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3章 启蒙运动（18世纪初～1789年）
第115讲：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01｜什么是启蒙运动
欧洲的历史进程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推动的：文艺复兴起源意大利，宗教改革发源地为德国，启蒙运动发起于法国与苏格兰，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则在英国。
图：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发展脉络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是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彼得·盖伊在研究启蒙时代时追溯“启蒙”的内涵时指出：牛顿在力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不仅成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隐喻：光明。启蒙哲人使用光的隐喻，呼唤光明，传播光明，用光明来驱逐黑暗。“启蒙”一词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源于“光”，法文是lumière的复数lumières，英文是 light的动名词 enlightenment。光或光明代表智慧、开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批判思维，与之相对的黑暗则意味着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宗教偏执。18世纪中叶，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撰写的绪论既是启蒙运动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也可以说是一份启蒙运动的中期报告。达朗贝尔写道:“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须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则俱备。”
德国《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一场讨论。康德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最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还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1]
启蒙运动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与俄国，此外，荷兰、比利时等国也有波及。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是反对教会权威，反对封建社会，核心是倡导理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启蒙哲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他们的问题意识的共识就是要建立良序社会，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基于不同视角最终考虑的都是：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政治上，启蒙思想家们主张平等、自由和民主，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在哲学上，他们崇尚理性和科学，主张通过自由思考和实证研究来寻求真理。
科学革命的兴起也在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科技革命和思想变革。通过实验和观察，科学家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哲学束缚，以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自然现象，并推动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斯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指出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理性、科学、人文主义、进步，正是这四大理念促进人类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社会。第一个理念“理性”，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权威、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第二个理念：科学，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
启蒙运动的伟大老师——培根、牛顿和洛克——通过奉行实验哲学而无可比拟地推进了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1741年，伏尔泰非常睿智地告诉一个年轻人：牛顿教给人们“要检查、权衡、计算和测量，永远不要猜想”。牛顿绝不是那种编织体系的人：“他自己观察，也让人们观察，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幻想置于真理的位置。”
第四个理念，进步，指在理性与科学指引下，人类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2]
启蒙运动把历史视为两种思维类型之间的持续斗争，启蒙哲人把过去大体上分成四大时期：近东的大河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始于“文学复兴”的现代。这四个时期有节奏地相互关联：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伴，都是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都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时代。[3]
观念的变革有多重要？阿克顿强调，我们的责任在于留意并引导观念的演变，因为观念并非公共事件的产物，而是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这些观念体系的根本性变化，促使人们的思想发生转变，进而引发了社会的深刻变革。
02｜赵林对启蒙运动的探讨[4]
如果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欧洲崛起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起点，那么17世纪则是西方社会真正觉醒和全面复兴的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把17世纪称为“天才世纪”，并强调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直都依赖着17世纪那些天才所提供的观念财富而生活。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切新生事物在17世纪都已经初现端倪。与16世纪“因信称义”的宗教虔敬相比，17世纪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构成了新兴的理性精神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时代精神的最初代表人物就是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培根猛烈地批判了建基于盲目信仰之上 的“四假象”，确立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归纳法，奠定了英国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的根基。笛卡尔把普遍怀疑当作整个哲学赖以建立的首要前提，通过最直接的经验事实——对怀疑本身的内在经验——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并根据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由自我意识为起点而建立起整个唯理论哲学的理论大厦。
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方人对待知识的形而上学态度，把知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培根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上帝的那些晦涩而抽象的空洞知识束之高阁，将眼光转向了自然界，主张通过对自然“形式”(即规律)的认识而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这种强调通过认识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思想，成为近代工具理性发展之滥觞(工具理性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其弊端，但是在17世纪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而培根号召人们把眼光投向“经验和自然事物”的思想取向，则直接推动了英国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的振兴，为启蒙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威兰·杜尔指出：“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
培根关于认识自然规律从而支配自然力量的思想，不久以后就以一种经典的形式表现为牛顿在数学原理和力学定律基础上所创立的机械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最显著特点就在于，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严格遵循内在规律或秩序而运转，甚至连它的创造者上帝都不能加以干扰的客观必然体系。在17、18世纪的英国(它代表着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水准)，这套机械论世界观充分体现了新兴的科学理性精神。
如果说培根对“经验和自然事物”的重视导致了近代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对自然界的关注和认识，那么笛卡尔把自我意识确立为哲学第一原理的做法则开启了启蒙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对人自身的关注和认识。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已经把人当作至高无上的对象来加以赞美，但是真正从理性角度(而非感性角度)来揭示人的本质和内涵，却是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作为开端的。笛卡尔哲学确立了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作为哲学出发点的“自我”，还是作为真理性知识来源的“天赋观念”，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将理性运用的一些基本规范，如几何学的公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上帝的观念等，当作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当作人的理性本质，在这些作为人性之先天根据的理性规范中已经蕴含着一种平等的和神圣的天赋权利了。
培根试图在自然界中发现规律和秩序，笛卡尔则试图在人的内心或本性中发现规则和秩序，这两种倾向共同构成了启蒙理性的根基。对于17世纪具有新思维的人们来说，自然秩序无疑是理性原则在自然界中的表现，而天赋观念当然就是理性原则在人性中的表现了。这种理性精神的觉醒构成了17世纪西方文化更新的重要内容，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中世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了传统基督教信仰对于自然界和人性的轻蔑态度。在中世纪，自然和人本身都被当作工具或手段，只有上帝才是目的本身。大自然被看作一堆不值得留恋的“垃圾”，一切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彗星、地震、日月食等——都被解释成上帝意志的特殊体现；另一方面，人被看作一种本性邪恶的动物(由于原罪)，理性薄弱且不完善，情感欲望则被魔鬼所控制。到了近代，由于培根和笛卡尔的伟大发现，同样体现着理性精神的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成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两个主要信念，而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真正开始的：
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曾大大有助于在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建立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模式在今日世界仍具有推动前进的力量，这两个观念是：一、自然秩序的观念。对于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来说，宇宙似 乎充满着不规则与混乱，其实，在不规则与混乱的表象之下，自然是有其一定秩序的；二、人类天赋的观念。这种天 赋最好称为“理性”，不过大多数人的“天赋”常常因为错误的 传统教育而隐没不彰，恢复“天赋”之道，只要提倡健全的 ——即理性的——教育就行了。
在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社会秩序，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党派都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社会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从天赋观念中则进一步衍生出天赋人权，它包括生命、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的权利，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被看作与生俱来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然秩序和人类天赋这两种信念的结合，使17世纪的西欧人树立起对尘世幸福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人们抛弃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赎罪和受苦受难的思想，开始理直气壮地、全心全意地追求现世幸福。与传统基督教所表达的那种道德退化论的观点相反，科学理性发展了一种文明进化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坚信人类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设一个幸福而完美的人间乐园。这种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的进步观，自从被维科在《新科学》中第一次明确表述以来，很快就成为17、18世纪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信念。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天赋观念和天赋权利、尘世幸福、历史进步，以及宽容精神和自由思想等，这一系列新兴的精神文化产物使得17世纪的西欧人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逐渐摆脱了中世纪西欧人在异域文化面前的自惭形秽，开始变得自信和自满起来。再加上实践领域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顺利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迅猛发展、政治体制的重大改进(特别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689年《权利法案》所确立的宪政体制)，等等，这一切都使得17世纪下半叶的西欧人摆脱了以往的自卑感，产生了一种自鸣得意的兴奋和狂妄。罗素写道：“西欧人急速地富足起来，逐渐成为全世界的主子；他们征服了北美和南美，他们在非洲和印度势力浩大；在中国，受尊敬，在日本， 人惧怕。所有这种种再加上科学的辉煌胜利，无怪十七世纪的人感觉自己并非在礼拜日还自称的可卑罪人，而是十足的好样人物。”
就在这些文化方面的变革活动循序渐进地发展时，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也在西欧内部悄无声息地生长着。从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各城市商业活动的日益兴盛，到15、16世纪英国乡村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以重商主义为前奏的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西欧传统的农耕社会的母腹中发育成长。与封闭状态的农本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现象，它一旦产生，就必定不可遏制地把它的产品输送到世界上任何可能有需求的市场。事实上，在农本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一个重要的过渡形态就是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16、17世纪在英、法、荷等西欧国家的经济策略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毋庸置疑地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的前奏曲，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外市场的开辟和殖民贸易的发展。重商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得以从农本世界的母体中脱颖而出的历史前奏，而重商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又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一系列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中的重大变革，最终促成了作为现代西方文化之胜利号角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开展。
03｜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与发展[5]
18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日益觉醒，欧洲的知识精英群体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其核心阵地位于法国。这场运动以其尖锐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思想旗帜，深刻影响了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建筑理论与创作实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革新姿态。
启蒙运动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批判性理性的高扬。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曾振臂高呼：“勇敢地去获取知识！大胆地运用你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主义的座右铭。”恩格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 （启蒙思想家们）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37-138 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时代的“理性”概念与17世纪盛行的唯理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理主义视君主为社会理性的化身，维护专制体制，并倾向于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模式；而启蒙理性则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自由拥有财产与思想自由的社会。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从共和时期的罗马公民政治理想中汲取灵感，对其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向往。
在哲学基础上，启蒙主义与17世纪的唯理主义亦大相径庭。唯理主义带有浓厚的二元论和玄学色彩，而启蒙主义则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与科学的立场上。他们不仅挑战神学的权威，还批判“天赋观念”与“先验理性”，主张以经验和感觉作为知识的源泉，坚信这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相比之下，17世纪的唯理主义者对感性经验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自然科学与工业革命携手并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一进程不仅动摇了神学与玄学的根基，还激发了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鼓励人们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知识的构建根植于直接观察与数学逻辑之上。
启蒙思想，深深烙印着那个自然科学时代的机械论与形而上学特征，虽富含洞见，却也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简单化与片面性。这一思想浪潮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以伏尔泰与狄德罗为代表，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热烈颂扬并发展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卢梭与孟德斯鸠则侧重于人性的弘扬，积极倡导民主理念。卢梭尤为独特，他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回归自然”与“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力量与心灵的想象，这些观点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始终保持着对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典文化的深厚兴趣。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巨匠，如伯鲁乃列斯基与伯拉孟特，均曾深入研究古罗马建筑遗迹。至17世纪中叶，法国古典主义者亦投身于古罗马建筑的实地测绘之中，而英国的革命浪潮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古典文化热潮。
图：由左至右：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
进入18世纪中叶，启蒙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双重驱动下，欧洲的考古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的众多罗马古城遗址被逐一发掘，建筑师们纷纷踏上考察之旅。在英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大量测绘图集相继问世，这些珍贵的资料让建筑师们亲眼见证了古典建筑的真实面貌，也让他们深刻意识到古典主义教条与古典作品实际之间的巨大差异。古罗马建筑的庄严与宏伟，深深震撼了那些试图从罗马公民共和理想中汲取灵感的建筑师们。
与此同时，以英国学者为主导的古希腊遗迹考古研究也逐渐兴起，相关著作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希腊建筑的认识。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之间的显著差异，令欧洲建筑师们眼界大开，部分人在古希腊建筑中发现了更加完美地体现民主共和理想的形式。这一发现，在美术与建筑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优劣的激烈辩论。尽管辩论未能达成统一结论，但其影响深远，促使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建筑师根据个人偏好作出不同的选择。
在启蒙思想的激荡下，建筑领域也涌现出一股生机勃勃的新思潮。这一思潮不仅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滋养，还深受美术考古成果的启发。作为全欧洲范围内的现象，法国无疑成为了这一新思潮的中心。启蒙主义建筑理论的核心在于批判性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已超越了古典主义者所推崇的先验几何学比例及清晰性、明确性等范畴。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建筑的理性在于其功能、真实与自然。他们要求建筑物上的每一个元素都能明确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这些元素源自希腊还是罗马。
启蒙时代大致分两期：早期从1650年至1750年；后期从1750年开始，至1820年（美国、英国及法国），或到1830年遭遇革命的欧洲国家。
18世纪末，一股针对法国大革命及工业革命的新反抗思潮悄然兴起，它质疑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主义是否走得太远。这一思潮认为，艺术与科学等领域的进步并未如预期般为人类带来福祉；相反，随着人类运用知识去改造自然，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不公与道德沦丧，同时，人们内心的真诚情感也被忽视了。正是这样的反抗情绪，在各国催生了浪漫主义思潮，它接续并部分取代了启蒙运动的思维。与启蒙运动所秉持的知识和理性进步观念不同，浪漫主义思潮对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某些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刻反思。浪漫主义在欧美地区蓬勃发展，从1780年至1830年间，各国陆续完成了从启蒙时代向浪漫主义的过渡。
参考资料
[1]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上卷，刘北成 王皖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上卷，刘北成 王皖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上卷，刘北成 王皖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4] 补充资料：赵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传统与更新》，九州出版社 2022 年版。
[5] 参考资料：陈平：《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四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6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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