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9章 欧洲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
第99讲：蒙古西征与中世纪欧洲、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纵观世界历史，我认识到：世界史截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灵魂。
——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834-1902)
工业文明的追溯需要梳理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脉络，历史的发展、科学精神和发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呈现连续性的关系。
工业文明的起点与大分流开启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影响其开启工业文明的“因”是什么？什么力量和历史的拐点促进了科学创新、技术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现代文明前奏」篇从欧洲历史，尤其侧重中世纪的历史来梳理工业文明诞生的前奏与发展的土壤。
01｜蒙古西征与中世纪欧洲
在人类社会中，当精神工具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比物质工具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灵魂的控制，是最宝贵的战利品。
——汤因比，《历史研究》
《世界史》的主编E·卡韦涅曾评价道：“欧洲在中世纪的末期‘在蒙古人侵入之后’约从1300年开始所发生的技术突进并不是偶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这时候没有条件来真正体会远东的哲学和艺术，但是技术从它的本质来说，是可以立即仿效和流传的。”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更是对蒙古人为欧洲带来的先进技术表示正向的肯定：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图：蒙古西征与十字军的交战[1]
1.1｜蒙古西征对中世纪的影响
蒙古西征对中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影响是什么呢？
① 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等城市由于打破了拜古庭和阿拉伯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从而在地中海商业中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使得中国文化与外部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延伸到地中海以西和以北。
在蒙古人西征的过程中，中国的物文化进一步西传，包括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等极为重要的发明，这些大多是在这一时期辗转西传的。此外，大批外国商人和旅行家被吸引到中国，他们回去后通过口述和手记的方式记录了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使得国外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催生了国外中国观的萌芽。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马可·波罗和伊宾·白图泰。另外，西征还造成了罗马教廷对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急迫心理和浓厚兴趣。据L·布尔努瓦的说法，由于元帝国的崛起，西方人的视野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他们感到茅塞顿开、豁然旷达。
② 十字军的出现主要是出于宗教和商业的原因。例如，与蒙古大汗们开始向西进军几乎同时发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就是在威尼斯这一新兴商城中的大商人们怂恿下进行的。
③ 由于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达到使穆斯林改宗的目的，而蒙古大军的西征也没有消灭伊斯兰教。相反，蒙古大军的西征却再次造成了多种文化互相交流的条件。
图：蒙古投石器
1.2｜中世纪城市的城墙
中世纪城市的象征是修建的城墙。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建筑十论》中曾说：“城墙是神圣的，因为它团结和保护市民。”
在中世纪，城墙的设计往往追求垂直高耸而非厚重，这样的结构足以抵御当时的冷兵器威胁。然而，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火器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战场格局，使得昔日坚固的城墙在面对新式大炮时显得脆弱不堪，轻易便能被穿透或摧毁。因此，后来的城墙设计开始注重降低高度并增加斜坡状的厚度，这一变革显著提升了城墙抵抗火炮攻击的能力。
城门作为城市的咽喉，其安全性自然成为防御的重中之重。自12世纪末起，双子塔结构应运而生，它们如同忠诚的卫士，矗立于城门两侧，为这座城市的门户提供了坚实的屏障。王城的主入口更是奢华与安全并重，大门被巧妙地嵌入双子塔之间，不仅配备有厚重的木门，还装有可迅速降下的金属与木制复合吊闸，形成了双重保险，有效阻止了外来侵扰。而这一切的精致设计，不仅出于防御的考量，更彰显了王城作为权力与荣耀象征的非凡地位。
中世纪时期，攻城槌（Battering Rams）成为欧洲战场攻城战术中不可或缺的重型武器。这种设计巧妙的器械，专为连击、猛冲与重击城门乃至城墙而生，旨在通过持续而强大的冲击力，使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破裂甚至崩塌。在选材上，攻城槌的制造者深谙木材之力，偏爱选用质地坚硬、韧性十足的橡木、白蜡木或杉木作为主体，以确保在激烈的撞击中仍能保持结构的完整与力量的传递。
除了其作为攻城利器的直接用途外，中世纪攻城槌还展现了其多功能性的一面。在跨越城堡外壕沟时，攻城槌能够化身为临时的桥梁，为攻城部队开辟出一条通往城墙的通路。而当城墙的防御最终被攻破，其粗壮的撞槌部分又能被巧妙地利用起来，成为攻城士兵进入城堡内部的重要通道。
图：攻城槌（Battering Rams）
1.3｜中世纪欧洲城镇的布局
中世纪欧洲城镇的布局呈现出独特的、不规则之美。这种风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城市发展的自发性。在那个中央集权尚未确立、封建割据与共和政体交织的时代，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显得尤为松散。加之频繁的战乱与动荡，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制约，经济形态趋向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的选址与扩张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的恩赐与战略的需求，它们或是依傍于交通要道，或是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城堡要塞，以求在乱世中求得一线生机。
尽管中世纪欧洲王城的整体布局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规划逻辑。在那个政权分散的时代，一个统一且强大的精神力量——教权，成为了城市规划的隐形推手。教堂，作为教权的象征，矗立于城市的中心，引领着整个城市的空间格局。
道路网络的设计巧妙地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宛如一张精心编织的蛛网，既展现了城市自然生长、层层递进的发展轨迹，又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这样的道路系统不仅便于居民的日常出行，更能在紧急时刻迅速转化为防御工事。通过设置死胡同和路障，城市能够在巷战中有效地迷惑或消灭来犯之敌。
图：中世纪自由生长的城市形态
02｜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中世纪的西欧一直处于分裂混乱的政治状态中：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
公元800年：查理曼帝国建立。
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分裂。
公元962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直至1806年。但徒有虚名，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谈不上是一个“帝国”。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灭掉了西罗马帝国，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政治上各个从属的国家或部落也独立为单一的组织，在精神信仰的共识由教会统一。日耳曼人在西欧的地盘上，建立起了若干王国，这些王国互相兼并，长期处于战乱阶段。
图：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公元768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上位以后，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史称查理曼帝国。
查理曼死后，在公元843年，他的3个孙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分成了三份，分别是：
东法兰克王国，约等于德国加奥地利；
西法兰克王国，约等于法国；
中法兰克王国，约等于意大利。
日耳曼人的另外两个分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这一时期登陆英伦三岛，先后建立了7大王国。
图：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中世纪中期，人口逐渐增长，城市、教育得到发展，疆域也在扩张。这几个世纪里，出现了宗教改革、学术的进步，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迫害。
从公元1300年到1500年的200年历史，被定义为中世纪晚期，其间于公元1300-1350间，欧洲惨遭荒和瘟疫的肆虐，黑死病夺取了2500万人，大约三分之一欧洲人的性命。天主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天主教会内部争议加剧，分裂主义、内乱冲突，农民起义横行，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中世纪早期被称作“黑暗时代”。
西罗马最后的几个皇帝把基督教定为了国教，开启了欧洲地区的基督教与其分支天主教的思想统治。正因为宗教思想的统治，中世纪被后来人认为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宗教的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的时代。
公元1500年，欧洲的生产技术、政治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发达却使之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哥伦布开始探索美洲大陆，葡萄牙人已绕过非洲来到印度，欧洲人发明了加农炮，开设了印刷厂，造出了机械钟，做成了眼镜和蒸馏酒，发展出许许多多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2]宏观来看，中世纪（Middle Ages）从公元5世纪持续到公元15世纪，中世纪始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止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
图：中世纪（约500-1500年）
参考资料
[1] 据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记载，每一位蒙古武士的进攻装备标配是：“两只弓，两个箭筒，一把弯刀，一把手斧，一根悬挂在马鞍上的铁棒，一支带有铁钩作拉人下马用的长矛，骑兵们还有一根马鬃制成而系有活结的绳索。”
[2] [美]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1版，林盛 杨宁 李韵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 往期课程 -
《创新的历程》第三季（古罗马-拜占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