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101系列 VOL.004（补档）
被谁污名化？谁在害怕女性主义？
/图源网络
在现代社会，女权主义的形象常常被复杂的社会期待和媒体叙事所扭曲。我们对平等的渴望，仿佛常常伴随着对改变的恐惧。这种矛盾让女权主义不仅被视为追求公平的力量，也被看作威胁传统秩序的象征。媒体与父权制的合作，使得这种双重视角不断被放大、固化。
正如巴特勒所提出的：性别并非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通过行为和语言不断重复构建的社会表现。女权主义所试图打破的，正是那些塑造女性角色的社会规则。然而，媒体常常将这种解放的尝试描绘成威胁，将女权运动的抗争诠释为对社会稳定的挑战。父权制则借助这种叙事，继续维持其对社会的控制，将女权运动描绘成社会稳定的威胁。
“Gender is not a stable identity or locus of agency from which various acts proceed; rather, it is an identity tenuously constituted in time, instituted in an exterior space through a 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
本文将分析几种常见的女权主义污名化方式，探讨媒体与父权制如何相互合作，利用这些叙事塑造公众认知，逐步削弱女权运动的影响力。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如何通过话语权的控制得以延续和再生产的。
全文约6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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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于女权主义的常见误解
在父权制的深远影响和媒体的扭曲再现下，女权主义这一解放与平等的声音，往往被误解甚至妖魔化。这些误解不仅掩盖了女权运动的初衷，更阻碍了社会整体向性别平等迈进的脚步。以下是几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及其背后的逻辑迷雾：
1）“女权主义让女性不幸福”
这一误解是对女性幸福问题的政治化操弄，其核心在于将女权运动所揭示的社会不公转化为对女权主义的指责。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反击浪潮中，媒体频频引用断章取义的数据，将女性的不满和焦虑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声称女性在获得职业成就和独立后，反而失去了幸福。这种叙事回避了女性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系统性歧视和多重角色冲突，却将责任归咎于女性自身的追求。
事实上，女性的不幸福根源在于性别秩序的刚性与社会结构的不公，而非争取平等的努力。媒体通过塑造“有毒职业女性”或“孤独剩女”的形象，强化了女性选择独立的代价论，试图将问题转化为个体选择的错误，而非社会结构的压迫。
2）“女权主义是仇视男性的”
这是女权运动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具破坏性的误解之一。父权制通过这一刻板印象，将女权主义者描述为极端主义者，声称她们的目标是压制甚至“消灭”男性。这种叙事制造了一种伪对立，将性别平等的呼声扭曲为性别战争的号角。
然而，女权主义的本质从来不是性别对立，而是对压迫结构的揭露和变革。它指出的不仅是女性的困境，也包括男性在父权制中的被规训与束缚。以“仇视男性”来污名化女权主义，是对其核心价值的彻底扭曲，也是一种企图使结构性问题隐形化的策略。
3）“女权主义已经过时”
“后女权主义”叙事主张，女性已经实现了平等，女权主义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这一观点在表面上看似乐观，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现状的选择性失明。性别薪酬差距、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问题无处不在，而父权制的隐性压迫更是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将女权主义视为“过时的运动”，不仅否认了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也试图消解持续抗争的必要性。这种叙事营造了一种虚假的进步感，却无视仍然存在的深刻问题，从而阻碍了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正视与解决。
4）“女权主义是一种单一的思想”
许多人将女权主义误解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忽略了它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实际上，女权运动并非单一声音的独白，而是多种立场、多种背景、多种身份的合唱。从交叉性理论到全球化女权主义，从少数族裔女性的经验到性别多样性视角，女权主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是其生命力的来源，也是其对抗压迫的核心力量。
将女权主义简化为单一的、同质化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女性多样经验的无视，也是对女权运动内在力量的压缩。
5）“女权主义规定了女性的生活方式”
这种误解常常将女权主义描绘成一种试图主导女性生活选择的“规则手册”，仿佛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行为、穿着、职业乃至情感生活都有明确的指令。然而，女权主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无论是专注于事业、回归家庭，还是尝试兼顾二者，女权主义都强调每一种选择背后都应有自主性和尊严。将女权主义等同于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是对其追求选择自由本质的误读与扭曲。
/图源网络
这些对女权主义的误解，并非偶然的“认知偏差”，而是父权制对抗性别平等的复杂策略。通过这些误解，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被模糊，其本质被隐藏，而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得以延续。
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就必须打破这些偏见与误解，将女权主义还原为它应有的面貌——一个解放的框架，一个质疑压迫、探索自由的视角。
II.
媒体与父权制：塑造、误导与抗争
媒体与父权制并非仅是被动记录社会现实的工具，而是主动塑造、重塑和再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它们不仅深刻参与了对女权主义的广泛误解，还对女性解放事业构成了实质性的阻碍。
1）父权制与霸权男性气质的叙事策略
bell hooks 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指出，媒体倾向于将女权主义框架化为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威胁。这种策略旨在唤起观众对女权主义理想的恐惧与抵制，尤其是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捍卫。
Raewyn Connell 提出的“霸权男性气质”概念对于理解这种现象至关重要。霸权男性气质是指在特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形式，通常优先强调攻击性、竞争性和控制力。这种被理想化的气质通过媒体叙事被不断强化，建立起男性对女性的等级优势。
女权主义通过倡导性别平等和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直接对抗了霸权男性气质中固有的权力结构。受父权制意识形态驱动的媒体机构将其描绘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威胁者”，试图通过强化这种恐惧心理，继续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
/截图自豆瓣
2）父权制与媒体的交织
父权制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男性在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权力体系，显著影响着大众媒体对女权主义的表现。根据 Sylvia Walby 提出的父权制六个结构——有偿劳动、家庭生产、文化、性别、男性暴力和国家——可以看出，这种体系通过多维方式渗透到媒体的叙事和表现之中。大众媒体常通过强化传统性别角色，将男性塑造为强大、主导的角色，而女性则被刻画为弱小、顺从的性别化对象。这种表现不仅延续了父权制的价值观，还削弱了女权主义挑战这些角色的努力。
Sylvia Walby 《Theorizing Patriarchy》/图源网络
媒体对女性赋权的关注往往流于表面，例如“女性广告”中对个人赋权的过度强调，却忽略了性别工资差距和女性在权力职位上机会有限等系统性不平等问题。此外，男性暴力在娱乐媒体中的普遍出现，特别是对女性的暴力，进一步正常化并淡化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阻碍了女权主义应对暴力的努力。
媒体不仅稀释了女权主义，还将其描绘为威胁现有社会秩序的激进力量。bell hooks 指出，媒体通过宣传女权主义会摧毁家庭生活的观点，引发对社会秩序的恐惧。这种叙事将女权主义者塑造成“尖锐的”、“激进的”甚至“恨男人的”形象，阻止女性认同这一运动。此外，媒体优先传播“稀释版的女权主义”，侧重个人成就与消费，而非集体行动和系统性变革。这种表现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需求，却模糊了女权主义试图解决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3）“伪解放”与消费主义的陷阱
广告业是父权制影响媒体的典型领域之一，它通过剥夺女权主义的激进潜力来维持传统性别秩序。Susan Faludi 将这种现象称为“伪解放”（pseudo-emancipation），指出广告业通过将“消费自由”与女性自主相提并论，创造了一种虚假的赋权形象。这种做法通过以下方式运作：
混淆消费与自由：广告将购物或使用美容产品描绘为女性赋权的象征，误导女性将消费等同于自主权。
利用/挪用女权主义理想：广告商借用女权主义语言和形象，制造支持平等的假象，实际上却巩固了传统性别角色。
转移系统性变革的关注：通过强调个人消费，广告分散了对集体行动和系统性变革的注意力，迎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这种伪解放策略最终强化了消费主义的父权制结构，将女性置于消费与不满的循环之中，而非挑战导致不平等的根本体系。
Susan Faludi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图源网络
4）媒体组织中的权力失衡
女性在媒体组织中的领导职位代表性不足，加剧了父权制视角的延续。这种权力失衡限制了媒体中呈现的声音和观点范围，从而进一步边缘化了女权主义的视角。正如 bell hooks 所指出，绝大多数媒体图像都是从父权制立场创造的，反映了那些掌权者希望维护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些图像通常美化支配和暴力的场景，吸引了习惯接受父权思维的观众。
5）“女权主义让女性不幸福”：刻意操控的叙事
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反击浪潮中，媒体精心构建了“女权主义让女性失去幸福感”的叙事，将女性的焦虑、压力和不满简单归因于争取平等的努力，而非社会结构的固有缺陷。
这一叙事的核心策略是通过断章取义的个别数据和轶事塑造出一种表象：女性追求独立和职业成就，却以幸福为代价。媒体特别热衷于报道那些在婚姻中受挫、在事业中感到孤独的女性，将其归因于“背离传统”的生活选择。这不仅转移了公众对系统性压迫的关注，还进一步固化了女性幸福与传统家庭角色之间的捆绑。
实际上，女权主义所揭示的，是女性在性别秩序和社会期望之间的深刻矛盾：女性的不幸福并非来源于解放，而是源于试图平衡职场与家庭时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以及社会对女性多重角色的苛刻要求。
6）数字媒体与反女权势力的崛起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反女权主义提供了新的传播工具。特别是男性权利组织，通过模仿女权主义的语言与策略，诉诸“受害者身份”，试图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例如，这些团体在讨论性别暴力时，常常通过强调“男性受害者”或“虚假指控”的比例，来转移对女性遭受性别暴力的关注。
同时，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倾向于放大极端观点，使得反女权言论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不仅让父权制得以在数字空间中再生产，也使得女权主义在公共舆论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7）“后女权主义”叙事：虚假的平等表象
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后女权主义”被描绘成一种“时代的胜利”——女性已经获得平等，女权运动已经完成使命。这种叙事以强调个别女性成功的案例为基础，通过放大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来掩盖深层次的不平等。
这种“虚假平等”制造了一个表象，仿佛女性在教育、就业和家庭中已经摆脱了性别歧视，但实际上，性别薪酬差距、职场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后女权主义”的言论不仅试图消解女权运动的历史意义，更意在阻碍其继续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而努力。
8）大众媒体对女权主义的“奇观化”策略
大众媒体经常将女权主义建构为一种“奇观”，通过聚焦于那些强化父权制焦虑并支持霸权男性气质的方面，将其描绘为充满敌意或令人疏远的存在。这种“奇观化”策略并非无意，而是服务于父权制体系的有意设计，旨在削弱女权主义的力量，并维护既有的权力结构。
媒体“奇观化”女权主义的4种常见策略：
聚焦极端或有争议的元素
媒体常选择突出演示女权主义最耸人听闻或最具争议的方面，例如将其框架化为激进、憎恨男性或与主流价值观脱节的运动。这种选择性报道不仅歪曲了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还通过夸大其冲突性来疏远潜在的支持者。放大反女权主义的声音
许多媒体机构倾向于为反女权主义声音提供等量甚至更大的平台，以制造一种虚假的平衡感。例如，那些声称女权主义“已经过时”或“过于极端”的观点经常被广泛传播。这种策略不仅使反对女权主义的言论显得合法化，还进一步削弱了大众对女权主义目标的理解和支持。将女权主义议题个人化和琐碎化
媒体常以个体故事或名人代言为中心，将女权主义简化为个人选择或生活方式问题，而忽略其理论和行动的系统性深度。例如，关于女性自我表达的讨论经常被简化为外貌、穿着或消费习惯的问题。这种琐碎化掩盖了女权主义试图解决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使运动看起来缺乏集体性和严肃性。强调视觉奇观
在报道女权主义活动时，媒体往往依赖刻板化的视觉图像，例如愤怒抗议的女性、高举标语的人群，甚至烧胸罩的象征性画面。这些视觉叙事通过强化女权主义的攻击性和对抗性形象，加剧了公众对女权主义的误解与疏离感。
III.
污名化的影响
1）污名化对公众认知的主要影响：
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污名化现象，通常由媒体的刻板描绘助长，显著阻碍了公众对女权主义理念的参与。 这些污名塑造了一个扭曲且令人疏远的女权主义形象，导致误解和顾虑，尤其是在边缘化群体中影响尤为明显。
对认同女权主义的恐惧
“憎恨男性的女权主义者”这一刻板印象引发了对与负面特质（如愤怒和非理性）关联的恐惧。许多人因为担心被评判或被排斥，而不愿意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种恐惧在女性中尤为强烈，因为她们已经面临社会对女性气质（如顺从与讨好性）的压力。不信任与怀疑
将女权主义描绘为寻求女性对男性支配权的运动的媒体表现，助长了对女权主义的不信任与怀疑。有害刻板印象的延续
负面刻板印象的不断重复强化了关于女权主义者及其目标的错误信念。这种现象产生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个人可能内化这些刻板印象，并将其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女权主义者身上，阻碍了对女权主义的真实理解和接纳。削弱女权主义的进步
将女权主义描绘成过时、不相关甚至有害的表现，削弱了女权运动取得的重要进展。这种叙事导致了一种满足现状的心态，使人们难以意识到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持续必要性。压制女权主义声音
对反击和负面评判的恐惧会导致女权主义者的沉默。个体，尤其是来自边缘化社区的人，可能因为害怕被贴上“愤怒的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或受到骚扰，而犹豫是否发声反对性别歧视和不平等。
2）污名化对女权主义行动的影响：
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污名化现象对女权主义行动产生了“寒蝉效应”，营造出一种敌意环境，从而阻碍参与并削弱了这一运动的有效性。对于已经面临系统性障碍的边缘化群体，这种影响尤为严重。
对反击的恐惧
被贴上“憎恨男性”或“愤怒的女权主义者”标签的恐惧，加上可能面临的网络骚扰和嘲讽，使许多人不敢参与公开的行动。动员支持的难度
围绕女权主义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得为女权主义事业争取广泛的公众支持变得更加困难。将女权主义目标错误描述为“反男性”或“女性支配”的媒体表现，疏远了潜在的盟友，并助长了对女权主义议程的抵制。这使得建立联盟、组织活动以及推动政策变革变得更加艰难。内部分裂与碎片化
媒体倾向于关注个别“知名女权主义者”及其个人经历，这可能在运动内部制造分裂。这种对个人叙事的强调而非集体行动与结构性批判的关注，可能削弱运动的整体目标，并导致内部争斗与碎片化。收编与商品化
“市场化女权主义”的兴起通过将女权主义话语用于商业目的，进一步复杂化了行动。这种对女权主义的商品化往往专注于现有系统内的个人赋权，而不是挑战这些系统本身。尽管提升自尊与信心是积极的，但将这些视为解决系统性不平等的方案会转移人们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需求的注意力。
3）污名化对公众参与的影响
围绕女权主义的污名化现象，特别是主流媒体放大的刻板印象，对公众对女权主义理念的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边缘化群体。 这些刻板印象为理解和参与女权运动制造了障碍，导致人们感到疏离，并对这一运动产生排斥心理。
阻碍公众认同女权主义
媒体将女权主义者描绘为愤怒、憎恨男性或缺乏吸引力的形象，使许多人，尤其是女性，不愿与这一运动认同。加剧交叉性排斥（Intersectional Exclusion）
主流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女权主义”（White Feminism）叙事进一步疏远了有色女性和其他边缘化群体。媒体未能关注性别与种族、阶级及其他社会类别的交叉性，使得女权主义看起来只关心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问题。这种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的现象让这些群体的女性感到在女权运动中被忽视，导致她们对女权主义理念缺乏兴趣甚至感到排斥。强化既有权力结构
通过将女权主义描绘为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威胁，这些污名强化了父权制焦虑，并支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内化这些刻板印象的男性可能会抵制女权主义理念，将其视为对自身身份和特权的攻击。这种态度进一步阻碍了性别之间的开放对话与合作，从而增加了拆解不平等体系的难度。为女权主义行动营造敌意环境
持续不断的负面刻板印象为女权主义行动创造了一种敌意环境。女权主义者可能因表达观点或参与政治行动而遭受嘲笑、骚扰甚至暴力威胁。这会导致自我审查，甚至是对公开参与女权运动的恐惧，尤其是对那些来自边缘化社区、已经容易遭受歧视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更为严重。限制女权主义话语的广度
将重点放在现有结构内的个人赋权（如“市场化女权主义”）上，缩小了女权主义话语和行动的范围。媒体将关注点从挑战系统性不平等和拆解父权制转移到个人自我提升和消费主义上。尽管个人赋权重要，但它无法替代集体行动和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污名化现象的最终效果是：通过压制女权声音、限制公众参与，以及维护女权主义试图拆解的权力结构，进一步阻碍社会进步。
总之，媒体在父权制的影响下，通过简化、妖魔化和商品化的方式，对女权主义进行了多维度的扭曲。这些误解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当前社会权力斗争的产物。
-全文完-
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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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学习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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