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新自由主义信条，如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工具、政府是腐败和低效率的代名词、自由贸易能够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共赢，被伪装成非意识形态化的客观真理进入各大主流经济学教材和人们的公共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用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武器进行回击。但事实上，即使不借助复杂的理论来批判，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就已经无数次打脸那些简洁漂亮的结论。公众号接下来的一个系列就试图回应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自由主义信条。本文简单用史实回应新自由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信条“经济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之后的文章会具体拆解新自由主义者为支持这一观点所作出的各种论证。
经济自由化指的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它对内表现为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通过减税、减少公共支出、减少经济干预、放松金融等各方面的管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增强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对外方面，经济自由化则体现在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减少对外资的限制，旨在通过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来提升经济效率。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自由化被视为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良药，认为任何国家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一定是因为还不够“自由”。
然而，经济自由化真的如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万灵药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反例。20世纪60至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SI）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通过高关税、补贴、以及其他保护主义政策来支持本国的制造业发展，旨在减少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在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值显著上升，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蓬勃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就业和社会福利。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放缓，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拉美国家因大规模举债发展经济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以这些国家借债过多、政府赤字率过高为由，施压要求拉美各国实行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这些计划的核心就是经济自由化：削减政府支出、降低贸易壁垒、私有化国有企业以及放松金融管制。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贸易保护下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以及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和低效。他们主张，通过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竞争，从而减轻各国的债务负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正是这一政策思想的集中体现。华盛顿共识主张通过自由市场政策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以其“普遍适用性”闻名，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
结果呢？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后的拉丁美洲，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在实施这些政策后的十年内，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仅为此前的三分之一。曾经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由于关税降低和竞争压力而大幅萎缩，许多企业无法与国际市场上的强劲对手竞争，被迫关停或缩减规模。制造业的衰退使得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重新退回到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形态，依赖原材料和农业产品的出口收入。就连最初说要偿还的债务，至今也仍然没有解决。可以说，经济自由化对拉美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全面的毁灭性打击。
另一个例子来自东亚国家。东亚经济增长往往被新自由主义者援引为经济自由化带来经济增长的楷模。但事实上，无论是早早发展起来的日本，还是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到后来的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都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相径庭。
日本是东亚最早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了重建，但日本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经济政策来引导国家的发展。通过成立经济规划机构（如通商产业省），日本政府制定了详细的产业政策，确定了重点发展的行业，并通过提供贷款、技术支持和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汽车、电子等关键产业的崛起。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限制进口和保护本土企业，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韩国的发展历程同样体现了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上台后，韩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特别是通过“汉江奇迹”的实施，使韩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韩国政府通过设立经济规划委员会，制定五年计划，明确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步骤。政府还直接干预金融市场，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向重点产业提供低息贷款，支持重工业、电子、化工等战略性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政策，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这些企业，包括现代、三星等，后来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韩国的发展战略并未完全开放市场，而是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本配置、保护新兴产业、限制外国投资，确保本土企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可以说，韩国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干预和引导，而非市场的自由运作。与韩国共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样伴随着大量的政府干预和计划元素。更不必多说这种“局部自由化”所导致的的亚洲金融危机。
后来的学者将东亚国家的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点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性转型。这类国家通常具有经济民族主义，社会动员能力强，由一个相对自主且精英集中的中央权威统治等特点。政府在经济中广泛干预，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和金融压制。可以说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主导和最小化政府干预形成了鲜明对比。
讽刺的是，在今天主张经济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万能钥匙的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在当年自己发展初期也是以经济保护主义著称。这些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都采用了高关税、补贴和产业政策等经济保护主义措施，以保护和扶持本土新兴产业，抵御外部竞争。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通过《谷物法》和海上霸权保护本土工业，美国则在19世纪采用高关税政策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实力稳固后，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并倡导经济自由化。正如左派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富国在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发展起来后，一脚踢开了自己曾经成功的梯子，反而给发展中国家强加自由市场这种只会固化现有利益格局的经济体制，其心可诛。可以说，在今天还在盲目鼓吹经济自由化，痛心疾首中国经济太不“自由”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