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101系列 VOL.17
儒家孝道与父权制如何影响东亚母女关系？
台剧《俗女养成记》剧照/图源网络
儒家思想与父权制的交织，使得母女关系成为一种充满张力的权力博弈，责任与情感的冲突交织其中。在这一文化框架下，“孝道”不仅要求女/子对母父，尤其是父亲的尊敬与顺从，还让母亲在家庭中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承担着抑制个人情感需求的重担。母亲在履行责任与压抑自身欲望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双重角色无疑是父权体制深刻烙印的体现。她们是家庭中的权威与慈爱象征，但在父权的规范下，始终难以逃脱其框架的束缚。而女儿在追寻自我独立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母亲期望与父权文化双重压力的困扰，仿佛被夹在两座难以逾越的巨山之间。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年轻一代女性在重新审视和定义“孝道”的过程中，逐渐挣脱了过去的束缚。她们不仅在情感与责任的纠结中寻找自我，还在文化变迁的风口浪尖中，走向了自我实现的道路。
第16期简单讨论了父权制下的母女关系，本期我们将视野缩小、回到东亚，看看儒家孝道与父权制如何塑造母女关系，及此之下母女之间复杂的情感互动。同时，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年轻女性又如何在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框架中，为自己争取独立和自我认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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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家孝道与东亚母女关系中的
情感冲突
儒家孝道思想深深根植于东亚社会，尤以母女关系为其重要体现。这一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构建了责任与爱的交织，更与父权制结构紧密相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与义务重叠。在这个体系中，孝道不仅是家庭内部互动的道德框架，它还与女性角色，尤其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期许和义务交织，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社会动力。母女关系在儒家文化与父权制的双重作用下展现出独特的张力与矛盾。母亲既是家庭中的权威人物，又在父权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身份的对立与融合，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情感互动模式。正是在这种文化塑造的情感交织中，爱与责任、冲突与义务的张力不断牵引与构建出东亚社会独有的亲情秩序。
台剧《俗女养成记》剧照/图源网络
1.1）孝道的双重性与矛盾性
孝道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纽带与社会义务交织的双重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孝道既要求女儿无条件履行孝顺责任，又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作用下，给予她们沉重的心理负担。正如Yeh（2010）所指出，孝道是一种兼具互惠性与权威性的文化规范，它既是母女之间依赖的情感纽带，也是一种外部社会压迫的体现。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母女关系在情感表达上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与张力。
母亲通常是家庭中的道德权威，是文化价值的传递者，也是家庭和谐的维系者。然而，这种权威性的角色却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尽管母亲在家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却常常在父权规范的框架内受到束缚，这些规范不仅界定了她们的角色，也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自主性。正如Willson等（2003）所言，母女关系中的情感冲突往往源于责任与独立之间的张力，尤其当女儿感受到家庭责任对她们自我价值的压制时，这种内在冲突便愈发显著。这种矛盾，使得女儿对母亲的责任感表达变得复杂，同时，也使得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情感互动更加纠结与微妙。
1.2）孝道的权威性
孝道中权威性的维度进一步加剧了母女关系中的冲突。作为一种文化规范，权威性孝道要求女/子对母父无条件服从，这种强制性的服从不仅压抑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也扼杀了开放性沟通与情感表达的空间。在这种结构化的母父-女/子关系中，母女之间往往容易产生内疚和怨恨，尤其是在女儿逐渐意识到个人愿望与家庭责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内疚情绪的滋生，使得母女关系的情感表达变得愈加压抑，并加剧了她们之间的情感对立。在儒家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许下，母亲和女儿不仅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身份，还往往被迫在传统与现代、责任与自我之间进行艰难的妥协（Li等，2021）。这种内在的冲突与压抑，使得母女关系充满了张力，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情感结。
1.3）代际矛盾
母女关系中的情感动态因代际矛盾的存在而变得愈加复杂。正如Guo等（2019）所指出，女儿在履行孝道责任时，往往面临母亲的期许与现代自我意识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未能达到孝道高标准时，内疚感和焦虑感便会迅速升腾。这种情感上的困惑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体验，它伴随着对文化身份与社会责任的深刻反思，成为代际间无法调和的张力的体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感动荡常常不仅限于情感的迷茫，许多女儿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经历抑郁等心理问题（Lam等，2021）。
1.4）母亲的衰老与权力结构的重构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不仅仅是道德的象征，随着年岁的增长与身体的衰退，这一角色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当母亲年老或生病时，母女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在这一过程中，母亲不再是家庭中的支柱，反而成为需要依赖的对象，母女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发生微妙的调整。母亲身体的弱化和衰老，不仅使她无法再维持作为家庭权威的角色，还让母女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感互动。这种转变，既是生理衰退的自然结果，也是母女情感纽带中深层次权力结构的重构。
2.
儒家与父权下的母女情感困境
儒家文化与父权规范的交织深刻影响了母女关系中主体性与情感需求的表达与压抑。在这个强调孝道、服从与社会和谐的东亚社会中，母亲与女儿常常在文化期望的桎梏中，经历情感表达的种种复杂困境与拉扯。她们不仅要应对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定，还在这个狭窄的框架内，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履行传统义务又能维持个体情感的平衡。
电影《孤味》剧照/图源网络
2.1）母亲的角色与情感压抑
母亲作为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与权威人物，常常成为儒家文化中养育与自我牺牲理想的具象体现。然而，这一角色的内在矛盾却导致了情感的深刻压抑——母亲们往往将女/子和丈夫的需求置于自身之上，牺牲了自我。正如Hsiao等人（2006）所指出，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与儒家文化中强调服从与牺牲的价值观紧密相关，这种文化规范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情感表达。在情感困扰面前，母亲常常感到内疚，担心情感的流露会破坏儒家所强调的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她们被期望承担自我牺牲的责任，这一文化期许迫使她们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以保持外在的坚强与稳定。然而，这种情感的压抑，往往是以牺牲个体内心的真实需求为代价。
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期望的负担尤为沉重，孝道与母爱奉献的理想深深扎根于社会的文化土壤中。母亲常常被期待成为家庭的情感支柱，承担起提供支持与养育的责任，而这一责任往往要求她们压抑自身的需求。这种期望无疑创造了一个矛盾的情境：一方面，母亲感到必须为女/子和丈夫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另一方面，她们却常常在内心积压怨恨与孤独。正如Wong等人（2010）所指出，这种情感负担不仅加剧了母亲的心理压力，还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她们在履行照顾者角色的同时，内心深处渴望着自我情感需求的满足。
这种情感压抑不仅影响母亲的内心世界，也对母女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母亲将女/子的需求与情感置于自己之上时，往往无意中树立了一种不鼓励情感表达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在家庭中传递，逐渐形成一种情感压抑的循环。女儿为了迎合母亲的期望，往往学会压抑自己的感受。正如Fingerman等人（2012）所指出，母女关系的质量往往取决于母亲情感表达的可获得性。母亲在情感表达上的挣扎，不仅影响到她自己，也直接影响到女儿如何理解并实践情感表达。
在这一情感模式中，女儿很可能从小就接受了“情感压抑”的无声教育，将母亲的自我牺牲视为家庭和谐与责任的标志。她们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丧失了情感表达的自然性与自由，转而模仿母亲的行为，将他人需求置于自我之上。这种传递性的情感压抑，不仅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情感隔阂，也使得母女关系在情感的表达与理解上产生了深刻的裂痕。
2.2）女儿的双重压力
另一方面，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被社会化为儒家理想的化身，这一过程深刻内化了传统价值观，迫使她们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要遵循时代和文化赋予她们的传统期望；另一方面，她们又不得不面对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这种双重拉扯，使得女儿在情感的压抑与满足之间陷入深刻的困境。正如Jia和Zhang（2015）所发现的，儒家价值观的强制性要求常常加剧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过于严格的文化要求带来了无助感，甚至诱发抑郁症状。情感负担使得女儿为了避免家庭冲突而压抑自己的主体性，最终她们常常陷入情感困扰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从小，女儿便在潜移默化中被塑造为儒家理想的践行者，学习尊重权威、忠诚于家庭，并维持家庭和谐的道德标准。她们被教导，女性的身份不仅是在家族中尽职尽责的养育者，也是成为默默无闻的牺牲者。她们的情感和需求仿佛始终处于他人之下，尤其是母父和兄弟姐妹的需求，往往成为她们唯一的关注点。正如Lee（2016）所指出，这种文化的内化并非仅仅是一个行为规范的转化，而是一种价值观的深刻植入，它把女儿的自我价值与她们是否能够完成这些角色任务紧密相连。这种连结，使得她们不仅无法接纳自己的情感需求，甚至无法再清晰地感知它们。这种压抑，困住了那些未曾被表达的渴望与情感。
与这些期望相伴随的情感负担，往往更加沉重。Jia和Zhang（2015）指出，遵循儒家价值观的女性常常面临更高水平的焦虑与抑郁，因为社会规范的巨大压力，在她们未能达到这些期望时，会激发强烈的不适感。这种情感困扰在儒家社会中尤为显著，尤其是在心理健康问题被污名化的背景下，个人情感的讨论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被看作是未履行家庭责任的失职（Zhang et al., 2019）。因此，女儿们可能感到必须压抑自身的情感需求，以避免家庭冲突，而这种压抑不仅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平静，反而加深了她们的孤立感与不足感。
主体性的压抑，正是这种双重压力的显著后果。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下，女儿常常将家庭和谐置于自我情感表达之上，久而久之，这种行为模式演变为一种情感压抑的应对机制。Wong等人（2010）指出，这种压抑不仅将女儿推入情感困扰的恶性循环，也使她们逐渐与自身的感受和身份产生脱节。这种脱节最终可能表现为焦虑、抑郁，甚至难以在家庭之外建立健康的情感关系。
2.3）母女关系中的控制与冲突
母女关系的动态在父权制家庭中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家庭结构下，母亲往往是传递和强化传统性别角色与期望的关键人物。母女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控制、期望与情感表达的交织。在这种环境中，母亲通常扮演家庭的主要权威角色，深刻影响女儿的生活选择。这种动态在性别角色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尤为显著，传统规范的强化往往限制了女儿的自我表达和自主性。
在父权制家庭中，母亲成为了传统性别角色期望的代理人，通过影响女儿的行为和选择，确保女儿遵循社会规范。Okulicz-Kozaryn（2010）指出，母女间长期的亲密互动使得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力巨大，女儿也在日常生活中将母亲的信念和期望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结果，女儿往往感到有责任迎合母亲的理想，而这种责任感常迫使她们抑制自己的愿望与抱负。
3.
全球化背景下，年轻一代的女性
与传统儒家价值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年轻一代女性正逐步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尤其是与性别角色和孝道相关的观念进行抵制与重新解读。她们在接受全球化文化、个体主义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过程中，开始质疑并挑战传统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性别角色规范。她们不仅对“孝道”的内涵产生了新的思考，还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与传统文化的对抗和重构，力求平衡个人需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台剧《俗女养成记》剧照/图源网络
3.1）对母亲就业与家庭性别平等的重新解读
近年来，母亲就业与家庭性别平等的观念正发生显著变化。Yu和Lee的研究表明，与传统观念中将女性定位为主要照护者和家庭主妇不同，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更倾向于支持性别平等，并主张母亲应积极参与职业工作（Yu & Lee, 2013）。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双收入家庭在社会中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也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女性在家庭之外的贡献。这一现象既是对传统家庭性别角色的反思，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多元化性别角色观念渗透的结果。年轻女性愈发推崇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从而对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父权制结构提出了挑战。
如Dorius和Firebaugh所述，随着全球性别平等的逐步提升，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多个社会中经历了较少的显性性别障碍，因此她们更加倾向于表达对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差异的认同（Dorius & Firebaugh）。这一趋势，表面上或许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景象，但实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性别平等意识渐进深化的自然体现。年轻女性的这一转变，恰恰映射了她们对传统儒家文化所赋予的单一性别角色的反思与重构。在此过程中，她们在寻求平衡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的双重目标时，逐渐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力图找到自我表达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和调和。
儒家传统赋予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家庭内照护与家务劳动，这一定位无疑加固了性别等级的结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年轻女性正在逐步挑战这一传统性别规范。以Sung的研究为例，尽管韩国传统上女性承担着主要的家庭照护职责，但当代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要求家庭支持的重新分配，并推动家务劳动的平等分担。这一现象反映出她们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仅在职业生涯中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在家庭生活中重新审视并重构性别平等的关系，逐步实现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超越与再定义。
3.2）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的兴起
全球化的浪潮促使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更加注重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的追求。Nguyen和McLaren（2020）的研究聚焦于女性移民学生，探讨了她们如何通过跨越文化与地理的边界，突破传统儒家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重新构建和定义自我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年轻女性的自主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她们开始质疑并反抗那些曾经制约她们的性别角色规范，尤其是儒家价值观中对女性“四德”的要求——工作、外貌、言辞与操守。这些传统的美德曾是评判女性社会价值的标准，而如今，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些旧有框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抵制。在海外追求教育和职业机会的过程中，这些年轻女性不仅挑战了对女性角色的固有定义，还在现实中打破了“家庭为主”的性别期待，重新定义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
3.3）孝道的转变与独立性追求
而孝道，这一深深扎根于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亦经历着年轻一代的重新解读与转变。Zhang等（2021）的研究揭示，尽管孝道依然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然而，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日渐倾向于在追求个人独立性与自我实现的同时，重新审视与母父之间的关系以及照护义务。在这一转变中，孝道不再仅仅是对母父的无条件照料与奉献，它被重新塑造为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在承认传统义务的同时，也给予了个体更多的自由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独立性。
3.4）多元文化中的身份流动性
全球化的影响在年轻女性的身份流动性（fluid identities）上得到了深刻体现，尤其在移民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Ng和Zhang（2021）研究指出，年轻的泰国中产阶级移民女性在香港的生活实践中，展现了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多元文化影响之间游走的独特身份动态。这种身份流动性赋予了她们在文化的交汇处找到自我空间的能力，使她们能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多重影响下灵活适应与调节。通过这种身份的流动性，这些女性不仅重新审视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场域中重新定义了自身的社会期待。这种身份的流动性打破了传统的族群和文化界限，使年轻一代能够在多重文化的交融中自如切换身份，既不排斥自己的文化根基，也不拒绝接受新兴文化的影响。
3.5）情感负担的批判性审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年轻女性对孝道所带来的情感负担展开了更加批判性的反思。Lam等人（2021）指出，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化认知的升级，年轻女性逐渐意识到遵循传统孝道期待所带来的心理困扰。特别是当她们未能满足这些期望时，往往会产生内疚感和责任感，这些情感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心理健康。与此同时，这种觉察促使年轻一代开始更加关注心理健康和个人福祉，强调在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并照顾自己的情感需求与心理状态。
这种批判性审视不仅改变了孝道的实践方式，也推动了对其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机制的探讨。例如，Shi与Wang（2019）提出的三维孝道量表，通过区分“真孝道”和“假孝道”，为理解孝道对个体心理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个框架中，“真孝道”反映了女/子对母父的真挚情感，而“假孝道”则更多是出于社会压力或文化期待下的顺从，甚至有时带有二次收益的动机。研究表明，过度的“假孝道”可能与心理困扰甚至自杀行为的增加有关，这表明年轻女性在面对传统家庭义务时，往往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在某些恢复过程中的女性个体，甚至表现出一种从“假孝道”向“真孝道”的转变，意味着她们在经历了情感困扰和心理危机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家庭责任的承担。
总而言之，年轻一代女性对传统孝道的重新解读，标志着她们不仅仅在与性别平等、职业选择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辩论，也开始在情感与心理健康的层面上，挑战和改造传统文化价值观。这一过程中，情感负担的批判性审视，不仅是对传统规范的反思，也是一种对个体情感权利的再确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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