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罗马-拜占庭的兴盛
第90讲：罗马帝国的演进与社会经济
01｜罗马帝国的演进
随着罗马帝制的确立，不单重塑了罗马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其疆域内外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在这一新秩序下，被广袤土地上的众多被征服与殖民地区居民所接纳的，是一个超越了单一城邦界限、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央权威——奥古斯都。这一转变标志着，居民们无需再局限于与自身无直接关联的罗马城邦元老阶层的认同，而是能够基于一个更为宏大、包容的帝国框架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与归属感。
图：公元2 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随着罗马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张，原有的城邦联盟模式已难以满足管理如此广阔领土的需求。帝制的建立，通过强化中央集权，确保了政策与法令在帝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从而维护了整体的秩序与稳定。罗马帝制不仅是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更是文化、社会乃至心理层面的一次重大融合。它打破了城邦间的隔阂与偏见，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帝国居民构建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基础。
图：罗马帝国极盛时期
图：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的罗马帝国
注：黄色：公元前31年领土，暗绿色：公元前31年-前19年新增领土，亮绿色：公元前19年-前9年新增领土，浅绿色：公元前9年-前6年新增领土，淡紫色：仆从国。
图：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
1.1 罗马统一的地理视角
罗马统一进程的地理视角来看，为什么希腊没有完成像罗马一样的统一，将割裂的城邦收揽于麾下？
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甚至在接纳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当罗马完成希腊城邦力所不及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整个半岛时，罗马与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罗马能够征服意大利半岛，而诸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两者地形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山峦重叠，实际上，“巴尔干”这一名字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是交叉重叠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没有给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就更易于统一和保持统一。而且，由于没有像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公路网就将整个意大利联结成一体。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很开明。早先，雅典向希腊同伴征收贡物，且从不给予他们公民权。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对外关系，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1]
补充资料：
从欧洲地图上可以看到，从黑海西部到罗讷河之间自始至终都是一条带状的高地，除非翻越相当高的山地，中间并没有通向外部平原的通道。西班牙也是一个高原。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缺口处有一座孤立的山峰，山体向南的一侧非常陡峭。但该山体并未将缺口完全封堵，罗讷河河谷在这里形成了与外部连接的一条通道——这是从地中海向北进入欧洲内陆唯一便捷的通道。因此，虽然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地被敌对部落占据，这条从海上进入的通道却很容易被罗马控制，而现代法国所在的那片土地也被罗马人迅速纳人其统治之下。后来，罗马帝国又向东北和东方扩张。到纪元开始时，在控制了地中海之后，它的版图上又增加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以西和以南的土地；同时，东方的小亚细亚和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也被并入了它的疆域之内。这就是罗马帝国。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在差异极大、范围极广的土地上培育出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除了对罗马帝国的权力与机构的共同依赖之外，并没有天然的凝聚力。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能够和平相处，不必把精力消耗在战争上，从而能将其所在地区赋予他们的优势转化到有益的事情上面。[2]
图：罗讷河构成的入口通道
注：罗讷河河谷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条从地中海北上进入欧洲大陆的便捷通道。在史前时代，这条通道曾被森林阻断，但是铁斧的使用使森林最终得以清除。
1.2 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
罗马帝国，曾在地中海地区辉煌数世纪的庞大帝国，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不仅是西方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统一力量，更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典范。在其鼎盛时期，罗马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先进的制度文明，确保了北方蛮族地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
然而，随着帝国的分裂，这一庞大的政治实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公元前395年罗马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前476年西罗马灭亡，由于东罗马帝国还存在所以仍归于罗马帝国时期范畴，但是东罗马已经远不如全盛时期的罗马了。
西罗马在分治后不久便遭遇了蛮族入侵，其统治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个由蛮族建立的国家，这一地区随之进入了长期的城邦制纷争时期。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也未能幸免，遭遇了伊斯兰文明的侵袭，其历史进程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土地上，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东罗马帝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希腊语—东正教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不仅继承了罗马的辉煌遗产，更在东方大地上绽放出新的光芒。然而，即便是如此强大的帝国，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兴衰轮回。1453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东罗马帝国最终遭遇了灭顶之灾，其辉煌的历史篇章就此落幕。
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中，我们见证了罗马帝国的兴衰、蛮族的崛起、文明的交融与冲突。而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则标志着封建王权与天主教廷之间新型关系的建立，这一事件对早期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欧洲逐渐步入了一个由封建王权与宗教势力共同主导的新时代。
图：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3]
1.3 四帝共治制度
罗马帝国于公元3世纪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面对疆域辽阔、局势错综复杂的挑战，单一皇帝的统治模式显得力不从心。为了遏制危机的蔓延并维持帝国的稳定，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帝共治制度，将庞大的帝国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治理区域，既实现了分权管理，又确保了帝国的整体统一。
四帝共治制（Tetrarchy），作为戴克里先在公元293年推行的一项重大政治改革，是对罗马帝国长期以来世袭君主制与独裁统治的深刻反思与革新。戴克里先认识到，世袭制度已导致帝国力量衰微，三世纪危机更是将这一弊端暴露无遗。因此，他毅然决然地废除了帝位世袭与君主独裁的旧制，开创性地设立了四位领导者共同治理国家的新模式。
在这一制度下，两位高级领导人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他们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另外两位次级领导人则担任凯撒的职位，作为奥古斯都的助手，共同管理帝国的东、西两部分。这一安排不仅减轻了单一皇帝的管理负担，还促进了帝国各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为了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奥古斯都的任期被设定为有限期，届满后需自动退位，由军队统帅接任，从而避免了权力斗争与内乱的发生。
02｜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与经济
2.1 罗马帝国盛期的城市发展
为什么罗马帝国盛期的城市能迅速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各项事务的血脉，支持着帝国的生命系统。厉以宁从税收增长角度给予的解释如下：
用税收增长作为解释是有一些道理的。但税收为什么会增长呢？这又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可以说，罗马帝国发展得很快，事实上简直太快了，以至于新征服地区的花费得不到弥补。到2世纪时，这些花销已经很大，就算再继续进行征战，也无法弥补这一成本了，因此必须在征服地区迅速扩大生产。这一需要是通过建立城市来满足的，尽管城市化过快常常会过分增加管理费用，但有证据表明，被征服土地的生产力事实上增加了。要知道，在罗马共和时代的城市中，工商业虽有发展，但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赋税沉重，使得城市工商业户感到赢利的余地很小，因此难以扩大经营；另一方面，个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没收个人财产的事件经常发生，富户往往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以至于富人不愿投资于工商业，有钱就谋求当官，置田产，经营大田庄，这也就使城市难以繁荣兴旺。奥古斯都了解这些情况，所以降低税率和对税种进行简化，并对个人财产采取了保护措施。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以后的皇帝们不改变这一既定的政策。如果说提比略本人在这方面对奥古斯都的做法有所修改的话，那就是：为了不至于使减税不利于财政，他把兵的服役期限延长了4年（从16年延长到20年），以免支付给退伍兵士的养老金数额过多。[4]
罗马共和时期重视对农业的保护，兵农合一作为确定的制度来保卫国家安全。后来改为募兵制后，小农经济依然作为维持这一秩序的基础。元老院和政府官员对此达成共识是：小农被消灭了，谁来当兵？罗马的失业人数骤增，如何消化失业人口，社会又如何稳定。
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为了发展与经济繁荣，奴隶的供应增加。与此同时，在斯巴达卡斯起义后，军队镇压奴隶起义，由此事件引发社会更多人道主义呼吁，认为奴隶制是不合理的。另外，从经济效益来看，使用奴隶都是不适合的方式，不仅劳动的效率低，管理成本给田庄主也增加了负担。
2.2 罗马帝国时期从奴隶制转向租佃制[5]
在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其经济体系显著特征在于奴隶劳动田庄与广泛存在的小农户并存，且以小农户为主体。尽管如此，奴隶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无可置疑，因为那些依赖奴隶劳动的田庄及其主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作为任何古代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多数群体，即便在奴隶制经济下亦是如此。
随着罗马进入帝国时代，疆域的扩张促进了奴隶供应的增加，进而加剧了奴隶的使用。公元前30年的执政官盖乌斯卡西乌斯在元老院会议上的言论便印证了这一点：“现在我们的奴隶里哪一国人都有,他们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他提及奴隶来源的多样性，包括不同国籍、风俗和信仰背景的人们。
进入帝国时期，尽管奴隶制继续存在，但农业领域中小农户与奴隶劳动田庄并存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开始，奴隶劳动田庄逐渐踏上了向租佃制转变的漫长道路。这一转变的初期迹象在科路美拉的《论农业》一书中已有体现，书中强调了田庄主应善待佃农，并探讨了租佃制相较于纯奴隶劳动的优势，如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管理成本。
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在于经济考量：
首先，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和高管理成本促使田庄主寻求更高效益的经营模式，如引入自由雇工和收益分成制的佃户。
其次，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减缓，战俘作为奴隶主要来源之一的数量减少，加之帝国政策的变化，如减少将整片地区居民变为奴隶的做法，进一步限制了奴隶的供应，推高了使用奴隶的成本。
此外，边境奴隶贸易虽仍是奴隶来源的重要途径，但其影响相对有限。
最后，帝国盛期的政策鼓励释放奴隶，并赋予他们公民身份，这不仅增强了帝国的社会稳定性，也促进了被释奴隶的社会地位提升，包括进入高级官职和自治市权贵阶层的机会。
参考资料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吴象婴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167页。
[2] [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徐慧 译，沈阳出版社，2021，第83-84页。
[3] 经济层面，在西部低度的都市化加上人口扩张，增加帝国晚期部分行省的经济负担，南部的意大利与北部的高卢，甚至西班牙部分地区都难以维持驻军，然而富饶的东部就没有贫困的问题，最好的例证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凭借著东方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因此替拜占廷提供了职业军人也替他们招募到佣兵，于此同时西罗马帝国就无法负荷此等财力，在防御方面拜占廷就可以负担，而西罗马不能，因此凸显出差异也导致结局不同。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4]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9页。
[5]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 208-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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