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常娜，感谢看见。《创新的历程》是我在过去几年读书，与不同的教授、学者、创业者以及读书人学习交流过程中创作的通识启蒙课程。通识与人文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并非培养具体的技能，而是以人本主义精神，关注每个人本身，培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培养一个人获得并经营幸福的能力。
《创新的历程》第四季｜全球化简史
大航海时代与近代的开端
第128讲：东方茶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01｜ 茶的全球化：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蒙古帝国的西征，经由大宛、波斯阿拉伯，促进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交通往来。1513年葡萄牙人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s）来到中国，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近代欧洲人，开辟了欧洲直达中国的海路航线。
图：1513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开创欧洲直通中国航线
1513年，作为西方“现代新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标志着东西方交流模式的深刻变革。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的影响主要通过古老的陆路丝绸之路（陆上“一带一路”的前身），缓缓穿越波斯、阿拉伯地区，甚至经由俄罗斯东欧平原，间接而缓慢地渗透到欧洲。
自16世纪末起，随着耶稣会士的纷至沓来，特别是他们通过新兴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一带一路”的雏形），迅速将中华文明的技术与知识带回欧洲。
从全球对“茶”这一词汇的不同发音中，我们可以窥见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的“茶之路”，即茶叶从东方传播到西方的历史轨迹，这也反映了中国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历程。
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对“茶”的发音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源自广东话的CHÁ，另一类是源自福建话的TE（或TAY）。例如，台湾的发音属于福建话系统，而属于广东话系统的有：日语（CHA）、葡萄牙语（CHA）、阿拉伯语（CHAI）、俄语（CHAI）和土耳其语（CHAY）等；属于福建话系统的有：荷兰语（THEE）、德语（TEE）、英语（TEA）和法语（THÉ）等。
这些发音的传播路径是怎样的呢？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语言（发音）的传播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广东话系统的CHÁ通过陆路向北传播至北京、朝鲜、日本和蒙古，向西传播至西藏、印度、中东、近东和东欧的一部分；至于俄国，可能是通过黑海沿岸或蒙古引入的。在西欧，葡萄牙是唯一属于广东话系统的国家，这并非通过陆路传播，而是因为葡萄牙直接统治澳门，并从那里引入了茶。另一方面，福建话的TE系统受到与厦门直接贸易的荷兰的影响，茶叶通过荷兰扩展至西欧各国和北欧，这是通过南海航线向西方传播的。“茶”的发音传播与茶叶本身的扩散密切相关。
图：茶的发音
注：陆上一带国家发“茶”， 海上一路国家发Tee （闽南话）
02｜ 为什么东方茶的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为红茶为主的贸易？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数十名革命者在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1722-1803）的引领下，伪装成印第安人，将英国东印度公司三艘货船上的宝贵货物——共计三百四十二箱茶叶，义无反顾地倾倒入海水中，这一事件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些被倾倒的茶叶，主体是一种名为Bohea的茶叶，其汉译为“武夷”，可能是乌龙茶、红茶，但不是绿茶。
那么，为何在1745年，瑞典人从广州采购的茶叶以绿茶为主，而数十年后，英国人的茶叶偏好却转向了乌龙茶或红茶？这背后，实则隐藏着茶叶发展史上的一段重要变迁。
绿茶，作为不发酵茶的代表，其制作工艺简洁而直接：茶叶采摘后，经过短暂的摊晾，便立即进行高温杀青，以此阻断茶叶的自然发酵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的原始风味与鲜嫩特性，这使得绿茶在中国茶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国人的饮茶习惯与审美追求。
自明代以来，中国茶文化的主流便倾向于绿茶，人们热衷于追求茶叶的时令性与鲜嫩度。而在明末清初之前，中国茶界尚未出现半发酵的乌龙茶，更不用说全发酵的红茶了。那时的名茶，如虎丘茶、天池茶、阳羡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等，无一不是绿茶的典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制作工艺与人们的口味偏好逐渐发生了变化。乌龙茶与红茶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茶叶的种类，也改变了国际茶叶贸易的格局。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乌龙茶与红茶的偏爱，正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体现。从绿茶到乌龙茶、红茶的转变，不仅是一段茶叶发展史的缩影，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生动见证。
为什么英国喝红茶？这是海洋贸易下的产物，由于海运时间长，茶在运输过程中发酵，绿茶不适合长时段运输，半发酵茶和全发酵茶逐步成为欧洲的主流商品。具体来看作为商品，茶在欧洲的贸易史。
1658年，伦敦的咖啡馆开始卖茶，当时的茶可能还是从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1685年，康熙皇帝下令在东南沿海建立海关，并且把贸易地逐渐集中到广州。所以，英国人开始喜欢上茶以后，就不得不从广州购买产自安徽和福建的绿茶。
绿茶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方便保在。我们不妨为前蒸汽机时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算笔账。船一般在1月离开英国，绕过非洲好望角，顺着东南季风航行，在9月左右到达中国。那时候，茶叶已经收获，正在运往广州的路上。可清政府有规定，不许洋人在广州过年。如果英国人运气好,茶叶在11月运到广州并通过验收，他们就能在12月满载茶叶启程回国。回程时，这些船必须沿着迁回曲折的路线航行，一切都取决于风向。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可能会在次年9月到达英国。如有耽误，延迟三个月或大半年也是很常见的事。所以，英国人最终喝到的绿茶，必定是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茶，品质也必然大受影响。武夷山地区何时出现最早的乌龙茶以及红茶，这一点已经很雅考证，只留下各种传说。乌龙茶是半发醉茶，就是在茶叶进入炒锅杀青之前，多一个揉捻发酵的过程。茶叶叶片被一定程度地揉捻，汁水流出，有一些发酵，然后再杀青，得到的就是乌龙茶如果更进一步，把叶片完全揉捻，完全发酵，杀青得到的茶叶就是红茶。发酵程度越深，叶片和茶汤的颜色也越深，口味则从鲜嫩逐步转为醇厚。绿茶在长时间运输中，风味会大打折扣。而乌龙茶和红茶正好相反，在长途运输过程中，正好褪去火气，转化出更好的风味而且乌龙茶和红茶的价格也要低很多。这种技术最早从武夷一带流出，西方人就把它称之为Bohea，与其他传统绿茶相区分。
在武夷茶中，质量比较好的称为工夫，质量最好的称为小种。但即使是质量最好的小种，价格也只能与普通的松萝茶齐平。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买不到优质绿茶的时候，才会考虑买一点武夷茶。武夷茶的产生，原本是制茶过程中的意外。但是，它的发展是被巨大出口需求所推动的，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屑喝的。18世纪初，武夷茶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但份额一直很低，不是主流茶，英国人自己还是更喜欢绿茶。所以,“歌德堡号”装满松萝茶回国也不令人意外。瑞典人不怎么喝茶,“歌德堡号”的茶，最终一定还是流入到英国市场上。[1]
03｜补充资料：为什么“红茶文化”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在18世纪初，英国的贵族妇女们开始在茶几旁聚集，享受品茗的乐趣。到了19世纪，茶已经成为英国人民的日常饮品，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红茶文化”，这种文化与东方的绿茶文化截然不同。目前，全球茶叶消费中约80%为红茶，剩下的20%包括绿茶、乌龙茶和包种茶，主要在日本和中国消费。英国人消费了全球一半的红茶，使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早晨醒来在床上的第一杯提神茶开始，到早餐、上午11点的茶歇、午餐、下午4点的下午茶，以及晚餐前后，茶都是英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在工作场所，上午11点和下午4点的“茶歇”时间，所有人都会暂时放下工作，享受红茶的乐趣。招待客人时，也常常以下午茶的形式，一壶红茶搭配牛奶和砂糖，辅以蛋糕。
英国人对红茶的热爱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出了名的，他们的品茗方式体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优雅气质，可以统称为“红茶文化”。这种文化起源于18世纪，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
英国的红茶文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从18世纪初贵族妇女的茶几旁饮茶开始，到19世纪中叶，红茶已经成为包括劳工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在内的民众生活必需品。红茶文化的特点，如同在红茶中加入牛奶和砂糖一样，象征着物质的奢华，或者说反映了物质文化的方向。这是因为英国人发明的这种饮茶方式始于17世纪中叶，当时茶叶和依赖进口的砂糖价格昂贵，即使是王侯贵族也难以负担。砂糖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西印度群岛利用非洲奴隶进行热带种植的产物，随着砂糖进口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英国的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与富人相同的茶饮。由于茶和砂糖都依赖海外供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活动。换句话说，“红茶文化”不仅使18世纪成为重商主义时代，而且逐渐成为重商主义时代的典型文化，具有控制殖民地的倾向，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因此，红茶文化逐渐发展成为红茶帝国主义，其两大支柱是确保西印度群岛的砂糖殖民地，以及掌握中国茶的来源或确保在殖民地（如印度、锡兰）的茶树种植和生产。如此，红茶帝国主义如同大鸟般展开双翼，一翼飞向西印度群岛，一翼飞向东方。
参考资料
[1] 参考资料：葛兆光 主编：《从中国看全球史》中册，第657-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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