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2章 宗教改革（公元16世纪～17世纪）
第112讲：从古登堡发明印刷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01｜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
在毕昇发明的泥活字传入欧洲400以后，在1440年到1445年之间，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铅活字版印刷术，在1450年前后开始使用铅合金浇铸活字排印书籍。所用的铅字是由铅、锑、锡组成的合金制成。谷登堡的印刷机当时每天能印刷300页。1455年出版的《圣经》，印刷了180本。
图：约翰内斯·谷登堡
为什么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是什么需求和使命使他萌发了这一想法？又是什么促进了古登堡的发明灵感和创新？
在中世纪初期，书是人工手抄出来的，因此书是稀缺、象征财富的东西。抄写一部《圣经》要用300张羊皮和15个月时间，仅羊皮就占去书的一半成本 。当时一个修士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始方可写完一本圣经，古登堡在研究手写书籍时思考如何让书籍更易被复制。
谷登堡的家族在当地铸币厂参与帝国货币敕造工作，他从小对铸币工具非常熟悉，包括凸模（punch）、凹模（die）、铸模（mold）。
古登堡的父亲是一名金匠，他在当地的一家造币厂工作，负责评估硬币的品质。在那个时代，硬币都是由当地的工匠手工铸造的，因此每个硬币的形状和浮雕都有所不同，缺乏统一性。古登堡对此产生了思考，他想知道是否能够将这些流通的硬币真正统一化，并将表面的图案替换为字母。他设想，通过使用不同的字母并按照特定的组合方式，可以拼出特定的单词。如果能够大量制造出这些精确的字母块，那么就可以在印刷机上放置这些字母块，并且可以不断地更换它们的位置，从而印出无数的文稿。
古登堡发明了铸字机和生产活字的冶金技术。在发明印刷技术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如字母需要保持同样的高度，否则印出的质量很难清晰呈现。其次，当时小字在木质材料上难以制造，因此他选择金属作为材料，这得益于其作为金匠的父亲影响。
古登堡选择合金，将铅、锑、锡与少许比例的铋金属熔化制作模具。铅锡锑成分的铅合金具有价格低、低熔点、高硬度、液态时有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可以相对低温的融化铅合金，冷却后硬度高，便于印刷。
另外，油墨的研制也是当时需要攻克的难点，水墨在金属上不易稳定附着，会影响印刷品质。古登堡选择油性墨替代水墨，油墨制作方法是：将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后，加入蒸馏松树脂体力的松节油精与碳墨制成油墨。
印刷设备如何设计呢？古登堡借鉴了欧洲压榨葡萄或湿纸所用的立式压榨机的工作原理，将其应用到了印刷机的设计中。他通过手动压印的方法，可以在纸张两面印字，这使得印刷效率大大提高。英语里“press”既表示印刷机、压床，也表示“按压、印刷”的意思。古登堡还研究了如何使用机械力量代替人力，进一步提高了印刷效率。
从技术的角度看，谷登堡实现了活字的机械化批量生产，而当时的中国则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手工雕刻阶段。这意味着谷登堡实现了双重的复制技术：首先通过冲压铸造来复制活字，然后再利用这些活字来复制文本。相较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展现出其作为通用技术的优势。使用活字印刷，人们无需为每一份印刷文件单独雕刻一个模板，只需一套通用的字模，通过变换不同的组合（排版），即可应对各种印刷任务，从而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
图：古腾堡印刷机的复制品
古登堡印刷技术在发明过程受到的启发来自其父亲所在行业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的类比和启发下，将问题进行重新定义和跨界整合技术、资源和原理，这是古登堡的发明实践值得当下汲取的智慧。
谷登堡在美因兹地区创造的机器印刷所带来了书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被称为一系列革命的起源——印刷革命、书籍革命、媒介革命、传播革命。
与钟表所引发的“时间革命”相比，“印刷革命”则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制造的独特范例。可以说，印刷机为未来所有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纸张作为最早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商品，为后续的复制技术树立了榜样。而金属活字则是第一种实现完全标准化和互换性生产的机器零部件，这一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印刷机作为一个工业案例，其特点在于利用标准化、互换和可替代的部件，实现了机械化大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生产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因此，印刷革命不仅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更在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
历史学家高尔指出：“古登堡使排版印刷臻于完善所花费的二十年，标志了现代时期的开端；要不是由于印刷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出现随后的科学、政治、基督教会、社会学、经济与哲学等方面的进展。”
杜君立指出，印刷术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影响深远且广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印刷术促进了思想的升级。通过普及书籍，印刷术扩大了阅读群体，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知识。这不仅催生了知识分子的兴起，还降低了文盲率，提高了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思考和探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其次，印刷术推动了经济的升级。随着书籍的普及，人文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加速，技术知识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扩散。这为经济的繁荣和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印刷业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产业，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另外，印刷术还促进了政治的升级。通过印刷和传播知识，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政治问题，对专制权力的质疑和挑战也逐渐增多。这推动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和进步，催生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些制度的出现为民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2]
在谷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胡斯宗教改革”遭遇了镇压的命运。古登堡在145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随即使用这一技术出版了《古登堡圣经》，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圣经。
图：古登堡印制《圣经》
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得书籍不再局限于修道院中的僧侣，数量也大幅增加，从而引发了一场知识和思想的革命。在此之前，只有部分神职人员具备读写能力，而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能力，这使得神职人员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后来，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这一举措对于主张回归圣经的新教徒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使用母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圣经更易于被民间社会所接受和理解，而普及了活字印刷术后，欧洲民间社会可以通过书籍、报纸和杂志等媒介学习更多的知识。这一变革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推动了知识的广泛传播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图：马丁·路德
可以说，谷登堡印刷术的诞生为马丁·路德创立新教并开启宗教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1517年，马丁·路德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并成功地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这一成功与之前的失败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马丁·路德能够利用谷登堡印刷术大量印刷出版宣传新教的图书、小册子、传单和海报。这些印刷品使得广大民众能够摆脱愚昧，接触到新的宗教思想，从而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成功。这一历史事件充分展示了印刷术在信息传播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古登堡对日常生活有思考，善于从生活中找到需求和提问，一个好的问题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提问是创新的开始，而发明是将创新的思考、灵感落实到实践的过程。发明的过程又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既是检验创新思想的过程，也是磨练意志，在一系列不断涌现的问题中找寻答案的过程。
发明与商业化过程并非仅仅依靠某个发明家灵光一闪、某个单点的产物，它更多地依赖于多要素的系统与社会配套，这提供了基础的资源与机会，使得创新与发明能够产生和生长。其次，抽象的科学思维与实践的应用能力，使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得以具体呈现，并在迭代中不断完善和系统化、标准化。另外，在发明的商业化、规模化过程中，单一技术要素的力量是有限的，同时还需要社会分工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需要系统的参与，例如科学家、产品家、投资家、企业家和工匠等各方在创新过程中不断接力，共同推动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围绕这项技术形成了更加细密的分工和合作。
02｜教会赎罪券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为自由的斗争是从宗教问题上开始的，也是在宗教问题上得到一个儿乎彻底的胜利。”[3]
1450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德国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点燃了“西方思想的火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后，使得《圣经》和各种文字书籍的量化、传播成为可能，传统珍贵的羊皮卷的《圣经》和读物只有少数贵族和教士才能享有的稀缺品在印刷机的技术发明后得以改变这一现状，在提升识字率的同时，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
图：欧洲主要国家的书籍/手抄本出版量（单位：百万）[4]
16世纪信仰的崩溃与重建，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从思想上看，宗教改革是用活的灵魂来抗衡死的教条，可以看做是人文主义在宗教神学领域的延伸。宗教改革直接的要求是消解教会的权威，变奢侈教会为廉洁教会。而从哲学上看，其内在的要求则是从外在的权威返回个人的内心信仰。宗教改革的功劳在于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上帝并不在你之外，就在你的内心之中。
由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大派别。这次宗教改革的起因是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赎罪券在英文中称为“indulgence”，意为任性、宽容，在宗教语境下则指免除罪孽。根据教会的教义，人生来即有原罪，因此需要通过赎罪来洗清罪孽。而教会的赎罪方式就是购买赎罪券，为教会做出贡献，以此换取罪孽的赦免。然而，随着基督教的腐化和教会权势的日益增强，赎罪券逐渐变成了一种剥削手段。因此，一些宗教改革家开始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在中世纪，教会将赎罪券出售给那些被视为罪人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许多分歧和反抗。
图：中世纪的赎罪券
图：赎罪券
补充资料一：教皇权力与赎罪券[5]，赎罪券是如何出现和演变的？
路德走上与罗马教廷决裂的道路是从攻击赎罪券开始的，这决非得然。赎罪券的理论是教皇权力至上论的变种，它是随着教皇最高权力的形成而形成，随着赎罪券活动的护大而不断充实、完善起来的。它是中世纪教会神学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十分繁杂不易被现在的人们所理解的理论。赎罪券的理论是神学家们根据《圣经》中《微母耳记》，《马太福音》、《哥林多书》等有关章节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神学术语的“Indulgence”(赎罪券)的英文意为：“当罪恶被宽恕之后，对于因罪而致的世俗惩罚的赦免。”它分为“绝对的”(plenary)，即赦免所有的丗俗惩罚和“部分的”(partial)即赦免部分世俗惩罚。赎罪活动起源于古代教会。当时犯有重大罪孽的基督徒为了不被逐出教会，必须公开忏悔或通过一定的赎罪行为表示其真正的悔悟，如释放奴隶，长久斋戒，或户泛的济贫等。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一定会获得上帝喜悦。但由于这种忏悔和赎罪行为常常因为其他的原因如生病等而不能履行，这样，就被允许用一种较易于实现的赎罪方法所代替，而不必坚持完全实行规定的苦行赎罪。这种兑换和减级的方法是赎罪券由此发展起来的萌芽。
七世纪时，出现了一种对于苦行赎罪的折算制度。例如，几年斋戒的苦行赎罪能够被折算成许多次祷告或唱圣诗，交付规定的济贫物资，甚至折算成一笔罚金。这个折算的权力，最初常常被主教所掌掘，作为他们为修建教堂筹集资金的一种方法。
十三世纪以后，赎罪券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尔的亚历山大最早明确阐述所谓“善功圣由动”(the Treasury of merit)的理论。此理论意指，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的无限功德，圣母玛丽以及圣徒们所做的超出了他们自己灵魂拯救所需的“多余”的善功，都被储放在天国的一个巨大宝库之中。教皇可以从这个宝库中取出这些功绩，以罪券的形式分赐给需要它的信徒们,使他们得到赦免。1343年，教皇克里门六世在其圣年上谕中肯定了这个教理。托马斯·阿奎那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藏罪券的效用不仅限于生前，它对免除炼狱中的灵魂应受的惩罚同样有效。教皇西克塔斯四世1476年颁布的上谕，第一次正式规定可以为死者颁发大赦。教廷的卫道士们则更是大肆宣扬，发行赎罪券的权力仅仅是教廷一般司法权的使用，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可以代上帝行赦免之权。攻击败罪券就是攻击教皇的权力，而攻击教皇就是攻击基督教、藐视上帝，就是异教徒。由于用钱可以换得上帝的赦免，人们凭此便可无所顾忌地犯罪。当时一个罪人说，我不关心我在上帝而前罪孽的轻重，因为我能够借助教皇赐给我的宽恕和赎罪券，轻易地，迅速地获得对所有无论什么样的罪孽或惩罚的完全赦免。赎罪券的活动引起许多虔诚基督徒的反感和不满，他们认为，赎罪券的活动导致道德的堕落和宗教的涣散。
补充资料二：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什么？
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教廷于1517年在德国进行买卖赎罪券的活动。这次贩卖赎罪券是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而颁发的，而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几年前一位叫阿尔伯特的人靠富格尔家族的金钱贿赂教皇，进而得到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务，现在他需要借此来偿还债务。1513年，年仅23岁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后裔阿尔伯特被推举到重要的马格德堡主教职位上，不久后他又兼任了哈尔贝斯塔特主教区的教职，而1514年他又觊觎空缺的美因茨大主教职务。按照教规法，阿尔伯特年龄太小且身兼三职，所以不允许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他却依靠着富格尔银行提供的二万九千弗洛林成功买到了这个教职。此后阿尔伯特开始在他所辖的三个教区售卖赎罪券，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归罗马教廷所有，另外百分之五十用来还债。罗马教廷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钱柜，就可以使购买者的灵魂从地狱升到天堂”。由此可见，罗马教廷肮脏的政治交易、无耻的经济掠夺在这次赎罪券买卖中暴露的一览无余。莎士比亚也谴责封建特权阶层的头面人物像“猪一般懒惰、狐狸一般狡猾、狼一般贪婪、狗一般疯狂、狮子一般凶恶”。
此前，黑死病的蔓延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就已经开始使欧洲的民众逐渐丧失了罗马教廷的信任。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逃亡到西欧的学者们带来了大量的典籍，其中包括希腊文原文的圣经，很多学者研究原文《圣经》后，对罗马教廷所宣称的某些教义产生了质疑。再加上罗马教廷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教士道德的沦丧，最终促成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前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希望教会进行一些合理的改革：第一，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 否定天主教会和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反对烦琐的、挥霍浪费的宗教仪式和赎罪等消极活动；第三，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圣经教义的绝对权威，强调教徒应以个人阅读和信仰《圣经》为基础，直接与上帝相通，不需要神职人员或教会做中介, 也不需要宗教仪式等。
而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以及新的宗教理论基础的出现，宗教改革逐渐走向了流血冲突。反教皇情绪, 在德国很快发展成为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教会, 而且也指向那些直接压迫他们的诸侯贵族。随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一些诸侯国脱离天主教会，确立了新的国教，这些新的国教就是所谓的新教。而在海峡另一边的英格兰，则确立了一种区别于新教和改革宗的英国国教，又称圣公宗。
宗教改革也导致德意志境内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教派势力，进而分化为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两大阵营。两派势力水火不容，终于在1618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由最初的德意志内战，逐渐演变为一场内外勾结的国际战争，并最终于1648年结束，因此被称为“三十年战争”。
03｜ 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传达的是“只是信，不是行为，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其理念被简称为“因信称义”。
《九十五条论纲》归纳起来有如下六要点：
1.赎罪券只能是对教规法惩罚的宽恕；教会能够赦免教会施加的惩罚，不能赦免上帝施加的惩罚。
2.赎罪券永远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亦无力为此。
3.它不能赦免神的惩罚，--只有上帝才握有此权。
4.它不能及于炼狱中的灵魂，因为教会仅能施惩罚于活人，而死亡解除狱中的灵魂做的事仅仅是借助祷告，而不能依靠任何施加或免除的权力。
5.真正悔悟的基督徒无须一张赎罪券便已得到上帝的宽恕，他不需要它，基督要求每个人都要真正的悔悟。
6.“善功圣库”的理论从未被正确地解释清楚，人们不理解它；真正的“善功圣库”是上帝的恩馈妥邡典、神圣的福音。
图：路德把论纲钉在教堂的门上
图：1517年纽伦堡印刷的《九十五条论纲》，现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
《九十五条论纲》提纲
1.悔改是什么
1.是一生的事。(#1)
2.是内心的悔改。（#4）
3.是外在的苦行。（#3）
2.悔改不是什么
1.悔改不等于忏悔告解的仪式。（#2）
2.悔改不等于购买赦罪券。（#35-#36）
3.购买赦罪券益处不大
1.教宗只在教会法允许的范围内有权惩罚和赦免。（#5）
1.因此赦罪券只能免除那些教宗有权施加的惩罚。（#20-#21,#34）
2.死去的人已经免除了教会所能给予的那部分惩罚。（#8-#13）
1.因此死去的人不需要赦罪券来免除教会的惩罚。（#22）
3.赦罪券中是否有耶稣和圣徒来的可转移的功德不清楚，悔改是更可靠的得赦免的方法。（#56-#68）
4.购买赦罪券常常有害
1.增加卖赦罪券的经办人的贪婪之心。（#27-#28，#50-#51,）
2.容易使人忘记真诚的悔改。（#39-#40）
3.容易使人认为教宗是在敛财。（#81-#91）
5.总结 - 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95）
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对因信称义做了阐述：
因信称义
……因此，这个信既然只能在里面的人之内作主，如同《罗马书》（10:10）十章所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而且又只有信可使人称义，这一个里面的人就显然不能因什么外表的行为或其他方法得称为义，得自由，得救。行为，不论其性质如何，与里面的人没有关系。反之，只有心里的不敬虔与不信才叫人有罪，叫人成为可咒可诅的罪的奴仆；并不关系外表的行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留心的第一件事，是丢弃依靠行为的心，单单多求信的坚固，借着信不在行为的知识上生长，要在为他受死而且复活的基督耶稣的知识上生长，如同彼得在他的前书末章所说的；因为没有别事可使人成为基督徒。所以如《约翰福音》（6:28-29）六章所记，犹太人问基督他们当作什么，才算是上帝的工，他就摒除他所见到的他们那些无数的工，只吩咐他们一件，就是：“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作上帝的工。因为父上帝印证了他。”
信使人称义
照以上所说，就容易明白信如何有这等大能力，如何不是善行，也不是总合一切善行所能比拟的；没有什么行为附着上帝的道，也没有什么行为能在心灵里面；在心灵里面的只是信，心灵只被道左右。道是怎样，就使心灵怎样，如同灸热的烙铁因与火联合便熊熊发光如火一样。这样，基督徒在信里就有了一切，再不需什么行为使他称义。他若不需行为，也就不需律法；若不需律法，就一定脱离了律法，“因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提摩太前书 1:9）这话也就是真的了。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信；这个自由并不是叫我们过懒惰、邪恶的生活，乃是不需以律法与行为称义来得救。[6]
补充资料：闵采尔发起废除“赎罪券”的农民运动
马丁·路德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出生于撒克森王国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神学家。在撒克森王国的维登堡有个修道院，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教神学，讲《圣经》。由于他神学的造就比较高，研究比较深，所以当时就是修道院的神学博士。可见，他一开始是神学院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反叛性很强的人。后来的人从他讲课的笔记中，看到了他对教会的不满。比如说他在给修道院的学生讲《新约》里边的《致罗马人书》时，就感觉到教会有些地方做得不对，腐败，搜刮民财，这些都是违反基督教本义的。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的笔记里，但他自己没发表，所以无法证实他是否给学生也这么讲。这些是在他成为宗教革命的领袖后，历史学家研究他留下的东西时发现的。当时有一位农民运动的领袖，叫做闵采尔（Munser），其实他本人也是一位神学家，他也认为教会发售“赎罪券”是反基督的行为。他的思想和农民的利益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场规模相当广泛的要求废除“赎罪券”的农民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就是九十五条“theses”。他的“九十五条”是非常温和的，并不是想借此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把“九十五条”贴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墙上，希望引起大家讨论讨论。“九十五条”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神学上比较玄妙的东西，说老实话，我们看的话，也不明白里边到底讲些什么。“九十五条”中关键的是“赎罪券”问题。马丁·路德觉得“赎罪券”本身是不对的，任何异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有了不忠于基督的行为或思想的时候，可以通过对教会的信仰、对基督的信仰，来改变自己，来“赎罪”，最终成为上帝的人，而不必去买“赎罪券”，更不必去向神职人员忏悔。他认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完全可以通过对《圣经》的认识，直接同上帝对话，而用不着一层一层的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尽管他说这只是几条“theses”，提出来是让大家讨论的，但这些内容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体现了对天主教廷的叛逆。这个时候，正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时候。这样，这“九十五条”就好像是火上浇油，把整个农民运动煽动起来。当时他还去和闵采尔联系，当然他并不是要采取联合行动。但闵采尔不愿跟他联系，觉得他这种辩论太温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闵采尔想通过农民运动来推翻罗马教廷，这是个比较激进的主张。大家可以想象，农民运动是带有政治性质的一场暴动，参与运动的群众不是单纯为了反对教皇，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夺回神职人员所搜刮的土地、地产。而且在群众队伍里掺杂了各种各样的人，用西方人的观点看，里边有很多“暴民”，有趁火打劫者。在这么一种形势下，农民运动弄得非常激烈，把教堂烧了，把“赎罪券”烧了。由于这样一种行为，有历史学家认为，闵采尔利用了马丁·路德，使马丁·路德被形势推动到不得不往前走的地步，我想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面还有一层比较微妙的关系，就是马丁·路德还受到撒克森国王的保护。撒克森王国国王，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诸侯王，他同罗马教廷有矛盾，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有矛盾。为建立自己的独立邦国，他也利用马丁·路德，并在暗地里支持马丁·路德。在这样几股力量的作用下，马丁·路德就变得更加激进。这个事情闹到罗马教廷后，罗马教廷就发了一个谕令，叫《斥马丁·路德谕》，说他是完全反基督的，是敌视基督的，并要他到教廷去受审、认罪。谕令到了马丁·路德手里，他一气之下，就撕毁了，这标志着他整个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温和派变成了一个激烈反对罗马教廷的革命者。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如《论基督徒的自由》。
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政治舞台形成三派势力：保守派支持罗马教廷，反对宗教改革；温和改革派支持路德，主张没收教产，取消教会特权、等级制和繁琐的崇拜仪式，要求建立一个摆脱教皇控制的国家教会，但反对暴力；激进改革派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要求变革整个社会制度。
图：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西欧
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机马丁·路德翻译德语版《圣经》和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辩论的95条论纲》，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会的赎罪券的模式，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罗马教会没有权力赦免人的罪。文字形式的印刷品得以扩大影响力和动员力，这样看来，文字和印刷品在中世纪社会的治理中的作用是颠覆的，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技术发明将《圣经》稀缺性的瓦解的同时，也威胁到了教皇的权威，重武轻文的贵族阶层的衰落，官僚与王权结合的传统封建制度的瓦解。这也侧面反映着，技术的创新发明往往改变的不仅是技术层面本身，其衍生为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权力更迭、宗教地位等等的变化。
图：天主教与路德教对比
黑格尔从哲学角度这样评价路德“因信称义”理论的实质，其在于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人的主观性、自我确信或自由“被带进了人的真正意识中”[7]。
04｜ 宗教改革的影响
1054年，基督教东派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正式分裂。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世界进一步分裂，分为天主教和路德教，这些路德派的信徒因与天主教代表们在1529年会议上发生争论，退出会议，这批人后来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于是就有了“抗议宗”（Protestanism），也即新教教派。
图：宗教发展的脉络
表：新教三大主流教派
注：图片来自网络
图：16世纪欧洲教派分裂格局
图：1600年前后欧洲宗教改革格局
图：十六世纪欧洲教派分裂格局
赵林在总结宗教改革的意义时指出：在宗教改革之前，西欧社会力量的基本格局是：南方拉丁世界在经济上繁荣（意大利）、政治上强大（西班牙）、文化上更是引导潮流（罗马天主教会；北方日耳曼世界则是经济上落后、政治上羸弱、文化上凋敝不堪。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唤醒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识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以后，日耳曼世界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在新教信仰的大地上挺立起来，取代日益衰落的罗马世界成为历史巨轮的领航者。随着西欧社会力量对比的惊天逆转，地中海时代的夕照逐渐黯淡，大西洋时代的朝阳喷薄而出。[8]
从文化和哲学视角来看，宗教改革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邓晓芒与赵林从西方哲学史的维度进行了阐述[9]：
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克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导致的虚假信仰和伪善道德，把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路德教将神性与人性融为一体，使人类精神获得了自由；安立甘教将上帝与“凯撒”融为一体，使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加尔文教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使日常工作具有了神圣性。正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改变了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对立关系，17世纪以后新兴的各种宗教的和世俗的世界观才得以在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经验知识与神学规范之间寻求和解。
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在神学思想上承袭了奥古斯丁主义的传统，表现出一种信仰至上和神秘主义的倾向。针对中世纪后期罗马教会在救赎问题上强调善功得救的自由意志论及其所导致的实践恶果，路德重申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否定善功得救的“因信称义”思想，创立了贬低自由意志、突出上帝恩典和基督苦难的十字架神学。路德强调，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炫耀的，人应该在基督受难的十字架面前保持绝对的谦卑。人的得救与自由意志和善功无关，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因此除了对此的坚定信仰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在这方面路德表现出一种高扬信仰、贬抑理性的态度。他虽然承认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的特殊恩赐，但是却认为，自从人类堕人“原罪”之后，理性就沦为一种从属“肉体的”的自然理性，局限于尘世的藩篱之中，无法理解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等神圣奥秘。路德重申了奥古斯丁对待自由意志的基本观点——自从人类堕落以后，自由意志已经成为被邪恶所奴役的意志，它已经渗透了罪，因此只能自由地选择恶，而不可能自由地趋向善。
参考资料
[1] 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
[2] 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3]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页。
[4] [美]瑞·达利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崔苹苹 刘波 译，中信出版社集团，2022，第216页。
[5] 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54-56 页。
[6] 参考资料：《论基督徒的自由》，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8-379页。
[8] 赵林：《走向理性：西方思想文化大视野》，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
[9]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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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第三季（欧洲中世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