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9章 欧洲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
第103讲：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01｜中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
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兴办宫廷学校，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各地的贵族又兴办骑士教育，行会兴办行会教育，城市兴起了城市学校，查理曼大帝大规模支持教育文化，兴办学校，产生了中世纪短暂的一次“文艺复兴”。
中世纪加洛林王朝出现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法语：Renaissance Carolingienne），或称加洛林改革（法语：Réforme Carolingienne），是公元8至9世纪间，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引领下，欧洲迎来的一场文化与学术的复兴浪潮。这场运动的核心动力源自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及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等杰出君主的深谋远虑与积极推动。在这一时期，基督宗教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宫廷也成为了汇聚当时最顶尖学者与思想家的殿堂。
作为中世纪早期西方世界一次标志性的文化复兴，加洛林文艺复兴不仅是知识的复兴，更是思想领域的一次深刻革新。其核心成就之一是拉丁语的复兴与古典文献的珍视传承，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外，对博雅教育的倡导与实践，也提升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在宗教教育与精神文化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并未能广泛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带动整体文化的全面进步。其主要聚焦于宗教经典、音乐文献、历法及文法等特定领域的保护与传承，通过编纂经文抄本、兴办教会学校等方式，逐步改善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文盲状况，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图：加洛林时期绘画，将圣经献给秃头查理
戴维·林德伯格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中指出中世纪推行教育事业举措的逻辑：
为了改进神职人员的教育，查理曼下令创建了大教堂学校和隐修院学校，并邀请欧洲最优秀的一些学者来到宫廷。随后，他把这些人安排成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等重要职位，以便他们推进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例是，查理曼把英格兰约克郡的著名学者兼大教堂学校校长阿尔昆（Alcuin，约730-804）请来领导这一广泛的教育事业并为之出谋划策，后来又让阿尔昆任了图尔的圣马丁隐修院院长。阿尔昆是爱尔兰学术传统的受益者，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比德。以阿尔昆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学者圈子，这些人对当时的神学、教会以及科学和哲学议题感兴趣。
但卡洛林时期最重要的贡献是收集和抄写了古典传统的书籍。在阿尔昆的领导下，许多书籍得到收集、修正和抄写，其中包括《圣经》教父著作以及古典作家的著作。抄写古典文本的重要性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大多数罗马科学和文学著作（以及希腊著作的拉丁文译本）的已知最早抄本都源自卡洛林时期。书籍的重新获得和抄写，以及查理曼颁布的兴建大教堂学校和隐修院学校的敕令，使得教育在拉丁西方比前几个世纪更广地传播开来，并为将来的学术奠定了基础。虽然这种卡洛林复兴的主要动机是改变教士识字水平低的情况，但它也乐于接纳自然科学。
广义的天文学研究尤其能够体现这一点，从事天文学研究既有宗教目的，也有世俗目的。计时是应用天文学的一个方面，隐修院每天强制性的祈祷仪式和其他集体活动都需要由计时来确定，为此，往往需要参照太阳在白天的位置以及某些恒星在晚上的位置。历法问题要求更高的天文学知识，表现为所谓的“计算”（comdutus）科学。“计算”是作为一套规则发展起来的，用于确定复活节和其他宗教节日的恰当日期，教会要求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同一天庆祝这些节日。这些神圣的日子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西欧教会一般是在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庆祝。这个日期必须预先确定，以作出适当的准备。为此需要作认真的计算、构造和使用历法（或“计算”）表。[1]
02｜中世纪大学
早期大学的前身，与基督教修道院紧密相连。修道院自6世纪形成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它还承载了重要的教育功能。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修道院虽然追求出世的精神生活，但同时也积极履行宗教关怀、教育与救济的社会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修道院逐渐分化为私有修道院与王国修道院。在9世纪，像圣高卢修道院这样的王国修道院，内部设立了修道院学校，不仅培养未来的修士，还成为了见习修士的居住地。
修道院的图书馆成为了大学形成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在1100年前后，古希腊哲学、几何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成果，以及古罗马法学等学术知识，都以羊皮手抄本的形式分散保存在各修道院的图书馆内。这些藏书涵盖了广泛的学科领域，包括“文科七艺”以及基督教典籍等。
修士们在修道院图书馆中，对不同版本的《圣经》进行翻译与比较研究，这种学术活动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学术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修道院图书馆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与文化氛围。
11世纪欧洲大学开始兴起，在经济上，欧洲经历了大约300年的黑暗，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了起来，城市在西欧各地出现，并产生了新的阶层，即市民阶层，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其文化需求，城市经济能力的增强也为大学提供了资金的支持，推动了世俗教育。文化方面，在和阿拉伯的长期交流下，许多先进的西亚文化以及古希腊罗马典籍通过翻译运动传入了西欧。
图：中世纪大学名称
图：中世纪的大学授课
博洛尼亚大学是1088年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它是作为一所法学院成立的，其课程侧重于罗马法，对于那些想在意大利从事法律的人来说，罗马法是必不可少的科目。巴黎大学成立于1150年，主要是一所神学院。它的成立是为了向神职人员提供教育，并在教会的控制之下。
图：博洛尼亚大学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privilegium scholasticum，拉丁语：authenticahabita）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后来也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认可。在这个文件中，大学被赋予4项特权：
①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②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③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④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
在12世纪的欧洲，巴黎大学作为早期大学的杰出代表，率先设立了人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四个主要学院。13世纪以后，大学的西欧普遍出现。
图：西欧的大学
在中世纪及至近代早期，大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七艺”（liberal arts）展开，这七门学科被视为通往更高深学问的必经之路。七艺分为初阶与高阶两部分，初阶包括文法、逻辑和修辞，它们构成了学生基础知识与思维能力的基石。
文法：通过研读圣经、基督教教父的著作以及拉丁文学作品，学生们不仅掌握了语言的规则与技巧，还深入理解了西方文化的精髓。
逻辑：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教材，学生们学会了如何清晰、有条理地思考问题，为后续的学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修辞：作为讲演的艺术，修辞的学习使学生们具备了说服他人、表达自我观点的能力，这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而高阶部分则包括几何、数学、音乐、天文学等更为深奥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学习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也培养了他们的抽象思维与科学精神。只有在完成七艺的学习之后，学生才有资格进入神学、法学或医学等更为专业的领域深造。
图：七艺的象征
学校对教士的培养不完全为了阅读祈祷书，他们还需要知道法律、历史和文法。图中形象地描绘了教会学校的知识结构：“智慧女神”一手持着字母表引导听话的孩子走向“学术塔”，另一手在用钥匙打开“学术塔”的大门。“学术塔”的底层是基本的课程；向上一层的三个窗口上分别写着“逻辑”、“修辞”和“文法”；再向上一层的三个窗口上分别写着“音乐”、“几何”和“天文”，其三个代表人物依次是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塔顶上端坐主教模样的人，左右两侧分别写着“神学”与“形而上学”。显然，这个层次的课程是为培养专门人才设立的，也就是大学。[2]
图：中世纪的“学术塔”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促进古希腊学术的复兴和阿拉伯著述的翻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基督徒1085年攻陷西班牙的托莱多和1091年收复意大利的西西里，一个将阿拉伯学术和希腊文献翻译成拉丁语的时代开始了。这不仅是一个翻译运动的时代，更因其间多种语言的辗转移译，而真正成为国际性的伟大事业：如果译者懂阿拉伯文，他就直接翻译，如果不懂，他就可能与一个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合作；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懂西班牙文，他就雇一个人将阿拉伯文译成西班牙文，自己再将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一部希腊著作偶尔还从多种语言转译成拉丁文，比方说，从希腊文到叙利亚文，再到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最后才到拉丁文。[3]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当精神工具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比物质工具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灵魂的控制，是最宝贵的战利品。”
参考资料
[1] [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张卜天 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70-271页。
[2] 江晓原主编：《科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3] 江晓原主编：《科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 往期课程 -
《创新的历程》第三季（欧洲中世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