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4章 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第118讲：为什么法国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01｜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
法国在开始施行重农主义经济政策之前，曾以重商主义政策为主导。
从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到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都努力推行重商政策，这为法国带来许多财富，并且在柯尔伯时代让法国拥有了一支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但法国政府的重商主义行为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前提的，长此下去到17世纪末遭逢普遍的经济困境时，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18世纪后半期他们的苦难渐渐引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在农民因遭受重重盘剥难以为社会提供多少财富的同时，柯尔伯为法国积累的财富也因战争逐渐罄尽，法国到了考虑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了。法国的重农主义理想于是在18世纪中期开始兴起。[1]
重农主义的理论创始人魁奈提出重农主义学说的本质，即“农民穷则国穷”。魁奈将法国农民的灾难性局面归因于缺少富裕的租地农民以及佃农的盛行。魁奈认为农业人口的就业增长和农业繁荣将刺激贸易和工业。重农主义学说的内容涉及：
① 相比重商主义认为国内市场优先于国外市场，日常消费品优先于奢侈品，重农主义者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不是靠破坏某个邻国的贸易，而是靠劳动分工以及国家间的合作。
② 重农主义者提出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应该解除农民的不合理税负，废除人头税之类所有其他税种，只留下土地税。
③ 应该消除由农业公社所设置的障碍，消除国家对贸易和工业的管制，个人必须完全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处置。
图：弗朗索瓦·魁奈（法语：François Quesnay）
补充资料：
尽管法国“哲学家”们对中国其他方面褒贬不一，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却可以说交口称赞，中国的热情赞美者伏尔泰不在话下，一向被认为反对中国文明的卢梭也在此列，对中国甚多苛评的狄德罗亦认同中国政治。
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政府恰恰符合伏尔泰的理想。伏尔泰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同时既是专制集权的，又是依据宪法行事的，集权不等于独裁。他这样定义独裁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照此衡量，中国人虽然对皇帝敬若天神，但中国政府并不独裁，一方面中国皇帝是专制的，另一方面被学者、哲学家和文人指引的官员又代表人民的呼声，这正是令伏尔泰满意的政府。他在《风俗论》中写道：“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就越不能专断。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中国的法律既严格又充满仁爱，他们的法律几千年如一，而且除治罪之外还有褒奖善行的作用。
伏尔泰对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基础的父权观念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也满心羡慕。比如他说：“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家庭的成员自然更容易服从而降低管理难度，“父亲备受儿子的尊敬，皇帝被视为全民的君父，这条古老的伦理和政治法则，使中国人很快就习惯于自愿服从。人民将王信更看作家长开自点服从开未导致价治者时裁，而是促使政府当局爱民如子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为了更生动地说明中国君主恪尽父亲的职责，伏尔泰举雍正为例：“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农民有权在省总督衙门中就座，并与总督大人同餐共膳。农民的名字用金字书写在大堂之上。据说，这一与我国风俗相去甚远，并可能对我国风俗进行谴责的规矩仍然沿用至今。”“雍正降旨，帝国各地处理重罪案件，未呈皇上本人亲览(甚至需呈上三次)，不得对人犯处以殛刑。颁布这一敕令理由有二。两者均与敕令同样可敬。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他还介绍说雍正倡导节约，爱惜民力，曾降旨劝阻民间有违节约原则的活动。
伏尔泰认为导致中国有如此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根源就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孔子的道德和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合二为一。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道德和治国比科学容易理解；而且这两种东西在中国已经臻于完善，……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2]
02｜法国大革命爆发[3]
历史是一道画廊，在那里原作少得可怜，但复制品却数量庞大。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法文：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英文：The French Revolution），也被称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财富分配矛盾为何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4]
历史上，气候对社会生存条件和社会结构往往产生巨大的历史推手作用。1280至1860年，第四个寒冷期来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用“小冰川期”特指这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寒冷期。 美国学者布莱恩·费根在《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一书中写到，树木年轮和冰芯显示，约公元1200年起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开始出现小冰期极寒天气。随着北极的大片浮冰向南漂移，维京人的西部探险航线被迫改道大西洋，并最终彻底废弃。北大西洋和北海的暴风雨不断升级，1315年至1319年间欧洲暴雨连绵，饥荒席卷欧洲大陆，导致数千人丧命。至1400年，气候明显变得更加不可预测，风暴更频繁。气候变化之频繁和气温之低，在16世纪晚期数十年的寒冷期达到顶峰。随着城镇和城市的扩张，食物供应紧张，鱼类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商品。16世纪时，欧洲仍然十分贫穷。基础设施极其落后，人口多为农业人口。当时人们通常将气候灾难归结为天谴或是人类罪孽，各国君主都忙于解决民生问题。到16世纪晚期，寒冷气候对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村落构成了严重威胁，冰川沿着山谷不断前进，不仅摧毁了整个村庄，还淹没了全部田地。欧洲北部经受了罕见的暴风雨袭击。1588年8月的那场大风，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了英国军舰的炮阵。早在17、18世纪，爱尔兰举国便以土豆为主食。1783年6月，冰岛拉基火山猛烈喷发，火山灰与温室气体导致欧洲气候异变，农作物严重歉收。
由于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法国的农业连年收成欠佳。法国在1788年春季再次遭遇旱灾，此时国家尚未完全从三年前的大旱中恢复。那次干旱已致饲料短缺，牲畜被大量屠宰，导致依赖牲畜粪便作为肥料的农田因肥力匮乏而荒废。
1788年7月13日，法国农田遭遇异常冰雹袭击，冰雹大如鸡蛋，重量约50克，连续摧毁作物，引发广泛歉收。同年冬季，法国经历了极端严寒天气，这些自然灾害直接导致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价格飙升，从原本的4苏一个暴涨至1789年底的12苏，同时，疾病与死亡率攀升，饥荒和营养不良问题普遍存在，并蔓延至欧洲多地。而政府受限于运输能力，无法有效将食品送达灾区。
进入18世纪，法国通货膨胀问题日益凸显，社会购买力持续下降。大革命前的法国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社会购买力下降，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1789年更是高达80%。1780年代，因作物歉收，地主们增加租金，进一步削减了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罗马天主教会，对谷物征收什一税，这一政策虽然从表面上看似缓解了国王税收对民众的压力，但对已经饱受饥饿之苦的穷人而言，却是难以承受之重。此外，国内设置的关卡不仅限制了经济活动，还在作物歉收时成为运输的障碍。
数据显示，1788年贫困家庭已将一半收入用于购买面包，而到了178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同时，贵族阶级的生活奢华也大大加重了平民的经济负担。老旧的财政系统和不合理的税务制度无法有效处理政府债务和财富分配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因频繁参战且多未能取胜（尤其是七年战争），国库耗尽。加之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额外财政压力，法国国债总额高达20亿里拉。战争债务沉重，而君主制下的军队又未能为退役老兵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负担。同时，贵族阶级，特别是居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奢华生活方式，也大大加重了平民的经济压力。财政系统老旧低效，无法有效管理政府债务，加之税务制度不合理，更是让国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在路易十六继位时，法国已经爆发了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雅克·内克尔担任财政总监后意识到国家在税收责任分摊问题上存在不公平，贵族和神职人员往往享受着许多税务豁免。他认为，国家不能抽税太高，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务豁免特权应该取消，并建议通过举债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内克尔发表一份报告以阐述其压缩大约36,000里弗尔赤字的主张；提出限制那些掌控着最高法院司法权的贵族开销。并建议通过举债来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然而，他的提案被国王否决，内克尔被撤职。
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接任财政总监后很快就意识到财务状况极严峻，并提出新税法，包括一项普遍通行的地价税，征税对象包括贵族和神职人员。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权贵阶层的内部也开始分化。
1788年路易十六召开权贵会议，贵族阶级希望推行宪政改革，并计划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波旁王朝不再是独断专行的君主专制。然而，面对财政危机，越来越多的法国平民被强加税赋，以及受到教士贵族的压榨，激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与蓬勃发展的启蒙思想相结合，助长了激进的情绪，最终使得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中爆发。
图：法国大革命场景
图：法国大革命
法国为什么爆发了大革命？《人权宣言》的第一条是，“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第二条是，“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 安全与反抗压迫”。
托克维尔认为，攻击教会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考虑到哲学的非宗教性，人们把18世纪哲学当作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时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类生而平等，进而哪位应该将种性、阶级和职业等方面的特权予以取消。
基督教之所以导致如此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甘愿对来世的事务进行统筹管理，而是因为他们是你所地主、领主、什一税的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建筑起的新社会享有席之地，而是因为在正被摧毁的旧社会里，它占据的地位是最有特权、最有势力的。[5]
法国大革命的宗旨，一方面要改革旧政府，另一方面还要废除旧的社会结构。它必须同时攻击所有现存权力，摧毁所有公认的势力，涤去种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甚至从人们的思想里清除所有一向培育敬重顺从的观念。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这么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征。[6]
中世纪种种制度渐渐衰落的过程，从当时的档案里能够寻觅到证据。众所周知，当时的领地都存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其上以世纪为单位标明采邑与征收年贡土地限，以及欠付的地租、服劳役和当地惯例等。托克维尔翻看过14世纪的土地税册，它们记清晰，有条不紊，非常明确，可谓杰作。虽然知识已普遍进步，然而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而变得越发模糊，越发无序，越发记载不周且混乱无比。如此看来，市民社会走向文明之时，也就是政治社会沦入野蛮之际。[7]
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法国大革命看似是出于摧毁宗教信仰之权威的需要，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并不是要延续混乱与无政府状态有序化，而是要使公共权威的力量与权利得到加强。[8]
农民在获得土地后，尤其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了获得更多的权益和财富，开始对封建主义产生抵制情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欧洲人口在1715年至1800年间出现井喷式增长，翻了一倍。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食品和消费品的需求更大。与此同时，随着民主主义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平民精英，如商人、制造商和专业人士，开始渴望获得政治权利，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然而，随着1770年后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社会改革的需求被加速推进。
当时的欧洲皇室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巨额亏空，开始在统治地区频繁地横征暴敛，这进一步激起了贵族和民众的不满。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发达，出现了一批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了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者已经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
补充材料：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人们往往用革命一词来指称突发的政治变故，但这种表达方式应适用于一切突然的，或近似的变化，如信仰、理念以及学说上的这类变化。而且我们已经研究过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因素在信仰以及舆论的产生中的作用，这类因素决定了行为，因而不再赘述。
一次革命最终产生某种信仰，革命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消除积弊、独裁以及不得人心的君主，等等，其爆发的动机往往是非常理性的。一场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酝酿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转化为情感时才能够对大众起作用。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但为了煽动大众，仍需激起他们的欲念，此外，还得再添加上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才能达到目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们便用手中的理性逻辑，揭示了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唤起了变革的欲望。神秘主义逻辑从有着一定的规则且组织完整的某个社团的习俗中诱生出了信仰。情感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集体主义逻辑规定着团体以及国民公会，并促使其成员采取行动，而理性主义逻辑、情感主义逻辑、神秘主义逻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场革命，无论其缘由是什么，只有在深入人心后才能产生结果。大众独特的心理导致事件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群众运动都具有某些鲜明的特点，描述其一便足以让人知道其他。大众是一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点。大众是一个中性的事物，若没有一个领头者引领，它原本是无欲无求成不了气候的。大众在引领下很快便会从冲动走向行动，但无外界激励，它永不会产生冲动。突发的政治革命最让历史学家惊诧莫名，但它们通常都是最无关紧要的。重大的革命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革命。更替一个政府并不能转换人民的思想，推翻一国的制度并不代表能更新它的灵魂。
真正的革命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革命，通常都是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来实现的，历史学家难以界定其从何时开始。对他们而言，“演化”一词要比“革命”更为适用。上面列举的种种因素大多对革命的爆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以之来对革命加以分类尚显不足。若仅以革命的诉求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将之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9]
03｜启蒙运动思想与美国的影响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1715年-1774年），由于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不断遭到各种抨击，由此催生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开明的人物，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启蒙运动为打倒法国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等革命提供了自由的革命思想，孟德斯鸠主张新的共和国政制体制需要有以理性为基础的宪法，孟德斯鸠的主张对取代旧的君权神授的王朝体制有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北美反抗英国加征税却在议会不给予合法权益的事件导致北美殖民地产生反抗，并产生了《独立宣言》，阿克顿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搁置英国革命的理论，采用美国的理论的开始，大革命受到美国的影响：
法国人从美国人那里拿来的是他们发动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切割又缝合政府的理论。很多法国贵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回国之后，从信念上看，他们成了共和主义者，甚至成了民主主义者。正是美国使贵族皈依了改革方针，为大革命提供了领导人物。华盛顿曾说，“美国革命，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世俗之光似乎打开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眼界，平等的自由精神似乎迅速地在各个地方生根。”当法国军官离开波士顿的时候，库珀（Cooper）用警告的语气对他们说：“不要让我们在这块处女地上的胜利激发出你们自己的希望。你们可以让你们保持我们的这种思想感情，但如果你们试图将这种感情移植到你们那已腐败了几个世纪的土壤上，你们所要遭遇到的障碍要比我们的更难克服。我们已经用鲜血赢得了自由；而你们恐怕不得不用激流冲刷，才能使自由在旧世界扎下根。”亚当斯在就任美国总统后对于使美国获得独立的这场革命深以为憾，因为它给法国杯立了榜样；尽管他相信，法、美两国所奉行的并不是同一个原则。
恰恰相反，可以确信，没有任何东西像美国的榜样那样更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决定了革命的方针。正是从美国那里，拉法耶特搬来了一句话：现在就发动一场起义，抵抗是神圣的使命。还有下面的理论：政治权力源于受权力统治的人民，权力应当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凡非据此构建的政府，都是不正当的，都是根基不稳固的；历史更多地是一种提示，而不是范本；这个世界属于行走在地球上的一切人，而不属于那些已经到了地下的人。这些都是两场革命的共同特征。法国人一度也信奉并欢呼美国人的观念：政府的目的就是自由，不是幸福、权力，也不是维护历史传统，不是调整国家的法律使之适应国民的气质，也不是启蒙的进步和美德的提高；个人不应当感受到权威的压力；个人不应当根据他周围的影响，而应当按照自己内心的设想去安排自己的生活。[10]
与此同时，阿克顿指出法国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却没有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
法国受到的是令人不安的影响，却没有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1787年夏天起草的美国宪法于1789年正式生效，当法国陷人危机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人知道这部宪法将如何发挥作用呢。长期以来，整个世界都不大了解美国国内为解释宪法的每个意图和内涵而进行的辩论。而且，美国宪法也变成了比最初印刷的文本更为厚实的东西。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法院也对它进行解释，公共意见对其进行修改，一会儿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一会儿又改向另一个方向。美国宪法中最值得珍视的规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而在法国人迫切地需要其他国家的经验指导的时候，这些发展却根本看不出来。一些限制政府权力的设计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建立起来。[11]
04｜人口膨胀与土地税收失衡
在1789年，法国的路易十六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试图对第三等级增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然而，第三等级代表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并实行改革。随后，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改名为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试图解散议会，但此举引发了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
在1700年至1800年间，法国人口从2100万增加到2800万，增长了约三分之一。然而，城市的活力和繁荣程度远超乡村地区，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无法与人口增长同步。在某些关键时刻，粮食短缺和物价飞涨与大革命的爆发有一定的关系。
在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其中波尔多增长了一倍多，达到11.1万。巴黎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约65万。小城镇的涨幅大多超过一半。然而，尽管整体薪资有所增加，大部分城市居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缺乏谋生的技能。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压力和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导致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实际工资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一些人的薪资甚至降低了10%至12%。
由于人口膨胀引发了新的利益冲突，一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农业领域增收重税可能引发了民愤，但总体看来，土地税负的增长和粮食产出的增加大致成比例。对于法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税负则有相应的小幅度下降。这些税收变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纠错，不足以引起明显的不满。1788年，农业产出贡献了法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但土地和农业税只占王室收入的56%。
补充资料：财政危机
大革命扫除了旧法国的政治体制，并从根本上撼动了社会，但这场革命并不始于1789年7月14日。到那个时候，旧制度早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导致这场革命的乃是1786年8月20日之后一连串事件。正是在8月20日那天，财政总监（comptroller-general of the royal finances）卡隆首次面谒路易十六，告诉他国家已经快破产了。
我们并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说明1786年法国的财政状况。当时人也没有这样的材料。即便是亲手处理国家财政账目的卡隆本人也宣称他花了两年才得出对这一问题的评估。但是情况确实已经糟透了，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卡隆的估算，1786年财政收入应该是4.75亿里弗，但是可能要支出5.87亿里弗，那么财政赤字就是1.12亿里弗，这几乎是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卡隆认为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时财政赤字已有四千万里弗了，尽管在此后两年中赤字不断减少。但是从1777年开始，赤字又开始急速上升，此后数年中如不赶紧采取重大措施，赤字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恶化的基本原因是从1777年开始，国家大肆举债，结果必须要支付的年度利息（annual interest）和本金偿还（repayments）也随之剧增。卡隆认为从1776年开始国家共借了12.5亿里弗。到1794年，每年就有50万里弗的短期贷款（short-term loan）将要到期偿还，而且与此同时债务偿还将会花掉近一半的年度收入。更糟的是，来年税收中已经预支了2.8亿里弗。在法国，财政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整个17、18世纪更是司空见惯，财政健全的状况反倒是少有的。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也毫不奇怪。历代君主总是在战争上花掉大笔钱。路易十四给国家留下了大笔外债。幸好1720-1721年巨大的金融危机勾销了政府一大笔债务，外债负扣才得以减轻，但是从那时起，欧洲和海外的四次战争再度使局势臻于危急之境。到了1763年，波及全球、花费昂贵的七年战争最终落败，情况已经很糟了。在十年内，外债又翻了一番。接下来几任财政总监不断警告国王战争很有可能再度爆发。从1778年到1783年，法国参与的北美独立战争固然辉煌光荣，凯旋而终，但是这也证实了大臣们最坏的忧虑。1783年财政状况已经和1715年一样糟糕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继续恶化，最后就像1786年8月卡隆告诉路易十六的那样快要破产了。
面对财政危机，政府本可以采取一些权宜之策。不幸的是，这些手段大多非卡隆所能采纳，或者说即使卡隆采取了某些措施的话，也有理由认为它们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应。例如首先就应该厉行节俭（effect economies），这能省下大笔钱。1787年卡隆提交显贵会议的计划就包含了节省开支的提议。但是尽管如此，却无法削减掉任何一项大额的公共开支项目。其中债务是最大的开销，但也只能通过还债来清偿。事实上，卡隆从1784年就已经开始偿还债务，他建立了一笔偿债基金（caisse d’amortissement），希望每年能还掉三百万里弗。但无论如何，1787年之后十年中，有许多短期贷款都将到期偿还，正是这种迫在眉睫的开销使得1786年的处境更加严峻。第二大开销就是军费，如要大幅削减，必将威胁到法国的国际地位。此时，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国内动荡不安，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去世也让东欧群雄四起，这都使整个国际形势凶多吉少。因此大体上只能节省无关大局的开销，比如年金赏赐（pensions）、王室开销、公共工程和福利措施等，而这些加起来也只占年度开销的七分之一。1776年严苛的杜尔哥预计从这些开销中也只车薪，无济于事。 显然只有配合其他更全面的手段，节省开销才能奏效。
第二项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举税。然而，法国早已认为它是欧洲税收最重的一个国家。事实上，荷兰和英国人均税负都要比法国重；但是法国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巴黎的人均税负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高。而且英国人和荷兰人整体上要比法国人更有钱，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法国的税负就显得更加沉重了。更何况在人们的印象中，税收总是有增无减。如果将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考虑在内，那么1786年的税负是否真的比1715年更重呢，实难断言。然而如果是用现金作为衡量尺度的话，那么税收的负担的确有了明显的增加。1749年政府确立了一项新税，征收地产收人的百分之五，这就是廿一税（vingtième）。结果这变成了一项永久性的税收。1756年国家开征第二个有限期的廿一税，但实际上政府从未认为它有能力摆脱这些额外收（the extra revenue），所以和第一个十一税一样，第二个十一税也变成了永久性的税收。1760年到1763年是七年战争中负担最重的时期，政府开征了第三个廿一税：1782年再次开征第三个廿一税，并承诺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就取消。1786年年底，废除第三个廿一税的期限已到，由此政府收入大幅减少，这就是导致了卡隆面对的这场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因素。间接税（indirect taxation）也有同样大幅的增加，尤其是在无情的泰雷（Terray）执政时期，1770年到1774年他为国库增收六千万里弗。直到大革命，泰雷的回忆录还在为人唾骂，那些地主和贵族尤其对他恨之人骨，因为这些人首当其冲，成为诸如核税（revisions of the vingtième assessments）对售卖官职课征新税以及晋升贵族征收费用等新措施的受害者。事实上，甚至在1786年的时候，直接税对贵族来说也算不上是负担，尤其和非贵族比起来更是如此。但是，1749年以来税收的增加对他们而言也不是笔小数目，因为之前他们只需要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永久税就可以了，这就是人头税（capitation）。[12]
图：法国大革命
05｜《三级会议》与法国大革命
在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天主教高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农民、无产者在内的市民、下层人民，除第一第二等级外其他阶层。
图：法国社会等级制度[13]
注：革命前，法国社会分成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属于特权等级，几乎不用交税。第三等级尤其是农民深受压迫，他们供养特权等级，交纳赋税，却无政治权利。
正如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情况，封建的法国把国民分为三个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为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有钱有势，想尽各种方法压榨平民。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主要有工商业者、银行家、律师、作家等，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封建专制的法国政治，争取获得自由和平等，因而得到广大巴黎市民的拥护。他们趁开会的机会提出，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业法机关。[14]
图：托克维尔
数百年来，gentilhomme（贵族）一词的含义在英国已完全变了味道，而roturier（民）一词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了。1664年，莫里写了《伪君子》，剧中有一诗句要逐字译成英文已经不现实了（那句话意思是说，别看他那副模样，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贵族）。当若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空，跟踪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历史，该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词演变而来。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彼此接近、互相结合而扩大。每隔100，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低一些。它最终与英国人一并到了美国，而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全部公民。它的历史也就是民主的历史。在法国，gentilhonmme（贵族）一词一向仅限于它的原始意义的狭窄范围，法国大革命后，该词已基本上被人抛之于脑后，但词义从来没有改变，依然是指该种姓的一分子。这个词之所以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依然被保存着，依然跟往常一样与全部其他社会等级相隔离。[15]
图：法国的第三等级深受压迫[16]
从三级会议开始，西耶斯批驳贵族特权的檄文几乎立刻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革命势头日渐高涨，革命派的领袖很快与神职人员和教会为敌，最后也与国王反目。革命最初的主旋律是批判贵族及其享有的半封建性质的特权，但正是西耶斯的小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一阶段的焦点问题。
在18世纪，法国的人口数量增加了约35%，接近2800万人，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唯一可与之匹敌的国家是东面的俄国，那里可能有3000万人。相比之下，英国仅有800万至1000万人。
普鲁士则更少，只有600万。然而，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率不成正比，工资水平也未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结果导致大量人口经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粮食减产，人们食不果腹。18世纪80年代的数年间，寒冬漫漫，夏季多雨，庄稼歉收，贫穷和饥饿的情势更加严峻。
大多数普通法国人仍然生活在乡村，他们遭受贫穷与饥饿的影响最大，但法国正在发生变化，政治重心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在基本上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贵族享有半封建性质的特权或许有章可循，尚可接受，但在社会与经济活动形式愈发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城镇数量的增长与城市生活的发展，贵族的特权日益不为民众所接受。未来的革命者几乎全都生活在城镇，从事法律行业实质上是进行一项城市活动。[17]
选举过程稍显混乱，我们不清楚参选代表的确切人数，但是总体情况很明朗：神职人员代表团有291人，贵族代表团有285人，第三等级代表团则有578人。神职人员代表团包括46名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206名教区牧师，他们大多和教区居民一样贫穷，同样反对等级特权的原则，而高级神职人员多数非富即贵，隶属特权阶层，尽管其中某些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譬如塔列朗。
1789年5月，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正式的安排似乎意在凸显对第三等级的歧视。5月2日，国王分别会见了三个等级的代表，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等待三小时才得以向国王鞠躬致敬。5月4日，代表们在圣路易教堂参加了礼拜仪式，可第三等级代表再次蒙受羞辱：贵族身着金色长袍，上层神职人员身披红色或紫罗兰色斗篷，第三等级却被要求穿上黑衣，类似死后在葬礼上的着装；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座位事先被划分好，第三等级却必须争先恐后地抢座位。[18]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之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赤字是坏政府的标志，因而，召集三级会议的首要目标就是调整税率。自从现任国王登基以来，一直就有人提议恢复那个古老而被人遗忘的机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法国的一切难题。
图：召开“三级会议”示意图
国王一直反对建立一套司法体系，声称这会使政府的行动受到法律的制约。高级教士阶层也反对杜尔哥、内克尔（Necker），并反对解放新教徒；贵族们则成了所有主张改革的派别中最活跃的一群人。而民众中的大多数则默默地忍受着困苦。他们不拥有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渠道。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的权利，没有出版报刊的自由，政府特许出版的报纸完全局限于报道官方人物的活动，即使是对于网球场上的咒骂，这些报纸也从不报道。那种令民众骚动的情绪并没有出现，除非它表现为秩序的混乱。没有这种情绪，法国的未来仍是未知数。国王感受到了来自享有特权和既得利益的阶层的抵触情绪，这些阶层也是他满足自己需要的源泉，但他并不认为全民都有这种反感情绪。国王准备依赖第三等级，他对此满怀希望，甚至对他们信任有加，他准备为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惜付出很高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两边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之所以手头拮据，是因为法国有超过一半的财产并没有正常纳税，对于政府来说，取消这些税收豁免，让贵族和教士交出他们的特权，跟其他人一样纳税，这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国王的目标就是取消特权，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是站在他一边的。如果他们不用再承担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打破源远流长的由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习惯，他们就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了。因而，他们与国王结成同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但不管是对君主制还是对民主制来说，取消特权都意味着财政上的平等，这对民众有更大的意义。他们在不得不掏钱养活上层阶级、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和安慰之外，也会要求把他们交的税款花在他们自己身上。除了房屋和土地租金之外，早在这之前，从遥远的记不清的某个时代起，他们还要交纳很多税费，那时，权力来自于占有土地，土地的所有者就是当地的政府，是人民的统治者和保护者，人民因此都向他们交钱。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需索，间接地起源于同样的历史渊源,即要掏钱代偿和补偿古老的权利，因而，这种费用具有合法的性质，不是以暴力为依据，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
每一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些税费中的第一类，也即受益权是多余的、不公正的那一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贵族们不仅要放弃他们可以豁免某种税费的特权，还得放弃他们没干多长时间或没干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却可以领取年金的特权。另一方面，那些不完全是在中世纪形成的、而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税费，则应被视为合法的权利，人民应当继续交纳。在国家的眼里，特权就是逃税的权利。而对政治家来说,特权更意味着强制他人代他交税的权利。对于乡村民众来说，它具有更为广泛的重要意义。
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同一个原则的结果，是同一种结构的遗迹：它们都是封建制的遗风和残余，封建制就意味着权力附着在土地上，就意味着拒绝资本和工业。它意味着等级治理（class government），而否定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它意味着外国人侵者的征服和统治。[19]
图：攻占巴士底狱
注：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了象征着法国专制王朝集权统治的巴士底狱，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伊恩·戴维森在《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这样总结大革命的遗产：
无论怎样评价法国大革命留下的遗产，总会遇到一个关键的困难，那就是如何在实用与哲学之间找到平衡，以及如何在实用与存在之间找到平衡。从哲学和存在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法国大革命一直被视作共和与民主理想的伟大源泉。法国建立共和国与共和主义的故事在某利程度上就是欧洲大陆建立民主的故事。然而，从实用和操作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对接下来至少一百年来说，是沉重的失败，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革命者们成功地推翻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体，甚至连理论上的新体制也并未确立。毫无疑问，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创新，就是明确宣扬人民主权原则，这一点与国王主权或者其他制度迥然不同：他们还在《人权宣言》中明确了其政治原则。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创造了众多民主机构，在不同时期举行了大量选举。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实用而又令大多数人接受的民主思想。当然，他们宣称人民的主权，却未能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出现了脱节。正如弗朗索瓦·傅勒所言：“法国大革命的现实和革命者的理想之间存在着鸿沟。”！
在推翻君主专制的过程中，他们心血来潮，主张起义的合法性，但是这只是虚假、想象的临时之举。当大革命进入艰难和危机时期，他们便放弃了所有的民主和法治思想，并逐渐摧毁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合法机构。在信机时刻，对于革命者来说，合法本身就是民主的对立。最终，随着暴力推翻旧制度，他们实施恐怖统治，造成深刻的分裂和敌意，触发了系列政变，引发了海啸般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导致两败俱伤，而这一股海啸历经至少一个世纪才得以平复，甚至有人认为，其影响远超一个世纪。[20]
图：巴士底狱模型图
注：整座城堡占地2670平方米，座北朝南，是一座用砖石砌成的长方形建筑，南北长66米，东西宽34米，且有10尺厚围墙的平顶塔和30-40尺厚的墙基，四周建有一堵高且厚的石墙和８座高30多米的塔楼，四周掘有宽24米的深沟，只有一个吊桥与外界连接。巴士底狱于1791年被拆毁并在其旧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广场，当时的巴黎人民把拆下来的石头铺到塞纳河的协和桥上，供路人践踏以示对法国暴政的不满。
参考资料
[1]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7页。
[2]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8页。
[3] 参考资料：维基百科：法国大革命，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B3%95%E5%9B%BD%E5%A4%A7%E9%9D%A9%E5%91%BD。
[4] 参考资料：https://www.rfi.fr/cn/20190917-%E6%B3%95%E5%9B%BD%E5%A4%A7%E9%9D%A9%E5%91%BD%E5%89%8D%E7%9A%84%E8%B4%A2%E5%AF%8C%E5%88%86%E9%85%8D%E7%9F%9B%E7%9B%BE。
[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6]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9] [法]古斯塔夫·勒庞：《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倪复生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10] [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39页。
[11] [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1页。
[12] [英]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张弛 译，世纪出版集团，2016，第51-53页。
[13] 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1st Estate）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2nd Estate），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其他公民如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3rd Estate），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者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14]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1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雅瑟 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16] 法国在支援美国革命后，财政状况变得更为严峻。国王路易十六试图通过征税来缓解财政压力，并向传统的盟友贵族阶层寻求帮助。然而，前两任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已经剥夺了贵族在全国各地的世袭政治地位，并以免除税收作为补偿。这使得贵族感到不满和疏远。路易十六登基后进一步废除了贵族治理一方的官方政治角色，这使得他们与贵族的关系更加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路易十六颁布法令，向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特权阶层征税。然而，由贵族控制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法令，并声称国王的改革命令是错误和违法的。这导致贵族和教士全体拒绝纳税。经过几番较量，路易十六被迫宣布将于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希望通过增税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意。
此时法国大约有2500万至2800万人口，其中农民人数超过2000万。第一等级的教士约有12万人，第二等级的贵族约有30万人。这两个阶层属于免税的特权阶层。然而，相当一部分底层教士和小贵族在经济上很贫困。而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超过96%，他们被称为第三等级，大致由资产者、农民和城市平民构成，他们承担了法国几乎所有的税负。
贵族提出召开三级会议的图谋在于，如果让人数最多的第三等级参加准立法会议，就有可能会动摇王权基础。他们希望借此让国王知难而退。然而，路易十六竟然愿意冒险尝试此举。
[17] [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 王瑶 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18] [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 王瑶 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19] [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6-47页。
[20] [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从启蒙到暴政》，鄢宏福 王瑶 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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