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2章 宗教改革（公元16世纪～17世纪）
第114讲：加尔文教信仰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01｜加尔文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1541年9月，日内瓦的教会同意进行宗教改革，让加尔文来负责一系列改革。加尔文的改革特点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体系，加尔文的神学主要是阐述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僧俗两界政权为其中不可缺少的地位相等的两个要素，由上帝分别授权，在确立“神圣的戒规”中共同发挥作用。“神圣的戒规”是一种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在于提高信仰和使教徒的行为日益基督教化。
图：加尔文
加尔文认为，世俗的权力和教会的权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完成同一个目的。因此，一个虔诚的政治组织就应该既是世俗的，又是宗教的，即一个基督教虔诚之国中，宗教和世俗两种力量的互相合作，共同推进“神圣的戒规”。但是，两种权力的范围和手段，应该有所区别，以便互相补充和互相监督。
基于这一理念，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政府和教会合一的政府和教会。教会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数名执事和由俗人组成的数名长老共同管理。长老们组成的宗教法庭成为教会中最有权力的部门。它可以颁布纪律，可以把人开除出教。长老同时又是市政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如果开除出教仍然不足以惩罚罪行的话，就可以通过城市行政部门来对那些人给以进一步的惩罚。这样，加尔文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机构来贯彻他的主张。虽然他本人只是一个执事，实际上他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大权。
加尔文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点[1]：
第一点是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度，恢复早期基督教会的长老制。也就是不能由主教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容易导致独裁。教会里选出一批德高望重的长老，组成一个长老会议，大家共同议事，集体决定教会的事务，就像罗马的元老院一样。这个措施把教会管理方式从教皇和主教专制推向了长老民主制。
第二点是简化宗教教义和圣事礼仪，这是在宗教神学方面所进行的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圣事非常繁缛复杂。加尔文像茨温利一样，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废除教堂里的圣像，把天主教的七项圣事削减为两项，即洗礼和圣餐。
第三点是改组市政议会，将长老组成的教会议会与日内瓦的市政议会进行磨合，市政议会的议员由教会长老和市民代表共同组成。自 1555 年以后，加尔文就实际上控制了日内瓦的政教大权，日内瓦也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政教协调的神权共和国。
第四点是倡导一种圣洁的宗教信仰和家庭伦理，并将它落实到日常的宗教生活和职业工作中。具体地说，就是提倡信徒应该在灵性生活上保持纯洁，在日常生活中讲究勒奋节俭。针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随落，加尔文教反对奢侈浪费，严禁赌博、酗酒、卖淫、看戏等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玷污信仰和败坏道德。
第五点是鼓励人们正当地发财致富和发展经济，这一点是从第四点中引申出来的。加尔文教既然提倡一种清洁勤俭的家庭伦理，其中当然就包括鼓励人们积极地对待职业劳动和日常工作。加尔文教禁止一切奢侈性的挥霍，但是鼓励正当的生产活动、经商发财，甚至鼓励放贷取利。
一方面它限制人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它鼓励人的勒奋工作。这样一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创造、少消费，多积累、少浪费的生活伦理，这种生活伦理在客观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活动。
一个在日常工作中勤奋努力在家庭生活中清洁节俭的人，他就可以凭着这些确切的证据相信自己就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正是所谓的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清教徒的特点就是努力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敬业精神和圣洁简朴的家庭美德。
加尔文教的这个神学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是“天职”概念：
“天职”又可以译为“神召”，它的英文是“Calling”这个大写的单词就是指神的召唤。这个概念虽然最初是路德从《圣经》里翻译出来的，却被加尔文教所发扬光大。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都是新教的领袖人物，是两个新教教派的创始人，但是他们有一些观点是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对待善功的态度。
马丁·路德是坚决反对善功的，他强调“因信称义”，甚至“唯独信仰”。加尔文同意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但是他却认为，仅有信仰是不够的，一个人的得救还需要善功。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在得救问题上用古代奥古斯丁主义的预定论来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自由意志论。他甚至主张一种更加严格的双预定论，即认为一个人的最终得救还是遭受永罚都是上帝事先预定的，因此天主教会所宣扬的那些虚假善功救不了我们，一切结果早就被上帝预定了。[2]
加尔文教通过其教义，赋予了日常工作与世俗生活以神圣的宗教价值，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革命。为何如此断言？回溯至中世纪，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宛如两条平行线，互不交集。无论是修表匠、农夫还是铁匠，这些世俗职业与个人的灵魂救赎毫无瓜葛。灵魂的救赎，仅仅依赖于在教会中进行的种种活动，诸如祈祷、忏悔、参与宗教仪式、向教会捐赠以及购买赎罪券等。至于个人是否勤勉工作、生活节俭，则与灵魂的救赎无关。因此，中世纪的人们对世俗工作漠不关心，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了贫穷与落后的境地。
然而，加尔文教却颠覆了这一观念，它告诉人们，世俗工作与家庭道德均与灵魂的救赎息息相关，是判断个人是否被上帝拣选的重要依据。一个内心坚定信仰、在工作中敬业、在家庭中简朴的人，仅凭这些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善行，便足以确信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这一观念，无疑将职业劳动与日常生活神圣化了，赋予了它们宗教的色彩。人间与天国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召唤转化为了一种创造财富的现实经济活动。上帝赋予我们生命，并非让我们虚度光阴，而是让我们建设一个富饶而美好的世界。然而，我们创造财富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的挥霍与享受，而是为了增添上帝在世间的荣耀。我们创造的财富越多，将世界建设得越美好，上帝便越加喜悦，这也更能证明我们完成了上帝的托付，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这一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那些接受了新教信仰的西欧国家，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往往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以英国和荷兰为例，两国均涌现出了大量的清教徒，他们勤勉工作，不断积累财富，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其中，一部分清教徒甚至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他们通过艰苦的奋斗，建立了北美十三州。这些人都是最典型、最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勤勉努力，更在精神上追求清洁勤俭。尽管他们在对待异教徒时表现出了残酷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为美国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便是加尔文教的“天职”观念与善功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基督教的教义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勤奋劳动，积极进取的善功是为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这种新教伦理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
加尔文教派主张发财致富，支持商业和贷款，崇尚节俭、主张克制欲望，鼓励积累资金。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为了灵魂的得救。这个教派改革教会组织，由教徒选举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各地教会成立联谊会，领导教务，使教会组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加尔文教义传入英国，成为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条。加尔文教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影响极大。
02｜胡格诺战争与法国君主专制
在宗教的改革时代，西北欧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宗教、新教、信仰制图来加强王权。英国是这样操作的，荷兰同样如此。荷兰最开始叫尼德兰，曾被西班牙统治。荷兰分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16世纪后半叶，荷兰通过改信新教并发动独立战争，试图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接受了加尔文教信仰，北部的七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后宣布独立，成立了共和国，后名荷兰；南方十省在西班牙的统治下信仰天主教，后来独立，成为比利时。
法国的宗教改革也是统治者以此来加强王权。但法国采用的是通过天主教的方式来加强王权。 16世纪，受到日内瓦加尔文影响，法国西南部封建贵族，信仰加尔文教，其被称为胡格诺派。法国信奉加尔文教的贵族共同对抗法国天主教贵族。胡格诺派在法国的发展非常快，16 世纪后半叶人数占法国总人口为30%到40%。
1562年，天主教的贵族与胡格诺派贵族发生了战争，到 1572 年，发生了巴黎天主教贵族屠杀胡格诺派信徒的惨案，使得胡格诺派元气大伤。与此同时，法国政坛在1589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去世，继承为人亨利四世原本是胡格诺派的领袖，但若要继承法国国王的王位，就必须改信天主教。因此，这导致很多原来信奉胡格诺派信仰的信徒转而信奉天主教。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了《南特敕令》，承认法国西南部胡格诺派贵族的信仰自由，准许在其治理下的人民继续信仰胡格诺教。
图：南特敕令签订的地点－南特主教座堂
但对于建立君主专权的政治诉求来说，法国宗教的差异和分化导致政治上的分化。后来为了保持法国西南部和其他地区的的稳定性和权威，实现法国中央集权，《南特敕令》后来又被废除了。
路易十四就在1685年公然废除了《南特敕令》，宣布法国西南部的胡格诺派为非法信仰。废除《南特敕令》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宗教上来说，它意味着法国开始全面恢复天主教的专制统治，宣布新教信仰在法国不再享有合法权利，不受法律的保护。法国因此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国家，不再允许新教徒的存在，这样就逼迫大量的胡格诺派信徒或者逃亡国外，或者改信天主教。在英国、荷兰等国已经开始实行宗教宽容的17世纪后半叶，路易十四这种做法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完全是倒行逆施。但是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这种做法又极大地有利于加强法国的王权，削弱西南地区的封建势力。正是在废除了《南特敕令》之后，法国西南部的封建贵族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法国的中央集权才基本完成，君主专制也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这样法国中央政府就可以举一国之力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在文化上推崇古典主义，使得法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主专制对于封建状态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如果继续让那些胡格诺派贵族在法国西南部保持封建割据状态，法国的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完成，资本主义也无法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法国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宗教上的天主教专制又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反感，所以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法国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以及卢梭这样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猛烈地抨击天主教专制，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但是相对而言，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更多地批判了天主教的思想专制，而对路易十四时代的君主专制却并未大加挞伐。[3]
图：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598年，《南特敕令》慷慨的给予胡格诺的宗教自由，一直延续到1685年10月18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暴力将它废除。1685年法国取消《南特敕令》之后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将近有20万人离开法国，他们中有大部分定居到邻近的新教国家，如荷兰、英格兰、德国、爱尔兰和瑞士。法国的一些胡格诺教徒开始迁居北美。
03｜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18年5月23日，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希米亚捷克新教徒，在布拉格冲入王宫将皇帝的两名大主教钦差从20米高的窗户扔出去，史称“布拉格掷窗事件”。震怒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决定以武力征服捷克，由此引发了德意志内战，也就是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图：布拉格掷窗事件
德意志内战爆发后，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两派的全面冲突在中欧全面展开，并随后蔓延到西欧、北欧乃至南欧。为了能和对方相抗衡，两大宗教联盟当时均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欧洲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目的纷纷卷入战争。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廷支持天主教联盟，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及俄国支持德意志新教联盟。
法国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是在二十年战争中却公然站在德国新教徒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主教阵营中最强大的是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头号竞争对手，法国要利用德国新教势力来削弱西班牙，所以它站在新教阵营一边。为了黎塞留所标榜的“国家的立场”，法国不仅站在新教阵营一边，而且甚至还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结盟，共同对付西班牙。可见黎塞留领导下的法国是完全不顾什么宗教立场的，一切均以国家利益为重。正是通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借助于欧洲的新教势力极大地削弱了西班牙，并且取而代之，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4]
图：三十年欧洲宗教战争
战争很快演变成为全欧洲的国际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年之久。长年累战使参战各国的财政陷入重重困难，兵力疲惫。史料显示，这场战争对德意志诸邦国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约有25-40%的人口丧生。其中维滕贝格城的人口死亡率高达75%，波美拉尼亚的人口死亡率为65%，西里西亚的人口死亡率为25%，德意志各邦国男性死亡率接近50%，包括约800万平民丧生。
从1643年7月开始，交战双方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布鲁克和明斯特两个城市谈判议和，马拉松的谈判于五年后达成停战协议，1648年10月24日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对欧洲社会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图：《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是“民族国家”在法律上的确立
整体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16到17世纪发生的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反天主教会、反封建割据的政治运动。在思想上，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控制，主张思想自由；在政治上，反对天主教干预国家事务，主张建立被国家控制的“民族教会”；在宗教上，反对教会的腐败，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建立“廉价教会”或者“平民教会”；在经济上，瓜分天主教会的资产，以发展资本主义。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深远，其影响力通过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路德宗、安立甘教及加尔文教得以具体展现，各自在精神自由、民族国家发展及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5]：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是对罗马天主教虚假信仰与道德沦丧的直接回应。路德宗强调“因信称义”，这一原则赋予了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权利，无需通过教会中介，从而打破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垄断，促进了信仰的精神自由与教会的民族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路德的新教虽打破了权威的信仰，却树立了信仰本身的权威，使宗教信仰成为个体内在的精神需求，为宗教宽容与政治民主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的宗教改革催生了安立甘教，这一教派强化了国王的至尊权力，主张世俗权力高于教会权力，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政教分离。民族国家的崛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因为只有当世俗政治摆脱宗教束缚，资本主义才能自由生长。这一转变标志着国家主权从教会手中转移到国王，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加尔文教，作为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其起源可追溯至瑞士日内瓦，并迅速扩展至北欧乃至全球，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性宗教。加尔文教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和伦理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深刻剖析了这一点，指出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禁欲主义、勤奋节俭的生活哲学，以及将财富积累视为荣耀上帝途径的新教伦理，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
新教的这三大主流教派，不仅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精神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深刻影响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宗教改革运动彻底打破了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将信仰的权柄交还给了个人，使得每个人都能以独特的方式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一转变不仅削弱了教会对于信仰正统性的控制，更促使人们开始重视现实世界，赋予世俗生活和职业劳动以神圣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
这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变革，共同塑造了18世纪欧洲西北部崭新的工业文明。文艺复兴的启蒙、宗教改革的洗礼、启蒙运动的深化，以及北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和地理大发现的助力，共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崛起，封建贵族的统治逐渐瓦解，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1] 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300-304页。
[2] 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304-306页。
[3] 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312-313页。
[4] 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312页。
[5]赵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传统与更新》，九州出版社 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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