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现代文明前奏
第12章 宗教改革（公元16世纪～17世纪）
第111讲：为什么德意志地区发起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之光得以重燃，而随后的宗教改革则深刻推动了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中世纪西欧，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是精神世界的绝对权威，其触角还深深延伸至社会经济、政治决策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全面的控制模式滋生了诸多社会弊病，阻碍了西欧社会的活力与发展。因此，任何旨在实质性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需从宗教领域切入，作为突破口。宗教改革，便成为了西欧社会从旧有秩序向现代转型的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在探讨西方近现代文化崛起的动因时，宗教改革所扮演的角色相较于文艺复兴而言，其重要性更为凸显。一个鲜明的例证便是：宗教改革前，欧洲南部的经济与文化繁荣与北部的相对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随着北部国家纷纷掀起宗教改革的风潮，它们迅速崛起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创新频现。反观那些坚持抵制宗教改革的南部国家，则在17世纪后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优势，退居资本主义世界的次要地位。
图：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反抗
01｜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背景
中世纪的欧洲，统一的帝国已瓦解，政治上纷纷独立的国家和部落形成，但宗教上却是统一的。教会的权利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管辖权也逐步延伸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成为超越国家的统一机构。
宗教的英文religion，字源是拉丁文的ligare，意思是“信守、承担、坚持”。另外一说，其拉丁文字源是relegere，意思是“反复朗诵、收藏、积聚”，即累积而得的智慧或传统。结合两个词源，宗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的坚持和维护，意味着“对上帝或者某个对等的神祇，对誓约，对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对某些仪式和习俗的规范，对那个拥有共同信念、戒律和教理的实体，以及对一个承袭下来的传统，都有着一种传承的关系，这个传统源自古代的智慧与教导，口耳相授或载之经书，经信徒代代传递、念诵和注视，历久不衰”（伊罗生《群氓之族》）[1]。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发生在中世纪的南部欧洲，主要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南部欧洲地区，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欧洲北部，如当时的德国、英国等北欧国家受道文艺复兴影响远小于南欧地区，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治等发展水平南部之间有着较大的鸿沟，南欧在中世纪相对富庶，直到15、16世纪北欧地区依然处于矇昧之中，德国属于分裂为300多个诸侯和骑士领地等割据状态。最初《圣经》还未被翻译为德语，直到后来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
图：欧洲宗教分布
13世纪初，天主教确立了对西欧大一统的神权统治。具体点来说就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宗教在各个领域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经济方面，宗教是最大的封建主，对信徒进行经济剥削；在政治上，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教权高于王权，教会内部等级森严；在思想文化方面，宗教实行精神独裁，教会垄断了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也深受宗教影响；在社会生活方面，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各个方面。
然而，随着14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和教会的矛盾逐渐显现。天主教会将商业贸易和发财致富视为堕落行为，这种轻商思想与当时商品货币关系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悖。许多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异，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宗教的教义和道德规范。
资产阶级和教会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资产阶级开始呼吁宗教改革，要求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剥削。他们主张自由思想和自由贸易，反对教会的干预和限制。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
罗素认为天主教会有三个来源并对宗教改革的作用做了阐述：
它的圣教历史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宗教改革摒除了罗马的成分，冲淡了希腊的成分，但是大大地加强了犹太的成分……
在天主教的学说里，神圣的启示并不因为有圣书而结束，而是一代一代地通过教会的媒介继续传下来的；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就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反之，新教徒则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求之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的解释有了分歧，那么也并没有任何一个由神明所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实际上国家已经要求着曾经是属于教会的权利了，但这乃是一种篡夺。在新教的理论[2]里，灵魂与上帝之间是不该有任何尘世的居间人的。
这一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一种趋势，在政治方面趋向于无政府主义,而在宗教方面则趋向于神秘主义。这和天主教的正统体系始终是难于适应的。这时出现的并不只是一种新教而是许多的教派；不是一种与经院派相对立的哲学而是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不是像在十三世纪那样，有一个皇帝与教皇相对立，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的国王。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就都有着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
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逃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3]
02｜为什么是德意志地区发起宗教改革？
在北方日耳曼人的视角中，罗马天主教会已深陷道德腐败与虚伪的泥潭，整个拉丁民族似乎也随之沉沦；反观日耳曼人，尽管生活困顿，却仍能坚守着质朴的道德底线。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与道德，二者相辅相成，基督耶稣及其门徒如彼得、保罗等圣徒，皆是道德与信仰的典范。信仰的真诚度往往映射出道德的纯洁性，反之，信仰的虚伪则易导致道德的沦丧。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不仅是一场信仰的复兴，更是一场道德的净化之旅。
除了信仰与道德层面的诉求，民族因素亦是推动宗教改革的重要力量。西欧社会由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两大阵营构成，长期以来，拥有文化优势与经济繁荣的拉丁民族（特别是意大利与法国），通过罗马教廷掌握着精神领域的至高权力，对日耳曼民族形成了明显的优越感与压迫。这种民族间的张力，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教俗之争，尤其是意大利人与法国人主导的罗马天主教会与德国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权力博弈。
11世纪后，罗马教会频繁占据上风，激起了德意志世俗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虽对教皇权威心存愤懑，却碍于宗教特权而不敢公然反抗。然而，当改革契机来临，这些贵族便成为了支持削弱教会权力的中坚力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得以在德意志获得诸侯的支持，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此外，德意志的经济状况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德意志经济相对贫弱，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领主需向教会缴纳高额的什一税，加之罗马教会频繁以各种名目搜刮民财，使得德意志民众负担沉重，生活困苦。意大利教皇与主教们的奢侈挥霍，更是加剧了德意志的经济困境，使得德意志成为了罗马教会的经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改革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觉醒，更是对现实经济压迫的反抗。[4]
英国以其独特的岛国地理位置，自古便享有相对独立于罗马天主教廷影响的优势。14世纪时，英国出现了一位名叫威克里夫的先驱者，他在英国国王的鼎力支持下，开创性地完成了《圣经》的英文译本，并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宗教改革理念。威克里夫强调，教会的核心并非教皇一人，而是全体信徒的共同体；他质疑教皇的绝对权威，指出教皇亦非圣贤，有可能犯错，甚至可能成为基督信仰的阻碍。更进一步，他主张教皇应远离世俗权力的诱惑，不应干涉国家的政治事务。这些观点直接触及了教皇企图扩张世俗影响力的敏感神经，因而得到了那些担忧教会干涉王权的英国国王的支持。
然而，彼时的罗马教会依然势力庞大，对于任何挑战其权威的声音都采取严厉打压的态度。威克里夫不幸成为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在他去世后，教皇甚至不顾一切地将其斥为异端，掘墓焚尸，以示惩戒。尽管如此，威克里夫的思想并未因此熄灭，反而通过他的学生——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胡斯得以延续。胡斯深受威克里夫思想的影响。[5]
扬·胡斯是捷克宗教改革的先驱，和威克利夫一样，胡斯认为社会改革只能靠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实现，于是，必须为捷克人民提供一部本国语言的《圣经》。胡斯召集了一批学者开始翻译《圣经》。1416年，第一本捷克语《圣经》出版。后果可想而知：胡斯被视为宗教异端遭抓捕。
图：扬·胡斯
胡斯作为波希米亚语言传道的先驱，勇敢地打破了传统界限，首次用母语让本民族民众能够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他坚信圣经的至高无上，主张基督耶稣才是教会的真正领袖，而非远在地中海的教皇。胡斯对罗马教会兜售赎罪券的贪婪行径及内部的腐败堕落深感愤慨，他的著作《论教会》更是鲜明地指出，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准则，教会的人为规章制度不应凌驾于圣经之上。这些激进的观点直接触怒了罗马教皇，导致胡斯被迫前往康斯坦茨宗教会议，面对一场看似公正实则危机四伏的审判。尽管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胡斯仍秉持着对真理的执着与对信仰的忠诚，毅然前往。然而，宗教会议的判决并未给予他公正，反而以异端的罪名将他定罪，并最终实施了残酷的火刑。胡斯的牺牲，非但没有让信仰的光芒熄灭，反而点燃了捷克人民心中的怒火与反抗的火焰，引发了著名的胡斯战争。[6]
胡斯之死，在整个捷克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人们把对胡斯的迫害看作对整个民族的冒犯，反抗罗马教皇和帝国皇帝的斗争更趋激烈，1419年7月在胡斯宗教改革的旗帜下，爆发了捷克史上伟大的农民战争——胡斯战争，给帝国和罗马教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扫除了德国上层剥削者在捷克的势力，保证了以后一个多世纪捷克完全脱离帝国的统治。
03｜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的分化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欧洲各地的宗教改革者们各自为战，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地区创立了路德宗。英王亨利八世指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会，形成了圣公会；从圣公会又分离出了浸信会与卫斯理宗。约翰·加尔文在瑞士创立了加尔文宗，在法国称胡格诺派。
图：宗教发展
路德派（信义宗）是德国北部、北欧和北美地区的主要宗教派别，注重廉俭，其工作人员称为“牧师”。
圣公会（安立甘宗）是英格兰的国教，主要分布在英国及北美等地，它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保持中立，因此保留了较多的天主教痕迹，其工作人员称为“司铎”和“主教”。
浸信会（浸礼宗）是由当年英国一些底层人员跑到北美创建的，其典型特征是反对给婴儿洗礼，而是等到长大成人理解人生意义之后再进行洗礼，在国内也称为“浸礼”。
加尔文教（归正宗）主要分布在法国、英国及北美等地，也崇尚廉俭，是世界传播较广和影响较大的一派，其工作人员称为“长老”，也称长老会。
卫斯理派（循道宗）是从圣公会分离出来的，也是由当年英国的落魄人员流浪北美创立的，这些清教徒们的思维更传统也更固执，如今是北美第一大派别。
参考资料
[1] 参考资料：肖知兴：《以热爱战胜恐惧》，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172页。
[2] 罗素指出，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就只能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参考资料：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8，第18页。
[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 李约瑟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6-17页。
[4] 参考资料：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259-263页。
[5] 参考资料：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259-263页。
[6] 参考资料：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刷馆2013年版，第259-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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