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轻盈”：
女性叙事的期待与限制
电影《好东西》海报/图源网络
本文基于之前所发《〈好东西〉只能代表某一类女性，恰恰说明女性电影太少了》进行了一些想法延展，分为两个小部分，一是女性叙事的隐性规训，二是女性叙事是否可以轻盈？无意抨击任何文中涵盖的评价话语，因为无论是何种批评/回应，初衷均源自女性叙事的期待，也都是为了更好的女性叙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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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芭比》《好东西》这样试图在商业语境下谈论性别权力的作品出现时，我们既看到了对其高度热烈的欢呼，也见证了这类作品在多重视角下受到的质疑。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既是一场市场实验，也是一次性别政治的隐喻。它们试图挑衅父权结构，却又不得不在资本逻辑与娱乐消费的双重夹缝中寻求自洽。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得以看到女性叙事如何在文化渴望与规训之间被拉扯，如何在期待与苛责中被重重形塑。
这是一个复杂而吊诡的现象——当我们对女性叙事抱以殷切期待时，是否无意间再生产了对女性表达的隐性规训？
从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女性叙事之匮乏，或者更准确的说，被压制、被边缘化的状态，是不争的事实。女性角色的存在长期以来都被视作男性叙事的他者、附庸，甚至是符号性载体。直到近年来，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才逐渐涌现。然而，正因这漫长的沉默，女性叙事从一开始便不得不背负一项“补偿性任务”——它不仅要为当代女性发声，还要弥补历史的沉默，为那些被遮蔽的、被遗忘的经验提供出口。
于是，当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登上舞台时，它便注定无法仅作为一部“普通电影”存在。它需要成为一种文化事件，需要承担起更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来自我们对历史压迫的清算，一方面则来自对当代文化中女性叙事的渴求。但似乎恰恰是这种渴求，成为了隐性规训的开端。
无论是《芭比》还是《好东西》，人们期望它不仅仅是一部娱乐性电影，还要成为教育工具、文化现象，甚至是交叉性叙事的典范——要以一种“完美女性主义”的姿态出现。我们所寄予的过高期待，正折射出女性叙事在文化工业中的极度匮乏。而这种超载的期待，也使得女性叙事的表达自由受到了某种新形式的限制。
电影《芭比》剧照/图源网络
为什么男性叙事往往可以轻松脱离这些规训？男性叙事一直以来都被默认为“普遍性”的表达，它们无需解释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必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男性叙事可以“仅仅存在”，而女性叙事则“必须完美”。
正如Luce Irigaray所批评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以男性经验作为普世经验，将女性定位为特殊的、具体的、局部的存在。而当这种逻辑被投射至文化领域时，便形成了双重标准：男性叙事是“人性的”，女性叙事是“性别的”；男性叙事是“普遍的”，女性叙事是“特殊的”。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叙事无法摆脱“不得不被证明”的处境。《好东西》这样一部电影，既不能只是娱乐性的，也不能仅限于呈现所谓“精英女性”的生命经验，它必须同时成为一部跨阶级、跨性别的宏大叙事（若可能，还需加上跨种族）。而当我们向女性叙事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也是某种规训？
这种规训既来自对女性叙事的热爱与期待，却也暗含了对女性表达自由的限制。正因女性叙事仍然稀缺，才总是被要求超越一切、涵盖一切，甚至需要被用来验证女性主义的合法性。
规训的隐蔽性，恰恰体现在它以关怀的面目出现。女性叙事不仅要能被市场所接受，还要具有教育意义；不仅要反映性别压迫，还要展现出交叉性经验；不仅要面向女性观众，还要兼顾男性视角，不能“挑起‘性别对立’”。这种功能多样性的要求，本就超出了作品本身可以承载的能力范围，而这样的功能重负，很可能导致女性叙事在创作之初便被迫选择“安全区”，而这种安全的选择也使得女性叙事的表达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故，女性叙事不需要承担“涵盖所有问题”的功能。它可以是具体的、局限的，甚至不完美的。一部女性题材作品未必需要代表所有女性，也未必需要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我们需要为女性叙事创造更宽容的评价环境，允许其失败，允许其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用“局限性”的批评扼杀创作的多样性。女性叙事的自由，最终来自于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而不是对“正确表达”的一味追求。而只有当女性叙事不再被视为“稀缺品”时，单一作品才可以从过度期待中解脱出来，拥有更加自由的空间。
即便是让很多观众误以为会“苦大仇深”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也没有在“苦难”上着墨太多。剧照/图源网络
当一种声音质问：“中国还有那么多上不起学的、处于苦难中的女性，你（《好东西》）凭什么这么轻盈？”时，实则隐藏了一套更深层次的逻辑：轻盈的女性表达，是不是一种对沉重现实的背离？女性叙事，是不是注定需要以苦难与沉重为主旋律？
在现当代文化中，轻盈的女性表达始终显得刺目。不仅因为轻盈背后被隐喻为某种“特权”，也因为轻盈的女性形象往往打破了文化传统对女性的既有定位。女性长期被赋予一种“沉重”的文化身份：沉默的历史之重、集体苦难之重。于是，当《好东西》这样的作品试图呈现一种日常化、非苦难化的女性经验时，它便不可避免地面临质问：“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你为什么轻盈？你凭什么轻盈？”
这种质问背后可能的两种假设：
轻盈被视为某种逃避。在这一逻辑中，轻盈的表达似乎意味着对苦难的无视，对更广泛的女性集体命运的冷漠。它被视为一种享乐化的选择——创作者从现实的沉重中抽离，用“轻盈”书写对他者痛苦的“背叛”。
沉重被视为唯一合法的表达。沉重的叙事，特别是将女性塑造成受害者、牺牲者的叙事，被视为女性表达的正统路径。女性叙事需要为群体发声、为底层代言，因而任何轻盈的叙事都可能被看作是对这一责任的卸下。
在《好东西》中，轻盈并非对沉重现实的遮掩，而是一种语言上的策略：通过温柔、细腻的方式，去触及日常生活中性别权力的无形结构。轻盈未必是对抗苦难的反面，它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关于自由的想象、一种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种轻盈/沉重的对立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建构。轻盈中可以承载沉重，而沉重也未必就更加真实。沉重的叙事可能成为揭示压迫的利器，但轻盈的叙事同样可以开辟出女性表达的另一维度。通过轻盈，女性不再只是苦难的承载者，而是生命的探索者、未来的构建者。
当下关于轻盈的质问，背后潜藏着一种“女性不能脱离苦难”的逻辑：轻盈是特权，而特权是“被禁止”的。沉重被奉为正统，轻盈则成为被排斥的表达方式。这种对“合法性”的争夺，使女性叙事不得不选择安全的叙事路径：通过再现苦难、承担责任，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当创作者不得不在市场、批评与道德责任之间权衡时，女性叙事就很难突破“苦难/抗争”的框架，去探索女性生命的其她维度。而这一框架本身，不也或多或少地延续了传统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她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圣母，但永远不能单纯地成为个体。
在中国，仍有大量女性面临基础教育的缺失、生存资源的匮乏和性别暴力的威胁。对这些困境的关注无疑是必要且正当的。但问题在于，当我们将女性叙事与苦难叙事绑定，要求每一部女性题材作品都必须为底层发声时，这种逻辑本身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规训？
“轻盈是特权”否认了女性之间经验的多样性，将女性的生命简化为苦难与抗争的总和。轻盈的女性形象因而成为文化场域中的“异端”：她们的存在不被允许，因为她们的轻盈可能挑战了“女性必须沉重”的文化期待。轻盈并不意味着拒绝社会责任，而是通过细腻、温柔甚至幽默的方式，去剖析日常中的权力结构。它提醒我们，女性生命不应被定义为苦难的容器，而是包括愉悦、创造和探索的多维存在。
女性叙事的未来，不仅需要沉重的再现，也需要轻盈的想象；不仅需要揭示压迫，更需要书写自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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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对但XX染色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