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022/“厌男只是一种情绪，而厌女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

#女性主义101系列 VOL.22

“厌男只是一种情绪，而厌女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

本文灵感来源于B站视频「审判麦琳 天删彤姥 珂学 好一场盛大的厌女狂欢！」 （https://b23.tv/j1bw9fW）结尾处的总结——“厌男只是一种情绪，而厌女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性别权力动态中的核心差异：厌男更多是对特定男性行为的情绪化反应，而厌女却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压迫。

本期内容将以此为起点，结合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的著作《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聊聊厌男与厌女在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体现，并探讨为什么厌女不仅是性别偏见的产物，更是维系父权制的一枚关键齿轮。

[注]《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仅有台译本，名为《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后文中均使用台译本书名。

I.

什么是厌男？

厌男（Misandry）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个体化、零散的情绪反应，源自女性对男性在特定情境中表现的行为（如歧视、骚扰或权力滥用）的反感或愤怒。这种情绪具有反应性，往往针对具体行为或特定群体，而非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否定。

在性别对话中，厌男常被与厌女相提并论，甚至被试图等同为一种对立的性别问题，比如“女性也讨厌男性”的说法。然而，这种类比忽视了厌女背后的结构性压迫，使得厌男在社会影响力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具体来说，厌男缺乏社会权力的支撑，无法对男性的权利、机会或地位构成系统性威胁。作为性别群体，男性仍占据权力中心。Pauline Harmange 在《我，厌男》（I Hate Men）中将厌男描述为一种拒绝接受社会规训的方式，是女性为捍卫自身边界而采取的坚定姿态。

Pauline Harmange/图源：网络

然而，厌男经常被误解为女性中心主义（gynocentrism）的体现，与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对立。部分批评者甚至指责某些女权主义者将社会问题（全部）归咎于男性，却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更深层的结构性不公。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厌男更像是一种个体化的情绪反应，而非对社会系统的全面挑战。与厌女深嵌于父权制结构中的特性不同，厌男缺乏历史性、制度性支持，无法成为一种压迫工具。其更多表现为对父权规范和厌女文化的回应，而非独立的压迫形式。一些观点认为，厌男源于女性对系统性不公、男性特权及暴力的愤怒，是对父权制压迫的后果，而非根本原因。

/截图自豆瓣

此外，厌男通常被定义为对男性的不喜欢或怀疑的个体态度，而非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厌男更多被视为一种情绪表达，而非道德问题或系统性挑战。它常由焦虑与愤怒驱动，而非对男性行为的深度批判。尽管其个体化表现可能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但缺乏作为压迫系统的结构性力量。更准确地说，厌男反映了女性对性别不平等和压迫的抵抗，而不是针对男性的主动攻击。

综上，厌男更多是对父权制和厌女文化的回应，而非主动的性别攻击。与其说厌男是对男性的仇恨，不如视其为面对性别不公时的一种防御机制。这种情绪虽然有时针对男性个体，但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压迫的表达形式。厌男与厌女的关键区别在于权力动态和系统性：厌女是压迫工具，而厌男缺乏这种能力。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厌男的正当性，而是如何解构父权结构，以消解产生厌男与厌女情绪的根源。

这同样也引发了一个思考：为何男性常将厌男情绪视为攻击，而女性却难以将厌女归因于结构性不公？

/图源：网络

II.

什么是厌女？

厌女（Misogyny）并非单纯的个体情绪表达，而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制度化压迫机制。

与厌男相比，厌女不仅更为普遍，还与父权制的权力体系紧密交织，成为维持男性主导地位的核心工具。它并非仅仅表现为对女性的反感或厌恶，而是通过文化、制度和行为的交织，将女性系统性地贬低、控制和压迫，以确保男性的权力优势得以延续。

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其著作《不只是厌女》中指出，厌女是父权制的“维稳工具”。当女性的行为或选择挑战了男性主导的社会规范时，厌女便会被激活，通过羞辱、否定或暴力等形式，将女性“纠正”回父权制赋予的从属位置。这种机制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态度上，更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塑造了女性在违背父权制预期时所面临的敌意与压制。

凯特·曼恩（Kate Manne）/图源：网络

厌女的核心功能在于规训女性行为并巩固男性的权力地位。凯特将其比喻为父权秩序的“执法部门”，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式维持“性别等级”。例如，当女性拒绝扮演传统的性别角色或提出平权要求时，厌女情绪往往被用作惩罚工具，从而警告其她女性保持“顺从”。这种动态不仅规范了女性的行为，也确保了男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

那么，厌女究竟是如何在社会中运作并维持权力结构的呢？

《不只是厭女》/图源：网络

厌女通过性别化的社会规范，对女性施加敌对后果，以确保她们遵守这些规范。它的核心机制在于规训和惩罚那些被视为“不合规”的女性，尤其是那些进入传统男性权力领域，或拒绝扮演以男性为中心的服务角色的女性。这种敌意针对的不仅是行为上的“叛逆”，还包括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例如女性寻求权力或道德认可。

厌女不仅限于个人层面的敌意，还广泛体现在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中。例如，当女性未能表现出对男性的关怀或从属时，甚至仅仅因为她们被视为竞争男性资源或地位，就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更为隐蔽的是，厌女往往通过第三方的愤怒、谴责和不满表现出来，特别是针对那些被认为“冒犯他人”的女性。这种机制使得厌女成为一种“集体监管”，社会通过敌意将偏离规范的女性重新置于其“应有的位置”。

凯特·曼恩（Kate Manne）指出，厌女的运行方式是多样化且高度渗透的。

语言和行为层面，它表现为轻蔑、mansplaining（爹味说教）、道德批判、责备、惩罚、沉默、嘲讽、性化、贬低和剥削等形式。在情感层面，它通过羞辱和排斥，使女性感到羞耻或被孤立，从而削弱她们的主体性。更极端的形式则包括暴力和威胁，尤其是针对弱势女性的“向下打击”，以及将男性对自身挫败感的攻击性转嫁到女性身上。

/图源：网络

厌女还通过施加双重标准强化性别不平等。这种双标通常以更为严格的道德要求和羞辱机制体现，特别是在女性未对男性表现出钦佩或认可时。例如，女性不表达对男性的支持可能会激发男性的病态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反过来又被转化为对女性的敌意。凯特认为，厌女本质上是羞辱女性以维持男性主导地位的工具，其逻辑通过操控女性行为、制造恐惧（如害怕被视为“坏女人”），从而确保父权制的延续。

在厌女的世界观中，女性的钦佩和认可（以及其它因素）为男性在男性内部的阶层中相互赋予地位。那些曾经或渴望成为“阿尔法男性”的人，当得不到女性的关注或认可时，常常会产生病态的羞耻感。——摘自《不只是厌女》

2.2）厌女与父权意识形态的关系 

凯特认为，厌女通过规训社会规范直接维持父权体系，而性别歧视（sexism）则通过“男女天生差异”的意识形态为这些规范提供合理化。厌女的运作并不依赖人们的信念或假设，而是通过直接的胁迫和敌意来实现父权制的社会关系。它基于一种隐性观念：女性有义务向男性提供某些“道德好处”，如关怀、关注和爱护，而男性则被认为有权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好处。这种不对等的性别期待不仅巩固了父权权力，还将女性的价值与她们为男性提供服务的能力紧密挂钩。

凯特进一步区分了性别歧视和厌女这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她看来，性别歧视是父权制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厌女则是规训和执行父权制规范的工具。

性别歧视通过一系列信念、理论和文化叙述宣扬男女“本质差异”，这些差异往往缺乏科学依据，却被描绘为“自然的”或“合理的”。例如，性别歧视常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以伪装的理性和中立为父权制辩护。而厌女则更具敌意和强制性，它通过羞辱、责罚甚至暴力，迫使女性符合社会规范，将女性划分为“好女人”和“坏女人”，对后者施加惩罚。

/图源：网络

性别歧视与厌女的区别在于，前者提供理论上的辩护，后者负责实践中的执行。性别歧视为父权制的规范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而厌女则通过具体行为将这些规范转化为女性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敌对反应。凯特指出，性别歧视更多体现在信念和假设上，而厌女则表现为对性别规范的直接强制。这种强制不仅通过个人的敌意完成，还通过系统性机制（如语言暴力、社会孤立、羞辱和暴力）来巩固父权制权力结构。

此外，凯特总结了两者的特点：性别歧视强调“科学化”和区别对待，而厌女则是“道德化”的，旨在惩罚偏离规范的女性。性别歧视穿着“实验室外套”，通过文化叙述塑造性别差异；厌女则带领“猎巫行动”，通过敌意迫使女性遵守规则。性别歧视更倾向于维护父权制的理论正当性，而厌女则是执行这些规范的实践工具。二者共同作用，目标在于维持或恢复父权社会秩序，确保男性的权力优势不受威胁。

凯特进一步指出，尽管性别歧视本质上是一种歧视形式，但厌女更接近于对性别规范的敌意和强制执行。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态度或情感表达，而是父权制权力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父权制如何通过性别歧视的合理化和厌女的强制执行双管齐下，维持其社会统治地位。

/图源网络

III. 

厌男与厌女的关键区别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厌男与厌女的根本差异了。

厌男尽管可能引发争议，或对个别男性造成情感上的影响，但它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与系统性影响力。例如，一些女性因经历性别暴力或歧视而对男性产生敌意或失望，但这种情绪通常无法对男性整体地位构成威胁。社会结构并不会因为“厌男”情绪的存在而对男性的工作机会、家庭地位、身体自主权或安全产生限制。换言之，厌男是一种个体化的情绪反应，缺乏对性别权力体系的结构性影响。

与此相对，厌女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态度或情感，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问题。厌女以文化、经济和暴力的形式全方位影响女性的生活，构成对女性权利的广泛压迫。它不仅表现为对女性的敌意或不信任，还通过制度、政策和社会实践维持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图源：网络

在文化层面，厌女通过语言标签（如“疯女人”“泼妇”“太情绪化”）抑制女性的情感表达和行为，进一步巩固性别刻板印象。在经济层面，厌女导致性别工资差距、职业歧视和对女性劳动的剥削，使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地位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在暴力层面，厌女往往表现为对女性的身体暴力（如家庭暴力、性骚扰和性侵害），这些行为不仅被社会普遍化，还通过诸如“她穿得太暴露”或“她不够顺从”的观念加以合理化。

厌女的目标通常指向那些未能遵守性别规范的女性，包括女权主义者、在权力领域中担任职务的女性，或试图享有传统上与男性相关特权的女性。此外，那些未履行“给予者”角色期望的女性同样可能成为厌女机制的攻击目标。父权制通过厌女对这些女性施加敌意，以警告其她女性保持“顺从”，从而巩固现有的权力体系。

厌女的社会环境由个体行为、集体行动和结构性机制共同塑造，形成了一种对女性具有敌意的“力场”。这一力场使女性在类似情境中的经历与男性截然不同。例如，当女性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时，可能引发群体性的不适感，从而触发厌女机制。这种敌意并不总是个体偏见的结果，而是社会对挑战既定权力结构的反应。总的来说，厌女通过文化、经济和暴力的多重维度，维持了父权制的权力体系，并使女性的主体性和权利始终受到压制，而这正是它与厌男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图源网络

IV.

为什么厌女是结构性的，

而厌男不是？

在分析了厌女与厌男的区别后，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为什么厌女是结构性的，而厌男不是”的原因。

厌女是一种深植于父权制系统中的结构性现象，其核心目的是维持男性的主导地位并强制女性的从属地位。与之相比，厌男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也无法对男性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

从权力动态的角度来看，厌女由权力关系推动，是父权制的“执法分支”，通过规训和惩罚那些违反性别规范的女性，控制其行为，确保她们履行“给予者”的社会角色。当女性试图挑战这些性别规范时，厌女便以语言或行为的形式显现，成为压制女性的有力工具。这种否定不仅针对个体情绪，更是对女性行为的社会规训，旨在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

/图源：网络

父权制通过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赋予男性主导地位，同时利用性别规范限制女性的选择与权利，从而强化了这种权力失衡。厌女不仅是一种个体态度，还表现为女性在父权制世界中普遍面临的系统性敌意。这种敌意通过歧视性法律、政策以及文化实践得以具体化，并伴随着道德化的评判和羞辱，迫使女性承担额外的道德负担。例如，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厌女现象被称为“Misogynoir”，体现了厌女对交叉身份的针对性。这种压迫方式因女性的种族、阶级或性取向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

相比之下，厌男更多是一种对女性历史性压迫和厌女文化的反应，缺乏系统性权力，因此无法实施广泛的社会控制或压迫。尽管厌男可能表现为对男性的不信任、怀疑或拒绝，但其影响力通常有限，且往往被轻视、合理化，甚至被用作压制女性批评男性权力的工具。由于父权制仍然赋予男性整体上的主导地位，厌男情绪的存在并未对社会的核心权力结构构成挑战，因此男性的权利和地位不会因厌男情绪而受到实质性威胁。

/图源：网络

总体而言，厌女已被制度化为系统性歧视，嵌入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中，不依赖个体偏见即可成为强有力的压迫工具。而厌男作为对父权制的情绪反应，缺乏实施结构性压迫的能力和影响力。

父权制通过性别权力的不平衡，使厌女在社会和个体层面多维度运作，最终维护男性的主导地位并执行女性的从属地位。这种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道德评判和社会规范中，还通过特权意识和心理机制进一步助长了厌女行为，使其成为父权制维系的重要工具，也成为性别权力动态的核心体现。

-全文完-

#女性主义101系列·精选

——通过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学习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导读》编译连载中

#编译&随笔·精选

点个关注👇

一起学习女性主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