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只是问问！”——骚扰也有“友善”的形式？

只是问问！“友善”形式的骚扰

刊于：Hypatia

原标题：Just Asking! On “Friendly” Forms of Harassment

作者：Martha Claeys

翻译：RadFemXX

骚扰通常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明显具有攻击性或敌意的行为。然而，骚扰也可以以更具欺骗性的形式出现，表现为温和、中立、无害，甚至是友好与关怀。这种形式的骚扰本质上具有欺骗性和不诚实的特征。表面的友善使得这种特定类型的骚扰更难被察觉，从而更容易得逞。

本研究聚焦于一种看似友好的骚扰形式——“海狮行为”。作者主张，尽管“海狮行为”表面上表现为友好，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双重目标的骚扰行为：其政治目标是阻止行动，而其认识论目标则是削弱受害者的权威性。通过引入Jose Medina的“应受责备的无知”（culpable ignorance）理论以及存在主义中的“自欺”（bad faith）概念，作者进一步阐释恶意与善意“海狮行为”的区别，并指出即便是出于善意的“海狮行为”，也依然构成骚扰。最后，作者探讨了“海狮行为”、受害者与旁观者的不同责任。通过聚焦这些欺骗性的骚扰形式，本研究旨在为及时识别并准确命名骚扰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从而实现诠释上的正义。

*本文为编译内容，因原文过长，故进行了删减。

“我希望与您就您的观点展开一次文明的讨论。您能否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海狮’曾对您做出过任何负面行为？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我只是好奇，您是否有任何来源可以支持您的观点？您在公众场合发表了这一声明，难道不能为自己所说的话辩护？还是您根本不愿意进行理性的讨论？我一直保持着极为礼貌的态度，而您却只是持续表现出不礼貌。”（Malki，2014）

/图源网络

例如，一个男人在街上对女人大喊“搭讪”，或在舞池里贴身磨蹭，并以“这只是个赞美！我只是觉得你很美！”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Bernstein写道，（性）骚扰“即使骚扰者并非以造成伤害为目的，也会造成伤害”（Bernstein, 1994, 1241）。

Gamergate 是一个关于骚扰的典型例子，它为我们提供了在线骚扰中多种形式和层次的深刻洞见。最显而易见的是，Gamergate 涉及恶毒、公开且充满敌意的骚扰形式，受害者不断遭受死亡威胁和强奸威胁。在一种被称为“人肉搜索”（doxing）的做法中，女性游戏玩家的私人信息被故意公开，社交媒体账户涌入大量厌女和侮辱性言论。其中一名受害者甚至被虚假指控与一位有影响力的男性游戏评论家有不正当关系。

这些骚扰行为可以视为骚扰的典型范例：它们的目的明确是伤害受害者，并表现出显而易见的攻击性和敌意，骚扰者的恶意毫不掩饰。这类骚扰形式通常容易被发现，也相对容易被谴责为有害和不道德。这并不是说公开的攻击性骚扰容易被接受，或对受害者没有伤害。相反，我的观点是，这种明显的攻击性骚扰相对更容易被识别，并归类为恶劣行为。

然而，Gamergate 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骚扰形式的洞见，这种形式如今被称为“海狮行为”（sealioning）。Gamergate 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通过看似无害的评论或问题对受害者进行网络围攻，仿佛通过“真诚”的提问让她们窒息。安迪·拜欧（Andy Baio）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写道：“任何在 #Gamergate 标签下发表批评言论的人都知道这种感觉：一群看似随机且大多匿名的人蜂拥而至，进行评论和批评”（Baio, 2014）。

1. 

海狮：“友好”的骚扰者

/图源网络

“海狮行为”（Sealioning）自从这一漫画首次引入以来，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术语，用于描述一种特定的线上与线下骚扰或“钓鱼式挑衅”（trolling）行为。其核心特点在于反复要求对方提供证据或论证，目的是通过对方拒绝回应这些持续的要求，使其看起来要么不讲道理，要么不愿沟通（Poland, 2016, 144）。

本文的重点并非这则漫画本身，而是它试图揭示的更广泛现象。漫画中的幽默元素与“海狮行为”在更广泛应用中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最明显的便是引发讨论的海狮话题荒诞且琐碎。此外，本文也试图跳脱“Gamergate”事件的具体背景，避免探讨其中涉及的聊天机器人使用和网络匿名性等复杂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值得讨论，但在我看来并非“海狮行为”现象的核心。

2.

海狮行为的核心特征：

友善伪装与理性陷阱

从修辞角度来看，“海狮行为”结合了持续不断的提问——通常是关于基础信息、可以轻松找到的其他信息，或无关紧要甚至偏题的内容——以及一种高调坚持“理性辩论”的承诺。这种行为伪装成真诚的学习与沟通尝试。其目的是消耗目标人物的耐心、注意力和沟通精力，同时将目标描绘成不讲道理的人。尽管“海狮”的提问看似无害，其背后的动机却充满恶意，且其后果有害。（Johnson, 2017, 13）

从Amy Johnson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几个显著特征：

• 首先，Johnson认为“海狮行为”是一种修辞工具，她明确将其称为一种“修辞策略”（2017, 13）。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海狮行为”本质上涉及参与辩论。

• 其次，Johnson强调了“海狮”——即实施“海狮行为”的人——的显著特征：他们表现得很理性，同时提出的要求往往是获取那些已经广泛可得或已被承认的信息。

Johnson区分了这种行为的两种可能目标：一方面是通过持续施压让目标人物筋疲力尽；另一方面是让目标人物显得不讲道理。因此，“海狮行为”的意图既包括对目标人物的影响（让她/他们选择“放弃”或“屈服”），也包括对旁观者的影响（让她/他们相信目标人物的推理存在缺陷）。公开场合的讨论对“海狮”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让目标在旁观者面前显得不合理是这种策略的核心目的之一。

尽管尚未被正式列入词典，Merriam-Webster 辞典却专门为“海狮行为”撰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指出“海狮”对受害者施加的典型双重束缚如下：“海狮行为”指的是评论者表面上想要参与真诚且严肃的文明辩论，实则通过不断提问来实现。这些问题的措辞看似是为了学习和深入探讨相关主题，但实际上目的是削弱对方的善意，逼迫对方表现出不耐烦或情绪失控，从而使其显得不合理或失态。（Merriam-Webster, 2022）由此可见，“海狮行为”友善的表象正是其行为的核心特征。

Urban Dictionary（2016）也遵循了类似的思路，认为“海狮行为”是一种微妙的“恶意提问”式的网络钓鱼行为。其定义为：一种微妙的“钓鱼”形式，涉及带有“恶意”的提问。施加者虚伪地将对话框架塑造为真诚寻求启发的请求，把教育的重担完全推给对方。如果诱饵成功，对方可能会参与进来，费力地阐述他们的逻辑和证据，抱有虚假的希望来帮助你学习。事实上，施加者的目标并非认真考虑对方的观点，而是骚扰或浪费对方的时间。相反，他们会对每一条信息做出误解，或无休止地要求进一步澄清。

Urban Dictionary 特别指出，“海狮行为”中“海狮”的策略在于不断要求目标分享知识，即使这些信息在其他地方已经可以获取。这种做法可能会让目标筋疲力尽，但由于问题的呈现方式显得“合理”，目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应（从而白白耗费精力），要么显得不合理或不愿回应（从而印证“海狮”的观点）。

与其他形式的骚扰不同，“海狮行为”并不具有攻击性或显而易见的敌意。相反，其效果正是来源于其“欺骗性友好”的外表。海狮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诚实的哲学探究者，似乎关心的主要是“真理”。他看似关心受害者的“学习曲线”，并希望双方能够“共同找到真理”。有时，海狮甚至表现出“乐于助人”的态度，因为他提问和评论的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推理者”。这种表面上的友善正是“海狮行为”的核心特征。

尽管表现出表面上的友善，“海狮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骚扰形式。将“海狮行为”用来形容在线钓鱼行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或结果通常是为受害者创造一种敌对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的声音被忽视，发言被压制，经验的有效性则被积极否认。“海狮行为”的特点在于其重复性和侵入性。Wondermark的漫画生动展示了“海狮行为”的运作方式——通过制造受害者安全空间的错觉，甚至闯入她们最珍视的休息与安宁之地。漫画中的卧室可以象征受害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或者她享受美餐时的片刻宁静。她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被倾听的，然而这种感受最终被打破。

Sullivan 等人（2020）将“海狮行为”描述为“不断重复的、恶意的辩论邀请”。他们进一步解释道：“随着钓鱼行为逐渐成为一种互动形式，许多辩论邀请并非出于善意。所谓善意，大致是指一方愿意在某些可以想象的证据或论点下改变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海狮并非真正想倾听受害者的陈述，而是另有所图。

3. 

“海狮行为”的目标

我们可以将“海狮行为”的目标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即阻止行动；二是认知目标，即削弱受害者的权威性。一个特别成功的“海狮”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但即便只达成其中之一，也可以视为成功的骚扰行为。

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受害者在“海狮行为”中面临双重困境。她/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耗费精力参与辩论，要么因不愿回应而显得不合理。这两个选择分别对应“海狮行为”的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政治目标：这种行为通过令人疲惫且重复的争论来“浪费”时间，通常会阻止具体行动的实施。

我们可以借助 Sara Ahmed 对大学多样性工作的分析来理解这一点（2017, 94）。Ahmed 描述了大学等机构的多样性工作人员常常无所作为，因为“被任命为机构变革者，并不意味着机构真的愿意被改变”（2017, 94）。然而，仅仅是这一任命本身，以及表面上的“愿意”对话，往往已经足够用来转移注意力，使真正的实质性行动搁置一旁。

Ahmed 的例子揭示了“海狮行为”可能阻止行动的一种原因：“海狮行为”的表面友善和看似愿意讨论的态度，实际上为规避更困难但更必要的实际改变提供了借口。“海狮行为”因此成为一种变相的冗长发言。只要辩论持续进行，就无需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然而，海狮不仅仅是为自己逃避行动找借口，他们还阻止了受害者采取行动。

正如 Sullivan 等人（2020）在对这一现象的定义中提到的：“需要意识到，参与辩论通常会带来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方面的重大机会成本。”面对“海狮行为”，受害者不得不中断自己的项目来参与这些无休止的讨论。例如，在“Gamergate”事件中，这可能意味着一位女权主义游戏开发者为了回应评论而放弃撰写批判文章或推进自身创作的时间。

“海狮行为”的第二种危害是认知上的损害。海狮通过持续不断地质问目标对象，试图削弱其理性能力。当受害者无法连贯地作答或出现某种理性错误时，海狮便能借此质疑其合理性。许多情况下，受害者可能更愿意选择沉默以避免这种风险，但沉默本身却可能被解读为不愿参与讨论，从而证明了海狮的观点。

此外，海狮还可能通过让目标对象失控来削弱其道德权威。例如，当受害者因压力爆发而失去冷静时，海狮可以宣称自己始终保持友善冷静，正如漫画中的海狮所强调的那样。一旦目标对象发火，海狮便成功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并让旁观者开始怀疑受害者的道德权威（“她/他们太情绪化了！他们不愿意讨论！她/他们对我们不公平！”）。

尽管旁观者的存在并非造成认知损害的必要条件，因为受害者也可能开始怀疑自己及其可信度，但“海狮行为”的表演性特质往往十分突出。海狮希望向某人（无论是一个真实或假想的观众，抑或是受害者自己）展示受害者推理中的漏洞。通过这一表演，海狮不仅实现了对受害者理性和道德的打击，同时也以表面友善掩盖了其恶意的目的。

4. 

“自欺”与表演性善良

为了更好地理解“心怀善意的海狮”应负的责任，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一些海狮行为定义中提到的概念：“自欺”（bad faith）。

在存在主义中，“自欺”这一概念被广泛用于阐释种族与种族主义的社会动态，尤其是在Franz Fanon（1967）和Lewis R. Gordon的著作中。Gordon将自欺描述为一种态度，体现为“逃避令人不悦的真相”（1999年，第29页）、自我欺骗（第8页），以及“隐藏自己对自由的责任”（第8页）。Gordon对自欺的运用与Medina等人对无知的探讨有相似之处，尽管角度有所不同，主要在于指出，转移视线、回避自己或周围的现实，并不能免除我们对这些现实的责任。换言之，虽然自欺可能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手段，但它并不能真正消除责任的存在。

戈登关于“自欺”的思想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善意下“恶意”的可能性。根据戈登的观点，自欺不一定带有恶意（尽管它确实可以是恶意的，正如它适用于恶意的“海狮”行为），关键在于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将虚假的现实视为真理，因为我们忽视了对其的调查和质疑。我们可能一生都生活在自欺中，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恶意的意图显得有些牵强。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欺欺人，那么又怎能谈论恶意或恶行呢？

因此，更好地理解这些自欺的形式，应该视其为一种忽视自我教育的表现，是缺乏责任感的体现，而非恶意的存在。这里缺乏的并非有意破坏他人，而是缺乏倾听他人观点的意图。

在“友善”骚扰的语境中，“自欺”这一概念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为何想要停留在此的原因。萨特关于自欺的原始例子，恰好揭示了“海狮行为”中的一个有趣之处：表面的友好与良好意图，有时恰恰掩盖了恶意。萨特通过著名的例子——一个过于热情的服务员，来介绍自欺的概念：

我们来看看这位咖啡馆里的服务员。他的动作迅速而直接，有些过于精确，甚至显得急切。他走向顾客的步伐略显匆忙，弯腰的姿势也带着一丝急迫。他的语气和眼神流露出一种过度热切的关心，仿佛急于接过顾客的订单。（萨特 1956, 59）

这个例子展示了自欺的一个特征：表面上看，服务员的行为似乎充满善意和关心，但实际上，他的举止过度做作，显得不自然。萨特的意图是揭示，这种过度的“友好”反而可能掩盖了真正的动机或意图。在“海豹人”或“友善骚扰”的情况下，表面上看似友好的互动，实际上可能隐藏着对他人不尊重的行为。

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正是这种过度努力表现得“乐于助人”的行为，使得服务员显得“自欺”。他的表现与作为服务员的角色发生了冲突，而他对友善的过度关注、以及想给顾客留下“友好”印象的心态，反而妨碍了他真诚地关心自己和他人。

这看似有些牵强，但我们可以考虑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2019年剧集《伦敦生活》（Fleabag）中的这一场景。一家人外出共进晚餐，气氛迅速恶化——爸爸问了不敏感的问题，继母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冷嘲热讽，女儿之一在洗手间流产却拒绝告诉任何人或去医院，另一位女儿因丈夫的轻率言论扇了他一巴掌，至少三个人最终都在洗手间的隔间里流鼻血。在这一切之中，一位服务员（“需要的服务员”，主角以典型的《伦敦生活》风格直接对着镜头说道）不断寻找方法来照顾餐桌。每当另一个服务员已经为他们倒满酒时，她都会失望地回应；她每两分钟就会过来一次，亲切地强迫顾客喝酒，最后还插手了餐桌客人之间的争执。毫无疑问，她是最终流鼻血的其中一位。

《伦敦生活》剧照/图源网络

这个场景非常符合萨特的“自欺”概念，尤其是对过度表演性“好意”的分析。在《伦敦生活》中的女服务员与萨特描述的“自欺”中的服务员有很多相似之处。她过于专注于自己作为服务员的角色，以至于她的过度热情变得强迫、侵扰、不合时宜且不受欢迎。她的“好意”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展示，而非发自内心的关切，最终导致她错失了对情境的准确判断。正如萨特所说，这位服务员“在扮演一个咖啡馆服务员”，而非真正地履行作为服务员的职责。最终，对“好意”的过度关注，可能在“自欺”中转化为骚扰行为。

5.

“海狮行为”与证言不公

谁才是真正威胁良好互动的人：恶意的Gamergater，还是那些负有责任却心存善意的人？我认为两者都有其危害，但其危险性不同。Gamergater的威胁显而易见，他带着恶意插足争论，故意伤害受害者，这种行为容易引发暴力。而善意的海狮则忽视了无知带来的伤害，表面的友好掩盖了潜在的伤害。

特别是在海狮行为中，善意的询问者可能迫使受害者感到有责任参与辩论并教育他人，从而陷入困境。善意海狮的困境在于，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进行“友好的”互动，而实际上却让受害者承担了过多的情感与教育责任，而这些责任本应被剥离，允许受害者将精力投入到自己更重要的事务中。

正如 Charles Mills 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中的无知往往得到宽容，甚至成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无知设定更高的容忍标准，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无知负责，那么海狮行为将不再被误解为善意或好奇，从而失去其成功的土壤。

Fricker 的“证言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概念与海狮行为密切相关。她指出，偏见导致听者对发言者的可信度评估过低，从而削弱受害者的权威性。在海狮行为中，受害者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常常被质疑，而正是这种质疑，进一步加剧了证言不公。

/图源网络

那么，如何打破这一证言不公的循环？在最后一节，我将探讨打破这一循环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

6.

可能的干预方向在哪里？

在“友好型”骚扰（如海狮骚扰）中，涉及三方（或更多）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有潜力成功干预并制止骚扰者。我想要论证的是，某些代理人有责任采取行动、回应或改变，而另一些则仅仅有选择性地采取某些行动，但并不承担责任。

让我们从干预潜力最小到最大的可能性逐步探讨。首先是受害者。有些人非常擅长避开诱饵，揭露不断提问背后的策略。然而，正如前面讨论的，海狮攻击的目的正是将受害者置于一个不可能的境地。正如海狮攻击的特点那样，并不存在正确的回应，因为受害者面临的是双重困境：要么回应，却会感到疲惫，精力被转移到无效的对话中，最终可能失去耐心，被视为粗鲁或疯狂；要么拒绝回应，显得不愿意参与，或者被认为缺乏论据。因此，更好的回应方式是揭示海狮攻击者的动机。拥有明确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行为有助于这一策略，因为它使得海狮攻击的受害者能够揭露这种“自欺”的友好行为。

这引出了本文的一个目标。通过对海狮行为及更广泛的“友好”骚扰形式进行概念澄清，我希望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解释工具，使她/他们能够识别并命名自己所处的情境。因为海狮行为和广义上的“友好”骚扰更可能发生在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的人群中，找出应对和揭露这些海狮行为的方式，实际上是实现解释正义（hermeneutical justice）的一种途径，正如Miranda Fricker（2007）所描述的那样。能够将看似友好的行为理解为骚扰，并且拥有像“海狮行为”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些经历，可能正是填补了所谓“集体解释资源的空白”，从而构成了解释不公，因为它“让某人在理解自己社会经历时处于不公平的劣势”（Fricker, 2007, 1）。

然而，要求受害者培养应对不公平情境的适当反应似乎是不公平的，真正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制止海狮行为的发生。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类比：为女性提供自卫课程应对性骚扰的策略。我们在教导受害者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正义的问题不应是如何最好地应对不公平的情境，而正如Joel Anderson和Axel Honneth恰如其分地指出的，“正义的问题在于，负担是否公平”（Anderson 和 Honneth 2004, 131）。海狮行为的受害者不应像性侵犯的受害者那样承担起解决对她/他们的不公的负担——根本不应该。

这让我想到了第二个代理人，他无疑拥有最大潜力和责任：海狮行为者。为了应对骚扰，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海狮行为者能够停止这种行为。如果海狮行为者怀有恶意，故意想要破坏他人，那么他不太可能被本文所提出的论点所打动，或者被停止其行为的呼吁所影响。但如果海狮行为者并无恶意，而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觉，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显然有许多改进的空间：真正倾听他人意见，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我们成为他人海狮的风险。而且，由于海狮行为（尤其是善意的海狮行为）与证言不公、无知和偏见密切相关，我们通过解决自身的这些问题，减少对他人信任的怀疑，便能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实践Miranda Fricker所说的，成为有道德的听众，既关注真相，也关注那些有助于真相的因素，比如减少在评判他人可信度时的偏见（Fricker 2007，99）。值得注意的是，成为有道德的听众，可能不仅仅依赖自愿努力，正如Linda Martín Alcoff在回应Fricker时所指出的，可信度缺失和证言不公也是在前认知框架中滋生的（Martín Alcoff 2010）。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Fricker的工作中，甚至是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找到许多方法，来提高我们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认识敏感性，无论是认知上的，还是道德上的（Fricker 2007，81）。这，正是我们当前应当重视并实践的任务。

现在，海狮行为中还有一个最后的参与方。我们之前讨论过海狮行为的表演性特征。海狮希望通过质疑某人，展示其受害者的错误，指责其无力反驳批评，或让其处于不容辩驳的位置。虽然海狮行为也可能发生在私下，但其本质上带有一种表演性质，因为我们可以说，海狮是在设想一个观众。在某些情况下，观众可能正是受害者自己，这无疑使得我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一点更加复杂。

当观众存在时（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如此），观众便具有最大潜力使海狮行为失败。海狮从她/他人处获得确认。“看！”，他通过提问说道，“她无法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她确实陷入了双重困境，无法辩解。

然而，旁观者可以选择质疑海狮的提问态度，看穿其策略并加以揭示。设想一下，在餐厅中，如果顾客或其他工作人员站出来，坚决表示服务员不必如此过度热情地干预，指出她已经询问过几次，且没有真正倾听顾客的需求，这无疑会引发一场风波，表面上看似对服务员不友好。然而，这将是一个善意的举动，表明某人认识到自己有责任，抵制服务员表现出的过度热情，正确解读了情境，并意识到自己有权真实地发言，同时牢记真理与正义的目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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