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性主义者吗？
母职中心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母亲，
以及为何母亲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运动/理论
作者｜安德莉亚·奥莱利 （Andrea O’Reilly）
翻译｜RadFem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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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说女人需要被扶上马车，被人抬过沟渠，拥有最好的位置。但从来没有人扶我上马车，抬过泥坑，给我什么好位置！难道我不是女人？看看我！看看我的手臂！我耕田种地，把谷物收进粮仓，没有男人能胜过我！难道我不是女人？我能像男人一样工作，吃得和男人一样多——如果我有得吃——同样能忍受鞭打！难道我不是女人？我生育了十三个孩子，眼见大部分被卖去当奴隶，当我因母亲的悲痛哭泣时，除了耶稣，没有人听见我！难道我不是女人？”
——《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
过去的四十年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发展，已经纳入了多样化的理论模型，以代表特定群体女性的视角和关切，如全球女性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妇女主义（global feminism, queer feminism, third wave feminism and womanism）。相比之下，我将论证，女性研究尚未同样认可或接纳基于母亲特定需求和关切的女性主义，即我所称的“母职中心女性主义”。本文将探讨为何母职中心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被排除在外的可能原因，并强调这种女性主义应获得与其他理论模型同等的合法性和自主性。
妇女主义（Womanism）是基于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社会理论。
本文标题引用了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两个核心名句。其一来自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在废奴运动会议上的演讲《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
第二句则摘自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话：“一个女人若要创作小说，必须拥有金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我来说，这些引述恰当地框定了我将在本篇中探讨的议题，以及我过去30年来始终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母亲践行女性主义，以及以女性主义视角体验母职的必要性，即我们需要一个专门针对母亲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本文中，“母亲”一词指代从事母职工作的人，或如Ruddick所理论化的“母性实践”（maternal practice）。这个概念不仅限于生物学上的母亲，而是包括将母职视为生活核心的任何人。
这样的术语并不限于生物学上的母亲，而是指将母职作为生活核心的人。本文将论述，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发展，各种多样的理论模型已被纳入其中，以代表特定群体女性的独特视角和关切，如全球女性主义（global feminism）、酷儿女性主义（queer feminism）、第三波女性主义（third wave feminism）以及女性主义（womanism）。然而，我接下来将论证，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研究总体上尚未同样承认或接纳一种基于母亲特定需求和关切而发展的女性主义，我称之为“母职中心女性主义”（matricentric feminism）。本文将探讨母职中心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排除可能原因，并呼吁应将此类女性主义赋予与其他女性主义理论模型同等的合法性和自主地位，以促进其在女性研究学科中的发展。
这并不是在暗示母职中心女性主义应取代传统女性主义思想；相反，这是为了提醒和强调，母亲这一类别与女性这一类别是有所区别的，许多母亲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心理层面——都与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和身份特有相关。
确实，母亲在父权制下不仅作为女性受压迫，也作为母亲受到压迫。因此，母亲需要一种以她们独特身份和母职工作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母职中心女性主义。我进一步主张，母职中心女性主义的需求迫在眉睫，且早该获得重视，因为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已持续四十年，母亲们，或许比一般女性更甚，仍未能真正获得权力。
然而，尽管母职学者和活动家们已经在母职中心女性主义中投入了二十多年（前者致力于建立母性理论的经典，后者通过形成母职运动），我认为，这种母职中心女性主义的工作（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尚未被主流女性主义思想所认可或纳入其中。本文将尝试回答为何这种基于“身份”的特定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即母职中心女性主义，在整体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基于女性特定身份而提出理论或实践的需求，绝非新颖或激进的主张。过去40多年中，许多女性群体已经指出，主流女性主义——主要被理解为自由派女性主义——未能充分代表她们的观点或需求。我尤其想到有色人种女性，她们呼吁一种能够理解其种族化压迫交叉性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如今被称为“妇女主义运动”（Womanism）；或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性及其全球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酷儿、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呼吁的酷儿女性主义理论与行动。同样，20世纪90年代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兴起正是源于年轻女性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目标的疏离感。
当这些女性要求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时，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常常不情愿，但还是承认这些女性被排除在女性主义思想的大传统之外，因而修订了理论以纳入这些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如今，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导论教材都包含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女性主义、酷儿女性主义、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章节。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当母亲们开始呼吁一种“为母亲服务”的女性主义时，这种呼声却未得到同样的尊重或认可。更多情况下，这样的诉求被忽视、轻视、贬低甚至嘲笑：为什么母亲需要这种女性主义？（隐含的意思似乎是，母亲不需要有别于其作为女性整体身份的特殊需求或关注点）。
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女性主义者能够理解在种族、阶级、性取向和地域位置上交叉的性别压迫，却未能将这一视角运用于母职。然而，我会主张，也相信大多数母亲会同意，母职理应被包括在内，并被理解为交叉性理论的一部分。母亲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作为母亲的女性”——正如黑人女性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作为种族化女性的存在”一样。在父权制下，母亲的压迫和反抗是由她们的母职身份所塑造的，正如黑人女性的压迫和反抗由其种族化身份所塑造。
对我来说，这似乎显而易见。那么，为什么母职没有被视为一种主体身份，未像其他主体身份那样被理论化，以交叉性性别压迫和反抗的角度进行探讨？是否因为母职被认为在决定我们作为女性的生活中不那么重要，或者它在某种程度上“不算数”、不重要？母亲能否真的在生活中将自我与母职分割开来？非种族化女性理解种族与性别无法分割，黑人女性对自我认同的理解是种族化与性别化的双重交织。那么，为什么非母亲无法理解母亲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呢？
原文：
Ain’t I a Feminist?: Matricentric Feminism, Feminist Mamas, and Why Mothers Need a Feminist Movement/Theory of Their Own.
Andrea O’Reilly, Motherhood Hall of Fame, NYC (2014)
安德莉亚·奥莱利
（Andrea O’Reilly, PhD）
约克大学性别、性与女性研究学院的教授。创立和领导了母职研究与社区参与倡议（The Motherhood Initiative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她是《母职倡议期刊》（Journal of the Motherhood Initiative）的创始人兼总编辑，以及德米特出版社（Demeter Press）的创始人和编辑，这是全球首家专注母职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她编辑和撰写了20本关于母职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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