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翻译｜第三章：性别、工作与权力：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职场挑战

第三章

工作（Work）

作者：Deborah Cameron

原标题：Work

翻译：RadFemXX

摘自书籍："Feminism: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s, Debates, and Politics of the Movement"

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在当今社会，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地位和角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然而，尽管取得了诸多进步，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依然根深蒂固。

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着种种挑战，从性别工资差距到职业发展的障碍，再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在不断被打破。

本章将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女性在工作中的地位，揭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不平等现象，并探讨如何在围绕男性需求构建的社会中，为女性创造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工作环境。通过这一探讨，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女性在职场中的困境，还能为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本文译自该书第三章，每周末会按章节顺序更新本书剩余部分的翻译。已翻译部分：

>> 导言：什么是女性主义？

>> 第一章：男性支配的起源与现代变化

>> 第二章：女性权利的挑战：从代孕到文化冲突

/图源网络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很容易将“女性与工作”的常见问题列表视为仅与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的女性有关。对于全球大多数女性来说，职业选择和对玻璃天花板的担忧都是一种奢侈：她们工作仅仅是为了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精英职业女性所面临的情况与那些较为弱势的女性截然不同，她们的高薪职位往往建立在后者的劳动基础之上，比如依赖清洁工、家政人员、保姆以及临时照护者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由工人阶级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来自世界较贫困地区的移民女性完成，她们的情况——在雇主家中工作甚至有时居住——可能使她们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记录了许多工作条件相当于奴隶制的案例，工人被禁止离开房屋，被迫无薪工作，被剥夺护照，并遭受身体和性暴力。

女性主义必须考虑所有女性的情况，而不仅仅是某些女性；它必须能够处理女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以及一些女性对其他女性的剥削。但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信念是女性作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因此，女性主义分析还必须探讨女性之间的关系——包括那些不平等或具有剥削性质的关系——是如何受到参与者为女性而非男性这一事实的影响。

例如，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对贫困女性家务劳动的剥削经常被说成是较富裕女性的专属责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中还有另一方，即使他谨慎地“隐身于”背景中：家庭中的男人。这种特定形式的剥削是由这样的假设塑造的，即妻子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如果她不想自己提供这些服务，那么找到替代者就是她的责任。她的丈夫从这种安排中受益的程度和她一样：他要么必须分担工作，要么接受较低的服务标准。但他不曾被视为剥削者，因为他没有选择支付别人来做“他的”工作。

1.

家务劳动与性别不平等：全球视角与应对策略

可能会有争论（而且经常有）说，一个家庭中的妻子如果有足够的钱支付家务帮助，那么她是在“做出选择”：她不是必须出去工作，而是因为她想要。许多较贫困的女性甚至会羡慕她留在家里不工作的自由。但这种论点忽视了另一点。无论她的阶级或生活方式如何，没有有偿工作的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收入。这种依赖是一种不平等的形式，它不仅在她们的关系中使她处于不利地位（没有自己的收入，如果丈夫虐待她，她将很难逃脱），而且也助长了女性集体遭受的经济不利。

“女性可以依靠男性养家糊口”这个想法，一直被用来为女性普遍获得较低薪酬的现象辩护，这进一步加剧了那些实际上依赖女性收入的家庭的贫困状况。这些原因都是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者一直将获得有偿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并且，这种诉求的重要程度不仅限于那些享有最多特权的西方女性。

/图源网络

1990年，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过1亿女性消失了》（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的文章。他基于对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提出了这一主张，这些数据显示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如北非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男性比女性多得多。在1980年代的中国，比例是每100名男性中有94名女性。在印度旁遮普邦，这一比例是86名女性对100名男性。

森解释说，这些数字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逆转了预期的模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正常比例约为105比100），但由于男婴的死亡率相对较高，而女性的寿命普遍较长，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总体人口中女性的比例会略高于男性。例外情况通常发生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当女孩和女性未受到平等对待或重视时，结果往往是女性死亡率异常高。这种死亡发生是因为她们未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或必要的医疗照顾。在某些情况下，女婴甚至被故意忽视或杀害。如今，我们知道许多女孩未能出生，原因是一些家庭为了避免生育女儿而选择进行性别选择性堕胎（sex-selective abortion）。

森不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不利地位仅仅出现在经济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他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这些地区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男性数量并没有超过女性；在印度，旁遮普邦（相对富裕）的不平衡比喀拉拉邦（更加贫穷）更为严重。森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他相信这与女性的工作状况密切相关，特别是女性是否参与了对家庭经济有实质性贡献的生产性劳动。森的分析显示，当女性在家庭外从事有偿工作时，她们往往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和更好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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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那些未从事有偿工作（gainfully employed）的女性也在工作着。她们通常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烹饪、清洁、洗衣、缝补衣物以及照料儿童、老人和病患等事务上。在森所探讨的一些社会里，她们还可能要承担如汲水和拾柴等费时费力的劳动。但正如森所指出的，这些工作往往被视为“无薪且不受尊重”。由于这些工作产出的大多是“无形产品”，它们真正的经济价值从未得到认可。家务劳动被视为“生殖性”而非“生产性”工作：它通过解放其他家庭成员，使他们免于亲自处理如食物准备等事务，从而让他们能够参与生产性劳动。这并非仅仅是北非或旁遮普邦女性所面临的问题。生殖性工作在每个社会都是必需的，并且对每个社会中的女性都产生影响。

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女性在无偿照料工作上投入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到十倍。”这表明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而在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差异——通常家庭越贫困，这种差异就越明显。在印度，这种差异尤为显著，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无偿照料工作上的时间是六小时，而男性仅为三十六分钟。即便在差异较小的地区，女性的无偿工作量依旧是男性的两倍左右。比如在北美，男性平均花费略多于两小时，女性则略低于四小时。这种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对女性在有偿劳动市场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在那些家务劳动特别耗费时间的地方，女性几乎无法参与有偿工作；即使在家务劳动时间较少的地区，她们可能也只能从事兼职、临时和低薪的工作。家庭责任还可能阻碍女性和女孩获得能够提升她们就业前景和收入潜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OECD认为，这一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严峻，因为它意味着这些国家无法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例如，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如果加纳有更多的家庭能够用上电，那么收集柴火的女性就会减少）；扩大公共托儿和老年人日托服务（报告中提到了肯尼亚的一个项目，为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女性提供移动托儿服务）；实施家庭友好政策，比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育儿假；并努力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以照料工作的“去女性化”，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议中仅有最后一项直接涉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其他建议的目的在于减轻女性的负担，而没有将任何责任转移给男性。OECD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无偿工作是多么困难。即使在富裕国家，尤其是西欧的福利国家，家庭已经享有节省时间的技术、儿童保育设施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但女性仍旧承担着更多的无偿照顾工作。为什么这种劳动分工模式如此根深蒂固？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一现象，以及应该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问题，如同书中讨论的其他议题一样，已在女性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广泛的辩论和不同的观点。在本章的后续部分，我们将探讨她们提出的一些相互竞争的分析、理论和建议。不过，我将首先回顾我们是如何走到当前这个局面的。

2.

性别分工的演变与现代挑战

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性别分工，即将特定的任务分配给女性，而将其他任务分配给男性。在小型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分工常常被视为平等主义的体现：男女两性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每一方都需要对方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很少有工作是普遍专属于男性或女性的：同一项任务，比如种植玉米，在某个群体中可能是男性的工作，而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可能是女性的工作。

在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前工业社会，例如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历史学家指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组织中存在等级和互惠的元素。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生产活动都以家庭为单位，而且很多生产活动是为了自用而非出售。这种生产方式需要男女双方的共同劳动：比如，男性可能负责饲养牲畜，而女性则负责屠宰牲畜、保存肉类、制作黄油和蜡烛。嫁给工匠或商人的女性通常会学习丈夫的手艺并协助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她们甚至作为丈夫的代理人或在丈夫去世后接管生意。

然而，这种安排并不能算是性别平等，因为婚姻关系本身并不是平等的。在英国及其后来的殖民地，已婚女性受到“夫权统治”（coverture）法律的约束，该法律规定妻子没有独立于丈夫的法律地位：她的财产、收入和服务都归丈夫所有。与丈夫一同工作的妻子并非平等的合作伙伴。不过，她们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这给了她们一定的影响力：夫妻之间的依赖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大多数生产活动逐渐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磨坊，男性、女性和儿童开始在那里为了工资而工作。家务劳动随之转变为主要是生殖性而非生产性的活动。家庭主妇的角色从生产家庭所需物品，如食物、啤酒、衣物和蜡烛，转变为提供家务服务，比如烹饪、清洁和洗衣，以支持家庭成员继续外出工作。她们所赚取的工资随后被用来购买那些原本在家中生产的物品。提供家庭服务并没有成为新的女性责任，而是保持了女性的传统角色；变化的是这项工作的条件。在新的工业经济体系下，家庭和工作场所成为了截然不同的领域。为工资工作的女性现在必须在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在她们的正式工作之外，承担起烹饪和清洁等家务任务；实际上，她们需要在完成第一轮工作后，再进行第二轮班的工作（the second shift）。

对“第二轮班”感兴趣的姐妹可以看看霍克希尔德这本《第二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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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许多女性进入了工业劳动力市场，但她们的薪资总是低于男性，这种情况引发了冲突——男性认为他们不应该与女性竞争工作，因为女性的工资要求更低，或者他们自己不应该接受比女性更低的工资。

于是，一种观念开始流行：男性应该获得足够的工资来支撑家庭，而女性则应将家庭责任放在首位，最好只在家庭的主要经济（通常是男性的工作收入）之外寻找工作，而不是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种“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女性作为依赖（男性）的家庭主妇”的模式，常被现代人称为“传统”家庭或女性的“传统”角色——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并不是真正的传统，实际上也从未成为普遍的规范。然而，这种模式之所以被看作某种理想状态，不仅因为它符合男性的利益，也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那些主要职业被理解为在家中的女性，形成了一个廉价且方便的后备劳动力大军（reserve army of labor）——这是马克思主义术语，指的是一群未充分就业的人，可以在经济需要时被拉入劳动力市场（比如经济繁荣时期或战争时期，替代那些服役的男性），然后在经济衰退或和平时期被排除在外。在这种观念下，女性被认为已经在家庭中承担了工作，因此她们的有薪工作常常被视为次要的，主要是为了辅助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男性。这种看法为女性在职场中较低的地位和薪酬提供了一种“解释”。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图源网络

这些变化使得男性作为家庭唯一经济支柱的传统模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生活，但在文化想象中这一模式依然根深蒂固。美国和许多欧洲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兴起，部分是由于对种族和外国人的敌意，部分也是由于对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黄金时代的怀旧。

特朗普对美国选民（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他承诺恢复那些曾赋予男性家庭权威和社会地位的高薪、稳定工作。2017年，这种怀旧情绪在一封寄给犹他州报纸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信中，一位当地共和党人呼吁州立法者否决一项男女同工同酬的法案，理由是男性需要足够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并让母亲能够留在家中抚养和照顾孩子。这种观点不仅预设了女性依赖男性养家糊口是理想的，还假定所有女性都有这个选择。然而，现实中许多女性并非如此：无论是因为她们是单身（未婚、离婚或丧偶），还是因为与她们同居的男性失业，她们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所谓的黄金时代以及之前的几百年里，总有家庭依赖女性的收入。支付女性比男性更低的工资使这些家庭陷入贫困。这正是女性主义者长期支持男女同工同酬法律的另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3.

性别工资差距的多重原因

性别工资差距并不仅仅是因为雇主给女性支付比男性更低的工资这一简单原因，这一点从即使在性别平等法律实施多年的地区仍然存在性别工资差距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在许多劳动市场中存在性别隔离现象：女性和男性从事不同的工作，而女性所做的工作往往被低估——仅仅因为这些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有些工作甚至被视为女性在家中无偿劳动的延伸，因此被错误地认为“不需要什么技能”。以我在1970年代中期在医院洗衣房的工作经历为例，男性负责装卸洗衣机，而他们的收入却比熨烫手术服和护士制服的女性高出近50%。如果你认为熨烫不需要比操作洗衣机需要更多的技能，那可能说明你并没有做过太多洗衣工作。

另一个导致工资差距的因素是，许多女性在抚养年幼孩子时会选择暂停有薪工作或转为兼职。这导致她们的收入低于那些持续全职工作的人，她们的职业晋升速度更慢，最终获得的养老金也更少。这种在“工作与家庭”（或者说，有薪工作和无偿工作）之间寻求平衡的方式常被描述为女性个体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的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女性的选择受到她们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许多女性在有孩子之前就已经比她们的男性伴侣赚得少，这从经济角度来看，使得母亲成为主要或全职照顾者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此外，还存在OECD所说的“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社会普遍期望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是母亲，而许多男性要么不愿意承担这个角色，要么担心这样做会影响雇主对他们的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有薪工作的安排方式都假定全职工人可以将照顾工作委托给他人。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标准的工作时间往往比学校日程或医生诊所的营业时间要长。（译注：这意味着，当母/父结束工作回家时，孩子可能已经放学，或可能需要在诊所关门后才能去看病，这给需要照顾家庭的工作者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对女性主义者而言，仅仅强调个体女性应该有选择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现实是这样安排的，是什么迫使女性做出特定的选择，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或应该做出不同的安排。关于“工作”的女性主义讨论往往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但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4.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工作与家庭：挑战与解决方案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特别关注于探究女性工作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他们追问，谁从现有的安排中获益？答案是，女性的劳动——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不仅惠及她们的家庭，也让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受益。资本家们获得了一支低成本的劳动力后备军，以及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喂养和照料的劳动力。国家在公共服务上的开支得以节省，因为女性承担了大量的照料工作，这些工作要么完全无偿，要么只换来微薄的福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分析突显了女性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并提出了一个建议：国家应通过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来补偿女性。理论上，这可能解决了之前提到的两个问题：家庭主妇因经济上依赖丈夫而缺乏安全感和自主权，以及她们无偿承担的第二轮班工作负担。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其他问题：它未能挑战性别分工的现状（如果女性因做家务而得到报酬，男性就更没有动力参与家务），也未能解决家务劳动本质上可能非常孤立且缺乏回报，以至于它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全职职业的观点。

其他女性主义者认为，更进步的目标是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建议，可以通过将家务劳动从目前停滞的前工业模式（每个女性在自己的家庭中做同样的重复性任务）转变为更现代化的工业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新模式下，工人将配备高科技清洁设备，从一个家庭移动到另一个家庭，用更短的时间完成相同的工作。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图源网络

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则认为，解决方案不在于工业化，而在于通过建立替代传统核心家庭的机构来集体化家务和儿童保育工作，她视核心家庭为压迫女性和儿童的主要结构。她承认，过去的类似尝试，比如苏联早期的公社制度，并不总是受到女性的欢迎，但她反对那种认为家庭是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和关怀需求的唯一机构的观点。在她看来，苏联的实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需求；相反，它只是将女性纳入了一个本为男性设计的生产体系中。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图源网络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热衷于将女性纳入男性主导的生产性工作领域，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鼓励男性参与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照顾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往往仅限于像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所发出的呼吁，旨在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OECD在其他陈述中暗示了这种方法的基本问题——即需要“去女性化”照顾工作以鼓励男性的参与。女性可以通过进入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的职业领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而男性则认为从事照顾工作会降低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卡特琳·马尔卡尔（Katrine Marçal）指出，在瑞典，护理助手安慰临终老年女性的工资是每小时69克朗（约合8美元），这明显低于房地产经纪人或保安的收入。OECD讨论了去女性化照顾工作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工作场所的价值观和假设，以消除支付给销售或保护财产的人比照顾老人、病人和临终者更多的人为的工资差异。

更普遍地讲，我们需要停止以男性为默认工人模型来安排工作的各个方面。即便是那些被标榜为家庭友好的政策，也常常只是被视为对女性“特殊需求”的一种妥协。比如在2017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提出，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应该限制在最多34小时，相比之下男性则是47小时，以此来补偿女性在家务劳动上额外花费的时间。如果这样的措施真的被采纳，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雇主可能会尽量避免雇佣女性，以及男性可能会拒绝分担家务劳动，认为“这是你的工作，你为此而获得假期”——可能会抵消其带来的积极效果。一个更为彻底的解决方案是缩短所有人的工作周，基于这样的假设：无论性别如何，每个典型的工作者都需要承担家务和照顾家人的责任。

女性与工作的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宏观的制度和社会因素，如国家的法律政策、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以及雇主的要求，还包括更私人化的个人因素。工作相关的问题，比如时间分配、经济压力、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等，常常在男女之间引发冲突。这些问题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与权力有关——谁有权决定谁应该做什么，以及谁有权控制谁。

在我成长的时代，人们常常询问已婚女性，她们的丈夫是否“允许”她们出去工作，或者是否“介意”她们有工作。（与此相反的问题，比如“你介意你丈夫有工作吗？”或者“你允许你丈夫做家务吗？”在当时会显得荒谬。）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女性受到丈夫权威的制约，男性可能将妻子的有偿工作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如今，虽然对女性工作持反对意见的声音减少了（在许多家庭中，女性的收入变得不可或缺），但研究显示，如果女性的收入超过她们的男性伴侣，男性仍然普遍感到不满。一些研究指出，那些伴侣收入更高的男性在家务上投入的时间更少，而且有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下的男性更有可能出轨。这不能仅用经济术语来解释：它更多地涉及到对男性气概和男女关系适当性的社会观念。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宣传运动——旨在鼓励女性追求职业工作的乐趣，同时贬低她们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尽管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各异，但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问题不在于女性是选择工作还是待在家里。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家本身就是一个工作场所。真正的挑战在于，在一个围绕男性需求而非女性需求组织的世界中，如何协调有偿和无偿工作的需求。

-未完待续-

下周日更新本书第四章：女性气质（Femin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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