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的欲望与力比多：金融投机领域的社会主体动员视角
20世纪以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断突显，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方却依然在其临界点上徘徊。其中，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发展是其缓解危机、维系自身活力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愈发凸显。在此契机下，德勒兹、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等法兰西理论的代表人物基于“结构—主体”关系的理论路径，从社会主体动员性的视角回应了金融资本走向虚拟化投机的发展趋势问题。
总体来看，法兰西理论家主要考察了社会主体的欲望与力比多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被动员以维系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在此机制下，资本主义在其临界点上徘徊而迟迟没有被超越。20世纪70年代初，德勒兹和加塔里关于资本的界限问题再次展开了阐发；在《反俄狄浦斯》中，他们认为“资本自身并未遭遇任何的界限，它们只是不断再生产出界限，这个界限总是在移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自身的界限不断被延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由此被不断转移。其中，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德勒兹和加塔里判断：“近年来货币的变迁、美元地位的变化、资本运动的短期化、货币的浮动化、金融形态的变化、信贷及其权益的变化以及投机，都在指引着解码之流的发展。”(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291.)金融资本在不断“解码”，走向“脱实向虚”的投机领域，同时也为不同阶级主体“致富欲”的投射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此为契机，金融资本在当代西方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以不断扩张的金融资本投机领域吸收商品生产中的过剩资本，缓解扩大再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矛盾；第二，以体系化和规模化的投机领域吸收非统治阶级主体的欲望投射，转移其颠覆社会结构的革命热情。
就第一点而言，法兰西理论家鲍德里亚以夸张化的方式强调，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他称之为“虚拟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资本”，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批判资本无法回避的前提：“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间存在着分歧。而两者之间如此大的分歧，恰恰保护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抵御既有生产性经济的真正灾难。”(注：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第33页。)投机领域吸收了大量剩余资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伴随着借贷资本投机化的加深，鲍德里亚认为“大型金融资本发生了超现实化（hyperrealisation）”(注：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第34页。)，而这种经济发展“挣脱了经济本身而交由纯粹的投机”(注：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第41页。)。当金融资本大量涌向非生产性的投机领域，资本赖以维系自身的要素就不仅是被盘剥的主体劳动，而且是被动员起来的主体欲望投射。在此，马克思当年关于金融资本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判断（“赌博取代劳动”）在当下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在鲍德里亚语境下，当资本转向非生产性的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此领域遭遇空场。正如他所言：“投机，并非出自剩余价值，它是价值的迷醉（l’extase de la valeur），它不再关系到生产或是各种真实处境。投机是纯粹的、空白的形式。”(注：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第42页。)德里达则将其描述为“经济理性的疯狂”(注：Jacques Derrida,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34.)。对此，法兰西理论试图在面对资本主义投机化发展问题的背景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临界点问题；在这一视角下，投机恰恰与主体的欲望—快感机制息息相关，法兰西理论家于是借助法国特有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理论资源切入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研究。
就第二点而言，法兰西理论围绕“结构—主体”关系思考相对独立生产的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与主体的关系，在此视域下，维系资本运转的已不仅是主体的劳动，而且是主体的欲望；主体不仅吸纳剩余劳动，而且吸纳剩余快感。在展开“结构—主体”关系讨论之前，法兰西理论家首先思考了主体被动员进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包含两个维度：
第一，“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的构建。在探讨金融资本与欲望生产的问题前，德勒兹和加塔里首先通过引述萨米尔·阿明的观点指出，资本积累从“中心”蔓延到“外围”，即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从而构建了一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机器。(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274.)在此状况下，尽管资本在“中心”处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倾向，但在“外围”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获得了巨大的剩余价值，保障了总体利润率的稳定甚至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认为，“资本家是一个征服者，一个怪物：他的前肢由商品再生产所滋养，而后肢则由过度掠夺所激发的能量所滋养。他用一只手占有，在等价范围内再生产、再投资；用另一只手掠夺和破坏，偷窃并逃跑，掏空另一个时空”。在此结构下，剩余价值生产被转移到了“外围”，但“外围”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却回流到了“中心”，甚至连发达国家的非统治阶级也因而获得了一定剩余价值并被动员到金融资本投机的欲望经济中。资本在“中心”金融资本的投机领域畸形膨胀(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275.)，而非统治阶级因被动员进金融资本投机领域而失却打破畸形结构的动力。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指认的，非统治阶级也被融合进了金融借贷资本的货币之流中，以致经济地位最低的主体也会将其欲望投射在此领域中。(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330.)
第二，非经济领域的货币化。利奥塔在1974年出版的《力比多经济学》中同样从主体欲望和力比多的调配视角考察当代金融资本投机的问题。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之所以可以吸收不同阶级主体的欲望投射以支撑自身，一个重要条件是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投机领域，而重要的契机则是将原先非经济性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私有化、货币化。以住房为例，利奥塔指出：“华尔街在战后以金融手段低利率收购了美国的铁路等公共服务事业。借此，华尔街追求信托资本的快速收益，而不是在工业利润中谋取利息。”在利奥塔看来，金融资本的这种“增殖”方式并不靠生产来支撑，而是靠掠夺（私有化）既有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将其吸纳为金融投机的标的来实现的；然而，这种金融资本的“增殖”“并不归还任何掠夺之物，它会将社会再生产的空间消耗殆尽，从而陷入‘恶的无限性’”。这一过程在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被描述为“金融之流以自身为依据占据既有的非经济要素”(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297.)。伴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私有化和货币化，当代金融资本将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纳入了投机领域，使得资本投机领域扩大到了直接商品生产之外。由此，正如利奥塔所指认的，“股票交易根本不是投资，它是一个战场，一个通过买和卖而征服的领域。老练的货币交易与生产无关，而与掠夺相关”。在金融投机领域，主体欲望投射（投机）与理性化生产及其相关知识无关；金融投机领域足以包容不同社会主体将其致富的欲望投射其中。
伴随着“中心”不断吸收“外围”持续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私有化、货币化的推进，金融资本领域也持续扩大，它甚至变成了相对独立的投机领域，这个领域动员起大量非统治阶级的欲望投射以维系自身，这在机制上也使得颠覆资本的革命动员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变得日渐衰落。那么，借贷资本的投机领域是如何动员主体的？德勒兹、利奥塔等法兰西理论家从主体欲望和快感的视角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正如利奥塔所指出的：“关键在于：快感及其强度从再生产转向掠夺。”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剩余快感”与“全民资本主义”：金融资本投机的社会动员机制
从社会主体动员性维度思考资本结构的维系问题是法兰西理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切入口。在面对金融资本问题时，德勒兹和加塔里、利奥塔、德里达从主体动员性视角考察金融资本的运转结构与主体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共同理论资源是另一位重要的法兰西理论家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拉康试图回应“结构为何不上街”的问题。为此，在1969—1970年的研讨班中，拉康引入了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来探讨社会的话语问题。不过，在拉康的语境中，资本是一种话语，而他引述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意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要探讨剩余价值所蕴含的主体动员机制——“剩余快感”。(注：Jacques Lacan,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81.)拉康认为，“马克思谴责的剩余价值就是对快感的掠夺。而剩余价值又是剩余快感道成肉身后的凝结物”(注：Jacques Lacan, p.81.)。作为一种话语，资本掠夺主体的剩余快感以维系自身，其借助的重要载体则是剩余价值。凭借对主体追逐剩余价值欲望的动员，资本促使主体主动献出自己的剩余快感以维系其话语结构。换言之，资本并非通过外在的话语强制来压迫主体，而是通过动员主体的欲望—快感以维系资本话语本身。正是在此机制下，主体不但不反抗资本，反而被动员起来将欲望—快感投射在资本之上从而维系资本。于是，拉康指出：“精神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话语与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市场与主人能指相联系，谴责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注：Jacques Lacan, p.92.)资本的市场将自身与主体的利益和欲望—快感绑定在一起，主体反抗资本的张力日渐消退，这是法国的革命运动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因为资本让“剩余快感将自身铭刻在总体中”(注：Jacques Lacan, p.80.)，以支撑资本的总体结构。
拉康的这种思考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德勒兹、加塔里及利奥塔，他们将此机制叙述为资本通过在市场中制造匮乏的欲望对象（拉康意义上的“对象a”）来动员主体献出剩余快感以维系资本的结构。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现实前提：伴随着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扩张，资本在此领域内“脱实向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生产关系不直接相关的平面结构，这一平面结构依赖一种主体间性而持存。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发展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预言的，伴随对资本的积累变成了对生产的“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31页。)，投机的盈亏并不源自于商品生产的状况，而是源自于“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41页。)。货币的投机领域变成了一个没有了生产纵深的平面结构，以结构主义为思考契机的法兰西理论有了用武之地。在此现实契机下，德勒兹、加塔里、利奥塔较为有效地将“对象a”结构运用于对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分析。
德勒兹和加塔里指出：“拉康令人赞叹的欲望理论蕴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作为欲望机器的‘对象a’通过构建真实来定位欲望，欲望超越了所有需求和幻想的观念；第二，作为能指的‘大他者’重新引入了匮乏的观念。”(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34.)受拉康欲望“对象a”理论的影响，德勒兹和加塔里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员性。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实践是统治阶级制造匮乏的艺术”(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p.35-36.)。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统治阶级在丰裕的生产条件中建构匮乏，从而让主体将欲望都转向了对匮乏的恐惧，并将欲望—快感投射在市场的匮乏处；这一过程恰恰回溯性地构建起了市场的“神圣性”，进而对主体再次起到动员的作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对主体欲望的动员，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金融投机的领域，资本不断引导主体将追逐G—G’的欲望转移到被构建起来的投资匮乏处；当主体这么做时，他们也就在无意识中维系着资本繁荣发展的幻象，从而进一步动员起新的主体加入到这个承载着非统治阶级致富欲望的金融空间中。
与之相似，利奥塔则在《力比多经济学》中将拉康意义上空洞的欲望“对象a”，转述为大写“零”（Zero），并以此为契机分析欲望的资本化问题。《力比多经济学》的思路恰恰是法国理论建基于“表象”结构基础上的历史认识论的典型表现。在此历史认识论中，表象与本质的区分不复存在，社会及其运转规律被理解为“无深度的表象”。在《力比多经济学》的第一章“伟大而暂时的表象”中，利奥塔以新的术语阐释了表象的结构性效应，他并不着眼于资本的内在界限，而是致力于在表面层次描述欲望装置对于社会主体的动员。在利奥塔看来，欲望装置是通过调用“大写的零”动员主体的。在利奥塔语境下，尽管欲望的中心是空无的零，但是通过欲望之带的自我折叠和扭曲，意义空间中心的空洞不仅被掩盖，而且生发出新的魅力。利奥塔将这种魅力的表现形式称为“剧场”，而欲望剧场中所呈现的恰恰是主体自身的投射。(注：Jean-Francois Lyotard, p.3.)这一机制与拉康关于“对象a”的效应的描述是一致的。换言之，在面对匿名、沉默的大他者时，主体因无法在大他者处获得确定性的认同而陷入了焦虑，为了逃避焦虑而形成完整的自我同一性，主体不断构建欲望对象，从而维系欲望过程本身。
在《力比多经济学》的第五章“资本”中，利奥塔在借贷资本的讨论语境中指出，调节“零”影响着金融稳态系统中的交换。在此系统中，主体的焦虑变成了对投机获利（欲望对象）未知性的焦虑，欲望剧场变成金融市场持续不断的涨跌历程，然而这一剧场的剧情恰恰是由社会主体在反思投机获利（欲望对象）的未知性过程中回溯性建构的。当借贷资本的投机失去了商品生产的纵深，它就变成了平面化的虚拟资本空间。在此空间中，“投资与价值生产无关，而只与后者在股票市场上提供的净利润有关；其中涉及的证券并不被视为生产资料的标志，而是被视为只有通过交易所的价格变动才能被赋予或多或少价值的东西”。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资本通过不断制造出“零”，制造出匮乏以吸收主体的投射，进而诱使主体在投机获利的欲望动员下回溯性地维系着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这种动员性加深了非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服从。正如德勒兹和加塔里所指出的，“一张证券，一张期票，一张信用卡，将原先不在银行系统中生活的人绑定在了一起，整个体系传播着一种等级性的快感”(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124.)。非统治阶级在此并不欲图推翻统治阶级；相反，他们欲图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被整合到了金融资本的货币之流中，无意识地维系着资本的统治，这恰恰是西方所谓“全民资本主义”的真实内涵。鲍德里亚由此断言，在西方，解放变成了对解放的模拟：“如今，我们能做的只是模拟狂欢、模拟解放。我们假装还向同样的发展方向加速前进，但在现实中，我们只是在真空中加速前进。”(注：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第3页。)在金融资本的欲望装置中，本能冲动与逻格斯和谐相处：投机欲望对象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投机欲望的“延异”，后者确保主体被动员起充分的热情维系这一金融资本空洞的幻象。(注：Jean-Franois Lyotard, pp.43-45.)通过对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主体动员性的研究，法兰西理论家从“结构—主体”关系视角回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临界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资本主义临界状态下的象征秩序
在面对当代金融资本问题时，法兰西理论家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中，资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生产关系，成为虚拟空间中主体之间的符号象征关系。在此契机下，法兰西理论在马克思之后延伸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叙事。对法兰西理论家而言，他们叙述的核心线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展开，而是资本主义逐步走向早已充满赘生性却不发生质变的临界状态。在此叙事下，法兰西理论家并不在时间性维度上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社会，而是探讨在既定社会达及临界点后，主体如何被动员起来支撑此社会的结构。
在此视域下，法兰西理论家从共时性的“结构—主体”关系角度研究已然逐渐演化为脱离生产的象征符号秩序的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例如，德里达在《被给予的时间——虚假的货币》中就通过调用莫斯人类学的象征交换理论来解析当代西方金融信贷机制。在《礼物》中，莫斯曾指出，“可以确定赠礼会得到回报，就好像有所‘担保’一样，而这种‘担保’乃是送出去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品性。但是在所有可能的社会中，礼物又必然具有期货的性质”(注：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3-74页。)。对此，德里达认为莫斯的理论蕴含着一种重新反思现代社会的潜在视角，“送——回礼”的历时性机制意味着礼物是一个“延异”的时间性结构，它已经蕴含信贷的概念。(注：Jacques Derrida, pp.40-45.)“礼物”就是主体间的象征债务，它因其持续性的匮乏（永远等待着“回礼”）而维系着特定社会的象征结构。在此意义上，德里达指出，“前现代的‘礼物交换’与当代西方金融信贷机制是两种围绕‘礼物’构建的模式”(注：Jacques Derrida, p.41.)，尽管当代西方金融信贷机制高度复杂，但它依然靠结构中不断被制造的匮乏来维系自身。
鉴于债务关系在当代脱离了生产而演变为主体间的象征秩序，法兰西理论家从象征关系而非价值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冰冷的经济理性中贯穿着象征性”(注：Jacques Derrida, p.42.)。在此语境下，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恰恰是靠围绕匮乏而动员起来的主体的非理性来维系的。社会结构围绕“礼物”的匮乏而构建；在金融资本投机领域中，“礼物”是债务投机所得虚假的货币“增殖”。德里达由此指出，“在信贷投机中，虚假的货币恰恰成为真实的资本”(注：Jacques Derrida, p.12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尽管饱受生产关系方面矛盾的冲击，但它依靠营造起现实中的主体间性结构而动员社会主体的非理性欲望—快感，从而维系着资本主义的苟活。在这种新的现实契机下，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里选择以欲望、力比多的非理性运动作为线索叙述资本主义临界点形成的历史。例如，利奥塔用力比多的具体化作为线索展开叙述，金融危机反映的是资本所动员的力比多的具体化呈现。(注：Jacques Derrida, p.229.)在此叙事话语下，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都是力比多的变体，是以被动员的力比多为来维系的结构。
那么，这种欲望、力比多的具体化形式发展会朝向何种方向？德勒兹、利奥塔等法兰西理论家共同认为，欲望、力比多的生产会朝向摆脱外部规定性的方向发展。德勒兹和加塔里将这种欲望生产的摆脱外部规定性的发展趋势叙述为“去器官化”的过程。由欲望生产带动的社会生产最终会走向“无器官身体”，资本主义恰恰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产物。德勒兹和加塔里指出，“流的解码，社会体的解域化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发展趋势”，它最终会“运行于无器官身体之上”(注：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p.41.)。在这一视域下，金融资本在当下恰恰是“无器官身体”，它摆脱了“工业机器”“土地”“劳动”等“器官”，在G—G’的公理化身体上空转而无需承担“器官”所带来的负荷。在此历史叙事下，金融资本投机领域的发展恰是欲望生产的必然产物，这在现实层面引证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判断：“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作为结果，“时间和空间越发脱离大地，越发力比多化、迷醉化、短暂化”。
对于这个呈现为“无器官身体”的金融符号领域，利奥塔认为，最现代的资本主义存在于这个投机领域中，其背后的推力不是秩序，而是热情（zeal）。资本不受制于（再）生产的节奏，人们在此陷入符号中的疯狂，被动员进G—G’的宗教性活动中。
由此可见，法兰西理论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临界点时，将主体的欲望—快感引入政治经济学乃至历史叙事之中，以阐释资本主义的苟活状态。主体被结构激活的欲望—快感成为某种支撑既定结构的“热情”。黑格尔曾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21页。)与黑格尔不同，法兰西理论聚焦的不是“热情”如何被理性动员以助推理性的历史发展，而是着眼于“热情”如何被平面化的社会结构动员以维系结构本身，从而使得结构的临界点迟迟不来。这一理论视角从一个不同的方向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界限问题，后者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研究的对象。法兰西理论这一视角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资本不只靠盘剥劳动力来维系，而且通过制造匮乏来构建社会的表面结构。这为我们今天反思资本的界限，走向新的社会时间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理论研究不仅需要探索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的秩序如何制约着社会主体，而且需要关注社会主体如何在特定的结构性动员下支撑着社会存在的秩序。
结 语
面对当代西方日益扩张的金融资本投机领域，法兰西理论以社会动员性为切入点，借助于精神分析与人类学等理论资源，从主体的视角考察了金融投机领域所构筑的相对独立于生产的虚拟经济空间，后者被认为是现实存在的符号秩序。在失去生产纵深的虚拟经济中，金融的欲望装置通过制造结构性的匮乏，带来了投机欲望的延宕，后者促使社会主体的热情不断被动员起来以维系虚拟资本“增殖”的空洞幻象，从而在“全民资本主义”的虚假话语下与资本“一荣俱荣，一辱俱辱”；本能与逻格斯在其中和谐相处。金融资本这种维系自身结构的方式依赖于“中心—外围”体系的不断扩张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不断私有化，它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制造匮乏的欲望机器以动员社会主体支撑自身。面对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社会需在谨防公共生产生活条件私有化的“剥夺性积累”的同时，思考不同于金融资本社会动员形式的构建。这不仅涉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涉及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