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常娜，感谢看见。《创新的历程》是我在过去几年读书，与不同的教授、学者、创业者以及读书人学习交流过程中创作的通识启蒙课程。通识与人文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并非培养具体的技能，而是以人本主义精神，关注每个人本身，培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培养一个人获得并经营幸福的能力。
《创新的历程》第四季｜全球化简史
白银的全球化与价格革命
第131讲：白银的全球化与价格革命
01｜重商主义与白银骤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与产业空心化
在罗马帝国辉煌时期，便已显现出一种类似现代“钱荒”的现象，这主要源于与当时经济更为强盛的汉朝进行贸易时，罗马帝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然而，中世纪晚期的“钱荒”问题更为严峻，一位西班牙殖民者曾形象地描述道：“我们西班牙人心灵深处饱受煎熬，唯有黄金方能疗愈此痛。”面对这一困境，初期社会普遍采取“重商主义”策略，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进口以减少金银外流，并鼓励出口以获取更多金银，正如奥地利法官在1684年的重商主义宣言中所概括的九项国家政策所示。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讨论“重商主义”的问题，为什么重商主义会破坏经济？为什么要强调“看不见的手”？
在16世纪，西班牙凭借海外殖民帝国和南美金银资源奠定了帝国基础。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经济的主流思想是“重商主义”，它基于两个核心观点：金银是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推广出口（以换取金银）和保护进口（以防止金银外流）是实现国家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到了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任命柯尔贝尔为财政大臣。为了满足朝廷的庞大开支，柯尔贝尔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包括巩固海外殖民帝国与法国的贸易以及加重税收。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税收沉重、生产力低下和经济停滞。斯密撰写《国富论》的主要目的便是批判法国的重商主义，即保护主义。
然而，斯密并非第一个指出重商主义弊端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重农主义”的观点。重农主义否定了金银作为国家财富衡量标准的地位，转而强调生产力的概念，并认为真正的生产来源于土地，主要是农业和矿业，而非工业和商业。因此，重农主义提倡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并主张自由经济，即政府不干预的“放任经济”（Laissez-faire，法语直译“放手做”）。实际上，斯密的思想有三个主要来源：休谟的个人自由观念、重农主义的经济自由理念以及牛顿的自然定律，他借鉴了牛顿对自然世界的解释来阐述人类行为。[1]
西方为什么没有用纸币来应对“钱荒”呢？尽管造纸与印刷技术已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的进程，西方世界却未能像中国那样广泛采用纸币来缓解“钱荒”。李约瑟指出，这主要归因于西方在中世纪晚期尚未掌握中国的三项关键技术：隔水舱技术、煤炭的广泛应用以及纸币制度。尽管技术条件已初步具备，但缺乏统一的政府和财政体系，成为阻碍纸币大规模应用的关键因素。
伊比利亚时代的大航海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大批金银财宝涌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物价上涨为欧洲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水平也随着攀升，仅略落后于物价水平，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控制很低。这种价格和成本的膨胀使得西班牙的工业处于严重劣势，阻碍了工业生产和商品的正常流通，也使其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西葡两国虽然能够开拓新航线，发现新大陆，但其工商业的落后也决定了两国无法将他们到达的土地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们从新大陆虽然得到了大量的贵金属，但这除了使物价“上升到危险的水平”外，并不能转化为资本。[2]
新航路的开辟，拓展并加速了人流、商品流和资本流的流动，流通商品种类显著增多，商路贸易中心也在转移，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引起了“商业革命”。
全球白银的主要产地集中在西半球的美洲地区。在美洲众多重要的银矿中，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墨西哥和南美洲的秘鲁及玻利维亚的银矿成为最早被大规模开采的地区。特别是1545年西班牙人在今天的玻利维亚境内的波多西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同时银的开采和提炼技术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导致了银产量的急剧增加，到1572年，全球的银产量已经是1496年的六倍。由于这些银矿的大量开采，目前全球约有75%的银供应量来自墨西哥和秘鲁。
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由西班牙政府派遣去的，故在那里开采得来的白银，每年都一船一船的大量运回西班牙。对于这个问题，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登（Earl J. Hamilton）曾于1934年发表他的大著《1501至1650年美洲金银与西班牙物价革命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根据西班牙官方的统计数字，由1503至1660年自美洲运回西班牙的白银共约16,886,815,303公斤黄金共约181,333,180公斤。这不过是官方记载的数字，私人走私的数目还不包括在内。因为当日流通的货币主要用银来铸造，故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西班牙的物价便激剧上涨，在17世纪的头十年内约为一百年以前的34倍，此后西班牙的物价便长期停留在远较过去为高的水准之上。这些自美洲流入的白银对于物价的影响，并不以西班牙为限，因为运银的船只，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有不少是给其他欧洲国家以海盗的方式掠夺去的。就是能够平安运抵西班牙的白银，也不能全部长期停留在西班牙国境内。其中属于国王所有的，要用来偿还过去向德意志及意大利债主举借的巨额借款和利息，以及支付在国外（例如在荷兰及比利时一带）作战的军事费用。至于为私人所有的银子，因为西班牙的物价水准远较其他欧洲国家为高，从而银在西班牙的购买力远较在他国为小，故多半由于对外贸易的长期大量入超而流入其他国家。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由于美洲金银（以银为主）的输入，欧洲金、银的数量自16世纪初至16世纪末约增加十倍。跟着这些白银的大量流入，其他欧洲国家的物价自然也要激剧上涨。例如法国在16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的物价约为最初二十五年的2.2倍。荷兰在1580年的物价约为1520年的三倍，以后在1620年仍然继续上涨。英国的食物价格，在1500至1540年间上涨64%，以后在十年内又再加倍其1600年的一般物价约为1600年的2.6倍。在16世纪阿尔萨斯（Alsace）的物价增加了一倍，意大利也将近加倍，瑞典到了1620年则增加一倍有多。总之，就西欧及中欧各国来说，1600年的物价约为1500年的两倍至三倍。如果以1800年的物价为基数，欧洲的物价指数在1500年为35，1600年为75，1700年为90，1800年为10。哈密尔登教授关于美洲白银与物价波动的关系之研究以欧洲（尤其是西班牙）为限。事实上，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长期间内，美洲白银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世界性的。换句话说，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不但在大西洋对岸的欧洲要引起物价革命，就是在老远的中国，其物价也要因感受到影响而发生激剧的变动。不过，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和美洲的距离较远，银的直接自美洲经太平洋，或间接自美洲辗转经欧洲大量运至中国，从而物价因受到影响而引起的波动，也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16、17世纪，而迟至18世纪始特别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为行文方便计，先叙述18世纪中国物价的变动情况，然后进而讨论美洲白银和当日中国物价变动的关系。[3]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贸易范围空前扩大，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尼德兰所代替。
02｜为什么发生价格革命？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这些贵重金属首先流入西班牙，随后从西班牙转运至热那亚，并最终甚至到达了奥斯曼帝国。在白银沿着国际贸易路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它所经过的地区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以下变化：物价水平急剧上升，货币价值下降，伪币问题日益严重，投机行为变得频繁。
价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塑造了15世纪及以后欧洲的经济格局与社会结构，其根源可追溯至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对美洲印加与阿兹特克文明的征服，不仅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篇章，也伴随着大量黄金与白银贵金属的掠夺性流入，然而，与此同时，物资供应并未相应增加，加之人口迅速膨胀，导致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产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这一供需失衡的状况直接引发了货币贬值与物价飙升的连锁反应，尤其是粮食价格飙升尤为显著，社会经济体系笼罩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这一历史进程最早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物价革命，在短短一个世纪内，西班牙的物价飙升了近四倍，而这一现象如同涟漪般扩散至欧洲其他地区，尽管影响程度与速度有所不同，但无一不深陷其苦海。
在这场经济风暴中，西欧的贵族与地主阶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原本依赖稳定的田租收入维持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但物价的急剧上涨并未带来田租的相应增加，反而导致其经济实力大幅缩水，进而引发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比之下，佃农与自耕农因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获得了更高的收入，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而在东欧，粮食的高利润反而巩固了贵族与地主的统治地位，农奴制度得以延续。
物价革命还深刻改变了职业结构与阶级关系。专业工匠因精致工艺品价格的攀升而收入增加，经济地位提升，不少工匠甚至跻身中产阶级行列。商人们同样受益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利润丰厚，投资能力增强，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对于城市中那些领取固定薪水的职员与工人而言，物价上涨带来的却是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他们成为了物价革命下的弱势群体。
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将矛头指向那些被认为是贪婪与邪恶的势力，各种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在德意志地区，这种不满情绪与宗教改革相结合，路德派宗教改革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革命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奥斯曼帝国、印度乃至18世纪的中国都未能幸免。而在欧洲，物价革命与美洲新引进的玉米、马铃薯、花生、番茄等高产作物相结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为欧洲向外的移民探险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在16世纪初期，尽管西班牙国内经济一度显示出繁荣迹象，资本主义元素在工商业中开始萌芽，但封建制度依旧根深蒂固。面对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封建贵族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而城市中的行会仍然牢牢控制着手工业的生产。
这种状况导致西班牙国内的工农业发展受阻，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大量羊毛被出口到尼德兰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工农业产品价格高于英国、法国和尼德兰的同类产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同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追求在欧洲的霸权，将大量财富投入到军事和政治活动中。西班牙贵族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大量挥霍财富，导致从美洲殖民地运回的金银迅速流向其他国家的供应商和债权人。
结果，西班牙的殖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做了嫁衣。它开辟的殖民地市场很快被英国和法国的商品所占据；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并没有被国内的工农商业所吸收，而是流入英国和法国等国之后才转化为资本。据估计，在1492年至1595年间，西班牙从美洲运回的金银总价值约为40亿比塞塔，但留在国内的最多只有2亿比塞塔，仅占5%。
补充资料：[4]
进入十六世纪(1500-1600年)，物价稳定了数百年的西欧各国都出现了商品价格迅速而又持续的上涨现象。到1600年，全西欧总价格水平比1500年高出200-300%，其中西班牙上涨幅度最高，平均为3.5倍,某些地区达到 4 倍多。法因为 2.2倍,英国为 2.6倍，荷兰为3倍，其他地区也在 2.5倍左右。在这种价格上涨中，工业品上涨幅度不大农产品，特别是谷物、肉类，上涨幅度高达4-5 倍，例如法国，布匹价格上涨不到1倍，而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则是倍。1541年，马丁·路德在论述要求提高牧师薪俸的理由时说：“以前有 30 盾就已敷用，现在有 100 盾也不敷用。为什么？
以前一舍费尔谷物值 20到 30芬尼,15个鸡蛋值3芬尼，而现在一舍费尔谷物就值 90 至120芬尼，15个鸡蛋俏17芬尼”(转引自汉斯·豪斯赫尔的《近代经济史》)。与此同时，劳工工资实际水平下降。又以法国为例，地租增长了38%，而劳工工资仅增长 13%。所以在分析指数曲线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物价水平上升曲线与实际工资下跌曲线正好形成分道扬镳的鲜明对比。这种现象，在经济史上被称为“价格革命”或“价值革命”。要说明的是，上述价格上涨是一百年中的情况，若按年上涨率来计算，只有 0.72%左右，与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比起来，都是一种非常温和或正常的价格上涨，但在十六世纪，却引起了极大的经济波动。
造成这场“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它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首先一个原因是金银大量的涌入导致货币价值的下跌，也就是流通货币的贬值。当时欧洲市场流通的货币是金、银铸成的硬币,后来又用铜铸,其中最主要的是银币。在美洲大陆银矿开发以前，欧洲市场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德因与匈牙利的银矿。欧洲本土的银产量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常出现年产 65000公斤的高水平，这主要是当时欧洲市场对货币的大最需要导致矿山滥采，物价上涨便是由此而引发的。随着西班牙在美洲对银矿开采的迅速发展，欧洲市场上的银币猛增。十六世纪从美洲运抵西班牙港口塞维利亚的白银年平均量：
四十年代为 17,500
公斤五十年代为 30,000
公斤六十年代为 94.000 公斤
七十年代突破 100,000 公斤
八十年代翻一番为 200.000公斤
九十年代为 270,000 公斤
这些白银虽然有一部分作为器皿和艺术品的原料，一部分流向阿拉伯商人和东方市场，但大部分进入欧洲市场。在十六世纪一百年内，欧洲集聚的金银贵金属悬整个中世纪欧洲所积累的贵金属的八倍。金银虽然是特殊货币，但在流通领域，它仍然有着与纸币同样的特性。大量的金银涌进市场，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低落，物价上涨。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1515-1547)，银币利佛尔的购买能力从先前的 55 法郎下降到 47.85 法郎；1547年到 1559 年又下跌到 27.50法郎，1559年到 1610年降至12.50法郎。1500年值6500法郎的财产到该世纪后期仅值2500法郎。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几乎全欧洲的人，包括那些经济学家都没有找到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反而坚定地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贵金属就是所追求的价值本身。许多理论家把物价上涨的原因仅归咎于掺假的银币。西班牙和英国还制定了法令法规，严禁进口商品或禁止出口金银货币。而从当时的实际来看，哪个国家拥有的金银多，哪个国家的物价上涨幅度便最高。西班牙是“首富”,它的物价最高。
其次是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欧洲在十四、五世纪各国都经历了瘟疫与战争的劫难，人口或停滞或下降或急剧下降，1300年人口约为 7300万，1400年只有 4500万。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人口增长，1500年已增至6900万，1600 年已是 8900万了。上述数字各家统计不一，但十六世纪欧洲人口增长了 25%是一致的。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数盘的增加，其经济结果必然是劳动力价格下降。所以，在十六世纪，劳工货币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实际工资明显下跌，购买力远不如以前。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货币贬值，人口增加而导致的地租上涨。在所有的上涨项目中，地租是最迅速的，英国在十六世纪中的地租上涨了5倍。地租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是当时西欧价格上涨连锁反应关系中的基本环节。
总之，“价格革命”的根本起因是刚出现的商业资产防级对货币资本大量的需求，而美洲白银涌人西欧则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之中,资产阶级获得了积累时期急需的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增强了实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封建地主经济则受损严重，地租的迅速上涨使他们直接受到冲击，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未让他们得到好处，封建制度的解体加快了。但是这场“革命、不能继续下去，否则资本不能保持正常的循环，资产阶级从中得到的利大于弊就会转为弊大于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受到阻碍。进入十七世纪，经济理论界开始认识到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金银过剩这一规律性的问题，政府对白银的输入予以控制，与东方的贸易加强了，用白银换取大量的东方特产输人西欧；另外，十七世纪的西欧又一次受到天灾人祸的肆虐，人口再次下降。于是，物价终于稳中趋降。
03｜价格革命的影响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美洲的金银宝藏。这一发现不仅触发了“价格革命”，还引发了“利率革命”，导致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普遍下降，高利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极大地降低了商业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金融革命”的兴起。
金融革命的首要成果是公司制与资本市场的诞生，这一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融资活动。鉴于海外贸易的高额投资与巨大风险，个人乃至像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也难以独自承担，因此合伙制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伙制中的原始出资逐渐转化为股票，新注入的资金则演变为债券，合伙制企业进而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为了满足股票与债券的交易需求，1650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诞生。此后，股份公司与证券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欧，尤其是英国迅速发展。股市的繁荣甚至一度引发了1720年的两次著名股票泡沫危机，即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与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
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发生的价格革命是由于美洲输入的贵金属超过了欧洲的需求量，从而刺激物价上涨。然而，这一解释受到不同的观点冲击，在于其忽略了欧洲市场供需关系的复杂性。实际上，美洲白银的输入确实增加了欧洲的贵金属货币存量，但这不是导致价格革命的唯一原因。在美洲白银到来之前，欧洲已经存在通货膨胀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贵金属货币供应不足与商品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
美洲白银的到来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货币与商品的比率进一步失衡，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加剧，从而推动了物价的持续上涨。但另一方面，欧洲并没有完全消化这些贵金属，而是通过不同商路将其转输到境外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内部的通货膨胀压力。
价格革命的发生与16世纪欧洲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中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黑暗时代”后，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随着14世纪的天灾、疾病和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元气大伤。尽管15—16世纪人口逐渐恢复，但经济仍未完全复苏，农业滞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欧洲社会一直存在贵金属不足的“贫血症”，矿业开发不足，贵金属货币的供应难以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这种背景下，美洲白银的输入虽然暂时缓解了贵金属短缺的问题，但也加剧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不平衡。
欧洲人口在16世纪迅速增长，从1400年的约5000万或6000万人增加到1750年的14000万或15000万人，增长了近两倍。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尤其是基本生活物资如粮食的需求大幅增加。然而，欧洲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这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价格革命最直观的影响是物价的持续上涨。随着美洲白银的不断输入，欧洲的货币存量大幅增加，而商品供应相对不足，导致货币与商品的比率失衡，物价不断攀升。这种物价上涨不仅限于奢侈品，还波及到基本生活物资如粮食、衣物等，对欧洲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这一革命不仅改变了商品价格结构，还深刻影响了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物价上涨使得生产者和商人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底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价格革命不仅影响了欧洲内部的经济格局，还波及到全球范围。随着欧洲对美洲白银的依赖加深，全球经济体系开始形成。美洲成为欧洲重要的原材料和贵金属供应地，而欧洲则成为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地。
补充资料：欧洲15-16世纪的价格革命[5]
1480年以后，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也陆续呈现了谷物价格上涨的趋势。为何当时的欧洲会出现持续的价格增幅呢？常见的解释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从拉美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但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指出，这一轮欧洲价格革命起始时间早于美洲贵重金属运回欧洲的时间。所以，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很大程度上只是导致了价格革命被延长，而不足以说明起因。是什么造成了价格危机？另一个解释是欧洲人口在黑死病、蒙古西侵等危机后，得以复苏增长，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得到有效增长，所以更多的人口就给物质资源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以英格兰为例，1430年约有200万人，而在1470年年后就开始了快速增长，在1541年达到了280万，16世纪则达到了400万以上。在当时，欧洲男女的婚育时间很早，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这种情况下，食物和燃料价格显著上涨，并驱动了其他制成品价格的增长。
进入16世纪，价格革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其态势已经很容易被识别。这在当时曾经被解读为进口商、贸易商或是分销商的贪婪，而食物价格的上涨反而驱使农场主囤积谷物，市场终端中的面包师将锯末等渗入面粉制成面包，还缩小了面包大小，这些做法使得人们在上涨的价格面前显得更为恐慌。
价格革命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价格革命之初，往往会驱使薪酬同食物价格等同步上涨，而这刺激了购买，从而营造出高度繁荣的幻觉。但在之后，薪酬的上涨幅度是远远无法跟上商品价格的涨价空间，人们的实际薪酬下降。这种情况下，“地主和资本家则越过越好。这本的收益与商品价格的增长保持了同步”。所以，价格革命往往会增强有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让税制更倾向于累退税，从而进一步地降低了政府财政健康水平，引发货币贬值，从而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
04｜白银资本与历史上中国的互动
中国的货币历史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历代王朝允许前朝货币与新货币并行流通，例如在“开元通宝”铸造之前，隋朝的五铢钱以及其他古币仍在流通。其次，官方与民间私铸货币并存，尽管私铸货币违法，却始终未能被完全禁止。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历代王朝对于货币主权的意识相对薄弱。
铜钱的长期流通表明，小规模交易在古代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时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呼应。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而言，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大多自产自足，对外部商品的需求有限，导致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较低（盐和铁除外，这两者是国家通过专营间接征税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
在明朝“一条鞭法”实施之前，历代王朝的税收主要以实物税和徭役税为主，税收形式的非货币化也是货币主权意识淡漠的表现之一。
到了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铜钱的小额价值无法满足大额和长途交易的需求，于是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元朝同样发行纸币，并与铜钱并行流通，但两朝都遭受了纸币滥发的问题。纸币因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性，天然具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倾向。
纸币的出现表明铜钱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白银因其高价值、轻重量、易于熔铸的特点，恰好适应了这一需求。
明朝中后期，通过对外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货币体系。1567年，明穆宗在登基之初颁布了“银钱兼使”的法令，规定买卖货物价值一钱银子以上时，银钱并用，一钱以下则只使用铜钱。这标志着政府正式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
1581年，明万历时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合并为一条，统一征收银两，中国开始实行铜钱和白银的复本位货币体系。
白银正式成为纳税和商业交易的媒介，但明朝政府并未官方铸造银币或银锭。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常常随身携带钢剪，根据商品价格将银块剪成小块，并通过称重来支付。同时，人们还会携带一个铜铃形状的容器，用于收集剪银时产生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通过融化容器中的蜡块将银屑重新熔铸成较大的银块。
自明朝中后期起，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拉丁美洲。
16世纪初，日本发现了大量的银矿，例如石见矿山，日本用这些白银与中国交换丝绸、瓷器、漆器、书籍、绘画、地毯、衣物等商品。在1372至1567年明朝海禁期间，日本的白银通过台湾、越南、菲律宾和朝鲜间接进入中国。1567年海禁解除后，台湾和荷兰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中间商。
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后，开始与中国直接通商。拉丁美洲的白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进入中国：一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向东进入中国；二是先向西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再通过葡萄牙人的印度洋航线进入中国。中国通过出口丝绸和瓷器，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
1540至1640年间，白银的主要来源地是日本和南美洲的波托西（今玻利维亚）。1700年以后，主要来源地变为墨西哥。这一时间分界点恰好在明清两朝交替之际。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后，逐渐限制白银外流，并在1668年颁布法令完全禁止。同时，美洲白银产量在1640至1700年间经历了低谷，加之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输入中国的白银减少，国内白银兑铜钱的比价飙升，金融秩序混乱，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府财政危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参考资料
[1] [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267-268页。
[2] [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贝昱 张菁 译，商务印刷馆1988年版，第310-315页。
[3]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 2》，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42-544页。
[4] 参考资料：西欧的价格革命：https://core.ac.uk/download/41452432.pdf。(作者单位:原门大学历史系)
[5]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X. Li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参考文章：《改变历史的价格革命，让我们学到了什么？》。http://duchuang.sznews.com/content/2022-03/15/content_24993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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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第四季｜全球化简史：海洋文明与工业化
《创新的历程》｜第四季：全球化简史：海洋文明与工业化进程（发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