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罗马-拜占庭的衰亡
第95讲：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
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单纯依靠武力保护自己，宗教能够有力地塑造社会，并促进公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冲突和分歧。
古罗马在不同制度的发展中最终形成帝国的版图，罗马帝国全盛时期控制了大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此强大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盛极而衰，最终走向灭亡呢？
01｜制度与财政
罗马帝国族开始的时候实行共和制度，罗马人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作为罗马公民而骄傲，为国家服务而自豪。因为那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可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能得到法律保护，能从国家获得各种利益。执政官、元老院及其它官吏也较为勤俭，腐败现象少。
但在罗马帝国后期，国家已完全成为君主及其官僚、军队的私有财产。正如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他们腐化堕落，肆意挥霍，想方设法搜刮人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沦为地主庄园的农奴，或干脆发动起义反抗暴政。
其次，罗马帝国缺乏完善的继承法。当皇帝去世后，帝国常因没有明确的继承人而导致各军事集团间的战争。各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不仅使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更严重地削弱和削耗了帝国的人力、物力、财力。
另外，罗马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由于东部希腊文明区与西部拉丁文明区之间在经济文化上有较大差异，帝国始终存在分裂倾向。
罗马帝国逐渐暴露出军事制度与财政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经说过：“（罗马人）要不是得到解放的奴隶和流人的移民不断补充，可能只要几代的时间就会完全灭绝。”到共和国末期，有独立财产的自耕农只剩下一小撮，据当时人估算，只有2000人左右。
那么，如何建立军团呢？只能依靠雇佣兵。罗马的雇佣兵制度规定军人不能结婚，退休后的生活由国家保障，这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制度。但雇佣兵制度的建立有一个前提，即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财政实力，社会有机体必须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耕农经济。此外，雇佣兵组成了一个职业军人集团，其统帅亦必须是职业军事将领。
这两个变化对罗马共和国初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公元前107年，在罗马军团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马里乌斯（Gaius Marius）进行了军事改革。他把义务兵制改为募兵制，不再要求有财产的自由民入伍。军事结构是整个共和国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变化立即推动罗马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变。
一方面，无业游民是为了经济利益才参军的，为了维持其战斗力，国家不得不经常提高士兵的军饷。这要求国家必须有大量而稳定的货币收入。由此引发古罗马对商品经济的巨大需求，导致其经济结构从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经济向奴隶制商品经济转化。例如，罗马共和国在早期对外战争中曾获得大量土地，其中除了小部分被拍卖给个人，大部分都被分给自由农民耕种。这是维系小农经济存在的重要措施。据弗兰克统计，在公元前3世纪，有4万-5万公民得到了约100万犹格（jugerum）的土地。实行募兵制以后，罗马共和国不得不将其侵占土地中的绝大部分拍卖给商人，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还有一部分刚被分给有军功的将领和士兵，可是国家分配给自由农民的土地则寥寥无几。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伽太基，并对伽太基的土地进行了大甩卖，结果在非洲兴起了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业主阶层，他们的大地产遍布全境。在尼禄（Nero）时代，约6个人占有非洲省全部可耕地的半数。换言之，对外战争的胜利反过来成为瓦解自耕农经济的因素。随着“共和国”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奴隶制商品经济很快兴起，成为罗马的主导经济形态。
另一方面，募兵制与当时的军事将领选拔体制（即由百人团选拔执政官，再由执政官指定军事将领）格格不入。常备军中大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平民，而百人团会议则控制在贵族和有钱人手中，常备军和百人团会议在政治上经常不一致。雇佣兵服役年限一般是20年，无业游民对贵族的财产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往往只拥戴自己的统帅。原先的贵族共和政体无法继续维持自身的稳定，它趋向于军队统帅和执政官合一。由元老院任命执政官变成一种形式，实际上是由职业军人自行决定代表他们利益的统帅。
一种新的制度正在慢慢形成，它是“共和国”和社会行动相耦合的产物。拥有公民权的公民通过公民大会进行政治参与，它代表整个罗马的普遍舆论：元老院代表罗马的贵族阶层，它在名义上拥有的元首任命权表明该制度和原先共和国制度的同一性；军队统帅是雇佣兵的英雄，成为共和国的元首（皇帝）。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罗马帝国”的制度，它依赖于一个巨大的奴隶制市场经济。古希腊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其经济活动仅限于公民私领域，属于“家政”的一部分。只有在超越城邦的共同体形成后，公民在本城邦之外的事务由私法规范，市场经济才能在它所提供的空间中充分发展。换言之，发达的商品经济存在于由数以千计的城邦统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中，该公共领域正是由“共和国”观念所维系，社会组织蓝图和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正式形成。[1]
罗马帝国末期，奴隶制度已经全面陷入危机，这是一种制度性危机，涉及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等方面，罗马帝国的衰亡也在于应对各种危机。
据史料记载，罗马的奴隶在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总人口的35%。奴隶作为其他人的附庸，他们是充足的劳动力，而充足的劳动力是城市能够兴起的持续动力。
罗马帝国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奴隶制的大庄园农业，而奴隶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了罗马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然而，在罗马帝国末期，奴隶制度已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长期的战争导致奴隶大量死亡，劳动力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帝国的农业生产。西西里岛不再是意大利的粮仓，而罗马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北非。意大利的农业日益衰落，表明奴隶制度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同时，由于许多奴隶无法忍受高强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剥削，开始出现了逃亡和暴动。他们消极怠工、毁坏农具、虐杀牲畜，造成了田园大面积的荒芜，罗马西部各省的农业就此萧条。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奴隶主在奴隶劳动时，迫使其戴上沉重的脚僚，如此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萧条，导致粮食价格猛增，大面积的饥荒随之而来。许多过去繁华的城市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而走向了萧条。此外，帝国的陶器制造、玻璃制造、金属冶炼等手工业也走向了衰落。农业是罗马立国之本，而城市则是罗马的经济支柱。当这两者都陷入萧条之后，罗马帝国的经济也基本走向崩溃了。[2]
此外，鉴于农业和手工业关系密切，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农村的原料和市场，因此农业危机必然危害到手工业。从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早期，意大利手工业有了相当发展，形成了铁器、陶器、青铜器、银器、玻璃、羊毛等比较齐全的分支。但是到公元3世纪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因为奴隶劳动毫无利润可图，加上在与西班牙行省、高卢行省和北非行省等地的手工业竞争中处于劣势，除了少数城市的毛纺织业还能勉强维持外，意大利的手工业整体处于衰落趋势。[3]
塞维鲁王朝（公元193-235年）时期，罗马日趋希腊化文化发展，帝国面临财政危机，军队要求增加奖赏，这就需要罗马继续对外扩张，但不断的战争导致经济恶化，帝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财政危机使得政府和军队加紧压榨社会剩余，工商业难以为继，经济消退，导致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
西罗马末期，因战乱和营商环境恶劣，商路被断绝，大批工商业者、工匠逃离西罗马。厉以宁指出：
西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些城市，同样受到多年战乱的打击。多瑙河和莱茵河本来是帝国西部的两条重要的商业水道，但自从蛮族不断南下，这两条水道都被切断，商业往来停顿，沿岸的一些工商城市也无法继续开展贸易活动。从海上运输看，在罗马帝国兴盛时期，沿西地中海一些港口城市的生意是兴隆的。从这里输出的商品到东地中海沿岸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城市，又从那里把商品运到西欧，使得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城市都相当繁荣。此外，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往不列颠、北海沿岸、波罗的海沿岸港口的船队也络绎不绝。但4世纪末年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西罗马国力日衰，不得不放弃了对不列颠的统治。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北部，西哥特人占领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之后，由西地中海向西的船路基本上已经中断，因为城市被抢劫一空，工商业者身家性命都难保，谁还从事长途贸易和贩运商品呢？逃亡的不仅有城市工商业者，还有在作坊中工作的工匠们。5世纪内，“由于工资的低微、工作时间久长、赋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没有兴趣，有成千累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他们从原住的城市，逃往别省去，甚至逃入边疆上蛮族中去”。这种大批逃亡出城市的情况使帝国统治当局感到震惊，他们竭力想制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据当时高卢总督收到的来自政府的指令所述，政府不惜以强制手段来勒令逃亡者返回原地。指令中写到：“我们已以下列命令阻止这种勾当：不管世界上什么地方，所有被找出的逃亡者，概须强制他们回到原来的职位，不得有任何例外。”
陆上的商路因烽火遍地而被处处切断，而到了5世纪前期，汪达尔人占领了西班牙南部，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占领了阿非利加省和西西里、撒丁尼亚后，西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几乎全部停顿，紧接着，西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相继一落千丈，西地中海几乎成了一片死海，除了汪达尔人的舰队在这里横冲直撞，肆意抢劫而外。对西罗马帝国末年来说，没有比粮食无法运进罗马城更为严重的威胁了。“没有非洲的粮食，罗马帝国的生存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况给当时的西罗马居民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因为粮价飞涨），而且是心理上的打击。[4]
商业的衰落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进一步导致了财政金融的崩溃。在帝国末期，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政府被迫发行劣质货币。从公元3世纪以来，罗马的金币含量减少了17%，银币含量也逐渐减少，到最后仅剩5%。这种大量发行劣质货币的行为导致了物价上涨，政府的开支随之增加，而税收收入却明显不足。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发行更加劣质的货币，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不仅使得经济陷入崩溃，还让人们被迫退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这种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崩溃，无疑加剧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最终的灭亡。[5]
02｜北方日耳曼蛮族与罗马的互动
任何事情都应该先找内因再看外因。外族入侵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催化剂。375年，由于匈奴人西进，导致大批的日耳曼人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了罗马境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大迁徙”运动。
汉武帝西征匈奴与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涟漪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内部越来越衰落，同时远在世界大陆另一端的中原正度过了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阶段，并逐渐恢复元气走向强盛。
在汉武帝时期，断然决定停止与匈奴的“和亲”之策。为了打败匈奴，汉武帝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图：汉帝国西征匈奴
汉帝国西征匈奴，放在更宏观的视角，产生的涟漪效应使得处于劣势的匈奴向西迁徙、逃跑。匈奴的大规模西迁卷席着亚欧大草原的游牧民族。
事实上，匈奴的战斗力虽弱于汉帝国，但相比西迁过程中的其他游牧民族而言是非常具有战斗力的，于是匈奴的西迁裹挟着不同的部落和小游牧民族向西和向南流动。
公元4世纪，匈奴已到达欧洲，遇到了莱茵河、多瑙河区域的日耳曼部落。日耳曼在欧洲被南部的罗马帝国认为是蛮族，“日耳曼”属于北方未完全开化的文明状态：
有说法称“日耳曼”（German）一词在凯尔特语中意为“吵闹的”；如布列塔尼语与康瓦尔语中的“叫喊”作garm，爱尔兰语中“呼唤”作gairm。另学者提出“日耳曼”一词由日耳曼语的“矛/枪”（*gēr）与“人”（manni）合成。“日耳曼人”是一个部落群，公元前4世纪起从北欧迁入中欧，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苏维汇人、伦巴第人、喜列维昂人。
图：全盛时期的罗马版图
注：图中标注位于北部日耳曼的旁边是莱茵河、多瑙河。
但日耳曼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一体化集团，而是分散的部落状态。相比之下，匈奴的战争优势有很大一方面在于其组织能力，是一个组织的战斗力，所以日耳曼自然不是匈奴的对手。
于是，历史上我们看到日耳曼被来自西迁的强悍的游牧民族裹挟着向南迁移，涌入罗马帝国，这也成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催化剂。
图：蛮族入侵罗马帝国
罗马共和时代到帝国时代到兴盛，维持了200年，帝国兴盛所倚赖的自耕农经济和城市工商业在以军事动员为统领国家的治国逻辑前，成为不断被压榨的对象和财政来源；与此同时，政府和官员却没有意识到对自耕农和工商业的保护，拥兵自重。君士坦丁一世以后，西罗马因受到日耳曼人南下的侵袭，经济萧条，经济中心移至东罗马。
蛮族的入侵加剧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本来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蛮族的入侵又导致古罗马人不断在军费上透支，动荡的环境又导致农民无法生存，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投奔大农场，这一切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直到最后古罗马人已经疲惫不堪，国力疲惫无力应对，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探讨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历史背景时，有必要提及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的地理特征及其与日耳曼民族的互动[6]：
罗马帝国北部主要由莱茵河与多瑙河构成天然屏障，而这两条河流以东、以北的广袤区域，则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日耳曼民族的栖息地。直至公元5世纪，这些民族在遭遇西罗马帝国之前，大多仍处于一种半开化的生活状态，尚未完全步入文明社会。
进入公元1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间保留着生活习性的多样性，既有较为文明的农耕部落，也有保持原始游牧生活方式的族群。这种多样性反映了日耳曼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发展不均。
自恺撒征服山北高卢以来，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但罗马帝国的扩张步伐并未深入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区域。
在公元1至2世纪，日耳曼民族整体上仍处于一种相对原始与蛮荒的状态，其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尽管部分部落已初步转向农耕。这种长期的游牧生活塑造了日耳曼人勇猛好斗的性格，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劫掠获取财富，而非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正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所描绘的，日耳曼人视耕种为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更为直接且看似轻松的方式——即掠夺——来满足物质需求。
塔西佗进一步指出，日耳曼人中的某些部落，如查提人，展现出一种豪放不羁的生活态度，他们习惯于将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家，自由享用他人的食物与资源，同时也慷慨地回馈给到访者同样的待遇。这种生活方式深刻体现了日耳曼人“宁流血不流汗”的价值观，这种性格特质赋予了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但也因缺乏稳定的农耕文明和有效的政治组织，使得他们难以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或强大的国家。
因此，尽管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后逐渐减少对日耳曼地区的深入探索与征服，日耳曼人也并未具备足够的力量主动挑战罗马帝国的权威。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其军事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让周边民族望而生畏，即便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开始显现衰败迹象，其昔日的辉煌与实力仍让其他民族心存敬畏，不敢轻易挑衅。
罗马军队虽曾数次尝试跨越莱茵河与多瑙河，进入日耳曼人的领地，但均遭遇顽强抵抗。日耳曼人以其灵活的游击战术，让罗马军队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甚至有时遭受重创，如奥古斯都时期瓦鲁斯将军所率三个军团的全军覆没。鉴于此，罗马军队最终选择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驻守，对日耳曼人采取守势策略。
就这样，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线维持了数百年的相对和平对峙状态。期间，虽有少数日耳曼人零星地越过这两条河流，加入罗马军队成为雇佣兵，但整体上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
03｜气候与瘟疫
3.1 罗马气候最宜期
罗马帝国诞生于一个被称为“罗马气候最宜期” （Roman Climatic Optimum）的时段，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
这个时期，较高的气温和通常充沛的雨水，对地中海地区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小麦这种对降雨和气温变化极为敏感的作物。这一时期，小麦的种植面积显著扩大，土地生产力显著提高，使得古罗马时期种植的谷物产量远高于之后数百年中世纪的农民所能达到的水平。据估计，气温每上升1°C，就会增加100万公顷适宜耕作的土地，足以多养活300万至400万人。不仅小麦的种植受益，橄榄和葡萄等主要作物也迎来了繁荣。
图：公元2 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降雨的增加不仅改善了地中海地区的农业条件，还使得北非地区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仓，这一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罗马疆域的扩张。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是贸易、技术与气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降雨的增多，农业生产力提升，食物供应充足，人口也随之增长，进而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2 气候的动荡与恶化
随着“罗马气候最宜期”的结束，气候条件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降水减少、温度降低，进入了一个更为寒冷和干燥的时期。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世界的晚年”的阶段，气候条件进一步恶化，不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特别是到了查士丁尼时代，进入“晚古小冰期”，气候变得极为不友好，如536年成为北半球过去两千年来最冷的一年，被称为“无夏之年”。
图：欧洲地区过去2000年间气温变化的示意图
图：气候不稳定对欧洲的影响[7]
自从公元250年左右开始，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持续300年的气候不稳定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干湿交替变化以及寒冷的夏季。这段气候动荡的时期与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转折点紧密相连：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民族大迁徙。
气候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农业生产受损，寒冷和干旱的气候条件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粮食减产导致粮食短缺，同时，气候变化也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尤其是瘟疫的肆虐，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收成，导致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加剧了社会不稳定。
民族大迁徙，日耳曼部落和匈奴人的西迁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草原的干旱导致游牧民族无法维持生计，被迫向西迁徙，最终冲击了罗马帝国的边境，加剧了帝国的防御压力。同时，匈奴人的西迁不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生存压力，还可能由于他们在中国北方的原居住地也遭受了类似的气候灾害。
公元285年，罗马帝国因过度扩张而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这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凝聚力。气候的不稳定加剧了帝国的内部分裂，使得东西两部分更加难以协调一致地应对外部威胁。公元476年，日耳曼国王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正式覆灭。这一事件是罗马帝国衰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气候变化和社会动荡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罗马帝国的内部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帝国的扩张和统治时间的延长，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官员的贪污腐败、军队的士气低落以及行政效率的下降都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系纷争不断加剧，导致政治决策效率低下，难以有效应对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
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底层民众生活困苦，而贵族和富人则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这种社会不公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众对帝国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罗马帝国的衰落是气候变化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的不稳定加剧了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内部的腐败、内斗和阶层矛盾则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基础。
3.3 瘟疫的肆虐
罗马帝国经历的三次大规模瘟疫——分别是166年的安东尼瘟疫、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和541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对帝国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些瘟疫不仅夺走了大量平民和贵族的生命，还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加速了帝国的衰落和瓦解。
安东尼瘟疫对罗马帝国的人口破坏是巨大的。多数估算显示，这场瘟疫导致的总体死亡人数在10%到20%之间，如果按照病原体是天花的流行病学模型推算，则整个帝国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2%到24%。这样的死亡率意味着罗马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大量的人口，对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东尼瘟疫发生在罗马帝国最为强盛的时期，然而这场瘟疫的爆发打断了帝国的人口增长趋势，使得罗马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繁荣状态。据猜测很可能是一种线状病毒，导致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减少了约62%，其他地区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尽管罗马帝国在瘟疫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但这次瘟疫无疑对其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进一步来看，西普里安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对罗马帝国的人口破坏更为严重。西普里安瘟疫的杀伤力更大，据亚历山大里亚一位主教的报告推算，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减少了约62%，可以合理推测其他地区的人口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场瘟疫使得罗马帝国在经历安东尼瘟疫后的恢复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而查士丁尼瘟疫则更是毁灭性的。这场瘟疫被证实为鼠疫，其致死率极高，据推测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这样的损失对于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罗马帝国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古代医疗知识匮乏，技术落后，大规模瘟疫的爆发几乎无法有效控制。瘟疫的传播借助了罗马帝国相对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频繁的人口流动，城市人口集中、卫生条件落后等因素也加剧了瘟疫的肆虐。瘟疫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还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使罗马帝国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
自然气候的变迁与瘟疫的肆虐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气候的动荡不仅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还加剧了瘟疫的破坏力。同时，瘟疫的肆虐也削弱了罗马帝国对气候变化的抵抗能力，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进程。
参考资料
[1] 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199页。
[2] 参考资料《曾经无比辉煌的罗马帝国，是如何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的？》，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682262485824700941/?channel=&source=search_tab。《探索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有哪些影响因素？》，https://www.lishidag.com/article/detail/ed59272f52f44129bd5879970194ec3b.html。
[4]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9-370页。
[5] 参考资料：《探索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有哪些影响因素？》，https://www.lishidag.com/article/detail/ed59272f52f44129bd5879970194ec3b.html。
[6] 参考资料：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27-132 页。
[7] 参考资料：[比利时] 瓦莱丽·特鲁埃：《年轮里的世界史：刻写在树木年轮中的王朝兴替和文明征程》，许晨曦，安文玲 译，商务印书馆 202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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