作捧到一个很崇高的位置，但那不是因为他真的认识到了写作的崇高，而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吃了太多苦头，以至于必须用写作的崇高来贬低和诅咒现实生活。这样一种将写作视为工具的心理，直接影响到了他写作的质量。比如他在书中讲到，他发现自己只关心词语的含义、语法的正确、文体的规范等，而对于语言本身包含的质感、温度、形象很不敏感，并且由于自己一直被困在过往里，困在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抵触心理里，他对于复杂细腻的情感缺乏感知，以至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对所有抒情性的修辞都缺少兴趣和耐心，会忍不住直接跳过。

在写作这件事上，胡安焉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是过于高了。他自己在书中讲道，通过几年主动的学习，他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复杂和深入，但越是这样，在实践时就越是难以下手，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眼高手低。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假如想把一件事做好，眼界确实不能放低，问题在于动手能力如何跟上眼界。

那时他平均每天写两三个小时，但因为反复修改，所以一天也就写几百字，第二天想接着写，却发现那几百字都不能要了。胡安焉说他从没写出过让自己满意的小说，那些写完时觉得不错的小说，放几个月读，他立马会觉得它不堪入目、一无是处。他有在网络论坛上收获过一些肯定，但那并不能给予他动力，他会想是不是他们看走了眼，胡安焉说他起初在写作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获得激励与动力。他在书中写道：“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在为谁而写？我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我。”

2011年，自决定写作已有两年，胡安焉的存款花掉近半，必须考虑收入问题了，他从家里搬出去，在一个女装批发市场旁边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单间，一边写作，一边经营网店。这一时期的他不再认为写作比生活中其他事情崇高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好一篇文章并不比做好一道菜更容易或更重要。他也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他本是因为逃避生活而躲进写作，而此刻他开始觉得为了更好地写作，他必须回到生活中去。他写说：“我想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去，亲近生活、亲近自然，我觉得那会帮助我找回写作的动力，甚至让我的写作更进一步。”

2012年，他搬去大理，租了一间房，起先在商场里做物业，之后又在一个烘焙店上了几个月的班。他特意没有装宽带，需要上网的时候，就去附近的网吧。写作也变得随意，只每天用手机记些笔记，更多的时间他就在屋子里读书，或者到处走走看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不会碰见从前认识的人，新认识的人并不了解他，但也不至于将他视为是一个怪人，这种人际关系令胡安焉感到放松自由，内心也因此变得平静。

这一时期它的阅读兴趣也渐渐从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转向了俄罗斯“黄金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这四位。如果说那些美国作家的写作主题是关于幻灭和理想的失落，那么俄罗斯的这几位作家则回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母题：人应该如何以及为何而活？

这一批作家中，胡安焉最喜爱契诃夫，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常常会在一些时刻惊觉自己所过生活的庸俗、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更不知如何追求，于是只能悬在这儿。契诃夫并不执着于答案或出路，他关心的正是这种人在悬空状态下的精神状态，可能这种状态本身即是一种生活的真相。这正契合了胡安焉当时的生存状态，他因此觉得契诃夫是带给他最强烈亲切感的作家。

2013年3月，胡安焉离开大理，来到上海，先在一个便利店工作，之后又去了一家自行车店，原本想在这儿待上个三五年，攒一些钱后再回大理，可最终只做了13个月，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懂如何应对人事的纷争，或者更直接说，是因为他的软弱，这样的软弱和逃避持续很久了，他的十几份工作没一份做得长久。曾有人善意地劝他：要从你的安全区走出来，要勇敢地去追求，勇敢地享受成功，并勇敢地承受失败和痛苦，如此一生才会无怨无悔。可胡安焉说，可现在这样，他好像也无怨无悔，又何必折腾一番呢。他在书中写道：“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否比我更幸福，但他们确实在精神上比我更强健。不过我不太确定，强健和羸弱究竟是一种优和劣的关系，还是仅仅是两种平等但不同的特质。”

2014年，胡安焉回到大理，摆了一年地摊，之后又去宾川，开了一个小吃店，反正就是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而至于写作，他没有什么计划，一方面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很难同时兼顾工作与写作，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写作是一件必须要很专门来做的事情，他边摆地摊边写，甚至边走路边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变得更像是一种自娱自乐。胡安焉在书中怀念那段日子，他说：“未来会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在乎。没钱了我可以去打工，反正也不可能饿死。”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典故，我们都很熟悉，那是一种对生命的忍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可胡安焉坦言他身上缺乏这种力，他说他生命里的这块石头出于惯性会一直滚下去，虽然滚得不算舒服，但也没有疼到要尖叫的地步。

可正是在这样一个无心插柳的时期，他的写作意外收获了大量的关注。2017年在积蓄所剩无几后，胡安焉做了一段时间夜班理货员的工作，之后入职快递公司，开始送快递。2020年他写下了一篇记叙自己做夜班理货员经历的散文，贴到网上，结果被大量网友转发，这单篇文章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超过了他此前十年全部作品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出版的机会，他于是先后出版了《我在北京快递》《我比世界晚熟》，以及我们这里读到的《生活在低处》。这几本书都是他对他生活的回忆、记叙和反思，外界惊讶于他的诚实和洞见，而对于胡安焉自己来说，他在书中写道：“我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本质是再一次对自己的过往做出检视和反思，这件事我这辈子一直在做，已经驾轻就熟了。”

在这本书中，他同步讲述他生活的历程和写作的历程，你就更可见他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他以生活滋养写作，同时又以写作消化、理解和调动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入自我、认识自我、拓展自我，所有这些随时间而积淀，最终自然显现出力量。我想正因为这股力量，他才会在这本书中毫无犹疑地写下：“我不是山尖上刻有海拔高度的那块石碑，而只是山脚下随处可以见的一块石头。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中全部的内容，都来自那些在低处生活的馈赠。”

结语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胡安焉在这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岁月和写作历程。表面上他在讲述他如何开展他的写作生涯，而实际上他讲的仍是如何通过写作理解生活、认识自我，而这可能才是写作的根本，也是写作的最大力量所在。关于生活和写作、自我的关系，对于胡安焉而言，生活和阅读为他提供了经验，他通过这些经验观照和澄清自我，而“写作是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他对自我和生活的观照不会停止，因此他的写作也永不会终止。

除了成长和写作历程，这本书中其实还收录了胡安焉这些年的一些日常随笔，他将其形容为是一些“写作小说时的副产物”“一种培养语感的练习”，比如他记录了他某次清晨醒来的经历、看一张自己照片时的感想、观察蚂蚁捕食蚯蚓时的感受等。碍于篇幅，我们今天的解读没有对此做更多展开，感兴趣的话，很推荐你阅读原书。

撰稿、讲述：杨以赛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坊

每日听书 | 《生活在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