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9章 欧洲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
第100讲：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
01｜中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
中世纪的欧洲邦国林立，彼此征战不断，商人在各大城市中频繁进出，这都为黑死病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当时的水城威尼斯拥有比较理想的隔离条件，因此威尼斯人最先想出了隔离措施，即不准带有瘟疫的船只靠近威尼斯，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员须在船上隔离40天。
英语单词“quarantine”（隔离）源于意大利语，最早的根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拉丁语，与表示“四分之一”的“quarter”同源。其词根为“quarant”，演变成意大利语的“quarantina”，意为“四十”。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威尼斯建立了独立共和国，以海洋贸易为主，连接着欧洲东西部。为防止传染病通过商船扩散，威尼斯政府规定，凡是疑似携带传染病的船只，必须隔离一段时间后才能与岸上居民进行贸易。这一隔离措施的时长在后来的几百年里有所变化，通常视疫情的严重程度而定。然而，由于最早的隔离期定为40天，因此这种防疫隔离措施在威尼斯方言中被称为“quarantine”，“quarantine”指的就是“40天”。
据说，威尼斯当初选择40天作为隔离期限，源于基督教的《圣经》：[1]
在《旧约·创世记》中，40天的概念被多次提及。书中描述了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为再过七日，我将使雨连续降在地上四十昼夜，将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洪水在地上泛滥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抬起。”以及挪亚在洪水过后，“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同样，在《出埃及记》中，当摩西接受上帝的使命时，也有“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的记载。
在《新约》中，40天的概念同样频繁出现。例如，《马太福音》中描述了耶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昼夜，接受魔鬼的试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同样的情节在《马可福音》中也有描述：“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40天”在《圣经》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惩罚、预备、净化和苦修的必要时段。在基督教的早期，尤其是中世纪，教会与医学界的关系紧密相连。教士或修士往往也扮演着治疗者和医生的角色，负责治疗病人的职责。因此，在制定适当的隔离时间时，他们可能会借鉴并采纳《圣经》中的这一传统做法。正是出于这一特殊原因，40天的隔离期也获得了教会的支持和认可。
船员虽然被隔离了，但船上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老鼠却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威尼斯，于是黑死病很快就在威尼斯蔓延开来。黑死病从意大利蔓延到西欧，而后北欧、波罗的海地区，最终传入俄罗斯。
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曾这样写中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后的场景：城市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在欧洲，黑死病导致人口数量骤减，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长期劳动力短缺。公元1347年的第一波黑死病流行破坏力最大，随后疫情又暴发了好几十次；到1430年，欧洲的人口可能只有1290年时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成千上万的村庄空空荡荡，城市沦为鬼城，市场、磨坊和织布机陷入沉寂。[2]
图：《死亡的胜利》
注：《死亡的胜利》是老彼得·布鲁盖尔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一幅板面油画，描绘了一群骷髅大军过境的恐怖景象，隐喻曾在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
威廉·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推测了中世纪欧洲的人口总量。根据推测，从1000年开始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为止，欧洲总人口从3500万增加到了约8000万。但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500万人殒命。在这个瘟疫长时期存在的历史阶段，战争和内部思想冲突也同时发生，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生产力和消费群体都急剧减少，这影响了经济、社会组织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这也催生了西方人在创造性的思考、批判式思考，开拓性的精神。
图：应对黑色病的医疗工作人员[3]
图：鸟嘴医生
02｜黑死病的可能起源
黑死病究竟是如何席卷中世纪欧洲的？从欧洲内部来看，过度的垦荒运动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疫病流行。其次，中世纪欧洲人口密集，城市的卫生条件恶劣，这就为瘟疫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贫困与饥饿所导致的普遍的营养不良使得人们自身的抵抗力下降，加之医疗技术的低下，卫生条件差、人们无力抵抗瘟疫的肆虐。
另外，从气候变化和外部视角来看，中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亚洲中部，有可能源自吉尔吉斯斯坦；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内陆国家，与哈萨克斯坦、中国、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接壤。鼠疫从那里开始，传播到了中国和印度。这种疾病，有可能是沿着连接国际大都市的“丝绸之路”，或者经由船只一路来到黑海地区的。到1346年底，欧洲各个港口接到了报告，称印度人口正在减少，而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蒙古人统治的地区已尸横遍野。据说，是1347年乘坐帆船从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卡法（Kafa）回来的30名热那亚商人，将鼠疫传到了西西里岛上。于是，瘟疫从意大利开始，沿西北方向蔓延到了整个欧洲。染病者身上出现的显著症状，有淋巴结炎（即腋窝下或腹股沟出现疖子）、发烧和吐血。最近人们对伦敦和欧洲大陆因患黑死病而身亡的人进行了DNA分析，结果表明，鼠疫杆菌就是造成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4]
03｜黑死病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爆发的黑死病带来了哪些影响？
① 宗教与精神信仰方面，黑死病的爆发直接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面对大量的死亡，特别是神父染病身亡，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目光从天国转移到尘世，世俗开始从宗教分离。
在宗教权力松散和现代科学兴起的背景下，那些信仰上帝的教徒们认为黑死病是人类彼此堕落引来的神明惩罚，他们用镶有铁尖的鞭子互相鞭打，神父们也尝试了各种“取悦”上帝的方法来请求神的宽恕，但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神的存在，逐渐从神学观念中解脱出来，对旧制度产生质疑，动摇传统价值观。黑死病的流行严重冲击了教会的权威和教宗的威严，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的社会体系。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医学模式被发明出来，如隔离、群体免疫等等。
著名医生希里亚克率先打破传统，解剖了瘟疫死者，这是解剖学、流行病学和外科学的开端，多种医学学科由此走入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此外，人们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搞清了黑死病的传染方式，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在这个时期，不仅仅是医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法学、公共卫生学、城市规划学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② 社会结构改变。黑死病在欧洲爆发后，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急剧上涨。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阶级的流动，也使得底层百姓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财富。同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人权观念也因此变得更为深入人心。那些过时的欧洲等级限制、贵族特权和骑士精神在黑死病的冲击下逐渐消失。
在经过黑死病的洗礼和资源重新分配后，许多农民和渔夫从微薄的收入中崛起，变成了拥有大量资产的富农。他们不仅拥有佃农和剩余土地，还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家，成为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量。黑死病的爆发对原有的社会根基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的死亡使得整个欧洲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和痛苦之中。将近1/3的总人口消亡，城镇居民的死亡率更是高达50%。这一时期，奴隶市场开始紧俏，这也为后来的黑奴贸易埋下了伏笔。相比之下，东欧地区的疫情较为轻微，这得益于该地区的土地面积较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相隔较远且人口稀少。这种天然的隔离区域使得东欧没有像西欧那样经历思想上的巨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看似得天独厚的优势却成为了斯拉夫民族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英国来说，中世纪的黑死病后，贵族经济力量逐步衰落，平民的经济力量在加强，下院地位逐渐提高。[5]1407年，亨利四世在下院议员抗争中，宣布：“今后任何税收都由下院提出和批准，并由下院议长直接报告给国王。”这一惯例后来成为英国议会基本程序，征税法案要首先由下院通过，再交由上院。[6]
③ 农业和工商业方面，黑死病对农业和商业造成双重打击，但对农业打击更大。人口的恢复需要固定的时间，而商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较快恢复，财富沉淀于土地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尽管经历了黑死病、占乱割据等等灾难，中世纪的一部分被认为是黑暗时代，但为什么有人说中世纪不黑暗？因为它是欧洲商业文明的源头，中世纪成为文明的临界点。许倬云认为，大瘟疫反而推动了工业生产：
14世纪下半叶的大瘟疫。这次瘟疫，在不到十年内蔓延全欧洲，夺走了不下于三千万人的生命。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大概也不过是不到一亿，三千万生命就等于是三分之一的人口了。最近英国的考古学家和医学家合作，研究伦敦公墓那个时段留下来的古代遗体，得到的结论与上述文献记载的估计数字相符合，也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
这一次大瘟疫之后的15世纪到17世纪这三百年间，还不断地有同样的瘟疫继续发生——三百多年来，欧洲的人口始终没有恢复到原有的一亿左右。人口减少，土地面积不变，对于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欧洲的农业发展不可能和中国一样走向劳动力密集的精耕农业。欧洲的农业形态，自中古以来就是粗放式经营，加之人口的大量减少，农业的发展更是依赖人力以外的劳力。比如说，巨马大犁深耕的大面积耕种，也不能脱离轮耕的三圃制[7]。欧洲的农村，长期地维持着林地、牧地、农地混合的形态。混合形态下生产的农业产品决定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维生资源很丰富，食品也是多样的。如此形态的农业，为后来靠机器耕耘的大田经营的模式奠定了基础。
劳动力减少，不只在农业方面，城市中也一样。在城市中，少数的劳力要生产足够社会使用的工艺品，也逐渐形成许多劳工联合在一起的作坊业。在同一个作坊之中，整个加工流程切割为不同阶段的工序，每一个工人操作一定的工序，联结成串，共同制作一个成品。作坊的生产，因为是有组织的合作，可以生产较大数量的产品，也可以用标准化的生产取代个性化的精致手艺。相对地，中国的手工生产常常是在农舍之中，以农余的劳力制作由个人单独完成的手工艺品。所以，中国的工艺产品，成品精美，但很难标准化，因此数量不大。欧洲的这种发展方向，可以大量生产标准化的成品，也奠定了后来工业革命的基础。
人口减少，每一个人能够分摊的财富数量以及资源数量就相对地比较多了。于是，虽然欧洲有因瘟疫而来的死亡阴影，但生活标准却是相对地提高了，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也相对地拉近了。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这个现象本身说明，一个收支平衡的经济体，在失衡后反而有继续发展的空间。[8]
图：中世纪前期、后期对比[9]
参考资料
[1] 参考资料：赵秀荣：《Quarantine：“隔离”一词的词源和词义变迁史》，中华读书报。参考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56763。
[2] [英]阿诺德·佩西，白馥兰：《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朱峒樾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版。
[3] 鸟嘴医生（Doctor Schnabel）：这种面具起源与1619年，一名叫Charles de Lorme的法国医生发明，他将棉花等填充物塞入一个面具的口鼻位置，充当防毒面具，来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这种面具在口鼻部位突出，眼睛的地方挖两个洞。他同时也带着礼帽遮住头发，穿上长袍挡脏物，还手拿一根棍子接触病人。
[4] [英]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拉尼：《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欧阳瑾，黄春燕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5] 毕道村：《15世纪西欧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6] 毕道村：《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7] 三圃制亦称“三区轮作制”，耕地分区轮作法之一，盛行于中世纪欧洲国家。耕地分成三区，每年一区休耕，两区分种春季作物或冬季作物:作物也在各区轮种。
[8] 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44-46页。
[9] 资料来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430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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