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娜《创新的历程》|第三季·第97讲: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教会分裂

文摘   2024-10-23 06:31   北京  

你好,我是常娜,感谢看见。《创新的历程》是我在过去几年读书,与不同的教授、学者、创业者以及读书人学习交流过程中创作的通识启蒙课程。通识与人文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并非培养具体的技能,而是以人本主义精神,关注每个人本身,培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培养一个人获得并经营幸福的能力。
工业革命使得标准化生产与教育应运而生,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人成为社会机器的零件与附属,人的意义以及个人的独特价值被标准化的框架固化、压抑,这导致后工业化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里希望与你探讨并分享我们可能共识的问题,那就是:在人工智能与愈加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如何找到个人的热爱与独特价值?如何经营自己陡峭的成长曲线?如何具备对生活的掌控力?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问题——创新的问题。创新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创新从提问开始?《创新的历程》的使命是提出问题并唤醒更多人们“提问的意识”和生命力,在过程中找到热爱与获得价值感和具备幸福的能力。
尼采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应该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

第7章 罗马-拜占庭的衰亡

第96讲: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教会分裂


01|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地中海周边是古代文明和民族最多的地区,这里的文明冲突十分频繁。在这样的局面下,这里容易产生十分稳定的一元神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能够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生存力。与此同时,宗教与宗教之间对抗也十分剧烈。

希腊化时代,犹太教开始传入希腊罗马,逐渐和希腊文化融合。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犹太教和希腊罗马哲学融合,产生了基督教。当时,基督教的圣地位于耶律撒冷一带。

到了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统一了整个西亚、北非,耶路撒冷被伊斯兰势力占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矛盾就开始了。另外,阿拉伯帝国还占据了西班牙半岛,西西里岛,不断进攻欧洲各国。两个世界的矛盾开始激化。

1096年-1291年,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性军事行动,被称为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十字军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势力对穆斯林统治的西亚地区作占领并建了一些基督教国家,但也涉及对“基督教异端”、其他异教徒和对其他天主教会及封建领主的“敌对势力”的征服,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将矛头指向了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因此每个参加出征的人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图:十字军东征

在中世纪欧洲,骑士阶层虽然共享基督教信仰,却身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之中。这一网络涵盖了农民与贵族的阶层冲突、贵族与君主的权力博弈,以及君主与教皇之间的权威较量。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使得欧洲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为了寻求解脱这种紧张局势的“出口”,整个欧洲社会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外部的焦点来转移内部的矛盾与压力。于是,穆斯林便被塑造成为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威胁,一个“假想敌”,用以凝聚内部力量,缓解内部矛盾。

图:十字军东征路线图


02|东西教会正式分裂


公元70年,罗马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基督教的中心于是转移到了罗马的都城罗马。公元330年,罗马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于是成为了新罗马,于是在君士坦丁堡逐渐的形成了基督教的信仰中心。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末分裂之后,东西两部分在社会、政治、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东罗马帝国使用的是希腊语,而西罗马帝国使用的是拉丁语。

西部的罗马教会自认为自己是基督的真正门徒,坚持自己在各个教区内拥有着首席地位,而东部的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则也认为自己应该在基督教中占据主导地位,东西教会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越来越激烈。

1054年,基督教东派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希腊正教)与西正教(罗马正教,即天主教)。

图:欧洲被划分为西边的天主教地区和东边的东正教地区

图:基督教的两次分裂(英格兰教派改为:圣公会教派)

图:基督教的两次分裂(注:英格兰教派为圣公会)

注:图片来源网络

西方罗马教会和东方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差异与分化体现在几个方面:

表:西方罗马教会和东方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的原因[1]


03| 十字军东征的原因


为什么要进行十字军东征?

公元1095年11月25日,在克莱蒙(现今的克莱蒙费朗)的大公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振臂高呼,为首次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这场远征的初衷虽复杂而多元,但其核心动力之一,无疑源自数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对耶路撒冷失落的深切痛楚。自638年阿拉伯帝国征服圣城以来,基督教徒便被剥夺了自由进出耶路撒冷的权利,这一精神圣地的沦丧,成为了无数信徒心中的未竟之愿。

除了宗教情感上的迫切需求,十字军东征还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在严格的封建继承制度下,非长子的贵族子弟往往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他们既无法继承家族的主要财产,又可能因财产争夺而与兄弟反目成仇。乌尔班二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现象,将这些心怀不满、渴望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赋予他们一项神圣的使命——收复失地,保卫信仰。他承诺,通过参与十字军东征,这些勇士们不仅能获得物质上的奖赏,更能在精神上得到救赎,他们的罪恶将得到赦免,并有机会在死后享受天国的不朽荣耀。

许倬云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除了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伊斯兰文明所聚居的地点,切断了东亚和欧洲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利润全被伊斯兰国家垄断——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还是经过红海的海路,东方货物进入欧洲,这些国家的王公都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而这些东方物品到了欧洲,价格就十分高昂。长期的经济冲突,终于爆发为以宗教立场为借口的累次十字军东征达二百年之久(1096-1291)。这也使得西欧与中欧的领主和他们的军队,在地中海以东接触了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的图书馆与学校保留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于是,欧洲的居民忽然发现在宗教教条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追寻的知识和那么多不同的想法。这一刺激在欧洲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对于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使得中欧与西欧的居民领会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说,从严谨的逻辑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说,从人性自然涌现的情义。这些新视角将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对公教秩序的教条提出疑异。[2]

表:十字军东征原因[3]

补充资料:威尼斯与拜占庭的互动,如何成为“西方的小拜占庭”?[4]

在9-10世纪,威尼斯作为西欧通向拜占庭和东方的海上通道的前哨,处于依附拜占庭帝国的地位,那时威尼斯显然属于将世界分割开来的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公爵们渴望求得拜占庭宫廷的那些空洞的头衔、奴性的荣耀。在自由人民的文职官员看来完全是一种侮辱”。以后,随着威尼斯的崛起和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威尼斯摆脱了对拜占庭的依附地位。在拜占庭对抗诺曼人的战斗中,威尼斯成了拜占庭的同盟者,并一跃而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威尼斯依靠的主要是海军。相形之下,拜占庭帝国则几乎没有海军了。从780年到1204年间,在许多试图夺取拜占庭最高权力的军队将领中,只有一人是舰队司令,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军队,海军将领是没有地位和不起重要作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塞尔柱突厥人侵占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海军基地之后,为什么拜占庭不急于重振海军呢?这可能与下述情况有关,即当时背叛中央的小亚细亚贵族中,有两人是从海军指挥官出身的,拜占庭政府认为海军将领更有可能篡权独立。因此海军衰落就由它衰落吧!

由于拜占庭帝国海军的衰败,拜占庭帝国的海上运输也相应地一蹶不振。变化大体上是从10世纪末期开始的。拜占庭帝国在这以前,一直有庞大的海上商船队,它们垄了黑海的航运,把持了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它们把东方的商品和俄罗斯平原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君士坦丁堡,再转口运到各地,包括运到西欧的一些港口。对拜占庭帝国的海上运输业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它的强大竞争对手威尼斯。到10世纪末,威尼斯已有一支非常庞大的舰队,它不仅承担着西部帝国与中欧和拜占庭的贸易航运,还提供定期的旅行和邮政服务。威尼斯商船队在本国海军保护下发展很快,而且威尼斯与所有的穆斯林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与意大利国干和西方皇帝保持着平等的交往,这样,东西方贸易的利益自然而然地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威尼斯成了西方的小拜占庭。

拜占庭帝国对此无可奈何。为了得到威尼斯海军的援助,而且欠威尼斯的债款要归还,阿列克塞一世把拜占庭境内不下30个港口(包括君十坦丁保)的免税权(免税进出口商品)赠给了威尼斯人。皇帝的这一行为被说成是“经济癫狂”,诺曼人向拜占庭帝国的进攻被挡住了。威尼斯人从此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贸易特权,建立了专门的居住区、自建码头、自建教堂,自己派官员管理这些官员以西方的方式向国王表示敬意。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管了阿马菲人在帝国的货栈和其他的设施——此时,阿马菲人完全被诺曼人吞并了。拜占庭帝国向威尼斯做出巨大的让步对此后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补充资料:经济视角下的十字军东征起因[5]

对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有必要从经济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已经逐渐开展起来的西欧同东方的贸易中,奢侈品贸易占主要地位。西欧各地的王公贵族、富家大户都想获得产自东方的奢侈品,而“西欧用来交换这些奢侈品的东西,几乎只有奴隶”。奴隶靠俘获而来,主要卖给穆斯林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的豪门富商。但是,这一时期“奴隶贸易总的说来规模还比较小,其利润不足以支付在拜占庭世界、埃及或亚洲近处市场上购买贵重物品和香料的开支。结果是白银、尤其是黄金逐渐枯竭”。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拜占庭帝国的财富吸引了西欧的国王、诸侯和骑士。他们想得到金银财宝。拜占庭帝国的财富也吸引了广大被召人伍的十字军士兵,他们是穷人,但都想乘机发一笔横财。

君士坦丁堡在查士丁尼朝以后曾一度萧条,但到公元800年左右,在艾琳女皇临朝期间逐渐恢复了繁荣。马其顿王朝建立后,君士坦丁堡的公共建筑增加不少,而且建筑风格有很大改变。11世纪和12世纪内,君士坦丁堡市区逐渐扩大,城市更具有世界性。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君士坦丁堡是欧洲最大的、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城市人口约有一百万人,其中七万多人是所谓蛮族人。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队,街道的商店和市场内堆满了商品,城市既富丽堂皇,又兴旺昌盛,以至于出时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富的城市”。单单是君士坦丁堡各大教堂中的金、银、宝石装饰,就使西欧人垂涎不止了而君士坦工保商店中的丝绸、首饰等名贵商品,以及富豪邸宅中的珍藏,同样勾起了他们贪婪之心。他们的眼光紧紧盯住的是现实的财富和今后的财源。意大利各个城市共和国的商人,包括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等,都纷纷来到君士坦丁堡,寻找商机。

从教皇的角度来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指望能通过十字军东征和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行动,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的统一,从而抬高罗马教星的威信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应当追溯到罗马帝国于395年正式分裂为东帝国和西帝国以后东西教会矛盾加剧。查士丁尼在位时(527-565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力图缓解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当时基督教会有五个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大主教。五大教区中,一个在西帝国,四个在东帝国。罗马大主教自认是耶稣第一门徒圣彼得传道事业的继承者,理应成为主教之首,五大主教不能平起平坐,因此一直为此不平。但罗马大主教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是因为他们的举止和教义而受到尊重,此外并未取得更大的权威。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服从皇帝或国王,像臣属或代理人那样为帝王执行任务,有时甚至还被他们处死”。查士丁尼去世后,很长时间内拜占庭帝国不但没有再出现像查士丁尼这样能开拓疆土的皇帝,而且陆续失去对意大利的控制权。从这时起,罗马大主教的地位才重要起来。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同罗马大主教交好,尊敬他,以便借助他的影响。于是罗马大主教越来越多地使用教皇这一称呼,用以表明自己是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权力要高于君士坦丁堡等教区大主教的权力。


04|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是不大的。拜占庭帝国乘机收复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土地,但基本上没有使塞尔柱突厥人受到有力打击。君士坦丁堡街头上西欧人的增加,更可能只是增添了城市的繁荣景象。如果说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发生真正有力的影响,那就是西欧同东方之间有了一条直接通商的商路,即西欧人不必再经过拜占庭商人的转手,也不必再通过君士坦丁堡,而可以直接把商船驶往近东,这使西欧市场上东方产品的成本降低了。这就意味着多年以来拜占庭帝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地位的丧失。此外,归来的十字军扩大了东方商品在西方的市场,因为他们之中即使在中东只居留很短时期的人,也确实对东方食品有了嗜好,并且喜爱东方的精美制品,如纺织品、刀剑、金属器皿和革制品等。[6]

威尼斯共和国同意派出舰队和陆军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显然有自己的打算。在威尼斯人看来,自己的敌手既不是中间隔着拜占庭帝国的塞尔柱突厥人,也不是埃及的阿尤布王朝,而恰恰是拜占庭帝国。这是因为,威尼斯是靠海上贸易立国的,同阿尤布王朝有密切的商业往来,阿尤布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是威尼斯商人的财源所在。至于拜占庭帝国,则被威尼斯认为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拜占庭的商人把来自东方的商品直接销往西欧,或者同热那亚人、比萨人合作,把东方商品运到欧洲,而热那亚和比萨则是威尼斯的劲敌。加之,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富庶、繁华。君士坦丁堡占地面积大约有3500英亩,当时的巴黎只有20英亩,米兰也只有283英亩。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不仅吸引了组织这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德意志的国王、诸侯和骑士,而且还吸引了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商人和雇佣兵。所以威尼斯答允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请求,派兵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7]

组织十字军东征需要庞大的经费,这些经费是如何筹集的?最初两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是参加东征的西欧的国王、诸侯、教会自行筹集的,并没有向意大利各个城市共和国筹措经费,也不曾向意大利的商人借钱。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热那亚商人向法国国王提供了贷款。而到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商人在经费筹措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借钱、垫钱都是要偿还的,因为十字军的指挥官们无力偿还议定的运费,不得不把整个远征的指挥权交给威尼斯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来预定是要进攻埃及的,但最后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这正是威尼斯真正目的之所在。十字军舰队自威尼斯起航了,在威尼斯人指挥下,这支舰队围攻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8]

十字军东征还带来了哪些影响?

从商贸与经济角度来看,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拜占庭帝国的制约,意大利商人的活动区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而十字军东征则打破了这种限制,为意大利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后果就是,拜占庭和阿拉伯人在东部地中海的贸易被大为削弱,威尼斯商人则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使西欧和东方的贸易更为频繁。

第一次东征的成功为西方打开了地中海的商业之门,意大利商人在这块区域贸易产生了主导地位。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威尼斯人占据了东西方商路上的重要港口,排挤掉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据优势。

十字军东征打通了地中海的航线,使得意大利商业活动设计到了地中海东岸和中东地区,从而刺激了意大利的商业发展。同时意大利的商业活动从地中海扩张到西欧内陆。12世纪,西欧内陆形成了一张商业网,使得整个西欧地区商业全面兴起。

十字军东征对科技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十字军东渐期间,西欧人开了眼界,两大文明的交界区发生了大量双向交流,成百上千的重要思想、发明、创造、技术等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银行业的兴起、商业规矩的形成、印度数学的应用等,还有很多方面:火药、武器、造纸、印刷出版、医药、化学仪器、蒸馏技术、机械钟表、齿轮机械、指南针、观象星盘、航海六分仪等,这些技术都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水稻、甘蔗、棉花这样的一些农作物被引进了欧洲。通过这次东征,西欧人们在军事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眼界。

十字军东征经过阿拉伯世界,而世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阿拉伯人将所有的文化进行自身的消化与创造,阿拉伯文化由此形成。

阿拉伯人格外珍惜古希腊古罗马留存下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阿拉伯世界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大规模的对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字典籍进行翻译,史称“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并将这些天文学知识自己消化创造,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阿拉伯-希腊式的星座观。阿拉伯人信奉一种“炼金术”,树立了对实验的重视。数学家阿尔花刺莫提出了“代数”的概念。阿拉伯人提出了一元二次方程式,并具体系统的探究了其解法。

当日耳曼人占领了欧洲之后,一举摧毁了欧洲原有的古希腊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文化积淀。基督教的建立更是大大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渴望,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来自欧洲的十字军将阿拉伯人丰富的科技研究以及辉煌的文化成就带回了欧洲。古代珍贵的古希腊古罗马点击被阿拉伯人翻译成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然后又被翻译成了在欧洲应用普遍的拉丁文。

十字军东征加速了农奴制度的瓦解,并逐步形成了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欧洲中世纪,骑士制度是贵族阶层的基础。与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相似,长子继承制在欧洲也盛行。这意味着除了长子之外,其他的儿子们往往无法继承土地和财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政局逐渐稳定,这些没有土地的贵族儿子们失去了通过内战获取土地的机会。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流浪骑士。到了11世纪,这些无地的流浪骑士数量越来越多。而十字军东征成为了他们解决困境的希望。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初期,许多流浪骑士加入了行列。从第二次东征开始,这些骑士成为了十字军的主力,跟随领主到处掠夺财富。当他们回到西欧后,这些骑士开始从事商业活动,逐渐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市民的一部分。

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与领土的争夺上,更深刻地塑造了西欧的阶级结构,为后续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石。

十字军东征显著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与壮大。在教皇与天主教会的号召下,众多渴望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农奴纷纷响应,加入了这场远征。例如,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时,也就是第一次东征的十万大军中,十之七八都是那些急不可耐投入十字军的农奴。他们加入十字军是想脱离原来领主的控制获得自由,尽管多数人在战场上未能生还,但那些幸存者带着从东方掠夺的财富归来,转而投身于商业活动,逐渐转化为新兴的市民阶层。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西欧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阶级基础。

图:西欧的封建阶级

其次,十字军东征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进程。传统的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与生产力发展。然而,随着东征的推进,大量农奴通过缴纳赎金获得自由,这不仅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也削弱了封建领主的权威。这些获得自由的农奴或涌入城市成为市民,或留在庄园参与工商业活动,逐渐摆脱了对单一土地生产的依赖,实现了身份与职业的多元化。

十字军东征还间接推动了封建主对农奴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为了筹集东征所需的巨额费用,封建主不得不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来应对经济压力。他们或主动释放农奴以换取赎金,或调整庄园管理策略以吸引更多劳动力。这些措施虽然初衷在于满足东征需求,但客观上却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与封建社会的转型。


参考资料

[1] 参考资料: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80155643863663160/?channel=&source=search_tab。

[2] 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第7页。

[3] 参考资料: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22842883673145894/?channel=&source=search_tab。

[4]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50-652页。

[5]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55-657页。

[6]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67页。

[7]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72页。

[8]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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