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专栏“政经哲词典”的第二篇文章，对该专栏的介绍详见：新栏目“政经哲词典”介绍
我们日常语境中对资本这个词的使用往往是含混的：个人理财的投资，投入生产的资本，掌握权力的资本家，所谓人力资本，似乎所指的对象有着微妙的差异。而在经济领域之外，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又提出了诸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等术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资本”？
资本与剥削
在如何看待资本：主流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区别一文中，我简单阐述了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首先是厂房、机器等生产资料。它们为生产作贡献，因此提供他们的资本家应该得到报酬。在投资领域，资本被看作为生钱的钱，只要把钱投进去，过了一段时间就理应得到一份利润/利息，钱似乎会自动生钱。在这两种解读中，资本是人用来生产和赚钱的手段、工具、中介。它们存在同一个问题，即使得资本成为资本的特殊社会关系抽象掉，将资本非历史化了。这种解释很难回答的是，为什么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利息不是资本和利润。
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钱能生钱的“自动性”是资本拜物教的结果。货币增殖来源于雇佣劳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据，原本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在利润平均化后，利润量和劳动量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掩盖了，利润变得只与资本的量有关，表现为资本自行带来的东西。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隐藏在契约式平等下的剥削性社会关系；它不是G—W—G’这一循环的任何一个环节或组件，而是这个货币增殖运动本身。
有些学者声称资本可以只发挥生产要素功能，而不发挥剥削功能，这和说“一个数可以是正数但不大于零”一样可笑。资本的生产性和剥削性是一体两面的。只要资本背后的社会关系存在，非对称性的生产资料占有（也就是非对称的权力）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就会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和不平等。
人力资本与金融化：人人都是资本家？
有两个自称反驳了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观点。一个是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劳动过程更加复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而非劳动时间日益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这部分劳动者素质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化为了人力资本。劳动者除了出售劳动获得工资外，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人力资本获得一部分利润。很多中国家庭把阶层跃升的宝押在孩子的教育上，其实就是一种投资的思维。另一个观点认为在当今这个普遍金融化的时代，普通家庭（工人）也可以投资理财，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通过金融的方式获得财富。这两种观点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即当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壁垒已经模糊，人人都是资本家。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用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花费是投资，不是消费。在这里，“资本”显然是按照主流经济学从“钱生钱”的角度被理解的。一旦我们拨开货币增殖的拜物教，我们会看到，人力资本理论在生产关系中对应的是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即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私有化，这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政策建议。正如学者黄玮杰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上“将公民本来具有的权利转化为必须消费的对象，它增加了公民的生活负担，却降低了资本的成本”，其结果是对无产阶级的二次剥削。同时，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家认为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政经学者则认为这部分价值实质上是资本通过垄断某种必要的知识、技术条件而分配到超额垄断利润。（类似的讨论可见于数字资本，详见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导论）
另外，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揭露出了当代人在资本逻辑下更深层次的异化。学者牛子牛指出，与福特制资本主义以同一性对个性的压抑相反，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反而肯定劳动者的主体性、多样性：“劳动者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抽象劳动时间的提供者，还是能够自行倍增的‘人力资本’，即一种像资本一样不断‘投资’自身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实现‘自我增殖’的主体。”这种主体性是被资本逻辑收编的，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体性。它没有带来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反而使得劳动者陷入自我剥削、相互剥削之中——用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就是“内卷”。
金融化的反驳更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谈存在大量底层群众根本没有什么盈余去投资理财，不谈对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投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了家庭财富，不谈金融泡沫破裂时多少中产家庭直接坠入深渊，只在理论上将投资者和资本家等同起来，不是蠢就是坏。事实上，金融资本是比生产资本更可怕的东西，因为金融资本增殖幻象的背后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由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社会主体共同支撑的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当每一个投资者都相信时，这一增长是如此真实，但当恐惧与怀疑蔓延开来后，一切会在刹那间消散。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受损失的是普通人。金融资本的作用是“拉个垫背的”：它通过动员社会各阶层的投机欲望，使得普通人与资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对这两个反驳的回应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当资本的增长逻辑裹挟着国家机器和每一个个体向前进时，资本的危机也就成为了全面的危机，资本的利益就成为了公共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资本的文化面向
先前我们讨论的都是经济领域的资本，但上世纪的社会学/政治学界发明了许多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资本”：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科尔曼和林南的社会资本、普特南的社会资本（这两个“社会资本”没有任何关系）等等。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这些资本范畴关注的是非经济（生产）领域，因此它们对应的更多是经济资本中“带来报酬的物”而非“剥削性的社会关系”这一面向。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源于他对法国教育体制的考察。他发现，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更“中立”、更隐蔽的文化资本，从而实现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文化资本既包括作为个人秉性的知识技能、文化教养，也包括制度化的文凭证书。文化资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经济资本共同构成社会区分的两大基本原则（比如一个光有钱没有文化的人会被称作暴发户，不可能真正融入上流圈层）。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实现权力的代际传递和合法化叙事，都离不开文化资本的作用。此外，布尔迪厄还谈到了社会资本（持续性社会关系网、地位头衔）和象征资本（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
科尔曼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关系”。社会资本理论来源于格兰诺维特的内嵌性理论，强调经济行为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制度化因素约束的，反对原子化的“经济人”假设（进一步讲，嵌入这个词最早源于卡尔·波兰尼，详见）。格兰诺维特最著名的研究是：就找工作而言，强关系不如弱关系，因为强关系中的人往往和你处于同一个圈层，所带来的信息和机遇大多是同质的；弱关系则往往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人，这将会成为你进入新的圈子的契机。这类通过经营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获得信息、机会，进而获得经济报酬（如找到好工作）的行为被社会学家成为社会资本投资。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关注的则是社会组织的整体特征，指的是基于信任、规范形成的互动网络（公共精神、公民宗教），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帕特南用这一理论说明在民主转型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通过意大利地方分权改革北部和南部的绩效比较，他发现良好的公民共同体传统在政治转型中发挥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以往认为的经济发展。一个批评是，“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看似中立的、描述性的，实则带有规范性，预设了代议制民主是最佳政府形式。
结语
当我们今天提到资本时，至少存在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人支配资本：这里的资本是多元的，无论是股票、债券（金融投资），还是知识技能（人力资本），还是教育文凭、社会关系（文化资本、社会资本），都是个体可以通过投资在将来得到回报的资源；第二个向度是资本支配人：这里的资本是一元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货币无限增殖的强制，国家机器与全社会都被这一疯狂的欲望拽着向前跑。这两种向度都是客观存在：在资本主义稳步向上的时期，小资产阶级们相信自己掌控着资本，相信金融手段可以让他们富裕，相信一个好文凭意味着好的前程；但当资本主义陷入下行期乃至危机时，他们才会明白，资本不是可以被关在笼中的温驯宠物，而是吞噬弱者的饕餮猛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
[2]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第十章
[3]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三章第八节
[4]黄玮杰：《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及其效应———基于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
[5]黄玮杰：《金融资本投机的社会动员机制与意识形态装置———当代法国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6]夏莹、牛子牛：《主体性过剩：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