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2章 宗教改革（公元16世纪～17世纪）
第113讲：英国的宗教改革
01｜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
在马丁·路德在德国进行宗教改革之后的十多年，英国的宗教改革于1534年才真正开始。英国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将安立甘宗被确定为国家宗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国王和或者女王，与首相平起平坐，地位非常高。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在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候进行的。国王身兼两职，既是国家行政首脑，又是英国的宗教领袖。但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教逐渐被分离，国王也在世俗统治者身份以外，不再兼任宗教领袖的角色。因此，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国教的最高宗教领袖。
图：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的宗教改革，对于孤悬在欧洲大陆的英国而言，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共鸣。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隔着英吉利海峡，这种地理环境和这种孤悬于欧洲大陆的地理优势，使得罗马教会对英国的约束力只停留在形式上。
同时，16世纪时，英格兰是一个很小的孤立于欧洲大陆的岛国，同时苏格兰、威尔士并没有与英格兰合并，成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作为小的岛国，其优势是内部容易形成更强的凝聚力。
13世纪开始，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在任期间，英格兰王室的中央集权就得以加强，同时也和封建的贵族们保持着相对和谐的关系。13世纪同时发生了一场大宪章运动，这场运动，国王与贵族们签署了一个宪法性质的契约。大宪章规定了国王的权利和义务。使得英格兰在当时形成了王在法下的传统。英格兰可以算是最早有法制的萌芽的国家。
在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最初亨利八世像罗马天主教教廷表示会站在对方的一边。但后来导致英国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索的原因是与其原配夫人凯瑟琳的离婚案。
图：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王后
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当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同时兼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权力很大。当时英国与西班牙的联姻也是为了更好的形成同盟来对抗当时法兰西。罗马教廷不批准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导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分裂。
图：1533年6月，已怀孕的安妮·博林如愿被封为新“王后”
02｜《至尊法案》发布
1534年，英国国会颁布《至尊法案》。《至尊法案》的颁布，意味着英国宗教改革正式启动，这个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国王的权利。英国国王不仅是英国的政治统治者，同时也成为英格兰教会或安利甘宗的宗教领袖。英格兰教会正式不再听从罗马教皇的管理和约束。
《至尊法案》的颁布还体现在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其内容规定没收天主教会教产，这一举措对英国推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宗教机构在经济政治上都是自制的，世俗统治者并没有权限管理教会。道院、宗教领袖占有国家大量的田产和财富。同时，老百姓和贵族们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等赋税。这对王权构成了财政方面的威胁。亨利八世前任几任国王与法国的百年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家的财富，财政问题亟待解决。因此，亨利八世对当时英国的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没收财产对缓解国家财政起到了作用。教产还俗的举措，使得英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应运而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当时人们以及贵族的支持。可以认为，英国宗教改革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强了王权，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当然也推进了英国人民的凝聚力，推动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发展。
改革其间为处死数7万多人，约为当时英国人口的2%。从此英国教会成为圣公会，基督新教的一个单独教派。亨利八世去世后，由其原配夫人凯瑟琳所生的长女玛丽继任。玛丽从小接受西班牙宫廷中天主教的教义，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信徒。对亨利八世的离婚和宗教改革极度不满。于是，自玛丽女王上台执政以后，便开始恢复天主教信仰，并迫害最开始宗教改革的英国人士以及教会人士。几年以后，伊丽莎白一世继任掌管英国王权。在伊丽莎白一世任期再次恢复英国的安立甘宗，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三十九条教规》，明确规定了天主教徒不得继承英格兰王位。
补充资料：英国清教徒革命[1]
英国在中世纪虽然也爆发过农民起义和红白玫瑰战争（the Rose War），但大体上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18世纪以后也没有发生过革命。为什么宗教改革以后的英国会发生一系列动乱呢？事实上，英国革命源于议会和国王的冲突，导火线则是英国国王意图回归天主教。
为什么查理一世（Charles I）希望让英国回归天主教呢？原因是他想模仿法国，建立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度。也就是说，其背后是王权正当性的问题。英国革命在当时被称为“清教徒革命”，清教徒就是加尔文宗信徒，他们无法接受国王重返天主教所带来的“君权神授”体制。我认为，清教徒革命的本质就是把统治正当性建立在圣约之上。只要回顾英国革命的前因后果，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宗教改革后英国重新寻找法律基础并将其置于圣约的过程。英国是最早接受新教的国家，在宗教改革初期就宣布与罗马教廷决裂，并以路德宗为模板，建立英国国教。这原本是一次政治行动：英国国王以没有儿子为由，想休掉作为西班牙皇室成员的皇后。根据中世纪欧洲的法律和惯例，这必须征得教皇同意。教皇因为要依靠西班牙的支持，没有认可。英国国王大怒，恰逢宗教改革，他宣布英国接受新教。
英国国教和路德宗大同小异。但大多数英国人却信了加尔文宗，认为英国国教不够纯粹。加尔文宗信徒抗议国教不纯粹，力图将其纯化，所以被称为清教徒。概言之，在宗教战争以后，天主教社会文明主导下的法治封建社会走向解体，欧洲各国都面临着重新确立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这时，几乎所有王权强大的国家都接受了类似于东正教国家的“君权神授说”，建立绝对君主制。其中以法国最为典型。英国国王也想仿效。
但他未曾想到这一举措在英国必将引发革命，因为英国人已经选择了加尔文宗。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James I）非常喜欢君权神授说，他想完全改变英国的原有体制：第一，夺取国会的税收权，由国王说了算；第二，架空议会。詹姆斯一丗和英国议会乃至整个新教徒群体发生了激烈冲突。詹姆斯一世过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是天主教徒，变本加厉地巩固王权，他与议会的冲突更是一发不可收，最后导致国王与议会兵戎相见，这就是清教徒革命。议会的军队由清教徒组成，他们蓄短发。
自称圆胪党人（Roundhead），由克伦威尔统领，所向无敌，被称为铁军（Iron Army），结果把国王抓了起来。清教徒还以叛国罪的罪名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根据法律裁决，皇帝因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这可是西方法治封建社会建立以来史无前例的大事情。直至今天，英国法学家还在研究。
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在当时是否合法。英国大律师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著有《弑君者》一书。专门讨论法官约翰·库克(John Cook)审判查理一世的判案过程及其依据。他证明库克弑君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因为查理一世挑起内战、杀害人民，违反了他身为国王所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查理一世违约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进一步讨论国王和人民之间是否有契约，以及当时英国的法律基础是不是契约。其实，作者想证明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法律根据，正是国王和人民一起在上帝面前订立的圣约。确实，如果圣约已经成为法律的基础，国王违背了圣约，这形同叛国，肯定是该杀的。但是，“法律是圣约”确立于光荣革命以后。在此之前，只有最激进的清教徒才倡导这一观念。迄今为止，英国政体仍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人偏爱国王，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这对很多英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当时的议会残缺不全，弑君并未经由议会多数通过。所以，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无法掌控政局，英国议会根据惯例把国王请了回来。约翰·库克这位弑君者被判处绞刑，死后又被五马分尸。君主制复辟以后，国王又想推行君权神授体制。詹姆斯二世（JamesⅡ）为了增强王权，重蹈覆辙，归宗天主教。议会对此当然持反对态度，只能再次造反，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革命以后，议会选举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为英国女王，因为玛丽是新教徒，她的丈夫就是荷兰的威廉公爵。所谓光荣革命就是威廉和玛丽一个当国王，一个当女王，国会邀请二人共同统治，此后英国政局稳定下来。在议会推翻詹姆斯二世的时候，法律根据就很清楚了。从当时辉格党的言论可以看出，光荣革命之所以具有正当性，乃是因为詹姆十二世离弃王位，破坏了圣约，这也就为新王即位提供了合法性。由此可见，将圣约作为法律的基础，正是英国光荣革命的本质。
历史学家公认，光荣革命是英国进人现代社会的标志。英国虽无成文宪法，但光荣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和此后的一系列立法都具有立宪的精神。17世纪英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以后，终于成为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问题在于，17世纪末英国的确进人了现代社会，但它算得上一个民族国家吗？从理论上讲，现代社会与民族国家具有等价性，在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中，丝毫未见民族认同把加尔文宗信徒凝聚成一个整体的过程。那么，我们是否能找到英国成为民族国家的证据呢？
历史深藏于词汇中，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普遍观念，最早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相关词语的意义变迁就是证据，最重要的就是民族（Nation）这个词的出现。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专门分析了英国“民族”这个词的意义变迁。该词在英译《圣经》中的大量使用，证明其盛行于宗教改革之后。Na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它本是一帮外国人的意思。到中世纪大学，Nation 成为意见共同体，到教会会议中变成“精英”的代名词。她指出，该词在17世纪英国被用来指代英格兰居民，进而获得了“主权在民”的含义，这正是民族认同的表现。
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最独特的现象是由议会代表全体人民（清教徒）与国王对抗。如果没有议会，17世纪英国社会的演化轨迹会是怎样的呢？其结果一定不是通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体制，而是通过人民起义建立共和政府。英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先有了代议制的萌芽，然后才建立起契约社会。正因如此，英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基本上是连贯的。一般来说，先有了契约社会的观念，才会有代议制度。毕竟在建立契约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让所有人一天到晚都在订立契约，宪法支配下的法律亦不可能由所有人共同制定、表决通过。如果契约共同体的人数众多，一定要选举代表。我们知道，选举代表就是授权，授权之后的立约则是代表之间互相商议的过程，其目的是尽可能地达成共识并由多数来决定。在契约社会成为应然社会之前，去构想代议制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它即便出现亦无正当性。17世纪以后，英国议会迅速演化为最早的代议制政府，进而促使英国社会转化为整合性的契约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为什么英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就有议会了呢？
上文在讨论契约社会作为现代价值所指向的应然社会时，一直忽略了一个要素，即代议制度。事实上，如果不是英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首先孕育出了代议制的萌芽，现代契约社会绝不可能在宗教战争以后立即出现并迅速发展。因此，为了讨论信奉加尔文宗的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普遍过程，还必须回顾和剖析代议制度的本质和起源，分析它与天主教文明（特别是法治封建社会）演化的内在联系。
“至尊法案”的颁布[2]，标志着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长久以来的裂痕最终公开化，成为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正式起点。这场看似由个人事件，即国王的离婚诉求触发的宗教变革，实则深植于英格兰民众对罗马教会傲慢态度及教皇干涉的普遍不满之中。亨利八世之所以能做出与罗马决裂的选择，关键在于他捕捉到了民众内心深处这股潜藏的反感情绪，并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推动个人议程的力量。
英格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孕育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孤立感，即“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这种独立意识，不愿意屈从于任何外族人的控制之下。历史上，英格兰鲜少受到外敌入侵，这种长期的和平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其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对自由的渴望。尽管罗马教皇对英格兰的直接干预相对较少，但名义上的屈从感仍然让英格兰人感到不适，激发了他们的反抗心理。
尽管亨利八世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天主教的虔诚，他最初并未预见到自己会与罗马教会走向决裂的道路。然而，一旦宗教改革的浪潮被激起，他不得不顺应这股力量，继续推动变革。在他统治时期，宗教改革的影响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其核心目标却异常明确：一是巩固英国国王对英格兰教会的绝对权威，二是通过剥夺修道院的土地与财产来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这既受到德国新教诸侯行动的影响，也是出于应对战争和宫廷庞大开支的实际需要。
为实现这些目标，亨利采取了强硬手段。那些拒绝承认国王宗教权威及离婚合法性的主教、修士和臣民，如红衣主教约翰·费希尔和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等，不幸成为了牺牲品。同时，大规模的修道院财产被国有化，超过370所修道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财产被重新分配。这一过程中，世俗地主和乡村贵族的财富迅速膨胀，他们成为了宗教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土地和财富的再分配直接惠及了他们的利益。
然而，修道院财产的变卖与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对公用土地的圈占加剧了社会矛盾，土地问题上的纷争不断升级，最终触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开始，也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
除了巩固国王权威与财政改革外，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策略显得相对保守，他有意将改革的范围限定在教会行政层面，避免深入触及宗教信仰和神学的核心争议。他坚持英格兰教会应维持罗马教会的教义与仪式，公开声明自己坚守正统天主教信仰，并明确与新教划清界限。然而，这一谨慎的立场并未能阻止宗教改革浪潮的进一步涌动。
随着改革的推进，激进的新教徒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渴望更彻底的变革，包括允许教士结婚、废除密室忏悔、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英文等，这些诉求与欧洲大陆新教运动相呼应。这迫使亨利八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需要继续对抗罗马天主教会；另一方面，又必须镇压国内日益壮大的新教徒势力，尤其是那些受加尔文教思想影响的激进分子。
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亨利于1539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六条教规”，正式名称为“废除不同信仰法案”。这一法案旨在重申罗马教会的核心教义与仪式，如“化体说”、教士独身、密室忏悔等，并将任何质疑或否定这些教义的行为视为异端。然而，此举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加剧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使得英格兰成为了各种宗教思想与流派交锋的前沿阵地。
03｜《出访英国宫廷的法国大使》[3]
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世称小霍尔拜因，以区隔于其同样杰出的画家父亲——老霍尔拜因。这对父子在绘画艺术上均有所建树，但小霍尔拜因以其非凡的成就，成为了德国文艺复兴美术领域与丢勒、格吕内瓦尔等大师并肩而立的画家。
小霍尔拜因诞生于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家族中父亲、叔父乃至兄长皆是享有盛名的画家。这样的成长环境为他日后在绘画领域的卓越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他选择移居至瑞士的巴塞尔，这座城市成为了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舞台，也是他结识众多欧洲社会名流、文化精英的桥梁。
图：霍尔拜因画像
霍尔拜因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呢？霍尔拜因创作这幅《大使们》的动机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之中。正值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步入尾声，农民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德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蠢蠢欲动。
当时，霍尔拜因受聘于英国国王，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创作环境，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欧洲各国的精英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应法国驻英国公使的诚挚委托，着手创作了这幅具有深刻内涵与独特艺术风格的《大使们》。
图：小汉斯·霍尔拜因，《使节》（The Ambassadors），作于公元 1533年，油彩、橡木，207×209.5cm，英国伦敦国家画廊藏
这幅画引发了后人的多元解读，涵盖符号学、暗语、心理学及绘画透视等领域。画面左侧是法国年轻贵族约翰·德·丁特维尔，他作为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使节驻留伦敦，右手紧握短剑，剑鞘上刻有“29岁”字样。右侧则是他的朋友赛尔夫，一位新近被任命为拉沃城主教的杰出学者，其肘下书籍标注着“25岁”。1533年，赛尔夫访问伦敦时，两人邀请霍尔拜因绘制此画，以纪念他们的深厚友谊。
画中人物的面容、站姿及服饰——丝绸、天鹅绒、毛皮与金色缨绶——均被细致描绘，展现了他们作为学者与贵族的双重身份，凸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非凡特质。
两人之间的双层木桌上，摆满了与音乐、天文学、制图学相关的物品，象征着教育的四大学科，体现了他们渊博的知识。上层土耳其桌巾上，天文与航海仪器错落有致，筒状日晷显示着日期“4月11日”，多角形日晷则标记着不同时间。
鲁特琴旁摊开的书籍是赞美诗集，画面一角，耶稣受难像静静伫立，侧视画中人物。木架上下两层分别陈列着天文观测仪器、地球仪、数学书籍、鲁特琴及赞美诗集，这些元素共同象征着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大领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体仪与多个日晷、象限仪器等，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天文观测技术，还透露出特定信息：圆柱形日晷上的“1533年”标记了创作年份，地球仪的指针指向梵蒂冈，或暗示此行与调解教皇与亨利八世矛盾有关，旨在阻止亨利八世转向新教。地球仪上描绘的麦哲伦航线，则是对当时航海探险的致敬。
霍尔拜因不仅是杰出的画家，还是制图领域的能手，1532年，他在巴塞尔绘制了复杂的椭圆形世界地图。因此，他画作中出现的精致地球仪并不意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穿过巴西的红色经线，上面清晰标注了“教皇切割线”和“卡斯蒂利亚”等字样。这种细腻的描绘方式，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这条线即为“教皇子午线”，象征着西方世界昔日的利益争夺，然而当时教廷对英格兰已无实际控制权。
图：《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注：地理大发现时代早期，两大航海强国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调解下，于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小镇托德西利亚斯签订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
地球仪上的红线源于《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定了大西洋的子午线。理论上，地球仪的另一面还应有《萨拉戈萨条约》划定的太平洋子午线，因为该画作于该条约签订后的1533年。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向东发现了大片未被教皇控制的土地，其主权归属再次成为焦点。1529年4月，葡萄牙与西班牙在萨拉戈萨谈判，并在教皇担保下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教皇在摩鹿加以东17°处划定了太平洋子午线，作为两国在东半球的海洋权利分界线。西班牙因急需军费与法国作战，放弃了对摩鹿加群岛的要求，永久退出香料群岛的争夺。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后，许多海图上都标明了“教皇子午线”，但这些条约已难以约束日益疯狂扩张的世界。例如，《大使》画中的英格兰，因宗教问题与罗马教廷决裂，这些红线对其已无实际意义。
至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时，他创建的皇家海军已拥有44艘强大战舰，足以挑战昔日海上强国。画中的教皇子午线，在海战的硝烟中失去了效力。
霍尔拜因在画作中微妙地反映了欧洲宗教的分裂：打开的圣歌本、鲁特琴上缺失的一根弦，以及前景中悬挂的头骨，这些元素都经过透视法处理，仅从侧面隐约可见。
塞尔夫身旁放置的鲁特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一根弦已断，这一细节或许寓意着谈判的未果。考虑到英国自亨利八世起转向新教信仰，而鲁特琴前的乐谱意在缓和两教矛盾，这一安排更显意味深长。
画面背景主要由绿色挂帘构成，几乎覆盖整个空间，仅在左上角露出一尊几乎被忽略的耶稣受难像，暗示当时人们深陷宗教纷争，忽略了基督教的本质。
最引人深思的是画面中的骷髅形象，它以一种极端的透视方式呈现，需通过特定角度观察才能识别。这个变形的骷髅不仅是技巧展示，也引发了艺术史上的诸多猜测：是对技巧的炫耀，还是对显与隐的哲学探讨？或是表达了对生命虚无的巴洛克式思考？亦或是对新教背景下天主教元素的隐秘提及？
参考资料
[1] 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348页。
[2] 参考资料：赵林：《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3] 部分参考资料：梁二平：《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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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第三季（欧洲中世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