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精粹丨牛子牛丨从“物质生产” 到“价值生产”——生产理论视野下马克思哲学的演进逻辑

——生产理论视野下马克思哲学的演进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变迁入手，重新思考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在笔者看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个彼此关联的有机环节，前者侧重“物质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论述，后者侧重“价值生产”活动的特殊性描摹。其中，“物质生产”的逻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共性规律，是马克思新哲学革命的集中体现。此后，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特殊性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凸显了“价值生产”这一主导性逻辑。上述两个环节，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有机整体。

一、马克思的新哲学革命与“物质生产”的形成

马克思早年的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集中表现为“物质生产”逻辑的建构，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完成的。马克思青年时期哲学批判的主旨，可以概括为“抽象思辨批判”和“既成性批判”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以唯心主义哲学为批判对象，导向一种感性的、实践的哲学；后者则同时针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导向一种生成性、能动性的哲学。这两种批判主旨的综合，要求提出一种兼具生成性和现实性的新哲学：这种哲学不是在事物的既成性中理解事物，而是在其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理解事物；同时，这种生成性过程又不是“精神”的内在理性所驱动的神秘历史，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所构成的历史。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通过“抽象思辨批判”和“既成性批判”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之后，应当如何规定那个通过这一超越才变得可见的“现实”本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这一问题给出了一种解答。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一般规定，在世界的可改变性中理解世界，也就是从能动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的视角去理解人；而人作为这种活动的主体，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想象的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要规定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就要规定“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一种十分具体的经验现实。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将这种“现实的个人”当作了理论的出发点、当作了“无前提的前提”。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可能在理论的起点处规定一种具体的经验现实？一个“具体”势必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不可能在理论的起点处就全部提出。在这些规定中，哪些必须提出、哪些可以略去，哪些是本原的、哪些是派生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先后如何、层次如何等等，都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采取的策略是：在这一具体的经验现实之中，选取一个最为优先的规定，即“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将其设定为现实历史活动的本质规定，由之出发对历史发展进行推演。这个本质规定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简言之，马克思将现实历史活动的本质规定，设定为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物质生产；之所以采取这一逻辑步骤，是为了解决将思想的起点规定为“现实的人”这一具体的经验现实所必然带来的问题。

二、“物质生产”的具体化发展与“价值生产”的发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物质生产”的历史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最终完成。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又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分析，揭示了“价值生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原则。这一思想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仅从“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并不足以推论出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这在《资本论》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资本论》开篇就将商品分解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包含着商品的物质特征，是与“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直接相关的。但是，“价值”则与“使用价值”完全不同，价值“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价值所表征的是商品的同质的可交换性，并最终表现为货币；它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不是感性的对象性，也不能满足任何需要。“使用价值”维度对应着“具体劳动”，而“价值”维度则对应着“抽象劳动”，后者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新发现的劳动形式。因此，从“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或许能理解“使用价值”的生产，但难以理解“价值”的生产。

然而，“价值生产”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运动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使用价值的生产仅仅是价值增殖的手段。资本生产何种使用价值，首先不是取决于相应的“需要”是否存在，而是取决于相应的生产活动能否产生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就其一般性来说，固然是“为了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但就其特殊性来说，更是“为了资本增殖的价值生产”。在这种意义上，“物质生产”范畴并未涵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为此，马克思必须通过专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

第二，只有在具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历史性地理解自身。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思想观念是历史性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据此，“需要”“生产”等范畴虽然看上去是最为一般的，但实际上也是历史性的，它们作为抽象范畴的凸显，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的产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着眼于普遍历史规律的一般性论述，并未对这些范畴本身的前提进行历史性批判。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则试图在具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范畴做出历史性的理解。

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将生产活动的目的规定为需要的满足，又将“需要”规定为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条件，以及从满足这些条件的努力中新生成出来的东西。此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反思，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关系结构中，从而将其理解为“价值生产”活动的一个抽象环节。

首先，“需要”范畴的普遍化和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恰恰是以资本增殖运动的普遍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产生了巨量的过剩产品，迫使资本尽可能地拓展商品流通范围，从而建立“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和“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需要”范畴才会被确立为一个普遍范畴，“物质生产”才会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其次，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与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之间呈现出更为具体复杂的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用于生产固定资本，即价值增殖的手段，而用于满足最终消费需要的财富则越来越少。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价值生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则成为一个从属性环节。资本主义尽管不可能消灭这“第一个历史活动”，但倾向于让其退居次要地位。

再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与“人的劳动”直接联系起来。此时，马克思试图以“分工”概念解释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分工”概念源自亚当·斯密对手工工场时期生产经验的研究，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的分工协作。因此，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人的劳动，而生产力也表现为每个个人的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与“人的劳动”的复杂关系。由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活动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的劳动”同“物质生产”的联系逐渐疏远，同“价值生产”的联系则变得紧密起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中，机器取代了大量工人，工人直接的生产者变成了机器的看管者。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多地由机器的活动、而不是由人的劳动生产出来。这表明，人的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之所以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通过“价值生产”间接地与“物质生产”发生联系。于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反常景观：人的劳动在“物质生产”中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但人为了“价值生产”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就“好像”人的劳动依然是财富的源泉一样。马克思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力是每个个人的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表象，它使得工人不得不参与雇佣劳动的生存处境被自然化、合法化了。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物质生产”与“人的劳动”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普照的光”之下显现出了特殊的色彩。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创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生产”命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物质生产”命题的简单延伸，而是实现了理论方法的实质性创新。如前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物质生产”是“现实的个人”这一具体经验现实的本质规定。但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却明确指出，将“现实的个人”这样的“经验具体”作为起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经验具体在一开始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即使一种思想宣称要以这样的“具体”为起点，它实际上也是以某种抽象（如一般的“生产”“需要”等）为起点的。而且，因为这种思想自以为是以“具体”为起点的，所以它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做的抽象，更意识不到这种抽象是建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这样一来，这种思想就容易被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将建基于特定社会形态的范畴当作全部历史的一般范畴。

出于上述理由，马克思认为“叙述方法”的起点不应该是某个“具体”，而应该是最简单和抽象的范畴。从这一抽象范畴出发、逐渐进展到思想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所称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退回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抽象立场，因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在唯心主义哲学看来，抽象范畴是自行运动的，是现实具体本身的原因，它“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范畴则是以现实具体为前提的：现实的具体“是现实的起点”，而“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因此，从抽象范畴出发、推论到现实具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探求抽象范畴本身的前提的过程，即“前提批判”过程。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蕴含着抽象同具体之间的一种有别于唯心主义的关系，因此本身就构成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批判。

这种“前提批判”式的推论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抽象范畴同现实具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联系：最为简单和抽象的范畴，只有在最为复杂和具体的社会总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它依赖于这一社会总体的一定结构。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种抽象范畴的存在，总是已经蕴含着这个特定社会的一切规定的萌芽形式。如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这种前提批判性质的推理，从一开始就杜绝了各种“既成性”的思想态度，因为它对任何一个范畴的运用都蕴含着对它的历史性条件的批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借由一般的“劳动”范畴说明了这种方法：“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同样的方法对于一般的“生产”“需要”等范畴也是成立的。

马克思运用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前提批判”方法的典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成之作《资本论》。在其中，马克思以“商品”范畴为起点，陆续推论出了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进行了立体描摹。如前所述，“商品”作为初始的抽象范畴，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维度。其中，“使用价值”维度与“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直接相关，是直观可见的；相对地，“价值”维度则不可能从“物质生产”的逻辑中推论出来，也不可能在直接经验中被观察到。《资本论》的推论主要围绕“价值”维度展开：商品的普遍存在和价值的普遍表现，建基于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这种普遍的商品交换，经过价值形式分析，又被奠基于普遍的货币流通；普遍的货币流通只有作为资本流通（即G-W-G’流通）才是可能的，从而导向了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概念。可见，正是因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离开了“经验具体”的层面，从“价值”这一抽象范畴出发，分析其历史性前提，所以他才能通达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关系形式，实现从“物质生产”到“价值生产”的推进。

至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革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理论的“叙述方法”不可能直接从“经验具体”出发，而是只能从一定的抽象范畴出发。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一种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基于“纯粹经验方法”的“实证科学”，更加包含一个从抽象范畴延展开来的理论体系，其展开方式是对抽象范畴的前提条件进行历史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历史表现为“生产的历史”、人表现为“劳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其基础是19世纪中期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得到了历史性的理解，从而完成了自身。

此外，马克思对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批判也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首先，“抽象思辨批判”不再表现为笼统地反对“抽象”本身，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恰恰只能依靠“抽象力”。在这里，对唯心主义抽象思辨的批判，表现为对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关系的一种非唯心主义理解，即：不应当把抽象范畴的自我产生过程理解为现实本身的原因，而是要从抽象范畴出发，对其现实前提做出推断，从而将抽象范畴奠基于具体的现实总体之上。其次，“既成性批判”仍然指向一种能动性、生成性的哲学，它不仅表现为一般的“物质生产”范畴，更加表现为一般范畴本身的历史性：任何一般范畴都是特定历史条件所“生成”的效应，因此也和这些条件一样是历史性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实践方式的建构产物。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独特辩证法，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生成性与能动性的新的理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