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女性气质（Femininity）
作者：Deborah Cameron
原标题：Femininity
翻译：RadFemXX
摘自书籍："Feminism: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s, Debates, and Politics of the Movement"
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全文约8700字
阅读需要26分钟
本书封面/图源网络
作者简介
黛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是牛津大学语言与传播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伍斯特学院的院士。她是多本书籍的作者或编辑，其中包括《语言卫生学》（Verbal Hygiene）、《女性主义语言批评》（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语言与性别读本》（The Language and Sexuality Reader）、《教师语法指南》（The Teacher’s Guide to Grammar）以及《火星与金星的神话》（The Myth of Mars and Venus）。她还经营着一个关于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博客——《语言：女性主义指南》（Language: A Feminist Guide）。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女性气质”常被视为女性与生俱来的特质。然而，这种看似自然的观念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机制。《女性主义导读：运动思想、辩论与政治》第四章：“女性气质（Femininity）”深入探讨了这一看似熟悉却充满悖论的话题。
文章开篇引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波伏娃的这一见解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对“性”与“性别”的区分，进一步明确了女性气质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
文章不仅揭示了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本质，还探讨了性别规范对个体的影响与限制。
*本文译自该书第四章，每周末会按章节顺序更新本书剩余部分的翻译。已翻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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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气质的悖论与社会建构
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引言中，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了一个悖论：“所有人都承认人类物种中有女性；如今和过去一样，她们约占人类的一半。然而，我们被告知‘女性气质正面临危机’；我们被敦促，‘成为女人，保持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Be women, stay women, become women）。所以，并非每个女性人类都必然是女人；她必须参与这种被称为女性气质的神秘而又岌岌可危的现实。”
在波伏娃撰写此书的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大众还是专家的智慧，大多持有我们今天称为本质主义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女人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Woman）——即她的普遍且不变的天性——由她的生物学和生殖功能所决定。
女性气质（Femininity）因此被认为仅仅是女性特质（femaleness）的自然表达。
然而，波伏娃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过于简单化的。“女人”（woman）一词不仅指一个生物学类别，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类别。要被认作这一社会类别的成员，仅仅出生为女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习得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被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为模式。因此，波伏娃发表了她那句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这一见解被后来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尤其是1968年后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者——所采纳。她们在理论上区分了“性”（sex）与“性别”（gender）。“性”指生物学上的男性与女性，而“性别”则指文化定义的（或按照后来更常见的表述，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一个重要的证据表明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就是“什么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并非普遍且一成不变：它可以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有显著差异。另一位对20世纪中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注意到不同社会中被认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性格特质存在显著差异。
在1935年首次出版的《性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一书中，米德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三个传统社会。她将其中的查姆布利人（Tchambuli）与另外两个群体进行比较。在查姆布利人中，女性主导事务，而男性则被视为能力较弱、更加被动、更具情感性的性别。而在另外两个群体中，阿拉佩什人（Arapesh）和蒙杜古穆尔人（Mundugumor），两性被赋予相同的特质，但在两个群体中，这些特质各不相同。在阿拉佩什人中，两性都被认为温和而和平；而在蒙杜古穆尔人中，两性都被认为具有攻击性。米德总结认为，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个体的性格与行为更多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而非生物学的决定。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所有时代和地方，许多女性共同经历的某些体验确实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例如几乎所有女性都会经历月经，大多数女性还会经历怀孕和分娩）。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即使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体验（例如饮食或死亡，这些并非性别特定的例子）也总是深深嵌入文化之中。女性对月经或怀孕等生物过程的实际体验，不仅受这些过程本身的性质影响，还会受到她们所属社会对这些过程的理解和处理方式的影响。
在成为“女人”的过程中需要学习的大量内容，与生物学上的女性特质毫无明显关联。例如，没有任何生物性别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哥哥的校服衬衫的纽扣方向和我的相反，或者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会因为我吹口哨或双腿分开坐而责备我，却不责备他。这些行为并非“不女性化”（unfeminine）（我作为一个女性人类，完全能够从事这些行为）；相反，它们是不符合女性气质的——或者用我父母更常说的词，是“不淑女的”（unladylike），意指与特定的上层阶级女性气质规范相悖。
我们可以描述一个女人的行为或外貌“不女性化”而不被指责为自相矛盾的事实，本身就是另一个证据，证明女性气质与女性本身是不同的。正如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所指出的，女性气质“总是要求更多。它必须通过一种主动展示差异的方式不断向观众重新确认其存在，即使这种差异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或者，它必须抓住并拥抱一种自然变异，并以此为基础谱写一首热情洋溢的交响乐。”
女性气质不仅是文化的建构，更是文化的强加——一套通过奖励和惩罚系统强制执行的期待、规范和禁令。当然，这些强制执行的尝试并不一定总是奏效：过去和现在，许多女性都拒绝了传统的女性气质，而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且始终如一地体现文化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但是，尽管我们可以选择在多大程度上遵从这些期待，其后果却并非由个人决定。例如，小时候我可以选择吹口哨，但我无法阻止周围的人将我的行为理解为“不淑女的”并据此评价我（这种评价通常是负面的）。
/图源网络
2.
男性气质与二元性别体系的限制
那么，男性气质（masculinity）呢？它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建构，需要出生为男性的人学习的规则，例如“男孩子不哭”或“真正的男人不表现感情”？男性难道不也是因是否符合男性气质的规范而受到奖励或惩罚？简而言之，二元性别体系对所有人来说是否都是一种限制和压迫？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那么男性气质也必然如此。这些是相互关联的术语，通过彼此对比定义。
然而，波伏娃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对称：男性气质既是正面的也是中性的（她指出，“homme”这个词，就像它的英语对应词“man”，既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泛指人类整体），而女性气质则仅仅代表与之相对的“另一面”或“非普遍性”。
从这个角度看，性别不仅仅是一个基于两个平等但相对的术语对比的社会分类系统；它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其中，男性气质高于女性气质。某些性别差异可能是任意的或琐碎的，但另一些则更直接地与一个社会系统相关，在这个系统中，男性掌握权力，而女性处于次要和支持的地位。男性气质被认为是主动的、自信的、理性的、强大的和勇敢的；而女性气质则被认为是被动的、顺从的、感性的、软弱的和需要保护的。女性被鼓励培养的特质，正是用来证明她们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依据。
毫无疑问，许多男性和男孩确实感受到男性气质的要求带来的压迫，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压迫甚至会造成深远的伤害。那些被认为不够男性化的男性可能会面临严厉的制裁；在极端情况下，惩罚甚至可能是死亡。
尽管女性主义者承认二元性别体系对两性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从结构上看，它也是维持男女不平等的工具之一。女性主义者也希望改变这一体系，尽管一如既往，她们对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意见不一。一些人是性别“废除主义者”（gender abolitionists），主张实现一个“人类的生殖器差异将不再具有文化意义”的世界（引用舒拉米斯·法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的话）；另一些人则希望个人能够在更为多样的性别身份中自由选择（我将在第七章中再次探讨这一争论）。还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并不热衷于推翻这个体系，而是更关注于挑战其现有规范的狭隘性和僵化性。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将更深入地探讨两个与女性气质相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和政治行动中的重要议题。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几乎所有女性主义者都视为压迫性的内容：规范性期待对女孩和女性身体外貌的影响。而另一个问题——我将从这个问题开始探讨——则关注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气质）的规范在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是如何习得的。
舒拉米斯·法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图源网络
3.
女孩天生就喜欢粉色吗？性别差异的天性与教养之争
自从波伏娃在1949年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这一反本质主义论点以来，这一观点屡次遭到挑战，而其中一个主要争论焦点就是儿童发展的问题。那些主张男女差异源于天性而非教养的人，常常引用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证据表明，这些差异在生命早期就已显现——甚至在儿童意识到社会规范和期待之前。同时，他们还指出，非性别化的儿童养育实践似乎未能消除这些差异。无论采取何种养育方式，女孩和男孩似乎“天生”就偏好不同的活动、服装和玩具。
“这是天性使然”的观点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期间受到了挑战，一度失去流行地位，但近年来又重新受到关注，并被进化心理学家所大力推崇（我在第二章中提到过他们对人性所作的解释）。进化心理学家通过假设这些差异在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解释性别差异。有时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纳入这一叙述的。
2007年，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当代小女孩对粉色的喜爱可能是天性而非文化的结果，反映了粉色（许多可食用浆果的颜色）对史前人类女性采集者的重要性。相反，男孩对蓝色的偏好可能可以追溯到史前猎人长时间注视天空的时代。然而，历史学家指出了这一说法的一个缺陷：将粉色与女孩、蓝色与男孩相关联并没有任何古老的根源。恰恰相反，就在20世纪初，粉色还被认为是阳刚之色（红色的柔和版，因此特别适合男孩），而蓝色则被视为更为女性化的颜色。
/图源网络
为什么我们对进化心理学讲述的这类故事如此容易接受？部分原因或许在于，性别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确实显现为固定且难以改变的。如果你是一个父母，而你的女儿坚持认为她拥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粉色的，尽管你提出了种种反对意见，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执拗必然源于某种比单纯的文化规范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倾向于认为，自然或生物学是深层的，而文化则是浅显而表面的。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文化同样是深刻的。
多年来，许多女性主义者努力记录性别化的视角、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如何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强加并根植于她/他们身上的过程。
其中一些记录来自于受控的科学研究，例如测量母亲与幼儿进行语言互动的时间（研究通常发现，母亲与女孩互动的时间比与男孩更多），或者考察孩子的性别如何影响成人对她/他们身体能力的评估（我们倾向于高估男孩的能力，而低估同龄女孩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证据，证明女孩和男孩从一开始就确实受到不同的对待，而这些差异确实可能影响她/他们的后续发展。
这些研究还揭示了心理学家科尔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称之为“半改变心态的养育”（parenting with a half-changed mind）的现象。即使是那些明确反对性别刻板印象、真心相信自己在平等对待女儿和儿子的成年人，似乎也仍然在潜意识层面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认为女孩更善于语言表达，而男孩更富于身体冒险。
科尔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图源网络
另一位心理学家布朗温·戴维斯（Bronwyn Davies）研究了学龄前儿童如何试图理解男女之间的差异。她观察到，孩子们从成年人那里接收到了混杂的信息：自由派的母/父和老师反对“极端化”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她/他们不希望男孩过于好斗、情感冷漠，也不希望女孩成为穿着蕾丝裙的被动羞怯者——但与此同时，她/他们又要求孩子必须是可被理解为具有性别特征的个体。如果一个女孩的行为显得过于男孩气，或者一个男孩对衣服或玩具的喜好过于女性化，成年人会感到不安。
同样的，法恩引用了一些母/父的话来说明他们在妥协时的抉择：当她/他们的儿子强烈要求买一个芭比娃娃时，她/他们最终给他买了一款“NASCAR芭比”。
理解像这些母/父的处境并不难，她/他们在渴望世界发生变化与确保孩子能够在现有世界中茁壮成长之间感到左右为难。由此产生的混杂信息成为了孩子们自己必须解答的难题。戴维斯强调，即使是学龄前儿童，也在积极参与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她/他们不仅仅是成人教导的被动接受者。而照顾她/他们的成人并不是她/他们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来源。在戴维斯接触到这些孩子时，这些年幼的对象已经在家庭内外发展出了多种角色：她/他们是学前班的学生，是儿童同龄群体的成员，也是大众媒体和诸如食品、衣物和玩具等产品的消费者。在这些角色中，她/他们吸收着关于成为女孩或男孩的各种信息。
这一学习过程已被一些女性主义母/父记录在观察日记中。20世纪80年代，德国律师兼女性主义者玛丽安娜·格拉布鲁克（Marianne Grabrucker）出版了一份详尽的记录，记录了她女儿安妮莉（Anneli）生命最初三年的细节，关注亲戚、朋友和陌生人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个小女孩传授性别规范行为的规则，并因她表现出女性气质而给予奖励——例如，称赞她漂亮，或者夸奖她乐于助人以及顺从她一起玩的男孩们。
玛丽安娜·格拉布鲁克（Marianne Grabrucker）出版的这份记录英文版封面/图源网络
受这一例子的启发，2011年，英国记者罗斯·鲍尔（Ros Ball）和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ar）创建了一个名为 @GenderDiary 的Twitter账户，在其中分享他们作为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家长的经验和反思。
他们注意到，在两个孩子经历相同发展阶段时，母/父对待和谈论她/他们的方式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例如，当他们带着婴儿儿子（两个孩子中较小的那个）去诊所时，工作人员常常积极评论他有多大。他并不比他妹妹在同龄时大，但他的大个子被提及的频率比她当时要高。鲍尔和米勒还意识到，当“大”这个词用来形容他们的女儿时，它更可能指的是她“成熟”的行为，而非她的体型。大个子在男孩中被视为中性或积极的特质，而在女孩中则是负面的。这一规范甚至在儿童服装的设计中得到了体现。不仅女孩和男孩的衣服在表面风格上通常有所区分，许多品牌还生产比男孩衣服小的女孩服装，这从孩子们的身高和体重尚无显著性别差异的年龄阶段开始就能看到。
当人们引用非性别化养育（nonsexist parenting）的失败作为“天性胜于教养”的证据时，女性主义者回应说，这种观点不仅低估了母/父潜意识中持有的信念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也低估了所有其他文化影响的力量。这些文化影响会影响孩子的发展，而只有在母/父剥夺孩子正常生活（不上学、没有朋友、不看电视或使用互联网，也没有量产的衣服和玩具）的情况下，才能彻底避免这些影响。
一些母/父进行了非常激进的实验：例如，2011年，一对加拿大夫妇宣布，她/他们计划以“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ly）的方式抚养他们最小的孩子斯托姆（Storm），并拒绝透露其生理性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选择脱离主流文化，对三个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然而，对于大多数母/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有局限性，因为这是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个体化解决方案。要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在主流体系内推动变革。
上世纪70年代，许多类似的运动由母/父发起，而这类活动近年来有所回潮。2012年，英国在线育儿论坛Mumsnet上的一场讨论促使活动人士发起了一项名为“让玩具回归玩具”（Let Toys Be Toys）的运动，旨在说服制造商和零售商停止按性别标注玩具。
儿童娱乐产品的生产商也对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批评有所回应。例如，迪士尼近年来在动画电影中刻意塑造了更多自信、果断的女性主角，如《勇敢传说》（Brave）和《冰雪奇缘》（Frozen）。尽管如此，研究显示，男性角色整体上的台词时间仍然多于女性角色。而且，新一代的公主形象仍然倾向于体现一种狭隘的传统女性吸引力概念（通常是白人、年轻、苗条，配有长发和大眼睛）。虽然这些公主是动画角色而非真人，但批评者指出，她们二维身体的特征只是现实中女孩和女性被告知应该追求的理想形象的夸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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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美役：女性气质的“社会加工”与女性主义的反思
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这一方面在女性主义历史中一直备受批评。在第二章中，我引用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的批评，她抱怨女性被鼓励去完善她们的身体，而非她们的思想。继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后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同样批评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过度重视，以及与之相关的极度束缚的着装规范。她们特别谴责束腰的流行，这种束紧的腰带旨在塑造一种不自然的小蛮腰，并常常与厚重的衬裙和笨重的长裙搭配穿着。
>> 第二章：女性权利的挑战：从代孕到文化冲突
1849年，在美国，阿米莉亚·布鲁默（Amelia Bloomer）提出了一种由她自己设计的替代服饰——布鲁默装（Bloomer outfit），一种由灯笼裤和短上衣组成的搭配。在英国，1880年代的理性服装协会（Rational Dress Society）也提倡穿分裤，这部分是为了让女性更方便地参与当时日益流行的骑自行车活动。尽管这些改革者不可避免地被指责试图破坏自然的性别差异，但实际上她们是在批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气质的人工造作。束腰和裙撑并没有任何天然之处。
布鲁默装（Bloomer outfit）/图源网络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也希望解放女性，摆脱压迫性和不切实际的美丽标准，以及女性的价值被定义为能否将自己呈现为男性消费的可欲之物的观念。该运动最早也是最显著的一些行动是抗议选美比赛，抗议者认为，参赛的女性像市场上的牲畜一样被展示出来。与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这些女性主义者反对那些限制女性活动自由或导致慢性身体不适的时尚（例如紧身衣和高跟鞋）；但她们同样，甚至更为关心的是社会对女性外貌的完美要求所造成的心理伤害。
到了1990年代，这一关注变得更加强烈，当时评论者指出，进食障碍的增加以及整形手术需求的增长，成为了一个信号，表明那些在平等权利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一代正面临着问题。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她的著作《美貌的神话》（The Beauty Myth）中写道：“女性突破了更多的法律和物质障碍之后，女性美丽的形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变得更加严格、沉重和残酷。”
《美貌的神话》（The Beauty Myth）/图源网络
哲学家海瑟·威多斯（Heather Widdows）认为，自1990年以来，女性面临的“美丽标准”（她称之为“美丽需求”[beauty demands]）压力变得更加极端。这些相同的标准越来越多地被全球女性所适用，而达到这些标准的压力也持续得更久，从青春期前很久就开始，直到更年期后很久才结束。
达到理想的外貌既需要努力，也需要技术的帮助：理想中的女性应该是年轻或看起来年轻的，纤瘦或苗条的，皮肤呈金色（这一标准要求大多数黑人女性美白皮肤，白人女性则需要晒黑皮肤），身体结实、光滑，几乎没有毛发。理想的面部特征包括突出的颧骨和大眼睛——这一要求使得眼部提升手术在亚洲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普遍。威多斯指出，满足这些期望被视为一种道德责任：“你应该为自己负责”而不是“放任自己”；你应该“展现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值得”。因此，许多女性感到无法达到这一理想是道德上的弱点，这不仅是对她们外在价值的评判，也是对她们品格的评判。
一些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说，威多斯（Widdows）自身的态度是道德化和评判性的，否认了女性作为自主主体的地位，女性完全可以自己决定什么对她们最有利。如果我们反对试图告诉女性如何使用她们的生殖器官，为什么就可以接受告诉她们应该或不应该如何处理身体的其余部位呢？用歌手雪儿（Cher）的名言说：“如果我想把我的胸部放到背后，那是我的事，关别人什么事？”
然而，反驳的观点是，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而是对社会压力的回应，而这些压力个人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忽视。遵循定义“可接受女性外貌”的规范会得到明显的奖励，而不遵守这些规范则会受到明显的惩罚。例如，研究表明，雇主更可能雇佣、晋升并给予“吸引人的”女性（以及男性，但对女性的影响通常更大）更高的薪水。这种价值体系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能够做出重要人生决策之前就已经内化的。基于外貌的歧视甚至在三岁儿童中就已经显现：她/他们会将拥有某些身体特征（如肥胖）的同龄人视为不太理想的朋友和玩伴。如果我们作为成人做出的选择是由如此早期的信念和欲望所塑造的，那么这些选择还能算是自由的吗？
海瑟·威多斯（Heather Widdows）/图源网络
关于能动性、选择和自由的问题，尤其与身体大小和体重相关时，变得尤为复杂——这是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外貌方面或许最受管控的一个方面。肥胖通常被理解为能动性的丧失：肥胖的人不断被劝告通过“控制自己”或做出“更好的选择”来变得苗条。
但除了具有批判性，这种观点未能捕捉到女性故事的复杂性。在她的回忆录《饥饿》（Hunger）中，身高超过六英尺、最重时体重达到577磅的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回忆道，她是在12岁时被一群男孩强奸后开始增加体重的。在这段创伤经历之后，她解释道：“我开始通过进食来改变我的身体。我是在有意识地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我的身体变得令人反感，我就能远离男人。” 在这里，盖伊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能动性：她强调，她的进食不是一种她不知不觉养成的习惯，而是她有意识地做出的选择。然而，她想要改变身体的愿望是在她无法选择的条件下产生的。女性和女孩并不选择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但这种脆弱性是可能影响她们与自己身体关系的一个因素。
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感受也受到强大行业的影响，这些行业有着推动不安全感的既得利益。“遵循美丽需求是女性的‘选择’”这一论点，呼应了美容行业自己提出的抗议，即它只是给顾客提供她想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像其他消费资本主义分支一样，它有着长期创造新需求、欲望和焦虑的历史，这些需求和焦虑随后被利用来产生更多的利润。（在广告将这些问题带到公众视野之前，有人担心过“女性清新感”（feminine freshness）或“自由基”（free radicals）吗？）
在全球南方，被利用的欲望和焦虑也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密切相关。总部设在欧洲和北美的跨国公司已将不符合富裕国家安全标准的美白制剂大量涌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其中一些产品的毒性足以让长期使用者增加罹患癌症、神经系统问题和肾脏疾病的风险。即使这些产品本身不具备物理毒性，它们也加剧了种族主义的有害影响，而种族主义正是造成肤色偏好阶层化的原因，白皙的皮肤被认为比深色皮肤更有价值。
脱口秀演员鸭绒戳穿了美业的消费主义陷阱/图源网络
5.
结语：女性气质的双面性与女性主义的多元视角
女性气质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在每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中都受到了批评的关注，但女性主义思想中一直有另一条主张，认为女性气质不仅仅是从属的表现。传统上女性的活动和仪式可以成为快乐的来源，为女性提供创意的出口和建立女性友谊的机会；如同同理心和养育这样的女性特质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庆祝。
最近对女性气质的有影响力的辩护之一是由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塞拉诺（Julia Serano）提出的，她批评女性主义再生产了父权文化对男性气质的偏好。她指出，尽管女性主义已经使得男性特质和活动对女性和女孩来说更易接受，但反之却没有发生：我们的文化仍然对男性或男孩展现女性气质感到深深的不适。章节开头关于非性别化养育的讨论为这一观察提供了支持。母/父可能会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女儿爬树、搭建太空船模型，但对于儿子要求芭比娃娃的请求，许多人却感到更加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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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余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对这种差异的根源提供不同的解释。那些在男孩身上打压某些兴趣和行为的母/父，可能不是出于对女性气质的偏见，而更多是出于她/他们意识到，一个不够男性化的男孩或男人可能成为其他男性暴力的目标。这种男性对男性的性别管控有助于捍卫那种要求男性不仅与女性行为不同，而且以一种展现并象征其支配地位的方式行为的等级制度。拒绝展现女性气质的女性是叛逆者，而违背男性气质规范的男性则是叛徒，而惩罚的严厉程度也反映了这一点。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男性支配（male dominance）是一个广泛且复杂的现象，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女性主义尚未消除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自然法则，反抗它是徒劳的，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成就。在某些社区、某些方面，自1960年代以来，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规范变得不那么僵化了。但也可以认为，一些规范，像与女性外貌相关的那些，变得更加僵化，并且其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在下一章中，我将探讨女性主义对于另一个领域的经验的看法，这一领域虽然经历了变革，但这些变革也是部分性的，而且并不总是明确地、完全正面的：性（sex）。
-未完待续-
下周日更新本书第五章：性（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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