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男性的伪关怀:从《好东西》和《缠足》看女性身体的符号化与权力话语的延续

文化   2024-12-02 19:01   四川  

《好东西》海报/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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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这是《好东西》中那位女权表演艺术家前夫的「名言」,其中暗喻着对于「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某种「资格认证/审核」。


而经由电影内外的讨论,我们也明白了他的关怀实则是一种「伪关怀」,并且也点明了女性主义并不需要通过男性的话语和框架来定义。


任何试图为女性主义设立「门槛」的行为,其实都在巩固男性对权力和身份的主导权,而这种行为正是我们需要拆解的对象:

  • 男性话语如何通过「伪关怀」挤压女性的主体空间?

  • 女性身体如何在历史与现代的权力体系中被符号化,从而延续了父权制的权力逻辑?



[1]

男性话语的挟持与伪关怀


权力通过话语构建所谓的「真理」,这些真理服务于权力的再生产(Foucault, 1980)。在性别领域,男性话语往往主导了对女性解放的讨论,并通过所谓的「关怀」和「进步」构建一种伪关怀的姿态。这种伪关怀以男性为主体,表面上关心女性,实则通过塑造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来挤压女性的主体空间。


以吴某凡事件为例,当部分男性批评者公开谴责其行为时,他们的言辞更多地集中在「我与他不同」这一自我定位上,而非深入探讨女性受害者的具体遭遇与诉求。


这种「我不同于压迫者」的姿态,表面上似乎是在表达对女性的支持,实则通过强调自身的道德立场来强化男性的优越感和道德权威。这种「伪关怀」不仅转移了对女性受害者实际需求的关注,还进一步巩固了男性在公共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忽视了女性主体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被边缘化状态。


权力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非通过压制直接显现,而是通过生产性的方式定义主体的身份(Foucault, 1977)。在这种权力机制中,男性的「伪关怀」通过批判「他者」塑造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却将女性主体性再次排除在话语核心之外


这种「伪关怀」的模式并非现代独有。在殖民历史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逻辑。男性殖民者常以「解救/拯救/解放当地女性」为由进行文化侵略,将女性视为权力交换的对象,而非平等的主体。在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研究中,这种行为被概括为「礼物的交换」:女性成为话语与权力交换的对象,而非主体(Rubin, 1975)。


因此,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当代,伪关怀的逻辑不仅强化了性别不平等,更通过话语的操控隐性巩固了男性权力的中心地位



[2]

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权力话语的延续


女性身体的符号化一直是权力话语的重要工具。权力不仅通过规训与控制直接干涉身体,还通过象征化将身体转化为文化权力运作的场域(Foucault, 1977)。


这一点在缠足相关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体现:缠足作为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实践,将女性身体转化为男性权力的象征。一方面,缠足通过限制女性的行动能力,强化了性别权力的不对等关系;另一方面,尽管反缠足运动旨在解放女性,参与其中的男性话语却未能完全脱离既有的权力结构,而是借「解放」之名重新巩固了男性在话语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反缠足运动表面上看似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实际上依然延续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符号化。(高彦颐,2022)


反缠足运动中的男性改革者将女性身体视为「可被修复的对象」,这一姿态实际上延续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操控。女性身体被嵌入现代化叙事中,成为民族进步和道德救赎的象征。


这一符号化逻辑在当代社会通过消费主义得以延续。美容、健身和时尚产业不断以「独立女性」之名,将女性的自我实现与商品捆绑在一起。这种消费化的「女性力量」看似在推动自主性,实则将女性主体性嵌入资本逻辑之中,使她们的选择依然受限于外部规范。


例如,现代消费文化中的「自我关怀」运动鼓励女性通过外貌管理来追求所谓的独立与成功,但这种「关怀」本质上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进一步强化了父权制下对女性身体的掌控


这两种现象看似矛盾,但实则都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女性的身体和身份进行符号化,服务于特定的权力结构。权力通过话语生产了可被控制的身体(Foucault, 1977)。在这种权力机制中,女性的身体被工具化,不论是在缠足的历史背景下,还是在现代消费主义的语境中,都没有真正突破身体作为他者工具的边界。


尽管女性在现代消费文化中也尝试通过自主消费和自我表达来寻求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往往仍然受到市场和社会规范的限制,难以完全脱离被符号化和物化的处境


由此,可以识别出女性主体性被挟持的两大主线

  1. 女性的身份与表达被男性中心化的话语体系所规训;

  2. 女性的身体被赋予符号化的意义,成为男性权力的延伸。


在福柯的权力框架下,女性主义的任务不仅在于对抗这些话语权力,还需在边缘化的经验中开辟新的表达方式与主体性可能性。这意味着女性主义需要突破现有的权力话语结构,通过多元化的声音和行动,重塑女性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解放


伊芙·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强调:「边缘化的经验和知识不仅是对中心化权力的批判工具,更是重新定义主体性的关键」(Sedgwick, 1990)。因此,女性主义的任务不仅在于对抗这些话语权力,还需要在边缘化的经验中开辟新的表达方式与主体性可能性。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打破由男性定义的标准和符号体系,回归到女性自身的经验、情感与需求之中


具体来说,女性主义应重视不同背景、种族、阶级和性取向女性的多样化经验,避免单一化的主体性定义。女性主义的未来不应依赖于某种理论上的「正当性/合法性」,而应承认并拥抱每种女性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摆脱权力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规训,实现「多样抵抗策略」——通过分散的力量与多元的行动,打破单一权力结构的控制,促进女性主体性的多元解放。


故,女性主义并不需要「资格认证」、不需要你读过每一本上野千鹤子的书,而应是一个不断提问、不断重塑的过程。



📚 参考文献(下滑查看)

  1. 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2.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Pantheon Books.

  3.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Pantheon Books.

  4. Ko, D.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6. Sedgwick, E. K.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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