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101系列 VOL.21
“服美役”：“媚男”还是“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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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美役”一词化用自“服役”，意指女性为了满足主流审美标准，在外貌和身体管理等方面付出巨量的时间、金钱及心理成本，这种“美貌劳动”已成为一种“劳役”。
在许多女性选择反抗“服美役”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化妆、穿搭等行为应该被视为个人自由的选择，而不应简单地贴上“媚男”的标签（“媚男”指女性通过迎合男性的审美和行为标准（如化妆、穿着性感）来吸引男性的注意和认可）。只要这些行为让女性感到愉悦和满足，那就是“悦己”（“悦己”强调女性为自己而美，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旨在摆脱“男性凝视”这一父权逻辑的束缚）。
然而，现代女性的美丽追求是否真能实现“悦己”的解放？还是依旧深受潜在的“媚男”逻辑的影响和操控？
I.美的复杂性：
媚男、悦己与性别权力
1. 媚男：从“男性凝视”到服美役
Laura Mulvey的“男性凝视”理论揭示了，在许多视觉媒介中，女性常常被物化成男性欲望的对象。这种性别化的凝视强化了男性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女性通过展现自己的美丽和外貌，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媚化”的行为模式。这既是对男性凝视的回应，也是在遵循社会对美丽的标准。通过迎合这些期待，女性不仅能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和获得社会认同，还能在职场中获得更多机会，提升自我价值。
在当今的“颜值经济”中，这一现象变得尤为明显。女性的美丽和形象成为她们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外貌不再只是个人特征，而是社会竞争的一部分。她们的外貌越来越像是一种“商品”，既代表自我价值，也成为她们在社会中竞争的工具。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Mulvey所说的“凝视”机制，只不过现代的“凝视”不再是单一的男性欲望，而是男性审美标准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普遍期待共同作用，推动女性不断修整和优化自己的外貌。
女性对“美丽”的不断追求，已经不只是为了取悦男性，而是为了融入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审美和社会体系。美丽成了控制女性的一种隐性工具，让她们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美丽竞争”和“服美役”的循环中，最终将她们困在一个由男性支配的社会结构中。
当然“男性凝视”并非唯一的视角。Naomi Wolf 在《The Beauty Myth》中深入探讨了女性美丽标准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并加固了父权制的结构。她认为，“美丽”不仅仅是女性为了吸引男性的目光而打扮自己，更是由社会力量所赋予的工具。通过不断塑造和更新“理想美”的标准，社会不仅规范了女性的外貌，还控制了她们的行为、选择，甚至人生轨迹。
《The Beauty Myth》/图源：网络
具体来说，Wolf提出了以下两个核心观点：
1）“美丽”是一种货币和政治工具，而不仅仅是为了吸引男性：
“美丽”就像是一种“货币系统”，是用来控制女性的，而不是女性固有的特质或单纯由性吸引驱动的。这一系统由社会的权力动态决定，在现代西方，它加强了男性的主导地位。
“美丽”标准不是客观的或普遍的，而是文化上加诸于女性的，并且变化迅速。它们作为一种方式，根据女性的外貌赋予其价值，迫使女性为男性控制的资源进行竞争。
现代“美丽神话”在工业革命后出现，当时女性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男性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控制她们。随着女性进入职场并获得更多权力，这一系统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吸引伴侣是一个因素，但对女性的“美丽”压力不仅仅是为了性吸引。美丽神话支配着行为，迫使女性遵循如青春与处女之类的理想，这些理想代表了经验和性方面的无知。它还让女性彼此对立，制造竞争并阻止团结。
1） “被看见”是关于外部验证和控制：
过度关注女性的外貌让她们的自我价值感依赖于外部的验证，而不是她们自身的内在价值或成就。这使她们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比如媒体和社会的期望。
不断的“被看见”压力让女性专注于自己的外貌，转移了她们在其她领域的精力，削弱了她们的进步。这迫使她们陷入“美丽工作”的循环，类似于以前束缚她们的家务劳动。
Wolf 将美丽神话比作一种“变压器”，它把女性的能量转化为一种强化现有权力结构的形式。它从根本上削弱女性，同时让她们相信通过美丽获得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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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olf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美丽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男性的需求，更是一种由社会与文化结构所塑造的工具，进一步巩固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女性在美丽的标准上进行竞争，实际上是在无形中参与到一种控制她们的游戏中，这一过程即是“服美役”的表现。
在中国语境下，强调女性应为“讨好异性”而刻意塑造形象的传统进一步加深了“媚男”的文化根基。传统美德如“温良恭俭让”强调女性的柔顺、谦和和自我牺牲，限制了她们的自我认同和表达。儒家思想中的“重质朴去修饰”要求女性维持端庄朴实的外貌，体现了对女性外在形象的规范化要求。
这种传统观念将女性的外貌与道德角色紧密相连，使她们不得不迎合文化期望，进一步加深了“媚男”文化的根基。
2.悦己：美是否可以超越性别权力？
“悦己”的概念通常被视为女性为了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而追求美丽。然而，是否真正存在一种能够超越性别权力结构的“悦己”美丽？这一问题并非简单的二分法。在许多情况下，女性追求美丽的动机和方式，实际上可能仍受制于父权社会的审美框架，尤其是在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下。
2.1）“悦己”视角：从自我表达到性别自主性
“悦己”视角认为，女性追求美丽并非单纯为了迎合他人眼光，尤其不是为了取悦男性的审美标准。相反，这一视角强调，女性通过追求美丽可以获得自信、愉悦和自我实现，成为自我表达和个体认同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女性修饰自己的外貌，既是一种对自我身体的掌控，也是一种彰显个人风格的方式，而非仅仅为了吸引异性或迎合社会上对女性外貌的传统期待。
在这种视角下，女性的美丽追求反映了一种性别自主性：女性有权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和个性来定义美，而不必依赖于外部的性别权力结构。这种美丽不再是传统的男性凝视下的产物，而是女性为自己创造的愉悦源泉，带来的是自信与心理满足感，同时也成为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这一视角挑战了传统的美丽观念，认为美丽不仅可以为女性提供个体独立的力量，还能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工具。
2.2）第四波女性主义：身体自主权的倡导
这种自主性思考与当代第四波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联系尤为紧密。第四波女性主义核心议题之一便是身体自主权，它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展示自己的身体，摆脱社会的审判与歧视。尤其是在女性美丽标准上，它提倡对所有身体类型的接受，包括各种形状、大小及性别认同的人，从而推动身体积极性（body positivity）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悦己”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语境，使女性能够在自我定义的美丽和自由选择中找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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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四波女性主义并非没有争议。在理论上，虽然它提倡每个女性都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美丽，但在现实中，女性的身体依然被社会的性别期望和资本主义逻辑所压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常常将个体的自由与选择等同，而忽视了女性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中面临的深层次不平等。
2.3）新自由主义：自由选择背后的隐性压迫
新自由主义与身体自主权的关系看似契合，但在实践中却有着显著的张力。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主导和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往往忽视了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中的结构性障碍。这种理论框架把自由选择与自我实现视为个人责任，然而，它没有足够关注女性如何在经济、阶级、文化等因素的压迫下作出选择。因此，将自由选择等同于真正的自主权，往往忽视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此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还推动了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现代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女性的身体和外貌成为商品化的焦点。从广告到娱乐产业，女性的美丽经常被包装、销售，作为吸引消费的工具。女性的身体形象不仅为资本所利用，还往往被作为衡量“成功”与“美丽”的标准，这加剧了女性自我价值与外界评价的挂钩。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市场化逻辑，尤其体现在性工作、整容手术及“整形美容”产业中。许多女性因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在不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改变自身形象的选择。这种情形不仅制约了女性的自由选择，还进一步加剧了对美丽标准的单一化理解。
3. “悦己”是真的独立于父权社会的审美框架，还是“伪解放”？
“悦己”主张认为，女性的美丽和性欲应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途径，而非迎合男性审美标准。这一观点看似挑战了父权审美框架，特别是在女性逐渐走向社会、文化和职场的背景下。然而，是否能够完全脱离父权结构，仍然存疑。根据前面提及的Naomi Wolf和Laura Mulvey的理论，女性的美丽标准往往由父权制塑造，社会文化中的审美规范往往塑造了女性对美丽的理解。因此，即便女性追求“悦己”，其美丽标准仍然可能受到男性凝视、消费主义和媒体文化的影响。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悦己”是否仅仅是“伪解放”时，可以从Wolf的观点入手。既然女性的美丽标准是文化强加的，而并非自发产生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女性追求“悦己”，如果她们的行为仍然受到父权社会美丽标准的塑造和制约，这种“悦己”可能会在潜意识中维持和强化这种外部期望。比如，女性通过化妆、穿着时尚、塑形手术等方式来追求“自我愉悦”，这种美丽的追求可能依然是在符合社会和媒体传播的“标准美丽”的框架下进行的，而这种框架本质上是服务于父权制和消费主义的。
在这种意义上，“悦己”的行为可能并非完全超越父权社会的审美标准，而是仍然在父权框架内进行自我调整和表现。尽管女性的美丽和性欲表现形式可能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这些选择仍然受限于父权结构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因此，“悦己”可能无法完全摆脱父权审美框架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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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悦己”行为完全无意义或毫无解放性。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追求美丽和性欲的行为，尽管仍然在父权制和消费文化中运行，但它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帮助她们从男性凝视和社会规范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Wolf提到，女性的性解放并不只是个体行为的简单表达，而是通过摆脱美丽神话，重新定义女性欲望，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性解放。
例如，女性通过自我表达、身体自主性、审美自由等方式，可以逐渐从外部框架中获得一种独立的自我认知，尽管这种独立可能并非完全脱离父权结构的影响。总的来说，“悦己”并不是完全的“伪解放”，而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它可能在挑战父权的同时，也受到父权结构的制约。
II.媚男与悦己：
两种视角的争论
诚如前文所述，媚男和悦己是两种常见但对立的视角。媚男视角强调女性通过美丽迎合男性审美标准，而悦己视角则主张女性美丽的追求应以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为主。两者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女性在面对美丽标准时的复杂心态和现实困境。
1. “媚男”逻辑的潜在力量
在当代社会中，媚男逻辑依然在女性的美丽追求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通过社会规训和男性凝视的隐形控制。尽管女性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追求“悦己”，但实际上，许多行为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男性的审美偏好。
主流审美中对“白瘦幼”类型的推崇，往往是以迎合男性欲望为核心的审美偏好。例如，广告和媒体对“完美女性”的刻画经常强化大眼睛、高鼻梁、长腿等特征，这些标准的美丽理想不仅塑造了女性的外貌选择，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和评价。尽管这些审美标准正在逐步改变，但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性偏好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告和媒体中。这种影响是通过“霸权男性凝视”的视角进行的，即广告通常通过男性的眼光和欲望来呈现美丽标准。
霸权男性凝视(Hegemonic Male Gaze)理论强调，媒体内容反映了男性中心化的美丽理想，这种偏好不仅影响男性的性别认知，也强加于女性身上。无论是电影、电视广告，还是社交媒体，女性的形象经常被物化，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这种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在当今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女性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迎合这种标准，如通过使用美颜滤镜展现自己（Dang, 2022）。这种现象的普及不仅体现了媒体对女性外貌的塑造，还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不满与焦虑。
在美丽选择上，女性同样会不自觉地受到男性偏好的影响。研究表明，异性恋女性在选择穿着或化妆风格时，通常会更倾向于符合男性审美标准。例如，女性常常选择露肩衣物或红唇妆容，认为这些风格更能吸引男性的注意（Edmonds & Cahoon, 1984）。这些选择并非单纯出于自我愉悦的动机，而是潜意识中受到了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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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研究同样表明，女性对自己的性吸引力具有一定的意识，她们在选择穿着或化妆时，往往会考虑这些外貌特征对男性的性吸引力。
总体来看，“媚男”逻辑的强势存在揭示了社会规训和男性凝视如何影响女性的美丽选择。尽管女性可能认为自己在追求自我愉悦（“悦己”），但在主流审美框架中，许多行为和选择仍然受制于男性的偏好和社会化的性别规范。广告、媒体和文化标准不断塑造女性的外貌认知，导致她们在自我表达和社会压力之间做出艰难的妥协。尽管现代社会在挑战传统美丽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媚男逻辑仍然通过隐形控制持续影响着女性的审美选择和行为。
2. “悦己”理想的困境与悖论
2.1）美作为自我表达
近年来，许多女性通过美妆、时尚和健身展示个性，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我为自己美”。例如，辣妹文化和颜值经济的崛起，反映了女性美的价值正逐渐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资本。
辣妹文化强调女性的外貌、性感和自信，尤其通过社交媒体、时尚产业和娱乐行业的传播，塑造了年轻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这种文化不仅提升了女性对自身魅力的重视，还推动了相关的消费行为，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
社交媒体，为辣妹文化提供了广泛传播渠道，女性通过展示外貌和生活方式吸引关注，推动了颜值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美丽转化为资本，带来品牌代言和广告合作等经济机会，实现了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随着人们对美的重视，美容、时尚和健身行业迅速发展，颜值成为个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貌不再仅仅是个人魅力的体现，而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尤其在职场中，女性通过提升形象获得更多机会。
2.2）消费主义的陷阱：美丽的伪解放
品牌和市场通过“悦己”的口号（如“因为你值得”）将服美役包装成一种自由选择，实则仍然加深女性对外貌的依赖。
Renee Engeln 在《Beauty Sick》中提到，即使女性觉得自己是为了“悦己”而美化，她们仍然难以将这种欲望与社会的文化塑造区分开来，因为社会一直教导她们将外貌视为主要的“货币”。她认为，美丽神话的普遍性使得我们很难判断我们对美的看法是否真的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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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n 强调：女性不断被信息轰炸，这些信息将她们的外貌与成功、幸福和价值联系起来。这些信息通过媒体、社会互动和文化规范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即使在看似私人化的自我美化行为中，也很难摆脱这些影响。即使女性有意识地拒绝这些理想，她们仍然可能因为深深内化的观念——即外貌对社会和经济“货币”至关重要——而参与到美丽的行为中。
Engeln 举了 Ana 的例子，Ana 是一个有着粉色头发的年轻女性，她认为通过自己的外貌表达个性。然而，Ana 也承认，她的选择可能仍然是出于对关注和认同的渴望，这突显了在个人偏好与社会期望之间分清楚的难度。
“这是种期待，人们认为女性就像物品一样。如果她们不美丽、不漂亮，那她们的价值又是什么呢？这种期待真的很糟糕，但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期待——女性总是要看起来很好。”
然后，安娜一语中的。她歪了歪头，放下杯子，直视我的眼睛说：“我很担忧。我害怕，如果连我自己都更看重我的外表，而不是我在表达什么，该怎么办？”
Engeln 的分析与 Naomi Wolf的观点一致。Wolf 认为，美丽神话就像一个“货币体系”，根据女性的外貌来赋予她们价值。这个体系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中，即使女性认为自己在独立行动，它也会影响她们的行为。
Engeln 认为，从美丽神话中获得真正的解放需要意识到这些深层的社会信息，并主动挑战它们。这需要将注意力从外部验证转向内部满足，优先考虑个人的健康和价值观，而非社会对美丽的期待。
III. 现实中的复杂性：
媚男与悦己是否可以融合？
在讨论现实情境时，社交媒体的兴起是不能被忽视的。社交媒体的兴起显著地改变了女性表现和自我认知的动态，特别是通过“女性凝视”的视角。这一变化使得女性可以欣赏和批判彼此的美学标准，往往模糊了“媚男”和“悦己”之间的界限。像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以及美妆博主的出现，促进了这一转变，培养了一种文化，女性可以在表达自己美学理想的同时，也直面社会压力。
社交媒体使女性能够在多元对话中讨论美学标准，尤其对千禧一代尤为重要。首先，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女性表达和协商美学理想的关键空间。Nikolinakou 和 Phua（2023）指出，社交平台促进了关于社会平等和多样性的价值观交流，推动了对各种美学标准的接受。比如，“无滤镜挑战”鼓励女性展示自然美，挑战了常见的修饰过的形象。美妆博主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Hermanda 等人（2019）认为，博主通过推崇真实性和自我接纳，而非完美，激励女性重新定义美。她们通过展现自己独特的美学，帮助粉丝摆脱传统标准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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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交媒体与自我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尽管这些平台可以促进积极的自我形象和接纳感，但它们也可能通过使用滤镜和编辑工具延续不平等、 不切实际的美学标准。Monacis 等人讨论了社交媒体如何成为个体展示自己真实自我的工具，但要符合理想化形象的压力可能导致真实自我与线上展示的自我之间的脱节（Monacis 等，2021）。这种现象可能引发不安和焦虑，尤其是在用户与那些看似具备这些理想形象的人进行社交比较时（Fathurohman，2023）。
修图APP和VR滤镜的使用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局面。这些技术使得用户能够实时改变自己的外貌，通常导致对美的认知扭曲，从而符合社会期望（“USE OF BEAUTY APPLICATIONS AND AR BEAUTY FILTERS AMONG YOUNG PEOPLE: TRENDS AND CHALLENGES”，2023）。尽管这些工具可以作为创意表达的手段，但它们也可能加固有害的美学规范，使得女性难以欣赏自己的自然外貌（Wang 等，2019）。作为回应，像TikTok的“与素颜和解”这样的运动旨在通过鼓励用户接纳未经滤镜修饰的自我，来缓解社交外貌焦虑（Zhu，2022）。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和美妆博主的影响确实推动了美学标准的变革，强调了多样性和真实性。然而，它也暴露出社交媒体对自我认知和社会期望所带来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自我表达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持续的外貌焦虑和社会规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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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完全整合“媚男”与“悦己”的概念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正如Engeln和Wolf所指出的，父权制审美标准的广泛影响使得女性的美容实践是否真的是为了自己，还是出于对男性认可的渴望，变得难以辨别。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媚男”与“悦己”概念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化的影响：女性不断受到将她们的价值与外貌挂钩的社会信息的轰炸，这些信息暗示着吸引男性注意是她们成功与幸福的关键。这种社会化使得女性难以将真正的个人偏好与内化的社会期望分开。
“男性凝视”：女性被社会化为通过“男性凝视”来看待自己，不断寻求基于男性对她们的看法的验证与认可。这种外部的焦点会削弱她们发展独立自我意识的能力，并使得仅仅为了个人快乐进行自我美容变得困难。
伪解放：即使女性觉得她们是在为自己享受而美容，这种“悦己”的行为仍然可能是美容神话的一种表现。进行美容实践的行为本身加剧了“女性外貌是身份与价值的核心”这一观念的固守。
权力动态：美丽神话作为父权制控制的工具，使女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貌上，分散了她们参与更具赋权性的追求的精力。即使是为了个人原因参与这个系统，女性也可能不自觉地助长了这种权力不平衡。
不过，在这一复杂性之中，也有一些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值得我们注意：
愉悦与自我表达：Engeln承认，一些女性真正享受美容实践，并从中感到赋权。化妆、时尚和其他形式的装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出口，带来个人满足感。
转变焦点：女性可以以优先考虑自己愉悦与福祉的方式进行自我美容，而非寻求男性的认可。这要求女性意识到那些影响我们美容选择的社会信息，并有意识地选择与个人价值观一致的美容实践。
重新夺回美容的意义：Wolf建议，女性可以通过拒绝美容神话的竞争性和等级性，重新夺回美容的意义。这意味着庆祝个性和多样性，而不是追求一个单一且无法达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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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媚男”与“悦己”的整合要求对美容实践背后的动机进行批判性审视，并有意识地拆解塑造我们对美的理解的父权框架。这意味着从寻求外部验证转变为培养来自内心的自我价值感与美的认知。
尽管前文讨论了“媚男”与“悦己”的复杂性，值得强调的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交叉性理论对不同群体间差异化体验的解释。
女性的美容实践并非单一的文化现象，而是受到种族、年龄、阶级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例如，少数族裔女性可能会在“媚男”逻辑中迎合主流种族的审美标准，而“悦己”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亦可能因个人的社会背景和身份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值得更深入的分析，但碍于篇幅限制，之后有机会再单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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