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1章 文艺复兴（公元14世纪～16世纪）
第106讲：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文艺复兴
历史上，阿拉伯人承担了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些伊斯兰学者深入研究了这些文献。当欧洲中世纪陷入基督教信仰的压抑氛围中时，阿拉伯却出现了少数在哲学和科学领域达到高度成就的学者。在数学和光学等领域，中世纪的最初突破都与阿拉伯的贡献紧密相连。然而，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限制了其整体文化的开放发展，导致阿拉伯地区未能构建出现代科学思想体系。因此，阿拉伯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者，而自身的文化发展则逐渐式微。
无论是阿拉伯还是欧洲，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都构成了一种思想束缚。古罗马后期，君士坦丁大帝通过《米兰敕令》[1]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此后西方逐渐步入了一个常被描述为“黑暗”的中世纪。尽管这一称谓可能有所偏颇，但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思想受到压制的时期。这表明，在主流信仰文化的框架下，智慧的开发往往被遮蔽或压抑，而非被鼓励与激发。
从历史视角来看，达·芬奇生活的时代背景正是来自伊斯兰等东方文明向西流动的时代。为什么文明开始向西传播？为什么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大翻译运动？文明的冲突与交流对文艺复兴的产生有什么推动作用？
01｜君士坦丁堡陷落
在中世纪，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基督教世界抵御伊斯兰势力东扩的重要屏障。自7世纪以来，伊斯兰军队多次试图攻克这座坚城，却均告失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是一个军事事件的终结，也是东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开始，开启了西欧社会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觉醒——文艺复兴。
君士坦丁堡，承载着千年拜占庭文明，自公元330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以来，便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融合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东方元素。
图：土耳其军进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之围
然而，1453年的陷落，导致了大量希腊人的流亡，作为东正教的信徒的希腊人对土耳其穆斯林的统治深感不满，加之历史上与穆斯林之间的恩怨，他们纷纷逃往西欧，意外地促进了希腊古典文化的西传，大量珍贵的古典文献、艺术品和学者流入西欧。
彼时，长期被天主教神学思想束缚的西欧文化土壤开始重新审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对古典文化的全面模仿与深入研究迅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对古典文化的渴求与探索，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人文主义者们倡导以人为本，追求个性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神权至上和禁欲主义。在艺术领域，他们追求自然真实，强调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在科学领域，则鼓励实验与观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
除了向西迁徙的人群外，还有一部分人选择北上，这一流动影响了宗教格局，促成了东正教中心逐渐由君士坦丁堡向俄罗斯迁移。中世纪时期，君士坦丁堡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中心，更是文化繁荣的象征，其高水准的文化发展得益于多重因素。
君士坦丁堡坐落于东欧，自古以来便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历史上，即使罗马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但在文化领域，罗马始终是希腊的追随者，其文明深受希腊影响。公元4世纪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东罗马帝国，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坚守并传承了古希腊文化的精髓。[2]
相比之下，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遭日耳曼人入侵后迅速瓦解，其辉煌的古典文化遗产几乎毁于一旦。而东欧地区，由于未受日耳曼人的直接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罗马帝国的治理体系，从而成功保留了大量的希腊罗马文化成果。
进入中世纪，西欧的宗教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罗马天主教成为唯一的、强制性的宗教信仰，对异教文化采取排斥态度，这进一步加速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欧的消失。然而，在东欧，古典文化却得以持续传承与发扬。
东西方之间的宗教与文化差异，也加剧了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隔阂。东正教徒往往对天主教徒持有偏见，视其为文化上的“野蛮人”。这种偏见背后，既有宗教教义上的深刻分歧，也有历史上东罗马帝国与西欧日耳曼王国之间的政治冲突。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别发生在欧洲的南部和北部，本质上这两场运动都是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矛盾的显化。文艺复兴[3]在意大利语为“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法语：La Renaissance。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经历了中世纪的宗教压抑与战争、大瘟疫，人文主义精神从以神为中心的精神信仰中萌生、发展，肯定人多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图：文艺复兴时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
02｜文艺复兴：找回古希腊罗马文明与翻译运动
文艺复兴的发生是找回古希腊文献和古希腊精神。11-12世纪，欧洲人也就是基督教文明光复西班牙，开始了一场翻译运动，用拉丁文把阿拉伯文字保存下来的希腊文献翻译回来，这个过程启动了文艺复兴。以下是对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从不同视角的拆解：
第二次大翻译运动发生的背景是1085年，统治欧洲的基督教夺取了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部分地区，发现了阿拉伯语形式的古希腊文献，由此开启了1120-1150年间欧洲的翻译运动，将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翻译成拉丁语，这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4]，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密的《代数学》。
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初期的知识复兴和文化变革的重镇。十字军东征后，西方开始与土耳其人交流，获取了大量珍贵的手稿和古典知识，其中佛罗伦萨成为重要受益者。尽管当时无人能读古代希腊语，但佛罗伦萨知识界对古希腊文化的渴求推动了希腊语课程的设立，并最终实现了希腊著作的准确翻译。麦克尔·怀特对此做了回应：
15世纪的前30年间，十字军曾在东方为基督世界而战。西方使者现在开始从土耳其人那里交换或购买知识资本。有一位叫乔瓦尼·奥利斯帕（GiovanniAurispa）的佛罗伦萨代理人，在1423年的一次很有收获的旅行中，一个人就带回了238部完整的手稿。佛罗伦萨的知识界得到了亚里十多德《政治学》昔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对话集》《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索福克勒斯戏剧的完整版本，更重要的是年代学的收获希波克拉底和伽林的医学著作，特别是后者的《动物的灵魂》，以及希腊-罗马传统时期（公元1世纪）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这些是从亚力山大城图书馆流落到亚洲一些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此外还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有巨大影响的一批书籍，包括托勒密和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研究，以及前者写于公元2世纪的《数学排列》。托勒密的《地理学》在1406年由一位名叫帕拉·斯特罗（Palla Strozzi）的佛罗伦萨商人带到了意大利。它具体描述了包括在地球表面测量距离的制图法。
佛罗伦萨已经拥有了人类用原文写就的最伟大的著作，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人能说或阅读古代希腊语。早在14世纪60年代，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已经试图将这种语言介绍给佛罗伦萨的知识界，虽然他们自己都不懂希腊语，他们还是想在大学中设立一个希腊语课程。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两代人之后，那些最初资助了书籍搜寻工作的人的继承人们，需要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古典著作有所交代，终于同意在帝国大学（Studium）设立一个课程。不久，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著名学者埃曼努尔·克雷索洛拉（Emmanuel Chrysoloras）担任了这一教授工作。
随着不断增加的希腊著作被准确地翻译过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佛罗伦萨至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文化成就其实早在将近两千年前就被希腊人超过去了。比这种发现更具有破坏力量的是，这促使他们去模仿、甚至敢于思考去改进古人的成就。1428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鼓励对佛罗伦萨教育系统进行一系列变革。帝国大学是那时城市的文化中心，它的托管人之一是科西莫·德·美第奇，他当时是住在罗马的一位年轻银行家。他说服了佛罗伦萨教会机构为两个新的教职提供1500佛罗林的年金。现有的课程包括医药、占星术、逻辑、语法和法律，增加的课程为道德哲学和修辞学及诗歌。这为佛罗伦萨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课程表，并且逐渐为全欧洲的大学所采用做为教学体系的基础，直到18世纪时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如此。
与这些席卷一切的进步同时，许多有天分的年轻学者从意大利各地和更远的地方来到佛罗伦萨学习和教课，最受欢迎的是那些热情的可以说希腊语的教授们。城市最富裕及有权有势的市民随之改变了思想方式，又反过来对佛罗伦萨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5]
参考资料
[1] 米兰敕令（拉丁文：Edictum Mediolanense，英文：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
[2] 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238-240页。
[3]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在1855年为法国历史学家Michelet首次提出，用以概括16世纪时“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自此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对它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
法语里，“re-”为“重复，再次”的前缀，“naître”意思是“出生、诞生”，“naît(=nat)”为“出生”的词根。
[4]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托勒密的姓名中，保存着一些信息，可供推测。Ptolemaeus表明他是埃及居民，而祖上是希腊人或希腊化了的某族人；Claudius表明他拥有罗马公民权。
[5] [英]麦克尔·怀特：
《列奥那多·达·芬奇：第一个科学家》，阚小宁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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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历程》第三季（欧洲中世纪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