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女性主义如何看待性？
作者：Deborah Cameron
原标题：Sex
翻译：RadFemXX
摘自书籍："Feminism: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s, Debates, and Politics of the Movement"
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全文约10000字
阅读需要30分钟
本书封面/图源网络
作者简介
黛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是牛津大学语言与传播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伍斯特学院的院士。她是多本书籍的作者或编辑，其中包括《语言卫生学》（Verbal Hygiene）、《女性主义语言批评》（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语言与性别读本》（The Language and Sexuality Reader）、《教师语法指南》（The Teacher’s Guide to Grammar）以及《火星与金星的神话》（The Myth of Mars and Venus）。她还经营着一个关于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博客——《语言：女性主义指南》（Language: A Feminist Guide）。
性，一直是女性主义讨论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下，它既被视为压迫与危险的领域，又被看作探索与解放的契机。这种多面性在女性主义内部引发了持续的分歧与讨论。本章以性为切入点，从历史、文化、经济和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探讨女性主义如何回应性别权力关系与性自主权的复杂问题。
第一部分聚焦于《五十度灰》的引发争议，它不仅展示了大众文化中女性性欲的表达，还揭示了性解放与父权制叙事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个案例，女性主义者探讨了性欲、权力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纠葛。
第二部分回顾了女性主义关于性的历史性辩论。从第一波女性主义试图保护女性免受性暴力，到第二波女性主义主张性解放与性自主，女性对性的态度经历了从规训到反抗的转变，但也在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部分深入讨论色情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女性主义者对色情文化是否助长了性别暴力意见不一，一部分人批评其强化了男性中心的性规范，另一部分则认为色情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探索欲望的工具。
第四部分聚焦于“性工作”或“从事性服务”的争议。女性主义者在这一议题上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认为性工作是性别压迫的延续，另一派则主张将其视为合法劳动，并推动其去刑事化或合法化。
第五部分探讨了女同性恋与酷儿身份的演变。从艾德里安·里奇对“强制异性恋”的批判，到“酷儿”身份的兴起，这部分揭示了性取向与身份认同如何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领域。
第六部分总结了尽管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分歧显著，但她们仍然共享一个核心目标：女性应被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性主体，而非取悦他人的工具。女性的欲望应被尊重，她们的边界应被守护。
通过这六个部分，本章力图全面展现女性主义关于性的多重视角，不仅揭示其内部的争议，还强调其在追求女性主体性和自主权上的共识。这种对性的探索，在当下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依然焕发出新的意义。
【译注：“卖淫”“妓女”“妓院”等词汇可能带有一定的贬义或歧视色彩。本文将原文中的“prostitution”“prostitute”““brothel”统一翻译为“性工作/从事性服务”“性工作者”“性交易机构”，以减少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化。】
*本文译自该书第五章，每周末会按章节顺序更新本书剩余部分的翻译。已翻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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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本章探讨的内容涉及性、色情与性工作等主题，可能包括一些敏感或引发不适的讨论。这些话题的目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性与性别权力的复杂关系，揭示历史与当下的争议与思考。阅读时请保持开放心态，并根据自身舒适度决定是否继续。
I.引言：
从《五十度灰》的文化影响到性与女性主义的世纪辩论
2012年，E.L.詹姆斯（E. L. James）的《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成为出版界的轰动之作。这部情色小说出自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作者，讲述了亿万富翁克里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与刚刚大学毕业、初次见面时还是处女的安娜斯塔西娅·斯蒂尔（Anastasia Steele）之间的关系。克里斯蒂安是“支配者”（“dom”，指在捆绑、纪律与施虐受虐关系中的性主导者，即BDSM），而安娜斯塔西娅则是他的对象。这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到了最后一部，这对情侣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尽管故事中充满了“怪癖”（如锁链、鞭子和打屁股）的元素，其本质仍是一个传统的异性恋爱情故事。
然而，正是这些“怪癖”元素让《五十度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激起了各界评论家对其吸引女性读者的非凡魅力的讨论——它究竟揭示了21世纪女性的什么状况？比如，这是否表明女性主义并未改变那个“女孩们只想被更年长、更富有、更有权势的男人支配”的永恒“真理”？或者，今日的女性是否正因为在现实中如此强大，才会从女性无力感的幻想中获得快感？这些书的流行（媒体将其衍生的整个类型称为“妈妈色情”[mommy porn]）是否表明女性已被解放，可以毫无羞耻地探索自己的欲望，还是令人担忧的证据，表明女性仍然容易被那些将针对女性的暴力性化的表现所吸引？
【译注：“妈妈色情”（mommy porn）是媒体对这类作品的戏称，用来描述其主要受众为成年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或母亲的现象。】
/图源网络
这些问题在女性主义评论家中引发了分歧，尽管她们在厌恶这本书这一点上大致达成了共识。一些人认为，基于男性支配与女性屈从的关系本质上存在问题；另一些人则在承认《五十度灰》问题重重的同时，指出其问题在于对BDSM的错误呈现。真正的BDSM应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契约基础上，而书中的安娜与克里斯蒂安并不地位对等。持这种观点的一位评论者表示自己“完全支持任何人以安全、自愿的方式做她们想做的事情来获得快感。女性主义支持高潮！”
然而，也有人批评这种“高潮政治”（orgasm politics），认为它完全忽视了性欲如何受到社会和政治环境塑造的事实。一位评论者写道：“女性通过将男性支配性行为性化，来应对男性暴力和压迫。”
II.历史回顾：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政治
围绕《五十度灰》的争论是关于性的更广泛辩论中的一个近期实例，而这种辩论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中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正如卡罗尔·万斯（Carole Vance）在1984年所写，性对于女性来说“既是一个受限、压抑和危险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探索、愉悦与主体性的领域。”
如果女性主义者仅关注“愉悦”一面，就可能忽视男性暴力与压迫的现实；但如果只关注“危险”一面，又可能忽视女性将性视为一种积极渴望与享受的体验。很少有女性主义者会否认这两种维度的存在，也不会否认女性主义必须同时回应这两者的必要性。然而，对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女性主义者内部始终未达成共识。在某些议题上，“性积极”（sex-positive，如那位“女性主义支持高潮”的评论者）与更关注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如何成为剥削与虐待场所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人类学家卡罗尔·万斯（Carole Vance）/图源网络
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女性主义关于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保护女性免受性危险，以及“改造男性本性中的野兽”的努力上。不过，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推动女性获得避孕、堕胎、性教育的权利，以及婚外性自由的权利。
然而，第二波女性主义将性政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早期女性解放运动，从反叛文化中汲取能量和灵感，这种反叛文化反对战后主流社会的性保守主义，拒绝将性局限于资产阶级婚姻和生育的框架内。这场性革命是一个乌托邦式政治项目的一部分：“更多、更自由的性”不仅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存在，还被认为是实现其他积极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一点可以从“爱而非战”（make love, not war）这样的口号中体现出来）。
/图源网络
对于女性而言，性自由具有特别激进的意义，因为性常常成为限制女性自由的根本。婚外性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和惩罚对女性远比对男性更为严厉：不仅女性的性行为需要受到监管，她们的所有公共行为（包括做什么、去哪里、见谁）也都必须受到严格约束，以免损害其至关重要的“名声”。琳恩·西格尔（Lynne Segal），一位曾亲历并反抗这些限制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指出，对于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以自己的条件享有性愉悦与满足的权利，象征着她们对自主权与自我身份的追求。”换句话说，这不仅仅关乎性本身。
然而，性显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女性的行为被严密监控以防止卷入所谓“不正当性行为”的同时，医学专家和其他权威人士声称，女性天性上对性不如男性感兴趣，天生被动且倾向于一夫一妻制（而男性则被认为天性放荡且追求多伴侣关系）。女性主义者迅速指出这种关于女性性欲的观点存在矛盾，并积极揭示其谬误。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对女性“不该有”的各种欲望的探索与庆祝——无论是如埃丽卡·容（Erica Jong）1973年小说《飞行的恐惧》（Fear of Flying）中的女主角所称的那种匿名、无承诺的异性邂逅（“无拉链之欢”[the zipless fuck]），还是女性与其她女性之间的性关系。
《飞行的恐惧》（Fear of Flying）/图源网络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性革命未能按照女性的条件带来真正的愉悦与满足。在安妮·库特（Anne Koedt）的一篇广为人知的短文《阴道高潮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中，她指出，性学家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H. Masters）和维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E. Johnso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研究已经证实，女性的高潮源于阴蒂。
然而，精神分析学家、治疗师以及流行性咨询专家仍坚持认为，只有“成熟”的女性——即完全接受自身女性身份的女性，才能且应该通过阴道性交（penis-in-vagina intercourse）体验到高潮。库特认为，这一观念之所以得以继续传播，尽管其既被科学证据又被实际经验所否定，是因为它符合男性的利益。女性的性定义是以取悦男性为标准的，如果她们无法从性交中获得满足，就被告知自身有问题。库特主张，未来的方向应是“制定新的标准，以实现双方的性愉悦”。她强调：“如果某些目前被定义为‘标准’的体位不能使双方都达到高潮，那么它们就不应再被称为标准。”
库特及其同时代人所指出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作家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在其2016年的著作《女孩与性》（Girls and Sex）中提到，对于男孩来说，性愉悦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对女孩则常常是事后才被考虑的问题。这种规则超越了性交本身：她采访的女孩们表示，她们常常会为男孩进行口*，而男孩对此习以为常；然而，这种行为几乎从未得到回报，大多数女孩甚至未曾质疑这种缺乏互惠的现象。
《女孩与性》（Girls and Sex）封面和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图源网络
奥伦斯坦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更好的性教育来解决。当前年轻人所接受的性教育往往集中于身体的机械性运作，而在涉及女性身体的教育中，更多强调生殖功能而非性本身，完全忽略了对欲望、情感和关系的讨论。在学校和家庭中，女孩更有可能被警告性的危险（如怀孕、疾病和强奸），而不是被引导讨论性的愉悦。对于许多接受以禁欲为主导的性教育的美国年轻人而言，她们唯一能得到的建议是“不要”。
如同许多当代评论者一样，奥伦斯坦也对年轻人转而寻求另一个信息来源表示担忧：色情内容（pornography）。
III.色情文化：
愉悦还是压迫？
色情内容究竟是愉悦还是危险的象征，是女性主义者中分歧最为明显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围绕这一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色情对性的表现煽动了现实中的性暴力和性虐待（“色情是理论，强奸是实践”）；另一种则认为，色情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探索自己的欲望、了解自己的身体，并将自己视为具有性主体性的人。持后一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可能会承认，大多数商业色情并未很好地服务女性，因为其设计主要针对异性恋男性。然而，她们认为，解决之道并非反对色情本身，而是应当利用其潜力，通过倡导或制作不那么以男性为中心、性别歧视较少的替代作品来实现改进。
此外，她们还担心反对色情的立场可能会让女性主义者与宗教保守派站在同一阵营。后者不仅希望审查所有与性有关的表现形式，还试图禁止不符合其道德标准的现实性表达。对此，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回应称，她们关注的重点并非保守派所理解的“性道德”，而是色情产业内部以及消费其产品的更广泛社会中，对女性、儿童和男性的各种剥削与虐待行为。
这些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性战争”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后来再次浮现，尤其是在各种类型的色情内容通过互联网变得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研究显示，尽管男性仍然比女性消费更多的色情内容，但双方的接触量都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开始接触的年龄也提前了许多。同时，曾经隐秘且受污名化的小众亚文化的一些元素，如今已被带入主流文化。脱衣舞俱乐部被重新包装为“绅士俱乐部”，而钢管舞则被宣传为女性保持身材的一种性感方式。这些趋势共同构成了一些女性主义者所称的“色情文化”（porn culture），这不仅仅是一个存在色情的文化，而是一个色情被正常化且无处不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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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指出，色情文化的兴起与强奸文化（rape culture）的崛起密切相关。强奸文化不仅指强奸的存在，还指一种将强奸正常化、甚至助长其发生的文化氛围。
讨论一种“助长”法律定义为仅次于谋杀的犯罪的文化，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事实是，大多数强奸案件的起诉未能以定罪告终，许多事件甚至未被起诉或报告。这是因为文化中的神话和刻板印象（如“男性一旦被挑逗就无法自控”和“女性说不其实并不是真的拒绝”）让许多人认为，只有在黑暗小巷里持刀威胁发生的强奸才算是真正的强奸。
同样，这些神话也促使人们寻找理由指责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例如“她喝醉了/调情了/穿着那样的衣服，就是自找的”，或者“她在撒谎，因为她感到羞耻/想报复/想吸引注意力”。尽管导致强奸神话盛行的因素有很多，但一些女性主义活动家认为，色情文化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认为色情直接导致了强奸，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储存库——在其中滋生着让许多男性能够逍遥法外实施强奸的信念和态度。
然而，与20世纪80年代一样，其她女性主义者反对这一观点，坚持认为在反对强奸和强奸文化的同时，也完全可能且有必要捍卫女性积极且公开表达性主体性的权利。这种态度体现在近年来的“荡妇游行”（slutwalks）现象中。这是一种反强奸抗议活动，其中一些女性身着带有刻板印象的性感服装，以对抗一种偏见：认为女性以某种方式穿衣或行为，就是在邀请或挑衅性暴力。第一次“荡妇游行”于2011年在多伦多举行，当时一名警察对一群学生说，为了自身安全，她们应该“避免穿得像荡妇”（avoid dressing like sl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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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色情文化影响的争论并非全都集中在它是否助长了强奸的普遍性。例如，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更关注色情如何在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中强化了对男性愉悦的关注，因为男性是大多数色情作品的目标受众。这种担忧并不限于那些未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年长女性主义者。2015年，一位匿名女性在推特上写道：
“我23岁。我们这一代是第一代从小接触网络色情的人。我们从互联网上陌生人的行为中学习了什么是性。” 她接着列举了男性性伴侣在没有征求她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各种受色情产品启发的行为（如拉扯她的头发或将精液*到她脸上），以及迫使她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的行为（如肛*），甚至因她拒绝某些行为而对她进行指责（如参与群*）。这些都不是她自己渴望的事情，但她回忆道：“每一次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不是一个‘酷女孩’。我让他失望了。我太古板了。”
这位作者暗示，色情文化带来了对女性异性恋表现的新期待，使像她这样的女性若未能符合这些期待便感到自己不足。她区分了“酷女孩”（cool girls）和“古板的人”（prudes），这一划分看似与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nice girls）和“荡妇”（sluts）的对比完全不同，但其实功能类似：在两种情况下，害怕站到错误的一边都会促使女性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审查。色情文化并没有让女性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性愉悦，反而只是用另一种压迫性的标准（“好女孩不能做”）取代了旧的标准（“酷女孩无条件满足男性的需求”）。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女性主义者表示，她们确实从这位推特作者所拒绝的性实践中获得了愉悦和满足，并认为色情内容通过开启新的情欲可能性，提升了她们的性体验。
莉萨·唐宁（Lisa Downing）/图源网络
显然，女性的性欲各不相同。然而，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莉萨·唐宁（Lisa Downing）所指出的，在面对这一现实时，女性主义的讨论往往陷入两极化。
唐宁将自己的立场描述为“既非性积极，也非性消极，而是性批判”（sex-critical）。一种观点延续了性革命的乌托邦精神，认为性本身是好的，任何让女性感到愉悦的性行为都必然是解放性的，甚至具有政治进步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父权制下的（异性）性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女性从中获得的任何愉悦都应被视为可疑。
唐宁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化。她主张：“所有形式的性和所有性的表现都应该同样受到批判性思考和审视。”
反对色情文化的女性主义者批评的不仅仅是色情本身，更是性产业被主流化的现象。这不仅引发了关于女性作为产业产品消费者地位的讨论，还涉及到她们作为性工作者的角色。“性工作者”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术语，包括从魅力模特、脱衣舞者到直接出售性服务等多种职业。这是另一个在女性主义内部引发深刻分歧的问题：性工作究竟是否只是像其它职业一样，其问题仅在于刑事化和社会污名化？还是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剥削，始终无法与性别平等和正义的原则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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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性工作与社会规范的冲突
关于性工作的女性主义辩论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美国女性主义者参与了反对从事性服务的运动，但正如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所解释的，她们的动机往往与主导更大改革运动的保守派不同。保守派将性工作者视为不道德且具有破坏性的人物，而女性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其看作“女性在性和经济方面被剥削的典型象征”。她们不仅反对性工作，还反对性别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要求“体面”的女性保持贞洁，却默许男性的放荡行为，同时谴责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那些满足男性婚外性需求的女性。
没有男性的需求，就不会有性工作，但耻辱却只落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身上。持这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消除性工作是提升女性整体地位的一种方式。然而，正如罗森指出的，她们往往支持一些实际上对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毫无帮助的政策：相反，这些政策的效果通常是让性工作者或被怀疑从事性工作的贫困女性遭受更多来自执法机关的骚扰。
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主义者确实对这种骚扰行为提出了抗议。19世纪60年代末，在英国，由女性主义者主导的一场全国性运动要求废除《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s）。该法案允许军镇的警察逮捕任何被怀疑为“普通性工作者”的女性，并强迫她们接受医学检查。如果她们拒绝检查，可能会被监禁；如果被发现感染疾病，则可能被强制送入医院隔离。此次运动的宣言谴责该法案，认为其为性别和阶级歧视提供了官方支持，剥夺了女性的基本权利，并使她们遭受一种其他可被称为“工具化强奸”（instrumental rape）的屈辱性程序。
【译注：“工具化强奸”（instrumental rape） 是一种将性暴力作为工具或手段的行为或概念。这一术语强调强奸不仅是一种性暴力或身体伤害行为，更是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尽管这些活动家对性工作持批判态度，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特权阶级，并理解女性从事性工作通常是出于经济需求的驱使。在一个严厉限制女性获得工作机会的社会中，性工作往往成为“收入最高的行业”。一些活动家还认识到，对性工作者的蔑视实际上是对文化厌女症的直接表达，而这种文化厌女症的更为温和的形式同样渗透在她们自己与男性的关系中。
当今反对性工作的女性主义者对其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运作有着类似的分析。她们认为，存在一个男性可以购买性同意的市场（即支付费用以换取对方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不会选择从事的性行为），这种市场不仅反映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此外，这种交易模式还削弱了性应基于双方自愿欲望进行交换的原则。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支持北欧模式（Nordic model），该模式最早在瑞典实施，后来被挪威和冰岛采纳。这种法律禁止购买性服务，同时将从事性服务的行为非刑事化。其目的是将与商业性交易相关的法律制裁从性工作者（主要是女性）转移到性服务购买者（主要是男性），并减少整体需求。同时，该模式还包括对性工作者的支持措施，帮助她们在愿意的情况下退出这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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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女性主义者认为，北欧模式基于一种道德化且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而一种更为进步的方法应当承认“性工作即工作”。性工作在原则上与美容服务并无不同，两者都可能需要工人与客户之间的亲密接触；它也可以类比为清洁厕所，因为这同样涉及与陌生人的身体排泄物打交道。持这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常引用与第三章中类似的观察：为了支付账单而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如果一名女性将性工作视为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其他人凭什么批评她，更不用说发起让她失业的运动？
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性主义者应通过倡导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来支持她们——尤其是推动性工作的非刑事化或合法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合法化的性工作受到国家监管）。
她们指出，从事非法活动的女性很难采取行动来降低其中的风险：她们可能会犹豫是否向警方举报施暴的男性，或者是否投诉那些危害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将性交易与其他服务的买卖置于同等地位，这将使女性更安全，减少职业污名，并为她们提供更多掌控自己工作生活的机会。她们可以与其他女性一起成立小型企业或合作社，而不必依赖皮条客或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这些团伙在非法交易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性工作所涉及的风险无法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因为许多风险根植于工作的本质，而非其法律地位。性工作最严重的职业危害在于，性工作者在私人性接触中可能遭遇买方的攻击甚至杀害，而这种风险无论性工作是否合法都始终存在。活动人士还指出，在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如德国和荷兰），原本承诺对女性的好处并未真正实现。相反，这一行业被重新按照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组织起来，经济收益主要被富有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取，而非劳动者。
在德国合法化的大型性交易机构中，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并未成为享有权利和福利的雇员，更不用说成为合伙人或管理者。相反，她们被视为自雇承包商，每次工作都需向管理方支付一笔费用，这意味着她们必须接待数名男性顾客后才能开始为自己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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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仅在商业性交易中可能以性换取金钱或其他利益。在第一波和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中，有些人曾主张，婚姻不过是性工作的一种合法且受尊重的形式，其中妻子通过提供性服务和家庭服务来换取丈夫的经济支持。在19世纪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当时的法律，妻子无权拒绝性行为：丈夫的“配偶权”被视为婚姻契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国首次因丈夫在婚内强奸妻子而提起的诉讼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婚内强奸在所有50个州被定为犯罪则要到1993年。即使在今天，性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的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对男女关系的日常理解。几位前性工作者曾告诉作家兼女性主义活动家卡特·班雅德（Kat Banyard），在她们开始出售性服务之前，就已经将性视为自己最有价值的资产。一位女性解释说，她从小就认为自己的性吸引力是“男人想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而我必须给予他们，才能觉得自己有价值”。另一位女性则表示，她的经历让她明白，作为一个女性，“你主要的力量来源就是你的性力量”。
类似的观念也出现在近年来因娱乐行业中性骚扰和剥削的曝光而引发的辩论中。不仅像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的男性默认那些想要推进事业的女性会愿意以性作为回报，一些#MeToo运动的批评者（包括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演员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和歌手莫里西（Morrissey））甚至声称，一些被指控的胁迫案例实际上是双方自愿以性换取其他利益的交易。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一种观念，即对于女性而言，性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更多是一种通往其他目标的手段，比如权力、地位、财富或名声。
这种观念同样是男性权利运动（men’s rights movement）的普遍看法，尤其是在那些自称为“非自愿独身者”（incels）的男性中。这些男性对女性心怀怨恨，指责她们将性偏好保留给所谓的“阿尔法男性”（alpha males），而拒绝给予地位较低的男性他们自认为有权获得的性行为。在整个讨论中，完全缺失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可能仅仅为了性本身而渴望性，或者女性的性并非完全以取悦男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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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超越异性恋规范：
女性主义如何重塑性与身份
一些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创造更平等的男女性关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提倡异性恋的替代方案。其中一种选择是完全拒绝性。曾有一群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自称为“反性女性”（Women against Sex），她们的宣言中声称：“解决性实践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退出性。”如今认同自己为无性恋者（asexual）的人通常并非基于同样的分析，但她们确实对“性与性行为是人类幸福必要条件”这一普遍假设提出了挑战。
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将女性之间的性（以及其他亲密）关系视为一种积极且具有政治激进意义的异性恋替代方案。例如，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主张，“女同性恋者不是女性”。她的意思并非指女同性恋者在生理上不是女性，而是她们存在于一种超越将“女性”定义为异性恋交换体系的社会范畴之外。
1980年，诗人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一篇题为《强制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的文章中指出，异性恋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选择或自然倾向，而应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其规范迫使历史上大多数女性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尽管对同性恋的禁令适用于男女双方，但女性面临的压力尤其沉重，因为她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婚姻。这种压力不仅排除了女同性恋的可能性，也排除了独身生活的选择。里奇邀请她的读者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压力以及对抗拒者的迫害，反映了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女性真正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许多人可能会选择彼此。
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图源网络
里奇的文章旨在挑战她所认为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对女同性恋及其身份的边缘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定义自己为女同性恋的女性与新兴的女性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紧张，许多人认为该运动存在恐同倾向，这并非毫无依据。
例如，美国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的领导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曾将女同性恋者称为“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认为她们在运动中的能见度会削弱主流对其目标的支持。一些女同性恋者继续认为，同性恋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 Movement）更能回应她们的关切，而另一些则认同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黑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还与黑人政治组织有联系，正如科姆巴希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在1977年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的那样，她们对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承诺排除了完全与男性分离的可能性，这与一些白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立场不同。
然而，组成科姆巴希河集体的女性选择独立行动，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关心的问题未能在此前加入的任何组织中得到充分代表。她们从全国黑人女性主义组织（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NBFO）中分裂出来，部分原因在于该组织与NOW一样，对运动中女同性恋者的能见度持矛盾态度。
正如她们在1977年的声明中所解释的，尽管科姆巴希河集体认同全国黑人女性主义组织（NBFO）对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交织问题的关注，但她们并不愿意将性取向问题搁置一旁：“我们积极致力于对抗种族、性别、异性恋和阶级压迫，并将我们的特殊任务视为基于这些主要压迫体系彼此交织的事实，发展整合性的分析与实践。”尽管“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术语在1977年尚未被使用，但这显然体现了一种对交叉性分析的承诺。而通过将异性恋霸权（heterosexism）纳入她们认为与自身情况相关的交织性压迫体系中，科姆巴希河集体采取了当时很少有女性主义组织——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能够支持的立场。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女性主义不仅改变了女性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角色；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它还改变了她们的个人关系以及对自我身份的理解。性与性取向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曾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女性，通过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发现了女性之间关系的情欲潜能，并重新定义自己为女同性恋。
可以说，当下又是一个身份与欲望正在被新的社会与文化发展重塑的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据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正从女同性恋身份转向一种被称为“酷儿”（queer）的、更具包容性或流动性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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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queer）一词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常见侮辱，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酷儿理论和运动中被“重新定义”。在这种新的使用中，“酷儿”不再专指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而是涵盖了所有挑战“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的性偏好和性实践。所谓异性恋规范性，指的是一种以一夫一妻制、生育、传统性别角色以及传统性行为为中心的异性恋形式。因此，如果确实有更多女性认同为“酷儿”而非“女同性恋”，就会引发一个问题：这仅仅是术语上的变化（她们依然与相同的人群进行相同的实践，只是换了一个标签），还是表明性社会组织的一种更为激进的变化？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一位评论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她/他说：“在性别多样性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像‘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这样的二元标签开始显得有些过时和刻板。”当前，我们对性别认同的谈论方式、思考方式，甚至性实践本身的变化，都与性别身份观念的转型密切相关——这是我将在最后一章中回归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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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既然本章已经对女性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详细探讨，我想以总结她们的共识作为结尾。
尽管这些观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之所以都能被称为女性主义的，是因为它们共同主张：女性是且应该被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性主体，而不是满足他人欲望或获取利益的工具。
女性应享有自由表达自己性取向的权利，而不应仅仅被定义为性存在。她们的欲望应该被重视，她们的边界应该被尊重。尽管这些诉求看似基本，但即使在今天，它们仍然是激进的呼声。
-未完待续-
下周末更新本书第六章：文化（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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