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慢递｜被忽视的Herstory，在物品中重生

被忽视的Herstory，

在物品中重生

书名：她物誌：100件微妙日常物件裡不為人知的女性史

原标题：Die Dinge. Eine Geschichte der Frauen in 100 Objekten

作者：安纳贝尔·赫希（Annabelle Hirsch）

出版日期：2024/08/31

（由男性书写的）历史往往忽视了记录女性如何智慧地突破限制她们的时代。但总有一些物品，将这些故事悄然保留下来。

• 18世纪用来清洁下身的坐浴桶，如何从“女性的知己”变成了道德卫士眼中的“猎巫对象”？

• 20世纪50年代的米勒吸尘器，如何让家庭主妇化身为现代版的西西弗斯？

• “口袋”这么寻常的东西，为什么女性要等到接近20世纪才能拥有？

• 葛丽泰·嘉宝又是如何用一支镀金原子笔签下了与男明星同工同酬的合约？

讲述女性历史的方式有很多种，这本书选择了从“物品”切入。作者从时尚、医学、考古、艺术等领域挑选了一百件既细腻又大胆的日常物件，记录了女性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她们的反抗。然而，这些物品也承载着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的误解，以及被用来削弱女性权力的各种规训。安娜贝尔·赫希创造了一个关于女性及其财产的独特宇宙——从古老的亚马逊洋娃娃、被污名化并遗忘的亚当第一任妻子莉莉丝的护身符，到解放女性却又沦为荡妇羞辱的坐浴桶，再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恋人为她制作的半身像、不惧展现女性特质的汉娜·阿伦特的胸针，以及帮助家庭主妇赚得比丈夫更多收入的特百惠保鲜盒……

书中的每一件物品，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女性所经历的挑战，以及她们在面对困境时展现的智慧与坚韧。这不仅是女性的个人故事，也是女性在被不断抹去贡献后，仍努力重建历史、重拾信心的集体故事。

1.导论

本文作者安纳贝尔·赫希（Annabelle Hirsch）/图源网络

几年前，我到丹麦海边参观作家卡伦·布里克森的故居。吸引我的并不是那里的自然环境，也不是书桌上或墙上挂着的亲笔画作，而是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东西：一堆整齐叠放在厨房角落的铜锅。我开始想象这位瘦小的女主人如何使用这些锅？使用时在想些什么？她会煮饭吗？这些锅是她亲手用的，还是交由仆人使用？这些铜锅是否能透露出这位《走出非洲》作者的生活细节？是否能让我们窥见她的日常、她作为女人的身份、作为丹麦女性的经验，甚至是她那个时代的欧洲女性的故事？

铜锅这样的物品并非文物。它们无法纪念一场战争或革命，也无法标志改变历史规则的重大事件。很少有人会给它们冠上特定日期，比如“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变了”。它们不属于“大历史”，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声音微弱、经常被忽略的领域。因为与女性密切相关，这样的领域常常被认为不重要。

在开始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时，我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一次晚宴上，我提到计划写一本通过物品讲述女性历史的书。一位女性饶有兴趣地问我，会选择哪些物品，能不能举个例子。我正准备解释：我要寻找的是那些展现女性日常生活的物品，与她们的身体、性、爱情、工作、艺术、政治相关的物品；那些因社会偏见与强加的标签而出现的物品；那些记录女性如何面对偏见、挣脱束缚、进行抗争的物品。它们可能是属于某位女性的独特物件，但意义远不止于此。这本书不是《一百位最酷女性》的类型，而更像一个“惊奇屋”，展现的是复杂而非线性发展的女性历史。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详细说明，一位年长的男性便大笑着打断：“女人和物品？女人本身不就是物品！”这句话既粗俗又愚蠢，也毫不好笑。但它却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常让人误以为这句话是正确的。仿佛女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从未比角落里的一只花瓶更大——而这只花瓶，有时还被摆放得更加随意，甚至可能成为摆放婴儿的容器。

即使在今天，许多令人振奋的女性人物和女性历史已经被从遗忘的泥沼中挖掘出来，但一提到那些有行动力、有思考能力、充满斗志、拥有发声权，并能平衡私人和公共角色的女性，依然显得新奇而罕见。仿佛在我们的印象中，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女性要么沉睡不醒，要么处于旁观者的状态。她们的历史仿佛大半是被动受害的历史。但这些认知并不正确，从来也不是事实——至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叙述是错的。女性从未缺席，她们一直在场，并且始终在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些经常被贴上“女性”标签的物品，以及出现在女性生活空间中的物件——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场所——体现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历史面向。这些历史被视为无关紧要、琐碎不值一提，因此往往被漠视甚至遗忘。这些物品的意义，并不总是与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挂钩，而更多展现了细节和逸事，以及那些经过时间洗礼才浮现出价值的事物。它们打开了一个与主流历史叙述截然不同的世界：有些揭示了背后深远的历史关联性，有些在特定时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一些记录了某种趋势，或属于某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女性。

当然，这些物品的选择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它们并非由历史学家挑选，而是由一位成长于20世纪末法德边境、热爱女性历史和女性物品的女性挑选；一位沉迷于细枝末节和逸闻趣事的魅力、喜欢神游旧日时光的女性。而这本书之所以聚焦于西方女性历史，并不是因为其他地区不值得探索，而恰恰是因为，以个人的直觉和主观方式去处理陌生文化圈的历史是难以胜任的。

这本书希望通过一种如长廊般的方式，展现过去的丰富画面。作者时而推开一扇门，时而从架子上取下某个物件，用它们来阐述观点，或讲述一段故事。

本书提到的物品共有一百件，但它完全可以是两百件、三百件，甚至一千件。对选材进行取舍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女性与物品之间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得丰富多彩。这些物品，有时令人心碎，有时却妙趣横生；有时让人感叹女性的坚韧、创意与智慧，令人由衷赞叹：即便相隔千年，女性的经历依然让人感到亲近与熟悉。尽管每个女性的思想、问题和目标各不相同，但她们的韧性与共鸣却令人动容。

这本书的女性史既不完整，也没有终极结论——因为这并非本书的追求。它的目的，是激发读者的好奇与探索欲望，让我们从历史的橱柜中取出这些被忽略的物品，细细探究其中的细节与逸闻。通过挖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枝微末节，我们或许能在仍有许多未知的女性历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

2.物件 27 坐浴桶

18世纪中叶

/图源网络

 在18世纪中叶的凡尔赛宫，能够在行完屈膝礼后继续停留的人，往往需要具备三项能力：娱乐眼前的人、挑起对方的兴趣、并让对方觉得自己的思维难以跟上。而普里侯爵夫人则以一种大胆前卫的方式践行了这些社交艺术：当访客走进她的房间（当然是提前预约好的），有时会看到她裙子拉高、双腿分开，骑坐在坐浴桶上。她微笑着邀请来客入座，谈论最新的宫廷八卦，而她自己则从容地继续手头的事情——清洗私处，甚至其他部位。

住在德国或美国的人，或者换句话说，不住在法国或意大利，且年龄不到七十岁的人，大概对坐浴桶这种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直到几年前，你仍能在法国的老房子里看到它的身影，而在意大利，它更是几乎每间浴室的标配——一个梨形的陶瓷水槽，通常放在马桶旁边，专门用来清洗私处（不是用来洗脚的！）。在普里侯爵夫人的年代，坐浴桶还是刚刚出现的摩登家具。就像凯瑟琳·德·美第奇时代一样，当时人们对水有着近乎本能的恐惧，认为水会带来各种疾病。结果是，几乎没人洗澡。据说法国路易十四一生只洗过两次澡，这个数字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从视觉上看，凡尔赛宫的确美轮美奂，但从嗅觉上来看，可就不那么美好了。然而，爱情可不能因为气味问题而受到影响，这也就促使国王的御用木匠发明了一项新产品：最早的坐浴桶。它是一件外形像椅子的家具，中间嵌有一个小水槽，使用者可以方便地用水清洗私处。有些坐浴桶的靠背上还装有一个小匣子，用于放置肥皂和海绵。

法文“bidet”原本的意思是小马，这种坐浴桶被称为“bidet”，因为使用者的坐姿看起来就像骑在小马上。可以想象，像普里侯爵夫人那样在坐浴桶上与人交际的情景应该是少数，大多数人在更加私密的环境中使用这种新家具，比如在性交前或性交后。正如法国纨绔子弟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的色情小说《反抗尤丝汀》中所写：“我得花上至少半小时的时间，在坐浴桶上清洗我可怜的宝贝。”

看起来，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卫生问题，尤其是对女性私处气味不佳的忧虑。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会受到广告的暗示：下体气味不好，丈夫可能就会出轨。而在18世纪，这种焦虑同样存在，只是更多与取悦他人或鼓励某种性行为有关，至于对象，不一定是自己的丈夫。在讲究时尚潮流的贵族圈，人们逐渐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性交不仅可以是愉悦的，甚至应当是愉悦的，不再只是无趣的夫妻义务。贵族女性，至少在上流社会里，也能享受婚外情带来的乐趣，只需要小心不要怀上“杂种”就是了。而此时，坐浴桶就能派上用场：女士们用它来冲洗掉不想留下的东西，就像后来使用阴道冲洗器一样。甚至一度有人认为坐浴桶还能用来预防性病。

由于坐浴桶与放荡不羁的联想，它被人戏称为女性的“告解座”或“女性知己”：女性在它上面倾吐秘密，同时用它“清洗”她们的“罪行”。这种新发明受到了热烈欢迎，以至于1790年《贵妇年鉴》的编辑还建议举办全国性的“坐浴桶节”，来向这个女性的“新朋友”致敬。

不过，这种联想显然并非全球皆知，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坐浴桶的用途及意义。有这样一则趣闻：一位法国使者将一把用于清洗私处的椅子赠送给一位罗马女士，这种带点恶作剧性质的礼物，正是典型的法国派对幽默。当使者下一次拜访这位女士时，却发现她将煮好的鱼盛在这把椅子里端了出来招待他。显然，这位女士对其实际用途并不那么清楚，或者，她只是害怕别人对她使用这件物品的动机指指点点——毕竟，在当时，坐浴桶几乎成了性解放的象征。

可惜的是，进入19世纪后，这扇短暂开启的女性性自由之窗再次被关闭。从此，女性的性欲重新被置于恐惧与痛苦的目光下审视，享乐和轻松的文化成了过去式。坐浴桶因与放荡文化的联系而被排挤，逐渐退出贵族的社交场所，转而出现在妓院中。它不再意味着满足，而是被视为肮脏不洁的象征。即使有制造商试图以“防护者”的名义宣传它的避孕作用，也未能挽回它的形象。

在清教徒传统影响下的美国，坐浴桶更是遭到彻底排斥。例如，1900年纽约的丽兹旅馆拆除了所有浴室里的坐浴桶。而在几乎同一时期，一位美国女士站在巴黎旅馆的陶瓷坐浴桶前，惊喜地大呼：“哇，好可爱！这是用来给宝宝洗澡的吗？”房务人员冷冷地回应：“不，夫人，这是用来冲走宝宝的。”

3.物件87 汉娜·阿伦特的胸针

年代不详

/截图自本书英文版A History of Women in 101 Objects

几年前，《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则关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及其对女性主义看法的趣闻。这篇文章提到，一位教授讲述了她在1970年芝加哥大学期间的经历，当时阿伦特在教授政治理论，而这位教授是她的学生。有一天，两人一起搭乘电梯，像大多数人在电梯里的状态一样，低头盯着地板，一言不发。直到阿伦特注意到学生外套上别着一枚芝加哥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胸章，她突然皱起眉头，指着那枚胸章，用浓重的德国口音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一点都不严肃！”

这一简单而直接的评价，不仅展现了阿伦特对女性主义的复杂态度，也引发了对她思想深处矛盾的讨论。她是一个极具智慧和洞察力的思想家，但她对女性主义的距离感却显而易见。这枚小小的胸章，成为理解阿伦特与女性主义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物件。

附图是一枚由黄金、珍珠和三颗钻石打造而成的胸针，与任何社会运动无关，更与身为思想家的阿伦特瞧不上眼的女性主义运动无关。这枚胸针，只与阿伦特本人相关。如果夸张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女性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胸针之一。据说，这是阿伦特最钟爱的饰品之一。1964年10月28日，她佩戴这枚胸针出现在君特·高斯主持的访谈节目《此人》（Zur Person）中。这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访谈成为经典，不仅标志了阿伦特的重要公开亮相，甚至多年后，这段采访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超过百万，成为知识分子访谈的罕见记录。在她之前登上这个节目的人，是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阿伦特，是这档节目中第一位受访的女性。

阿伦特在Zur Person节目 /图源网络

节目一开场，主持人便直言不讳地说道：“汉娜·阿伦特女士，您是第一位参加这个节目的女性。第一位女性，尽管您的专业领域对大众来说非常男性化。您是一位女哲学家。”随后，他直接抛出第一个问题：“您在哲学界里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认可与尊重，但您是否仍然觉得自己的角色很特殊？或者换句话说，这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关，而这对您来说根本不存在？”

在这场访谈中，观众不仅看到了那位常被描述为“极权主义”“自由”等复杂概念化身的学术权威，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鲜活、有魅力的阿伦特。面对“女哲学家”的称呼，她先澄清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政治理论，而后说道：“您认为这通常被视为男性的领域，但看吧，这并非绝对。一位女性同样可以成为哲学家。”阿伦特提到，她在14岁时就意识到哲学是自己的领域，阅读康德让她明白，这一生最想达成的目标便是理解（Verstehen）。

通过思考，通过书写来理解万事万物：“对我来说，这问题……有点像是……要不研读哲学，要不，嗯，这么说吧，死了算了。”尽管她“老派”——她自己也承认——并认为如果女人想继续保有“女性特质”，有些事情实在不适合做，比如“发号施令”。但她自己从未特别深究这些典型的行为：“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从未想过这些事一般是男人在做，而现在是一位女人在做。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她在节目中如此说道。

整场访谈中，她衣领上的胸针始终闪闪发亮，展现出一个不仅仅是思想家的汉娜·阿伦特，也是一个属于她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因为那枚胸针，也是因为她有趣的肢体语言：说话时一边端详指甲，仿佛坐在美甲沙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并不是那种试图抹去或隐藏女性特质，以尽可能表现得像男人一样来获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与西蒙·波伏娃相比，她也并非一个以女性视角去理解和思考世界的知识分子。对阿伦特来说，性别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问题。

而她在镜头前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恰好突显了这场访谈节目的独特之处：她是整个系列中唯一被邀请的女性，但并不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她的任务不是只谈“女性问题”，不是只讨论解放、平权或避孕，而是探讨她对当时最重要、最复杂问题的深刻思考——如何面对纳粹大屠杀。

阿伦特那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她是第一批试图理解她的故乡——德国——为何会发生种族清洗，以及事件背后机制的人之一。她的出现，与1964年德文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的出版密切相关。这本书是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文章集结而成，这些文章最初发表时，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针对她本人的指责。虽然其中一些批评可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或者正因为这些争议），她的思想推动了对种族灭绝、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深层反思。

在高斯与她的访谈中，阿伦特提及自己在1943年得知奥斯威辛集中营时的感受：“那感觉就像万丈深渊突然出现在眼前。人们总会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有办法弥补，总能找到补救措施。但这件事不行。这根本不该发生……但它还是发生了，而我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

接受是不可能的，但试图理解它如何发生，却是可能的。阿伦特的文章以及它们引发的争议，就像这场访谈，奠定了一套让人们能够开始面对大屠杀的语言基础。通过文字，她让无法想象的事变得稍微可以触及，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无法转头逃避，不再沉溺于沉默之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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