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特刊速递｜《芭比》的文化政治（附：16篇论文摘要与合集下载链接）

文化 2024-12-10 19:00 四川

特刊：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文化政治

刊于：Feminist Theory

原标题：Special Issu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reta Gerwig's Barbie

翻译：RadFemXX

全文约11000字
阅读需要35分钟

/图源网络

学术期刊《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最近发布了芭比研究特刊——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文化政治（Special Issu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reta Gerwig's Barbie），共收录16篇论文（目录见下）。

本文包含2个部分：导言《粉色，搭配一切”：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文化政治》（‘In pink, goes with everything’: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reta Gerwig's Barbie）和剩余16篇文献摘要部分的翻译。

需要PDF合集下载链接的姐妹可在后台滴滴：Hi Barbie 。

目录：

导言：“粉色，搭配一切”：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文化政治

1. “永不交汇的两条线”：芭比中儿童游戏与成人欲望的剧本

2. 爱必须想象世界：《芭比》中的量子力学

3. 从玩具到工具：《芭比》的接受度与当代巴基斯坦的文化模糊性

4. “你可以留下，如果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将芭比世界映射至《单身汉》宇宙

5. “我先掉了一滴眼泪，然后哭成了泪人”：芭比世界中的流动性与塑料实体性

6. 肯的好伙伴：《芭比》中的男性气质

7. 我宁愿成为赛博格，也不愿成为芭比：芭比中的超女性怀旧与父权未来

8. 塑料中的提案：芭比世界中的简·奥斯丁

9. 怪奇芭比的性别酷儿反思

10. 翻译的迷失：芭比与中国字幕的偏差

11. 肯式宪政权力：《芭比》中女性主义宪法变革的探索

12. 大数据芭比：Facebook与Instagram上的芭比话语

13. 芭比世界作为网络女性主义乌托邦

14. 芭比中的纯真与经验

15. “我来见我的妇科医生”：生育正义与芭比的德勒兹式生成

16. 解构“Barbenheimer”：核战争的性别与表征的女性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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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粉色，搭配一切”：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的文化政治

六十年来，芭比娃娃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交织不清，它既被视为女性独立的象征，也被批评为父权制压迫下的产物。芭比的起源颇具争议，其灵感来自德国的Bild Lilli娃娃——一种最初为男性成人市场设计的玩笑式娃娃(joke doll)。芭比在问世初期曾因版权和专利问题卷入法律纠纷。尽管最初的市场预期较为保守，但芭比如今已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为成功的玩具之一，全球销量已超过十亿。1959年3月，芭比问世，亦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之际。这款以成人化、白人化、金发碧眼以及极度纤瘦为核心特征的娃娃（至少在其传统和刻板形象中）迅速成为美国女孩玩具的象征性代表，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也象征了美国女性气质的规范化模式。

近年来，芭比已经发展为一个涵盖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桌游、社交媒体、书籍、服装、主题公园、配件和玩具的多媒体特许经营品牌，成为美国儿童玩具市场向国际大规模生产扩张的经典案例之一。真人版芭比电影的构想最早于2009年提出，此后先后与迪亚波罗·科蒂、艾米·舒默、安妮·海瑟薇和派蒂·杰金斯等知名人士联系在一起。当格蕾塔·葛韦格被宣布为导演时——尤其是在她执导的《伯德小姐》（2017）和《小妇人》（2019）这两部聚焦年轻女性内心与自我成长的影片获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之后——这一项目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同时也被寄予更多的女性主义期待。

Greta Gerwig (格蕾塔·葛韦格) /图源网络

本期特刊聚焦于电影上映前后爆发的公众话语热潮，尝试从多种视角剖析芭比在性别、科技、资本主义、具身性、类型学、法律及童年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义。

在电影上映前一年，华纳兄弟开展了一场高调、全球化且耗资巨大的营销活动（预算约1.5亿美元）（Rubin, 2023）。通过预告片、宣传片、与多个品牌的合作，以及广泛的社交媒体策略，这场活动让粉色符号无处不在，并成功将电影融入潜在观众的文化记忆中。芭比自拍生成器网站（https://www.barbieselfie.ai/uk/）是这场营销活动的典型案例，它展示了计划性营销与用户生成内容之间的重要交叉点。该网站鼓励用户通过将自己嵌入模仿电影宣传海报的背景中来生成个性化图片。“This Barbie is limited edition”（这款芭比是限量版）的可编辑标语巧妙抵御了各种恶搞：即使是批评性的，比如“这款芭比不会购买任何”电影相关的粉色产品（Dixon, 2023），也无形中达到了宣传目标，通过提升关注度强化了活动效果。

利用女性主义营销产品，以及将“女性主义”本身商品化，这种现象正是Andi Zeisler（2016）所称的“市场化女性主义”（marketplace feminism）。通过模糊“有意”与“自然”广告之间的界限，以及将粉色物品和形象与“女孩力量”的观念显性或隐性地联系起来，《芭比》为探讨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品牌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Carroll Hudson, 2024）。

然而，这只是芭比电影现象引发的跨学科讨论方向之一。本期特刊采用多种批判性框架，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考察电影的多个维度，包括其制作与传播、观众反应、电影的预期效果与后续影响，以及其有意或无意参与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芭比》于2023年7月21日在美国上映，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上映日期则集中在19日至21日之间。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2023）同步上映，引发了“Barbenheimer”现象，并助推了两部电影的宣传。本期特刊中有两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的交织与影响。在《解构Barbenheimer：核战争性别化叙事的女性主义分析》中，Emily Faux探讨了这种联动对公共领域中核战争叙事的性别化意义；而在《爱必须想象世界：量子力学在<芭比>中的呈现》中，Stuart James Hall分析了《芭比》中对量子物理的引用以及对隐藏世界知识价值的关注，如何将这部电影与《奥本海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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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Barbenheimer”现象，《芭比》所获得的关注反映了这部电影自上映前就承载的文化涵义。这种文化投资体现在围绕奥斯卡提名缺失的争议中：格蕾塔·葛韦格未获最佳导演提名，玛格特·罗比也未获最佳女演员提名。这一“冷落”引发了广泛批评，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等公众人物，她/他们批评了奥斯卡的虚伪，特别是在白人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框架下。例如，政治评论员Matt Bernstein（2024）指出，“我很喜欢《芭比》，也希望它能获得更多奥斯卡提名。但谈到性别问题：加沙地区的女性目前不得不使用帐篷布作为生理用品。我希望你们也能对她们的困境感到同样愤慨。”与此同时，大部分对提名缺失感到失望的公众却忽略了那些获得提名的有色女性（Hibberd, 2024）。这一争议成为《芭比》话语中某种主流自由女性主义局限性的典型体现，揭示了其无法有效回应更广泛和多样化的女性议题的缺陷。

女性主义自然是电影《芭比》中一个显性反思的主题，其表达通过层层戏仿与自我指涉而展开。影片的叙事充满了各种隐喻，其对于半隔离式场景的构建，以及对笑话、客串演员和产品的优先呈现，往往凌驾于叙事逻辑之上。这种特质既使影片成为一个可以拆解和重新利用芭比元素的文本，也为多元解读（如本期特刊中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跨媒体性与改编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芭比》如何作为一种“流动文本”运作（类似于超级英雄电影），在多个副文本、粉丝生成媒体和物质形式（从塑料到像素）之间流动和重构（Marazi, 2020）。

例如，为宣传2024年奥斯卡奖而制作的视频广告就对《芭比》中可识别的服装、场景、道具和台词进行了重新利用，模糊了角色与演员之间的界限。在视频中，凯特·麦金农穿着电影中的怪奇芭比（Weird Barbie）服装，以怪奇芭比的身份向主持人吉米·坎摩尔介绍自己，而瑞恩·高斯林则穿着电影相关的商品服饰，并直接被称为“瑞恩”。视频展示了怪奇芭比和坎摩尔穿越电影场景的过程，其中包含其他提名电影和演员的影像，而格蕾塔·葛韦格在影片中对女性主义概念的运用（无论是严肃还是讽刺的）也被引用。亚美莉卡·费雷拉（America Ferrera）出现在视频中，改编了一段她在电影中最为人所知的台词——“做女人真的难以想象”（“It’s literally impossible to be a woman.”）——来描述担任奥斯卡主持人时看似复杂的困境。随后，高斯林得知葛韦格未获最佳导演提名时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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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频通过对电影中最知名场景的引用，以及对奥斯卡冷落提名的玩笑式回应，展示了《芭比》对公共叙事的再吸收能力。它一方面合理化并淡化了主持奥斯卡与作为女性所面对的困难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及了对提名冷落的愤怒，但既未将其批判为虚伪或琐碎，也未视其为严肃的女性主义问题。这段广告作为电影众多延伸文本之一，继续反射并重新审视了《芭比》品牌的意义和信息，突出了它跨越不同媒介的适应性与文化再生产能力。

在探讨这些媒体延伸与《芭比》文本本身的关系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其归类为改编剧本的决定，与女性声音的呈现息息相关。《芭比》因基于现有玩具而被拿来与《乐高大电影》（2014）相比，而后者则被学院归为原创剧本。这一分类引发了关于创作属性的讨论，例如，虽然美泰玩具（如芭比）与乐高玩具不同，前者有一定的角色特征和叙事，但这些特征和叙事并不像更典型的改编文本那样明确（Burke, 2024；Davis, 2023）。这些争论表明，《芭比》挑战了我们用以界定原创性和“原创”故事边界的分类框架。

事实上，葛韦格的《芭比》并非第一部芭比电影。自2001年以来，美泰娱乐部门已制作了43部动画长片（Orr Vered and Maizonniaux, 2017）。其中许多是原创概念，但也有一些（如《芭比之长发公主》（2002）或《芭比之圣诞欢歌》（2008））是对其他故事的改编，将芭比及其姐妹角色嵌入美泰不拥有版权的故事情节中。虽然2023年的电影并未直接提及这些（原创或改编）前作，但影片与美泰芭比玩偶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互动。

在本期特刊中，Helen King的文章《“永不交汇的两条线”：芭比中儿童游戏与成人欲望的剧本》指出，电影既引用也颠覆了传统上与芭比玩偶相关的游戏剧本。然而，这些颠覆主要服务于成人角色的自我实现叙事，与儿童实际如何与玩具互动几乎无关。

如果原创性的认定基于对作者身份的认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玛格特·罗比未获最佳女演员提名引发了广泛讨论，但她作为影片制片人的身份及对文本的掌控却几乎未受到关注。这一点，与葛韦格作为导演的突出地位，以及她与丈夫共同编剧这一复杂背景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女性作者权和女性声音在好莱坞中的地位的思考。

Margot Robbie（玛格特·罗比）/图源网络

本期特刊中的许多文章突出了电影《芭比》中显著的互文性交织，尽管这些讨论未必证明影片是一次改编，却揭示了其文化共鸣（cultural resonance）的潜力。 Ruth Connolly的《芭比中的纯真与经验》与Stacy Gillis的《塑料中的提案：简·奥斯丁在芭比世界》中，分别将芭比置于关于权力、知识与社会规约(social regulation)的更长叙事传统中，前者关注堕落前后叙事的传统，而后者则探讨摄政时代浪漫小说的脉络。Gráinne O’Hare的《“你可以留下，如果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妻子”：将芭比世界映射至<单身汉>宇宙》则解析了如何将《芭比》解读为一部流行真人秀浪漫剧集的互文文本。

这些文化叙事被电影吸收并通过芭比独特的美学与逻辑重新塑造，再循环为集体性别认知与叙事理解提供了新视角。电影通过调动观众识别叙事母题与角色原型的能力，激发了其参与感，这一机制在电影营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穿粉色衣服去电影院，到在奥斯卡广告中被引导回忆芭比相关的媒体话语，观众始终被鼓励“玩弄”故事及其角色。

关于通过观看《芭比》构建自我与身份的问题，本期特刊中也有多篇文章涉及。Darby Babin的《怪奇芭比的酷儿反思》将怪奇芭比视为一种酷儿拼贴，它既无法被美泰重新商品化，又是儿童游戏中不可预测的创造性破坏的产物。怪奇芭比既成为观众性别化体验的投射场域，又与麦金农的明星形象及主流女同性恋文化符号相联系。类似地，Sara di Caglio的《“我先掉了一滴眼泪，然后哭成了泪人”：芭比世界中的流动性与塑料实体性》探讨了角色身体的（不）渗透性与观众身体的物质性之间形成的流动关系，揭示了荧幕与现实世界间的复杂关联。

这些文本之外的连接将《芭比》定位于比芭比娃娃本身更广泛的物质与历史背景中，使其成为探索性别与叙事的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平台。

这些反思不应局限于美国的电影院屏幕，因为《芭比》的全球流行显而易见，其在北美以外地区的票房收入达8.09亿美元，标志着2020年疫情后全球观众重返线下观影的趋势。本期特刊的多篇文章探讨了影片在英语地区以外市场的反响：Fangqing Gu的《翻译中的迷失：芭比与中国字幕差异》分析了翻译选择对影片女性主义信息传递的影响；Javaria Farooqui的《从玩具到工具：芭比的接受度与当代巴基斯坦的文化模糊性》通过分析巴基斯坦观众的反应，探讨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交汇。此外，Justin Bonest Phillips与Damian Scarf的《大数据芭比：Facebook与Instagram上的芭比话语》提供了来自Meta平台的全球芭比相关帖子数据，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基础。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与影片上映后出现的关于政治争议的热烈讨论相比，社交媒体上对《芭比》的提及大多是庆祝性内容，或旨在促销产品、提升账户互动率。影片对“父权制”这一明确命题的批判，与主流女性主义立场一致，因此引发了右翼和保守群体的强烈反感，这些群体自我定位为反女性主义者。在本期特刊中，Julie Estlick的《肯的好伙伴：芭比中的男性气质》探讨了肯和艾伦的角色塑造中偏离了传统霸权男性气质的典型模式，这或许是激发这些敌对反应的原因。

通过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引发一系列情感和政治反应，《芭比》被同时批评为“过于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不足”。本期特刊的文章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矛盾现象的深层原因，展示了影片如何在全球语境中触发复杂且多样的文化和政治效应。

虽然一些右翼评论者认为影片将女性主导的芭比世界塑造成乌托邦，但这显然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在本期特刊中，Robyn Timothy的《芭比世界作为网络女性主义乌托邦》提出，芭比世界或许之所以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并非因为女性对男性拥有权力（如一些评论者所坚持的），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模糊了传统性别规范所依赖的二元对立——例如人类/机器、心灵/身体、赋权/剥夺等。

影片的剧本并未明确规定现实世界中应当如何改变，其喜剧化的叙事策略在商业目标与女性主义目标之间小心地寻找平衡，试图“两者兼得”。例如，电影的旁白一开始便勾勒了品牌的赋权幻想：“因为芭比可以成为任何角色，所以女性可以成为任何角色。这也反映在了今天现实世界中的小女孩身上。[……]多亏了芭比，女性主义和平权问题都已被解决。当然，这只是芭比们的想法。”即使这种对美泰的温和调侃意在批判权力结构如何挪用女性主义叙事，反资本主义解放仍难以在品牌自身的语境中有意义地表达。相反，剧本将芭比未能“解决问题”的责任转移到了虚构的芭比娃娃身上，将她们描绘成天真的角色，误以为自己是现实世界中的英雄。

当刻板芭比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一群高中女生时，她们无情地指出，芭比自诞生以来就让“女性对自己感到糟糕”。芭比辩解道，她并不“控制铁路或商业流通”，这种荒谬感的玩笑实际上掩盖了部分年轻女性指控的合理性，例如指责芭比“通过对肆意消费主义的美化摧毁了地球”。这种对批评的模糊处理反映了影片的局限：它既不愿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明确立场。正因为如此，《芭比》在关注女性主义的各方之间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表明，对《芭比》的女性主义解读可能产生一系列有时相互矛盾的阐释。这一台词被多种方式解读（包括本期特刊和更广泛的讨论中）：有的认为它是对生物学性别观念的重申，有的视其为对这些观念的颠覆，还有的将其理解为模糊两者界限的尝试。每一种解读既可能是对女性主义的批评，也可能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例如，在本期特刊中，Della J. Winters、Courtney Grimm 和 Raveena Bola的《“我来见我的妇科医生”：生育正义与芭比的德勒兹式生成》认为这一结尾场景展现了影片的新自由主义女性赋权叙事。与影片的其他部分相比，它蕴含着更大的解放潜力。

这些女性主义的难题，以及艺术严肃性与愉悦的“罪恶感”之间的张力等问题，都被《芭比》激发并讨论。本期特刊中的文章展示了这部主流文化产品的潜力，它能够提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例如，Ruth Houghton、C.R.G. Murray 和 Aoife O’Donoghue 的《Kenstituent Power: 芭比中女性主义宪法变革的探索》探讨了影片如何引发关于私有财产、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保障的反思；Jul Jeonghyun Parke 的《我宁愿成为赛博格，也不愿成为芭比：芭比中的超女性怀旧与父权未来》则讨论了芭比世界的美学为何与技术及其赋权效应格格不入，甚至呈现出对立态度。

流行文化的前沿正是文化政治最广泛呈现的地方。特刊中的文章以《芭比》为催化向量，探讨女性主义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有何地位？流行文化又能揭示出关于女性主义的什么？这些问题在地理和认识论上都被关于“谁的”流行文化和“何种”女性主义的争议性边界所限定。围绕影片的多样化、甚至具有争议性的反应，揭示了关于政治变得流行化与流行文化变得政治化的复杂不安。

《芭比》是一部对自身政治性高度自觉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它通过对自身作为文本和商品的意识预先解构和讽刺，试图抵御任何意识形态的解读。然而，它仍然是一部由晚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作品，这一体系天生具有将消费和不平等物化并商品化的特性。怪奇芭比或许以元叙事的方式劝诫我们“不要想太多”，但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对《芭比》思考得太多，无法就此止步。对流行虚构作品内在协商及外部影响的严肃考量，能够揭示像《芭比》这样的文本如何像粉色一样“百搭”：既能推动资本主义议程，也能为挑战父权权力结构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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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不交汇的两条线”：芭比中儿童游戏与成人欲望的剧本

‘Never the twain shall cross’: scripts of children's play and adult desire in Barbie, Helen King

格蕾塔·葛韦格执导的《芭比》（2023）深刻关注儿童游戏的解放性与变革潜力。在影片中，儿童游戏成为成年女性自我实现的场域，通过芭比游戏的颠覆性潜力，影片的成年主角得以体验怀旧、自我发现与选择。这种走向自我实现的过程构成了《芭比》女性主义伦理的核心，我认为这一伦理是一种“商品化女性主义”，即认为女性赋权可以被市场化并通过消费获得。

影片中贯穿始终的“正在玩耍的孩子”的意象，以及对实际儿童玩耍场景的稀缺呈现，是这一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Jacqueline Rose所称的“对儿童的神秘化”，即将儿童构建为成人欲望与焦虑的产物。在《芭比》中，儿童游戏成为一块空白屏幕，成人女性可以在其上投射自我实现的欲望，同时掩盖与资本主义父权制在这一商品化女性主义项目中所扮演角色相关的焦虑。

借助Robin Bernstein关于玩偶作为“剧本化物件”（scriptive things）的概念，我探讨了芭比及其玩偶角色如何为游戏书写剧本。我指出，儿童游戏的修辞力量既可以被女性主义利用，也可以被企业资本主义所挪用，用以掩饰两者之间不安但往往极其盈利的结合关系。

2. 爱必须想象世界：《芭比》中的量子力学

Love must imagine the world: Quantum mechanics in Barbie,

Stuart James Hall

本文聚焦并讨论了电影《芭比》（2023）中涉及的一些科学引用，特别是爱因斯坦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相关内容。我将这些引用与电影《奥本海默》（2023）中的类似引用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一些潜在的研究方向供进一步探讨。

3. 从玩具到工具：《芭比》的接受度与当代巴基斯坦的文化模糊性

From a toy to a tool: the reception of Barbie and cultural ambiguity in contemporary Pakistan, Javaria Farooqui

《芭比》（2023）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票房成功，引发了关于流行媒体中女性赋权的广泛争论，涉及大众与学术领域。本文探讨了《芭比》在巴基斯坦城市地区的复杂接受情况，其全球成功与部分放映禁令引发了关于文化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辩论。研究通过分析巴基斯坦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及部分禁令的影响，揭示了文化与价值观在建立过程中微妙且往往模糊的动态。研究表明，对《芭比》的负面认知成为某种国家身份的标志，同时也承认，部分女性观众从影片中找到了共鸣与意义。本文为关于跨国媒体的社会文化影响及巴基斯坦文化身份建构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4. “你可以留下，如果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将芭比世界映射至《单身汉》宇宙

‘You can stay if you want, as my bride wife’: mapping Barbie Land onto Bachelor Nation, Gráinne O’Hare

本文识别了电视真人秀系列《单身汉/单身女郎》（2002–）中的关键母题，将其约会叙事映射至《芭比》世界，并探讨电影《芭比》（2023）如何与这些构建形成平行或颠覆关系。瑞恩·高斯林提到《单身女郎》对其海滩肯角色塑造的影响，为分析芭比世界中缺乏异性恋规范时间性（heteronormative temporality）的现象提供了切入点，这种时间性缺失使芭比摆脱了父权家庭责任的束缚。本文还将刻板芭比（玛格特·罗比饰）视为传统《单身女郎》系列主角的反映，并讨论该系列在给予有色人种舞台表现机会及种族多样化主角选拔方面的局限性。通过对这两种文本的并置，本文凸显了《芭比》如何提供一个对立的微观世界，挑战《单身汉/单身女郎》系列所延续的异性恋规范约会模式及保守观念。

5. “我先掉了一滴眼泪，然后哭成了泪人”：芭比世界中的流动性与塑料实体性

‘First I got one tear, and then I got a whole bunch’: fluidity and plasticine solidity in the world of Barbie, Sara DiCaglio

本文探讨了《芭比》（2023）中流动性的作用，作为通过具身性探索女性气质和生态连接的方式。在影片中，芭比与流动性的关系逐步变化。她学会了喝水、流泪，正如本文所论述的，这一过程象征着她通过拥抱流动性，从塑料逐渐转变为血肉之躯。本文关注塑料概念中内在的流动性，以及身体内液体的吸收与渗漏的必要交换，指出芭比的塑料世界将流动性作为女性具身性和女性主义空间中一种重要的权力载体。

本文通过分析芭比与具身性中的流动性及其塑料实体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流动关系”（fluid relations）这一概念，旨在强调流体互动所包含的劳动及其对环境的深远影响。在探讨人类世女性主义理论时，本文认为生物流体关系（biological fluid relations）涉及劳动、留下痕迹、穿越不断变化的边界，并且既受其所接触的事物改变，也能反过来改变它们。通过这一视角，本文呼吁重新审视身体流体（bodily fluids）与具身物质世界中女性过度性（feminine excess）之间的关系。同时，本文还强调，这种重新审视必须关注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塑料中的流动性（fluidity in plastic）与流动性中的塑料性（plasticity in fluidity）。

6. 肯的好伙伴：《芭比》中的男性气质

Ken's best friend: masculinities in Barbie, Julie Estlick

格蕾塔·葛韦格执导的《芭比》（2023）常被解读为“反男性宣传”或“女性赋权的典范”。然而，本文认为，这些标签忽略了影片的一个核心问题：《芭比》并非反对男性，而是在支持男性；与其说这是一部为女性带来革命性意义的电影，不如说它更为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因为影片通过文化批评的方式，倡导非霸权男性气质（non-hegemonic masculinity），而这在流行媒体中极为罕见，尤其是在像《芭比》这样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作品中。

本文提出，《芭比》通过展现酷儿男性气质（queered masculinity）和亲密的异性恋男性同性社会关系，为男性塑造了一种新的蓝图。影片描绘了异性恋偏离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一种如何在无父权制与无霸权影响下实践男性气质的替代性思考。这种颠覆性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这种分析能够推动未来媒体对非霸权男性气质的更多展现，同时助力于正视男性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定义了“足够男人”（man enough）的含义，甚至进一步探索了“够肯”（Kenough）的真正意义。

7. 我宁愿成为赛博格，也不愿成为芭比：芭比中的超女性怀旧与父权未来

I woul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Barbie: hyperfeminine nostalgia and patriarchal futurity in Barbie, Jul Jeonghyun Parke

本文分析了《芭比》（2023）对数字媒体与技术的表现，探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符号如何与影片中的性别主题及当代情感叙事产生关联。借助Tracey Mollet关于21世纪美国怀旧的理论以及Donna Haraway关于赛博格的经典论述，本文梳理了影片中数字屏幕、设备、媒体特许经营、计算机软件及虚拟平台的各种出现方式。研究发现，影片始终将ICT与有害的男性气质及堕落的未来相联系，而将理想化的女性空间及互动与技术工具的使用相剥离。

影片对技术的性别化呈现置于两种对立的怀旧情感之中：一种是超女性化、商业化的少女怀旧，另一种则是男性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过去。通过分析ICT在芭比世界、现实世界和肯国（Kendom）中的策略性分布，本文揭示了影片选择性女性主义信息与其二元化技术表现之间的矛盾。这种分析凸显了在流行文化中展现女性主义的难度，同时呼应了Sarah Banet-Weiser关于伪装成女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女孩力量”叙事的批判。

最终，本文认为《芭比》中对技术的描绘强化了生物本质主义，复兴了将性别化身体视为女性主义团结基础的陈旧逻辑；同时，影片忽视了数字空间在女性主义实践与理论中的关键作用，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其作为一部流行女性主义电影的定位。

8. 塑料中的提案：芭比世界中的简·奥斯丁

A proposal in plastic: Jane Austen in Barbie Land, Stacy Gillis

本文分析了《芭比》（2023）对摄政时期浪漫小说的引用，认为这些片段是影片挑战异性恋规范下浪漫与婚姻结构的重要节点。通过外交官芭比（Nicola Coughlan饰）和“抑郁芭比”广告，影片围绕女性声音、女性自我实现以及对主体性的主张展开叙事，从而拒绝将异性恋浪漫结构作为定义女性角色和功能的核心模式。

影片以一种充满欢乐且不妥协的姿态，拒绝脱离“不严肃性”。与此同时，它在突出摄政时期浪漫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异性恋婚姻情节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否定。这种对“不严肃性”的回归，以及将笑声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方式，为影片带来了全新的解读视角。

9. 怪奇芭比的性别酷儿反思

Genderqueer reflections on Weird Barbie, Darby M. Babin

无论好坏，《芭比》（2023）已经成为这个夏季大片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部影片的大量讨论集中在女性主义、“女孩时代”，以及影片是否在支持一个标志性却备受批评的玩偶形象时显得过于简化。本文试图超越这些喧嚣，通过聚焦我作为一名性别酷儿女性主义学者的观影体验，将个人反思与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解析芭比世界中性别二元的运用及其对观众和影片整体“女性主义”定位的可能影响（以及这种定位是否重要）。

特别是，本文关注Jack Halberstam的“性别失败”（gender failure）概念，并探讨这种失败在芭比的理想化世界中如何表现。基于我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承诺，本文结合学术与非学术文本，包括博客和其他流行文化资料，进行分析。最终，本文探讨了白人性在芭比中非规范性角色（尤其是怪奇芭比）被接受中的作用，并强调白人酷儿需要意识到，她/他们的经历并不能代表所有酷儿群体的多样性。

10. 翻译的迷失：芭比与中国字幕的偏差

Lost in translation: Barbie and subtitle discrepancies in China, Fangqing Gu

本文分析了《芭比》（2023）中文版中细微却影响深远的字幕翻译错误。这些翻译问题削弱了影片的女性主义叙事及性别表达，揭示了字幕在扭曲原版英文剧本时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力。本文采用跨学科视角，将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学相结合，强调字幕不仅是语言工具，更是叙事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性别身份的塑造与确认具有深远影响。

本文分析显示，字幕在反映和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为发展更具文化敏感性与赋权性的国际电影翻译方法提供了启示。

11. 肯式宪政权力：《芭比》中女性主义宪法变革的探索

Kenstituent power: an exploration of feminist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Barbie, Ruth Houghton, C. R. G. Murray, Aoife O’Donoghue

格蕾塔·葛韦格执导的《芭比》探讨了童年梦想世界和玩具对成年生活的深远影响，以及一个象征女性赋权的玩具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然而，这一故事是在深刻的社会挑战背景下展开的。影片轻松的主题并未削弱其文化价值，反而增强了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宪法变革、财产问题、反抗、不平等与革命并非影片的“次要情节”，而是贯穿每一场戏并驱动主要角色行动的核心主题。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芭比世界作为女性主义乌托邦象征的内涵，以及葛韦格如何通过这一设定，引导观众思考权威与公正治理的关键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12. 大数据芭比：Facebook与Instagram上的芭比话语

Big data Barbie: Barbie discourse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Justin Bonest Phillips, Damian Scarf

在《芭比》于2023年7月上映后，社交媒体上对这部电影的讨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尽管媒体和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诸多假设，但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通过实证方式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Meta旗下Facebook和Instagram平台上，电影上映当月所有提及《芭比》的帖子。通过对大语言模型嵌入的软聚类分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研究显示，《芭比》在社交媒体上被置于多样化的语境中展开讨论，其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从利用芭比话题推动销量或增加线上粉丝，到表达感激与兴奋的庆祝性言论；从将影片视为女性成功的性别化叙事，到围绕性别、母职等主题的深度探讨，甚至包括何为“Kenergy”以及如何“Kenough”的讨论。这些话语挑战了一个普遍假设：即批评性声音在电影的网络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13. 芭比世界作为网络女性主义乌托邦

Barbie Land as cyberfeminist utopia, Robyn Timothy

本文从网络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芭比》（2023），提出芭比世界可以被视为一种网络女性主义乌托邦。借助Donna Haraway关于赛博格的经典概念以及Sadie Plant的相关研究，本文分析了刻板芭比在影片中如何被塑造成一个赛博格形象，并探讨芭比世界如何与网络空间的乌托邦幻想形成呼应。

围绕“故障”、“边界模糊”和“越界”等主题，本文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影片中的关键情节，包括刻板芭比的存在主义危机、她在现实世界与芭比世界之间的穿越，以及最终探访妇科医生的场景。通过将影片与网络女性主义思潮相结合，本文揭示了《芭比》如何延续越界与颠覆作为女性主义政治核心的文本传统。

14. 芭比中的纯真与经验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in Barbie, Ruth Connolly

原型神话中的乐园象征着世界曾经的模样以及理想中的状态。这片阿卡迪亚或伊甸园式的“幸福花园”，绿意盎然、安全明朗，其居住者无需劳作，环境便能自发地提供一切所需，甚至更多。《芭比》重新诠释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神话中象征父权起源的“被逐出伊甸园”这一核心叙事。

在影片中，芭比主动选择离开，无法继续留在一个永远追求青春的母系社会；而肯则留在芭比世界，试图与恢复后的性别等级秩序勉强达成和解。影片围绕女性生殖身体的意义、目的与能动性展开争论，呈现了一场关于母性、非母性，以及女性身体随着时间变化的权力斗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神话中，分娩之痛被视为对夏娃罪行的惩罚，是女性受制于人的象征。而在《芭比》中，芭比对身体变化的认知及应对这些变化的经验，则标志着她从纯真状态中走向解放。

15. “我来见我的妇科医生”：生育正义与芭比的德勒兹式生成

‘I’m here to see my gynaecologist’: reproductive justice and the Deleuzian becoming of Barbie, Della J. Winters, Courtney A. Grimm, Raveena Bola

针对批评格蕾塔·葛韦格《芭比》结尾台词为性别生物本质主义分类的观点，本文借助德勒兹的“生成”（becoming）概念，提出这一台词不仅展现了性别包容性，更具有性别扩展性，尤其在当前政治语境中更显其意义。通过“生成”的动态可能性挑战固化的霸权性别身份，本文探讨了这一对话如何被解读为传递推动身体自主权的信息，强调生殖与性健康在实现解放中的核心作用。

尽管《芭比》体现了白人女性主义的特质，并将解放性信息商品化为产品，但影片观众与其信息之间的连接，创造了突破白人女性主义自我局限的可能性。这种潜在的解放通过“生成”（becoming）与“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得以展开。

16. 解构“Barbenheimer”：核战争的性别与表征的女性主义分析

Deconstructing Barbenheimer: a feminist analysis of gend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uclear war, Emily Faux

本文通过对“Barbenheimer”现象的探讨，强调了女性主义视角介入网络迷因研究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文章从视觉叙事、在线参与文化以及碎片化幽默的角度切入，揭示流行文化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者与生产者的深远意义。随着关于核武器的日常知识日益碎片化与互文化，学者需要关注轶事性与偶然性的政治内涵。核武器具备一种超越其自身存在的叙事力量，这些叙事构建并重塑公众对核武器与战争的想象，包括其起源、发展与结局。

通过将核武器与战争的叙事重新聚焦于《芭比》电影，使那些性别化与军事化的话语显现出来，而这些话语在其他语境中可能被背景化或正常化。我们需要通过聚焦世界政治中碎片化的层面——那些活跃、灵动、对抗并挑战我们的部分——来重新审视女性主义与军事化之间的更广泛议题。“芭比化”的核战争图像使核武器在公众想象中的角色、场景与情节更为清晰。迷因的制作与传播展示了核叙事中那些看似固定的部分，以及可以被重新编辑、扭曲或戏仿的元素。

性别与军事主义的话语不仅存在于技术战略防御规划或政策制定等“高层”政治中，也以幽默、情感和情绪的碎片形式散布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游戏化而非传统政治化的方式被探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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