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三个不可回避的“锚定点”：《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一般看来，前两者属于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更为“正统”，是今天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异化思想的兴起则得益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传统，是“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核心。《资本论》则属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关于这三个思想之间的关系，已经存在多种解读，我在此归纳出较有代表性的三条进路：
“标准解读”认为，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属于他的思想的不成熟阶段，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后者是在前者指导下开展的具体研究。两者类似于实证主义哲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研究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预先设定了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界限，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融贯论解读”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所谓的断裂，这三个思想统摄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总主题之中。无论是异化还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剥削的分析，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具体的人的不自由（异化）以及如何通过超越资本主义他们自由（解放）这一现实问题，不同时期的理论工作是在这个总规划下具体的、连续的推进。这类解读的一大特点是，它倾向于用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统摄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程。比如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就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以具有现实性的个体为先验基础的先验哲学体系。近来有些国内学者说政治哲学是马克思的第一哲学，大抵也是这个立场。
“经济学-哲学解读”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经济学”和“哲学”。即使是最哲学的《1844手稿》，也有着对工资、地租、利润的讨论（尽管不够“科学”）；即使是最经济学的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也有着对拜物教、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哲学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子。这一解读强调要寻找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比如《回到马克思》就重点挖掘了在马克思后期经济学手稿中蕴含的一种具有认识论批判性质的“历史现象学”，这构成了超越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定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详见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发现哲学——张一兵的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又比如新辩证法学派认为，《资本论》就是关于资本的《逻辑学》，是资本逻辑自我开展的哲学推演。在这类解读下，《资本论》往往被视为《形态》中提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化和实现。关于《形态》和《资本论》的关系，有两者理解，一种以《形态》为中心，将《资本论》视为《形态》中提出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延续；另一种以《资本论》为中心，将马克思的哲学探索理解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环节、部分。
这三种解读各有其现实和理论逻辑。我在这里只基于我对马克思本人著作的理解，作出一些基本的评价：
不同于“标准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在《形态》划定的框架内开展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反，马克思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研究超越了《形态》中的实践本体论。正如学者牛子牛指出，在《形态》中，“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具有本体论意义，而这非但不是马克思的独特观点，反而是他在《资本论》中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他在《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完全异质于“需要-使用价值”逻辑的“价值增殖”逻辑。换言之，马克思不是在《形态》中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应用这些原理，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进一步深化。
不同于“融贯论”，马克思思想的两次转向不是连续的、渐进的发展，更不能被囊括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大全框架中，相反，它们是马克思在走进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转换问题意识的理论成果。人的自由当然是贯彻马克思思想的主题，它不是一个清晰的、给定的目标、工程，而是一种倾向，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就体现为向这一方向的前进。马克思不同阶段的理论工作不可以大而化之地放在这个大箩筐之中，驱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从不是自由这个范畴的自我生长，而是他对现实资本主义考察的深化。
“经济学-哲学解读”大体是符合马克思文本逻辑的。一个可能的质疑是，对马克思来说，“拜物教批判”“资本的辩证法”即使是他理论工作的一部分，也绝不可能是《资本论》的主要任务。如果过度强调《资本论》范畴批判、哲学体系的一面，可能会弱化对第二三卷中资本循环、利润率下降等很“经济学”的内容的讨论，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发现，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院老师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院的老师重视的是“政治经济学”，哲学学院的老师重视的是“批判”。《资本论》的文本，既可以用来写新质生产力，也可以用来支撑一个马克思-斯拉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可以用来对当代资本主义新趋势的批判。在我看来，在其中并不存在哪一条路径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复合属性的学科：
它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前提批判；
它既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历史科学，又是揭示出这种规律本身的现实基础，通过改变这一现实基础超越这些规律的批判哲学；
它既是马克思哲学自我否定的产物，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实现；
它既是马克思这个人思想的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现实政治运动的法理基础。
所以，如果要我回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我的回答或许会是：
首先，马克思当然称得上是一位以全人类的自由为追求的哲学家，但他在《1844手稿》《形态》《资本论》中呈现的是三种互相异质的哲学，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比起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区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的区分，因为无论在哪个阶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都是不可分的，马克思的哲学见解的深入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基础之上；最后，《资本论》本身的复合性质使得不同的解读路径得以可能，也使得任何简单的化约必然导向片面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马克思早期人本思想的延续，或者《形态》中提出的历史科学工程的一部分，而应该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加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