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3章 启蒙运动（18世纪初～1789年）
第117讲：苏格兰的启蒙运动：现代世界的起源
苏格兰的国土主要由群山和沼泽地构成，这种地貌特征导致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条件更为优越、更适合集约化耕作的地区。即便在20世纪晚期，经过长时间的土地开发和排水改良，苏格兰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只能用于粗放畜牧业。因此，人口大多集中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如阿伯丁和马里附近的低地、泰河与福斯湾沿岸、索尔韦平原、默斯地区以及克莱德河下游河谷。
尽管都受到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但1700年前的苏格兰人口分布比18世纪和19世纪更加分散。与工业化时代人口大量向中央低地和繁荣的格拉斯哥、爱丁堡都市圈集中的趋势不同，17世纪晚期泰河以北地区的居民可能占到苏格兰总人口的一半。然而，在高地的某些区域，人口密度一直非常稀疏，与今日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1707年以前，苏格兰是独立于英格兰的国家，人口只有100多万，属于欧洲的穷国。18世纪，苏格兰涌现出了一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为什么18世纪时期的苏格兰会产生启蒙运动？
01｜苏格兰与英格兰的《1707年合并法案》
1707年之前，英格兰在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势头已经远远超越苏格兰，海外贸易、殖民地等的发展使得苏格兰作为邻国的地位更加尴尬。苏格兰的地理条件来看，虽然苏格兰的面积和英格兰差不多大，但是人口只有后者的十分之一左右，因为它处于纬度高，海拔高地带，农业不是很发达。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被称为高地，山多耕地少，苏格兰的山往往延绵到海边，导致其没有大海港，因为它延伸到海边的是峭壁，不是沙滩。不适合农业耕种，促使苏格兰人选择经商创业，人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谋生。
无论高地和低地，都靠旧式的地主一佃农关系耕种、生产，百万人只是勉强糊口。即便收成最好，饮食也单调乏味。普通苏格兰人以燕麦和大麦之类的谷物为主食，很少吃肉，顶多在节庆场合吃点儿鱼类或瘦猪肉。只有富贵阶级才能享用油腻的肉类、美味的甜食和烟草美酒，虽然现代营养学家认为前者才是有利健康的食谱。苏格兰虽也有海外贸易，但只停留于运输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和食物等初级商品，如谷物、牲畜、羊毛、鱼类、煤炭和铅矿石，都是现代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雪上加霜的是，威廉国王和继位的安妮（Anne）女王在欧陆与法国开战，得罪了这个主要贸易伙伴，还拒绝法国进入繁荣的英国市场和殖民地。苏格兰处境艰难，被不盈利、非生产性的传统贸易框架束缚。[1]
同时，几百年来与英国兰的摩擦和战争消耗巨大财政，苏格兰财政困难问题亟待解决。苏格兰王国决定和英格兰合并，不少贵族反对这项计划。但是由于苏格兰当时财政实在困难，国会还是通过了《1707年合并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英格兰实际上控制了联合王国的外交和国防，苏格兰则保留了其它所有的独立性，包括货币的发行。合并之后，苏格兰不再需要为国防发愁，而且苏格兰商人到了世界各地还可以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苏格兰人就此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02｜信奉加尔文宗的清教徒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主要是发生在德意志地区，后来延伸到北欧地区。在马丁·路德的同时期，英王亨利八世发起了英国国教改革，同时还有神学家加尔文在瑞士和法国等地开始的宗教改革。新教主要有三支，包括马丁·路德的路德宗，有加尔文的加尔文宗，还有英国国教，也被称为圣公会。
1560年，苏格兰王国正式与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断绝关系，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苏格兰成为了欧洲宗教改革浪潮中的一部分。苏格兰宗教改革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对苏格兰教会进行了深刻的重塑，最终确立了苏格兰长老会作为国家宗教的地位。
苏格兰接受的宗教，并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加尔文宗，这一支被称为清教徒。苏格兰人和美国早期的移民大部分就是清教徒。清教徒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但是他们不相信罗马教廷和教会人员，清教徒希望自己直接和上帝对话，并且一直在促进宗教的世俗化。因为受到传统基督教的打压，清教徒特别崇尚自由，这种自由有广泛的道德内涵，他们会把一切破坏自由信念的行为看成是对宗教的亵渎。在世俗生活方面，清教徒们强调个性解放，建立现代劳动关系、职业规范和财富观。
苏格兰长老会采用了一种分层的组织架构，将整个教会划分为多个地区议会，而这些地区议会之下又设有许多堂区议会。堂区议会内部设有几个关键角色：首先是负责牧养的牧师，他们作为堂区的精神领袖，引领信徒的灵性成长；其次是负责管理的长老，他们担任堂区的行政负责人，确保教堂日常运作的有序进行。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苏格兰教会将日内瓦加尔文的管理模式本土化，实施了长老会制度。在苏格兰的神学领域，圣经研究被赋予了极高的重视。
03｜苏格兰教育与启蒙运动思想
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它不仅创造了观念的现代性，而且也在政治学、经济学、道德科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工程、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等很多方面为欧洲文化，也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彩，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和建构了现代社会。
——布罗迪
苏格兰启蒙运动能够开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格兰的教育水平很高，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有个明显不同的特征，法国启蒙运动诞生在贵族的沙龙里。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则诞生在大学里。因此大学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苏格兰，从15世纪开始就相继建立起了圣安德鲁斯大学（1411/1412）、格拉斯哥大学（1451）、阿伯丁大学（1495）和爱丁堡大学（1583）。这些大学完全按照世界上最早创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的模式建立，而且在创办之初，其教员也都来自巴黎索邦大学。其次，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设计也与法国思想家们完全不同，他们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捕猎阶段、畜牧阶段、农耕阶段，最后到达了商业社会，因此亚当·斯密创造出了“商业社会”，亚当·弗格森提出了“公民社会”这些基本概念。与法国思想家对未来社会构建理念不同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未来社会的基础是市场、法律和道德这三大要素。[2]
苏格兰的大学注重的是实用教育。在当时苏格兰的大学，教授的内容大部分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课程和其它实用学科的课程，比如法学、医学和经济学。苏格兰有健全的职业教育系统，即便是家庭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无法进入大学接受专业教育，也能够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工匠。这也为北美大迁移中通过技术、劳动、工匠的“拓荒”做了教育准备。
亚瑟·赫尔曼在《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中特别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研究的问题的创新视角，已经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下探到人性问题，可以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理论是基于对人性的解构：
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支配欧洲思想界的著作里，苏格兰作者名列前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及文学随笔》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和《查理五世统治史》，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约翰·米勒的《阶级差别起源》，托马斯·里德的《从常识的原则探讨人的心灵》……其中排最前的是弗朗西斯·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和卡姆斯勋爵的《人类历史纲要》。把这些作品的主题大致分成两类，那就是“历史”和“人性”。最早把这两个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苏格兰人。苏格兰的启蒙作者将人类视为历史的产物，他们主张，人类最根本的性质——包括道德精神，都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受到个人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苏格兰“学院派”的伟大发现，流传至今并被现代社会普遍接受。
同时，他们也坚信，人性的变化并非主观随意，也非混沌无序，而是根据某些可依循的原则和演化模式。从根本上说，对人类的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苏格兰人发明了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种族起源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还有亚当·斯密奠基的经济学，而且他们的成就不止这些。苏格兰启蒙运动不仅重新整理了人类大量的既有知识，而且尝试转化了所有知识领域的不同分支：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使其成为一系列条理清晰的学科，通过教育流传后世。那些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从未忽视教育的使命，他们中大多数是教师或大学教授，还有教士，利用教堂布道传播知识。哈奇森、弗格森和托马斯·里德都兼具双重身份，既是教师，又是神职人员。对于他们而言，知识分子的目标就是探究学问、教育学生，将自己精通的学问传授给下一代。苏格兰人认为，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
04｜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曾说：“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何在呢？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人性、对道德伦理的研究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叛和本质的思考，是对人类文明、创造财富与人类福祉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探索。
亚当·斯密主要信奉新教，特别是隶属于加尔文主义传统的苏格兰长老宗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他所处的苏格兰时代的宗教环境深受宗教改革运动的烙印，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基督教信仰氛围。亚当·斯密的母亲是一位深谙长老宗教义的信徒，这一家庭背景无疑对他的宗教信仰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塑造作用。尽管如此，斯密本人并未展现出对宗教的狂热追求，他对宗教的态度更倾向于一种理性主义或自然神论（Deism）的哲学视角。自然神论主张，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但他并不直接介入日常的世俗事务，而是通过一套既定的自然规律来维持世界的运行。
图：亚当·斯密
要深入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首先必须把握他的道德观念。斯密的道德观深受其挚友大卫·休谟的影响，尤其是休谟提出的“理智应当服务于欲望”以及“道德情感驱动行为，与理智无直接关联”等理念。
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人类道德建立在追求“同情”（sympathy）的基础之上。相较于《国富论》，斯密对这本书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并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在书中，他首次运用“无形之手”的概念来解释个人行为如何在不经意间促进社会的整体福祉。他阐述了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Self-interest）的同时，如何具备道德判断的能力，并提出了“良知源自社会关系”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同情”，即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我们得以认识自己及自身行为的道德价值。因此，道德虽然起始于个人的喜好与厌恶，但最终却归结于社会的喜好与厌恶，这与休谟的观点“善恶取决于它给自己和他人留下的印象是否令人满意”不谋而合。
多年后（1776年），斯密在经济理论上再次运用了“无形之手”的概念，用以解释追求个人利益如何能够达成公共利益。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生产）的动机，而个人生产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因此，虽然生产起始于个人的私利，但最终却服务于社会的公益。
斯密因《国富论》而广为人知，但该书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始并非偶然。在16世纪，西班牙凭借海外殖民帝国和南美金银资源奠定了帝国基础。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经济的主流思想是“重商主义”，它基于两个核心观点：金银是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推广出口（以换取金银）和保护进口（以防止金银外流）是实现国家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到了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任命柯尔贝尔为财政大臣。为了满足朝廷的庞大开支，柯尔贝尔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包括巩固海外殖民帝国与法国的贸易以及加重税收。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税收沉重、生产力低下和经济停滞。斯密撰写《国富论》的主要目的便是批判法国的重商主义，即保护主义。
然而，斯密并非第一个指出重商主义弊端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重农主义”的观点。重农主义否定了金银作为国家财富衡量标准的地位，转而强调生产力的概念，并认为真正的生产来源于土地，主要是农业和矿业，而非工业和商业。因此，重农主义提倡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并主张自由经济，即政府不干预的“放任经济”（Laissez-faire，法语直译“放手做”）。实际上，斯密的思想有三个主要来源：休谟的个人自由观念、重农主义的经济自由理念以及牛顿的自然定律，他借鉴了牛顿对自然世界的解释来阐述人类行为。[4]
基于对人性、道德伦理范畴的研究，亚当·斯密在完成《道德情操论》后，于1775完成《国富论》，其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文书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从书名可以看出亚当·斯密思考的两个视角，一个是“nature”，即本质、性质的思考，回应的是“what”（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是“causes”(原因)，即对本质、为什么的探究。
《国富论》一书自然承接了亚当·斯密早年关于人为法律和自然法则的课题，而日延续了他的道德理论的主题：人类为什么又是怎样学会互相协作的？为什么没有采取破坏行动，而是选择了建设性的、有利于整体的生活方式？该书专门讲“经济”的章节中，特别是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了某些法国思想家（即所谓的重农主义者）曾经讨论过的主题。亚当·斯密知道他们的作品，在与巴克卢一起去巴黎的时候还与其中几位见过面。然而看起来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结束巴黎之行后显得无动于衷（根据那些法国人的信件判断。他们对亚当·斯密也没什么兴趣）。他的灵感真正来源于其他苏格兰思想家和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完成的作品讲述了文明社会的历史以及“商业和制造业”怎样“逐渐引进了秩序和好的政府，通讨它们，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得到了保障”。《国富论》的背后隐藏着卡姆斯、休谟、罗伯逊以至于哈奇森的影响。它不仅是亚当·斯密一个人的杰作，而且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综合结晶，总结了对人类本质和发展过程的探索，也是对现代性巨大成就的礼赞。
从第一章开始，亚当·斯密单独提出了推动所有社会进步的基本原理——劳动分工——用来阐释文明的演化过程。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的术语，这个概念本身很可能来源干大卫·休谟所说的“职业区分”而我们使用的词语或许更贴切：专业化。当我们把精力集中于一件任务而不是若干件的时候，效率就会提高，产量就会增加。原始人或者苏格兰高地部落的人们既要放牧，又要捕鱼，还要耕田，而我们只要种地就行。结果收获的谷物很多，自己消耗不完就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后来在种田收割与物物交换或者出售产品之间又产生了分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决定把田地交给别人耕种，集中精力从事买卖交易。于是我们变成了商人，很快发现做生意的收人远远超过通过辛苦种地获得劳动成果的农民。[5]
《国富论》中指出：人天然地具有占有欲，但这并不一定导致霍布斯的丛林，通过市场交换，人的占有欲可以成为提高自己和他人福利的源泉。亚当·斯密为市场经济找到了伦理基础。
图：亚当·斯密（左）和大卫·休谟（右）的塑像，位于苏格兰国立肖像美术馆
补充资料：从经济史视角理解亚当·斯密《国富论》[6]
《国富论》全名是《国家富强的本质和成因的探研》(An Inque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出版。斯密的构思早在七年战争刚结束的1763 已开始。这场战争是英胜法败，斯密就是要解释英强法弱的原因。但是，他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去找证据。在他的竞争性的经济观里，优胜劣败既是个现象，但也是种理论：胜即是优。英国的胜代表英国的优；英国的经济特征就是它军事胜利的原因。斯密只不过是用已胜的英国去证明英国式经济的必优。
《国富论》分五卷，第一卷是他有名的追求私利可带来公益：“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户、酒贩和烘面包师傅的善心，而是来自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在第四卷，他力指重商主义（其实应是保护主义）的弊端和政府干预的坏处。他特别关注殖民地对宗祖国的经济贡献。这里，在他论证国际自由贸易时，全书唯一一次提到“无形之手”。斯密想指出限制外国货进口不是好的政策，要国富就得让经济不分国界运作，这样才能发挥一国的优势。保护政策只会带来生产要素无效率分配。他这样说：“每一个人都实在为增加社会的收入而努力。真的，他通常不是有心提升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的贡献有多大。他选择支持国内工业只是因为他考虑个人的安稳，他采取方法去把产值提到最高只是因为他考虑个人的利益，就好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引导着他在做这些或其他事情上，去达成他并没有特意去追求的东西。从社会的角度去看，社会的收益并没有因为个人不刻意追求社会利益而受影响。在追求个人利益之际，他往往比刻意追求社会利益更能有效地提升社会利益。我从未发觉那些刻意以贸易去提升社会利益的人做成了什么好事。”
的确，斯密理念中最使人迷惘、惊讶，甚至佩服的就是“无形之手”他的书是在七年战争之后（英胜、法败）用了十三年写成，1776年美国独立那年出版，正赶上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霸权的开始，正好为英式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的光环”。但是，我们要首先知道，斯密写这书时，工业革命尚在萌芽之际，只可以说是在农业革命成熟的阶段”。斯密绝对不会知道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改变，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因此他只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他的理论启发来自他贬视的法国保护主义，而他的理论权威性则来自七年战争的英胜法败。这套理论对你的感召力取决于你的道德观，它的可靠性取决于你对历史的解读，也就是所谓见仁见智了。
斯密本人的宗教意识很强。无形之手是他形容全善之神支配这宇宙去使人类得到最大的幸福。无形之手运作所需的条件他说得非常清晰：产权制度与商业道德两不可缺。在他的社会观里，偷窃是最大罪（他甚至认为政府有责任特别保护富人，以免穷人起盗心）。他从洛克和休谟处拿到了两件东西。1、洛克的产权至上，因为它是自由的保证。斯密认为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条件。两人都认为保护产权是政府的功用，甚至是唯一的功用；2、休谟认为人性是追求享乐的（洛克也有这倾向）的，理性非但不能约束人性，而且是人性的仆人。斯密认为人性驱使我们追求财富（虽然他同时认为富人不比穷人快乐），在这追求中，分工和交易增加人类快乐的总和。可见斯密非但继承了经验主义的传统，而且将其发扬在经济领域中，成为自由经济的支撑理论，稍后更被用作资本积累和资本垄断的辩白。
斯密的理念又称“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各人有理性地追求自利会带来社会的繁荣和福利。《国富论》是本易读的书(跟日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样普罗大众,是它们成功的因素之一)。现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把斯密的理论叫“古典经济”(Classical Economics)，处理的是“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如就业、收入、效率等。19世纪开始的“新古典经济”（Neoclassical Economics）则聚焦在企业和市场的运作，特别是供求与价格的关系，以“边际分析”(marginal analysis)去处理市场供与求的变动。从此，不能实证的无形之手被提升为无可置疑的真理，而这只无形之手就是市场。追求私利从作为“达成公益”的手段变成一个“自身的价值”(intrinsic value)。这些都是经验主义的斯密始料不及的”。
参考资料
[1] [美]亚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启蒙编译所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2] [美]亚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启蒙编译所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58-59页。
[3] [美]阿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的起点》，启蒙编译所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90-94页。
[4] [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267-268页。
[5] [美]阿瑟·赫尔曼：《苏格兰：现代世界的起点》，启蒙编译所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6] [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268-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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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第三季（欧洲中世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