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9章 欧洲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
第102讲：中世纪封建制度与社会阶层划分
01｜中世纪的社会阶层划分
中世纪欧洲在多远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由领主、骑士、僧侣、农民和城市居民等多种阶层构成。同时，随着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繁荣，商人、手工艺者和知识分子逐渐崛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
图：西欧的封建阶级
贵族阶层人由国王或其他统治者授予头衔和土地，并享有特权和豁免权。他们通常可以免税或只需要支付很少的税款。此外，他们还可以享有法律上的特权，例如可以受到轻判或豁免刑罚等。
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中，贵族依据爵位的不同，被划分为大贵族与较小贵族两大层级。大贵族中，公爵（duke）、侯爵（marquis）与伯爵（count，earl）构成了金字塔的顶端。公爵，作为国王之下的最大封建领主，不仅拥有广袤的领地，还享有极高的政治与军事特权，其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侯爵则往往担任边区长官，既是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也是国家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伯爵，作为行政官吏与封建领主的结合体，在地方治理与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相比之下，子爵（viscount）与男爵（baron）则构成了较小贵族的群体。子爵，作为伯爵的辅助者，虽在爵位上稍逊一筹，但在其封地内同样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男爵，作为贵族阶层中的最末一等，虽然领地或许不大，但他们的存在却为封建制度的稳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贵族们，通过世袭的爵位与领地，不仅享受着物质上的富足，更在精神上享受着来自社会的尊敬与崇拜。
02｜骑士阶层和制度兴起
骑士阶层和制度是如何兴起的呢？为什么骑士阶层兴起与封建继承制有关？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步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中世纪”或西方口中的“黑暗时代”。在这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世界其他文明区域均有显著的发展，相比之下，西欧显得尤为滞后。与此同时，欧洲东部，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期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其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层次均远超当时的西欧。南亚、西亚及北非等地也涌现出强大的国家，其发展程度同样高于西欧。因此，从宏观视角来看，中世纪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格局，东方富裕而西方贫穷，东方发达而西方欠发达，而西欧更是这一时代最不发达的地区。这里所指的“东方”，是相对于西欧而言，指其以东的所有文明区域。
图：西欧的封建阶级示意图
骑士制度，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男孩”，最初指的是一群勇猛善战的蛮族兵士。随着时间的推移，骑士逐渐演变为一个集荣誉、勇气与忠诚于一身的贵族阶层。他们以服兵役为条件，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封地，并通过不断的战斗与冒险来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地位。
骑士们身穿闪亮的铠甲，手持锋利的武器，骑乘高大的战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他们不仅是军事力量的中坚，更是精神信仰的守护者。在骑士的眼中，荣誉高于一切，他们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与领主的利益而付出一切，包括生命。
关于东方的富足，早已在西方流传，而十字军东征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些传说。在11至13世纪期间，大量西欧骑士打着捍卫耶稣圣陵的旗号，踏上了前往“东方”的征途，这个“东方”实际上指的是现今的中东地区。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当地的繁荣景象，深刻感受到了西欧与之相比的贫瘠。
除了宗教情感上的强烈驱动外，十字军东征还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在严格的封建继承制度下，非长子的贵族子弟往往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他们既无法继承家族的主要财产，又可能因财产争夺而与兄弟反目。这些骑士来自封建制度下的西欧，他们各自拥有一块领地，但这些领地庄园大多自给自足，骑士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乌尔班二世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现象，将这些心怀不满、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赋予他们一项神圣的使命——收复失地，保卫信仰。他承诺，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勇士们不仅能获得物质上的奖励，更能在精神上得到救赎，他们的罪恶将得到赦免，并有机会在死后享受天国的不朽荣耀。
03｜封建制度下的平民与底层阶层
教士阶层的成员通常是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人，他们致力于传播宗教信仰和教义，并且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尊重。教士阶层的成员通常受到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教育，可以掌握神学和哲学等知识。
图：中世纪的教会学者
平民阶层的成员通常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缺乏权力和影响力，但是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手工艺技能和商业经验。
图：手抄本上的教士、骑士与农民
农民通常是平民阶层中最底层的人，他们通常在地主或贵族的土地上工作，并支付一定比例的收成作为租金。
手工艺人通常是从事手工艺制造的人，他们通常在城市中工作，并生产各种物品来贩卖。商人通常是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的人，他们通常通过贸易和商业活动来获取收入和财富。
图：葡萄酒在中世纪广受接纳，14世纪的酿酒方法与现代已非常近似
04｜西欧封建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社会阶层与统一？[1]
在中世纪，西欧乃至整个欧洲都被封建制度所笼罩。在多数人的认知中，中国的封建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起，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都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封建制度的核心在于土地的封授，这一点在中国、西欧以及全球其他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地区都是相同的。
然而，自秦代以后，中国的土地封授与地方行政管理权是相互分离的。当某块土地被封授给某位贵族时，这位贵族获得的是对该土地收益的掌控权，可以征收地租以积累财富。但该地区的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即中央政府。在中国封建时代，任何人都不得与皇帝分享治理权，充分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会派遣官员来治理地方，任何试图染指这一权力的人都会被视为谋反、叛乱或割据，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因此，在中国封建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从而确保了国家的高度统一。
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西欧的封建制度在册封土地的同时，也将国家的各项权力一并切割并赋予了封建主。这些权力涵盖了政治权（统治权）、经济权（收取赋税）、司法权（设立庄园法庭并执行司法审判）、立法权（依据习惯制定法规）、外交权（与其他封建领主建立关系）、铸币权（铸造和发行货币）、开设市场的权力、组建及指挥军队的权力、发动战争的权力以及缔结条约的权力等。简而言之，在现代观念中应归属于国家的权力，在西欧封建时期都被分割并分散在了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即领主的手中。
图：中世纪庄园
在这种制度下，封授土地的人（封君）与接受土地的人（封臣）之间形成了一种私人关系。封臣需对封君尽忠诚义务，而封君则需保护封臣的安全。封臣需履行对封君的义务，如服兵役、提供劳役或缴纳贡品，而封君则需维护封臣的利益，确保封臣免受他人的侵害。在这种前提下，封君不会干涉封臣领地内的事务。
此外，土地在西欧封建制度中是可以层层分封的。国王会将土地分割成若干部分，自己保留一部分直接管理，而将其余部分分封给亲信，这些人便成为大贵族。大贵族又会将自己所得的土地部分分封给中等贵族，并要求他们效忠于自己而非国王。中等贵族再进一步将土地分封给小贵族，小贵族则只效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理论上，土地可以无限分割，册封也可以无限进行。这样一来，国家的权力就被完全分散了。任何人只要获得一块土地，无论大小，都会拥有这块土地上的几乎所有权力，成为该地的领主，并拥有对这块土地的完全控制权。
中世纪西欧存在着数不清的封建领地和领主。每一个领主都将自己的领地视为私有财产，不允许其他领主，包括给予自己土地的封君涉足。这样一来，“国家”的概念就被分解了，社会也随之碎片化。因此，在西欧封建制度下，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国王并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只是众多贵族中的一员，最多只是这些贵族中的首位。所以，集中的国家权力在西欧封建时代是不存在的。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拥有“主权”，而在西欧封建时代，既不存在对内主权，也不存在对外主权。所有的权力都随着土地的分封而分散到了无数的封建领主手中。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特现象，而其他地区则多数并非如此。
05｜修道院经济
修道院经济是中世纪欧洲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经济现象。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不仅是宗教精神的圣地，也是经济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基督教会与教士们，凭借着独特的身份与信仰的庇护，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且复杂的经济体系——修道院经济，它既是信仰的延伸，也是时代的产物。
中世纪西欧长期笼罩在无政府状态的阴影之下，部分封建主为了一己私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甚至公然带领麾下的骑士抢劫商旅，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商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此外，一些陈旧的习俗更是让商人损失惨重。比如，如果商人的货物不慎从马车上掉落，那么这些掉落的物品就会成为当地领主的囊中之物；倘若马车倾覆，整车的货物都将归领主所有；而船只一旦沉没或搁浅，岸上的旁观者都有权分一杯羹。然而，教堂周围却是一片宁静之地，严禁械斗、抢劫等暴力行为，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交易环境。[2]
中世纪西欧被誉为“信仰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教会紧密相连，参与宗教活动成为了民众习以为常的公共活动。教堂不仅是城乡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每当礼拜日或宗教节日来临，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教堂周围。因此，君王们常常将建立市场的特权首先赋予教会和修道院。中世纪的市场最早便是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建立起来的。在德意志地区，直到12世纪末，教会和修道院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市场的创建权，比例高达十分之九。每个主教驻地的教堂前和修道院教堂前，几乎都成为了当地最繁华的集市所在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西欧的各大城市，教堂前的广场仍然是每周定期举办集市的地方。人们在参加完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后，便会在教堂前相互交换产品，或者与修道院进行交易。而这些集市的规定，也大多由所在地的教会或修道院来制定。[3]
修道院经济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其多样化的经济来源上。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十一税”，即农牧民需将其收获的十分之一献给教会，这一制度不仅为修道院提供了稳定的物资供应，也加深了教会与民众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外，国王出于政治与宗教的考量，常将大片土地赠予修道院和教会，这些土地成为修道院经济的重要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修道院还通过兼并自由民的土地，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最为庞大的庄园主之一，其经济实力不容小觑。
修道院经济的繁荣，还得益于其作为投资选择的吸引力。在那个时代，投资于修道院被视为一种安全且有利可图的方式，因为修道院拥有免税特权，且其经济活动往往受到世俗统治者的支持与推动。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得修道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外部干扰，专注于宗教事务与自身的发展。
然而，随着修道院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浮现。原本应致力于禁欲、苦行、抵制世俗诱惑的修道生活，却逐渐背离了其初衷，成为了一些人追求世俗利益的温床。奢侈的生活、权力的斗争、财富的积累，让修道院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寺风败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一系列修道院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克吕尼派、息斯特西安派以及托钵僧团等改革派别，纷纷站出来，致力于重振修道院教规，恢复其原有的纯洁与神圣。他们倡导开疆垦荒，通过辛勤劳动自给自足；同时，采用乞食宣道的方式，拒绝接受世俗的捐赠与馈赠，以此表明自己与世俗利益划清界限的决心。这些改革不仅改变了修道院的内部风气，也对其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中世纪农民
参考资料
[1] 参考资料：钱乘旦：《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47页。
[2] 参考资料：雍正江：西欧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商业活动初探.《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0 期，第 100 页。参考链接：http://niis.cass.cn/webpic/web/niis/upload/2012/11/d20121123154444744.pdf。
[3] 参考资料：雍正江：西欧隐修运动盛期修道院商业活动初探.《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0 期，第 100 页。参考链接：http://niis.cass.cn/webpic/web/niis/upload/2012/11/d201211231544447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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